民以食为天，“食”自然也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本文里，笔者考查自计划经济时代以来有关“食”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聚焦，而每一不同的聚焦都反映了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怀所在，这些关怀又同特定时期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密切相关。

我们将首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家提出的有关方针。在计划经济时代，对“食”的考虑主要是政府的事，民众无缘置喙。当时的说法是 “粮食安全”。本文里的“粮食安全”是计划经济时代粮食政策的概括，与后来应联合国的呼吁而制定的粮食安全策略没有关系。

其次，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食品工业的兴起，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出现了另一种食之虑——食品安全。而在这些年里，则是转基因成为食之虑的焦点所在。本文将说明，虽然在半个多世纪里食之虑的焦点有所变更，但每一次都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某种亲和性。每一次不同的聚焦都与特定时期的整体社会状况有关。食之虑既来自权力，也来自平民百姓。庙堂的焦虑关乎社稷，而社会的焦虑有时却也为庙堂排忧解难。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三种食之虑都与体制息息相关, 而究其核心则多有相似。具体而言，皆关乎信任。

粮食与食品是两个有所交叉的不同概念。粮食指的是五谷和一些可以作主食的块根类作物，豆类也列入粮食的范畴。正因为传统上粮食是为主食，国家投之以关注是很自然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大体类似的话：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一语道出了粮食的重要性。

粮食安全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为国家事务中的重中之重。时至今日，迅速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导致中国可耕地面积锐减。但“18亿亩”可耕地是政府力保的红线。这一规定说明政府对粮食安全的关注度。关注粮食安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传统。历代政府虽然也对粮食高度重视，但不同的是，对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言，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为了防灾赈灾，而是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因此，粮食安全作为食之虑首先与国家政体性质有关。

其次，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个“饥荒的国度”，因而我们不能无视饥荒频仍的历史记忆之影响。对曾经长时间奉行计划经济的中国来说，粮食不仅用以果腹，同时还是重要资源。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 在他著名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一书里，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有着令人信服的解释。在他看来，当年社会主义国家里常见的短缺现象并不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匮乏所导致的，而是制度上的设计所致，所以是制度上的短缺或者体制性短缺。计划经济的前提是相信资源是稀缺的（这本身并没有错），所以必须通过行政权力进行配置。因此，科尔内称之为“资源约束型体制”。既然粮食被视为资源，其安全自然被政府视为要务。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计划经济时代的粮食生产不仅要保证国民有饭吃，还得保证其发挥资源的功能。

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政府一直把粮食安全视为发展工业体系的保证。直到现在，代表体制的声音还认为，中国政府自1949年到1978年所执行的粮食政策，即：统销统购，对粮食征税的做法，“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和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中国共产党秉承了苏联的路子，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压注在发展重工业上。在当时的领导层看来，一个国家发达与否是以重工业为标准的。重工业不发达意味着国家不发达，国家不发达意味着必然在国际上被动挨打。

因此，在所交往国家极为有限，又缺乏外汇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常常是通过输出农产品来获得积累，进行贸易结算。所以，计划经济时代粮食安全政策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为工业发展服务。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总结和道明了粮食生产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就必须防范人口离开土地。于是，户口制度的确立与粮食安全之间就有了因缘关系。二者看似无直接关联，但细究之余，即可发现二者间之亲和性。新中国成立之始，即在发展上挪用了斯大林模式，此即西方学者所谓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策略”，大幅度地推动工业化进程。如同发生在其他国家那样，此举迅速拉大了城市/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差距，直接导致了农村人口流入工业领域和城市。

户口制度自古有之，但主要作为生命信息收集和纳税依据的机制而存在。虽然在有些朝代里，户籍制度也按所从事的行业起了划定身份的作用，但主要功能用于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户口制度则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由此，我们领略到了户口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当时的工业领域的产业规模无法吸纳太多的流动人口；而服务业经过三大改造之后几乎不具规模。大量滞留城镇的农民不仅加大了粮食支持上的压力，而且在大跃进期间还导致了有些农村在收获季节缺乏人手，导致了1958年夏天大量的粮食和棉花无人收成而歉收。同时，缺乏外汇的中国继续吸纳先进的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必须通过农副产品来进行资金积累与结算。

户口制度在1951年恢复，但在当时主要是在把城镇居民记录在册的同时，稽查城镇居民中的反政府人口。从1955年开始，户口制度涵盖的人口扩大到所有城乡居民。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户口登记条例”把户口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推向了极致，并且所有国民被归为“农”与“非农”两大类别，此举意在保证有足够人手来从事农业生产。因应此需，自然得把农村人口固着在土地上。

通过户口制度把当时占人口总数约85% 的农民绑缚在土地上之后，农民彻底沦为为城镇和工业领域提供便宜的粮食、廉价劳力与资本的“农业人口”。这些服务性功能只有通过集体化方能得以实现。广大农业人口无由享受国家福利和其他补贴，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国家决定的很低的价格上生产粮食和其他可作为原材料的作物如棉花等，来支持几乎全被国家垄断的工业生产。随着这一户口制度的确立，城市居民——也就是非农业居民，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住房（通过所在单位）、招工、教育、公费医疗等福利和粮食定量配给。

通过农业积累来支持国家的工业化说明粮食安全对当时的国家而言，主要不是在于保证人人有饭吃，而是在为工业化服务。大饥荒使得政府和国人对“粮食问题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避免粮食危机，保障粮食安全已成为一种强烈的民族心理反应”。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说过的的话：“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干半稀，”再度广为人知。“大跃进”狂潮过后，人们经常听到一些要求大家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建设的施政方针以及标语口号，这些话语里不乏耸人听闻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凡此种种。

与这些话语相接的往往就是如何“支持世界革命”的主题。因此，节约——以及有关的粮食安全的话题——就成为支援“世界革命”的一种立场和一种方式。毛泽东在不同时期说的一些有关节约的话语因此而广为流行，如：“节约闹革命”；“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等等。

中苏交恶之后，潜在的战争风险使得政府把粮食安全作为备战的重要条件。当然，饥荒的阴影持续存在，因而后来，涉及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口号便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二十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苏军队在两国边境发生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极大不安。

“备战备荒为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面临来自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于1972年12月10日转发国务院11月24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毛泽东强调战备问题，要储存粮食、布匹，修筑工事和防空洞。全国各地不仅大力储备粮食，许多地方还到处开挖防空洞，称“人防工程”。这种状况在1976年之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当年各地大概都贮存有粮食，因而城市居民难以享用新米。

在本人记忆里，人们常年吃的都是陈年旧米。粮食国家专卖，非农业户口消费的商品粮都是到专门的粮油专卖店去购买。想来，每年的新米大都贮存起来，给居民吃的则是过去贮存的陈年老米。

总之，计划经济时代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发展，并因此完善其独一无二的户口制度。毫不夸张地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体系建设是以广大农民的无私奉献为基础的。国家在“大跃进”之后提倡的各种节约、节粮措施，强调贮存粮食，备战备荒，除了考虑到战争的因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那场饥饿记忆反思结果。

另外，信任也应该是我们思考粮食安全的维度。在那个时代，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当时不仅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结成阵营，而且因为中苏对立，中国与计划经济国家集团的其他国家之间也互不信任。也只有强大的工业化才能保证国家不受到威胁和保持稳定。在这样的思路下，粮食安全的考虑必然与战备有关。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在粮食安全的考虑中，民生实际上并不是摆在第一位。

食品安全与粮食安全是不同的话题。首先，食品是各种以粮食、水果、肉类为原料，经过一定的方式、程序生产的供消费者享用的产品。食品在面貌上未必与它的原料相同。其次，食品安全成为社会问题来自消费者对发现，是消费者对自身基本权利的维护，是真正意义上的食之虑。食品安全是近十多年内出现的术语。它所携带的意涵让人即刻想到健康的问题或者人身安全的问题。而此前存在了很长时间的“粮食安全”则聚焦于社会安全，乃至于国家安全。今天，从国家的观照看问题，二者都涉及到了社会稳定。但除了上述提到的特殊原因之外，粮食安全要保证的是有饭吃，这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之最低限度的条件。食品安全主要是保证不吃出病来。

一般说来，食品安全问题不太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为，第一，并不是所有的食品都存在安全隐患；第二，某一有安全隐患的食品仅对消费它的那一部分人构成健康上的威胁；第三，即便发现某种食品存在着健康隐患，想继续享用这种食品的人还有其他选择，比如，他们可以选择其他品牌的同样食品。在理论上，这三种条件的存在可以把食品安全问题所可能引起的社会隐患降到了最低限度。但是，如果食品安全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有亲和性的话，也完全可能成为最终导致社会动乱的社会怨气的发泄孔道。

阎云翔指出，“食品安全”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于媒体，在世纪之交成为了日常语汇, 但事实上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阎云翔在同一文章中对此做了调查。的确，自进入21世纪之后，食品安全成为社会公众一大心病。追求市场效益的结结果，致使许多企业无视基本商业道德和社会道德，大肆在产品中做假，或者在产品中参入各种添加剂。这些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发生在各小业主经营的餐饮业里，也发生在知名的品牌厂家。

在许多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件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是2008年发生的毒奶粉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许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查出他们所食用的奶粉中含有化工原料三氯氰胺。在产品中加入这种化工原料目的是为了满足产品标准的检测。奶粉需要表明所含的蛋白质成分有多少，但是检测蛋白质本身技术复杂，三氯氰胺则因为其氮含量的缘故，可以帮助满足检测要求。

除了毒奶粉之外，比较引人注目的食之虑现象还有 “苏丹红”、地沟油、瘦肉精等。这些事件都是因为使用添加剂或者劣等、不安全的食材引起消费者的恐慌。苏丹红事件发生于2004和2005年间。起因是发现洋快餐肯德基的食物含有这种材料。苏丹红是一种工业燃料，可用以添加在食物中以增加食品色泽。在国外，许多食品都有添加剂，但是在量上有着严格的控制。但是，苏丹红在欧洲一些国家内禁止使用。苏丹红事件发生时，有专家出面解释食品添加剂的毒理，认为对苏丹红没有必要“过度恐慌”，并用食品安全科学和毒理学的基本概念“剂量决定毒性”来加以说明。

在这样情况下，专家出来为国内食品安全进行背书。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安全技术中心教授胡小松认为，“不管在外国还是中国，今天的食品已经是越来越安全，而不是越来越不安全了”。他接着还说，20年前的安全状况与今天的安全状况相比，有质的变化。”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各种化学肥料的使用，农家肥从农业生产日渐淡出，寄生虫在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是个问题。所以，今天的食品安全考虑的对象与20-30多年前相比，不会是一回事。在当今的食品安全问题上，人们更注意加工过程和养殖过程技术手段。换言之，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是科学技术运用到食品工业产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所带来的。瘦肉精事件是为其例。

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的头几年里，食品安全还是很严重的问题。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数据，关于食品做假的投诉2011年比2010年多出了22%。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2012年有41%的被调查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严重”，而在2008年如此作答的仅为12%。由于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反响极大，国家有关部门不得不对食品行业加强监管。在处理不良商家的过程中，屡有新的法律法规推出，在业内极大地遏制了不良做法。

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Durkheim）指出，社会偏差行为和犯罪有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可以促使法律法规更为完善。在他的《社会学方法原理》（The Rule of SociologicalMethod）中，涂尔干认为，社会偏差行为不是个体特殊结构上的病理性行为，而是所有健康社会的有机部分。在所有的健康社会中，我们都能发现存在着犯罪现象，因此这些现象势必起到了某种所需要的、积极的功能。否则它们应当随着社会进步和日益复杂与文明的过程中消失。犯罪之所以正常乃在于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犯罪。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可接受的行为增加而不是减少。涂尔干在他有关社会分工和自杀的著名讨论中，也犯罪及其他统归于社会偏差类别中行为发生及其功能做了解释。

另一位社会学家凯.埃里克森（Kai Erikson）延续了涂尔干的思路，但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指出被社会所列出的社会偏差行为实际上构成了维护共同体所需的边界。

总之，从涂尔干和埃里克森的观点来看，犯罪和偏差是社会的自然过程。以上提及之食品安全所导致的社会焦虑和恐慌说明我们的法律法规尚有待完善，而这些恶行也确实促进了在食品安全上的立法进了一步。历史证明，美国社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也曾爆发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故，这些事故最终促进了法律在这方面的立法和完善。

食品安全焦虑在社会上挥之不去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广大公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出了问题。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语境里，人们认为执法人员易于被拉下水。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认为，官商必然勾结沆瀣一气。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喜欢求人，用金钱、礼物摆平事情。这种行事方式一旦在社会上被普遍认可或者接受，法律必然会失去人们对之预期的公正性。一旦在现实生活中立法者或者执法者被揭露出受贿的事实，就很难要求公众对立法者、执法者，甚至对法律予以整体性的信任。

因此，在公权力和民众中建立互信之所以难，除了寻租腐败之外，还有文化上的缘由。一旦传统的“礼数”在法律领域也有其空间，人们就很难对法律产生信心。况且不少人都相信，没有什么事是无法用钱摆平的，这样一来，法律的公平性自然遭到质疑。当下中国社会人心浮躁，人人都梦想着赚大钱成为富人，以己度人，必然认为执法人员难以拒绝诱惑。因而，对于食品安全的焦虑实在绕不开一些文化上的因素。

虽然有关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食之虑持续存在，但情况今非昔比。粮食安全随着中国经济卷入全球化之后，似乎渐为忽视。根据路透社2013年的报道，中国一家智库估计该年中国将进口550万吨玉米，比上一年度（2012年）增加了300万吨。同年9月，又有官员说，国家可能必须进口680万吨小麦，而上一年度则是270万吨。急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原先粮食基本自给自足的中国不得不以世界的8%的可耕地养活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在联合国的粮食安全国家的序列上，中国在世界上仅列42位，仅比博茨瓦纳提前一位。2011年，中国进口了约990万吨粮食，约占全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4%。2012年，进口量略低，但也达720万吨。2013年显然超过前一年的数字。

但是，由于中国在下一个20年里的人口将有约3亿人成为城镇居民，务农人口和可耕地将更为减少。面对这种状况，中国领导人也有了粮食安全上的焦虑。国家领导人2013年在河北考察时就指出，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靠自己。领导人希望中国的粮食安全必须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农业增产。2017年3月7日上午参加辽宁代表审议时，领导人再度强调，中国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碗里面主要装中国粮食，或者说我们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但是，中国耕地仅占世界的可耕地的8-10%，人口却占世界总人口的22%，条件堪忧。如何来保证碗里装的是中国粮食，端稳自己饭碗？

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严峻。有鉴于此，国家有所未雨绸缪。但这似乎又存在着两难。如果关注农业，那就不该继续减少可耕地存量，而如果不把大量可耕地用作其他用途，地方政府又无法显示治理绩效。如果地方政府全都停止各种可能侵吞可耕地的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整个国家的GDP就难以上去。如果这些都真的发生，政府又当如何保证其执政合法性？转基因作物上市之后，展现了另外一种前景，无疑引起了中国粮食专家和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转基因作物的引入和技术开发就是在这种既要抓发展又要保证粮食安全的窘境里开始的。

显然，从市场效益的角度看，转基因农业的确是赢家。根据英国“PG经济学”有限公司的农业经济学家布鲁克斯（Graham Brookes）发表的转基因作物全球社会经济和环境收益报告，1996年至2014年间，转基因技术使全球大豆产量净增1.58亿吨，玉米产量净增3.22亿吨，皮棉产量净增2470万吨，油菜产量净增920万吨。从这些作物的平均产量来看，玉米增产了11.7%，棉花增产了17%。换言之，转基因技术在19年间，使得全球的粮食净增5.14亿吨。此外，2014年，转基因作物直接带来的全球农场收益为177亿美元，相当于每公顷增收101美元。1996年至2014年的19年间，农场收入增长了1503亿美元。

转基因农产品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市场上是在1994年。尽管时至今日转基因食物产品在安全性、透明度、可追踪性方面还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世界粮食市场之巨，依然使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在科学界，转基因作物被视为农业生物科技的巨大成就。科学家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将有更多的转基因食物冲击市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农业科研部门开始研发转基因作物。同时，由于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国，转基因作物如玉米、大豆以其低廉的价格自然得到了中国粮食进口商和有关部门的青睐，转基因产品和作物也进入中国市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粮食安全举措不无关系的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和研发在我国社会却引起极度的焦虑。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工程在国际社会也常有公众的反对声浪，但所要求更多的是对作物进行标示和风险评估。这些要求都很理性，都值得关注和采取相应的行动。因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工程引发的焦虑在我国更多的是非理性的，不少相关话语有着强烈的阴谋论色彩。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以下为“反转”或“反转运动”）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中的两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另一种主要是诉诸道德。

具有意识形态的两类反转当中，一种完全是建立在堪称阴谋论想像之上，同时也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他们相信转基因作物进入中国完全是美国对华亡国灭种的企图。这部分人都对计划经济时代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绪，认为当今的中国已经走上的邪路。还有一部分以高等院校的精英为主。他们的反转与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部分学者在国际上似乎形成联盟，他们对资本的抗议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批判使他们对食品安全的考虑也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

在国际上，许多反转与食品安全运动的参与者不同于我国，他们多半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职业，虽然不少人态度激进，但总体说来理性得多。国际社会的反转运动可视为世界整体性食物安全运动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反转人士学术左派众多，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将转基因研发和流布视为新自由主义泛滥与资本的贪婪合流的后果，而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无边界流动则助长了这样合流。这部分学院派反转人士也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资本在他们眼里是贪婪、不道德的，社会不平等就是资本肆掠的后果。

以道德为诉求的反转，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是为典型。崔永元与科普作家、拥有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方舟子之争引起社会关注。两人到了后来彻底翻脸，上升到人生攻击并诉诸法庭。至于如何走到这一步不为本文所关注，但是崔永元为何反转却反映这个社会里不少人已经失去了对公权力的信任。他们简单地相信，利益熏心会使人作出伤天害理的勾当。崔永元的焦虑与腐败的流行有着相关性。

引入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工程说明关于粮食安全在决策层看来依然是个大问题。然而，因为公权失信，有人将此归咎于政府决策，借此怀旧计划经济时代。然而，科学家随时都在关注业内的进步，研发转基因应当早于官方决策。但是，对部分反转人士而言，因公权力喜欢与科学结盟来为其各种社会工程获取合法性，科学是否值得信任也成为问题。

事实证明，科学，在一个信任危机弥漫的社会里，也会被视为权力的帮凶而失去部分公众的信任。这也是反智主义弥撒的重要原因。崔永元质疑转基因的安全性并转向反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公权失去信任有关。

反转基因声音最大的一批人，除了会促使一部分人对转基因产生疑虑之外，他们几乎不会对转基因作物与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阻遏，其原因在于，这部分人士情感远多于理智，对这部分人士提供的所谓证据，科学界往往采取辟谣的方式来反驳。然而，由于声浪大，还是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疑虑越来越深，甚至最终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上述两类只是粗略的划分，而者间并非没有重叠之处。大体而言，道德诉求反转者没有对计划经济时代有怀旧声音，但有具体的目标指向，比如粮食部门、农业部门，以及方舟子、方玄昌等转基因的积极支持者。另一类则利用反转积极反美，在反美的同时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强人政治，相信当今政府已经背离了计划经济时代领袖的路线与理想。

来自学术界的反转运动颇具意识形态的色彩。参与者同情底层，同情弱势，反抗霸权，批判和反抗资本主义，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尤其愤怒。在他们看来，强调自由放任市场原则的新自由主义，推动了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资本贪婪的本质不仅使资本流出地的跨国垄断集团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谋取暴利，也使资本流入地的各类利益相关者中饱私囊。大量的寻租机会的存在使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沦落到社会最底层。而转基因已经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剥夺第三世界国家粮食主权的工具。

对于这部分人而言，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似乎不在其主要关注点上，而诸如孟山都这类种籽公司到处攻城掠地才是他们不安所在。在他们的报告中，更多是对本土的农业如何在孟山都这类国际种籽巨头的冲击下走向凋敝的描述与分析。例如，中国本土大豆如何在进口转基因大豆冲击下彻底沦陷等。由此看来，这部分人的反转，食之虑或者食品安全不是首要的问题，而是因为反转可以是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平台。应当说，他们的诉求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他们的反转也有着强烈的道德诉求。但是，他们所寻求的道德制高点与崔永元不一样的。他们所延续的是国际左翼运动兴起以来，对社会不平等的抗争和对底层的关怀的传统，资本主义始终是他们批判的对象。

科学界断言，基因工程使用于食品工业在生物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在无法确证安全性如何的条件下，转基因作物凭其在许多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受到了农业从业者的欢迎。虽然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中国农户往往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种植，但是作物受到农户欢迎是不容置疑的。由于种植转基因作物少了许多常规农活的环节，农户的闲暇时间增多，他们的生活也起了变化。美国农民也宣称，他们从转基因作物种植和推广中获得更多利益。

但是，正像学术左翼反转者所激烈批评的那样，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孟山都等种籽公司的控制。例如，农户每年都必须向这些公司购买种子；去除杂草的农药也得专门向他们购买，等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转基因农作物之所以在国际粮食市场上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主要原因当与其价格低于常规农作物有关。中国大豆产业之所以全面沦陷完全是因为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价格低于自产大豆所致。

以上，本文讨论了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见之于我国社会有关“食”的焦虑所在。粮食安全是计划经济以来政府的基本策略。粮食安全不仅关乎民生，同时关乎社会政治与国际政治，它无疑构成政府治理术的重要部分。粮食安全听起来似乎民生第一，但实质上是以国家安全为第一要务。而国家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更多地寄托于发展现代化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之上，而工业的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又与农业的支持分不开。它不仅需要将人口固着在土地上以保证生产足够的粮食和农产品来提供非务农者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而且粮食和农产品在中国外汇紧缺的时代还不时在国家对外贸易中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而存在。

总之，粮食安全在计划经济时代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基本保证。对粮食安全的焦虑当然还与中国的历史记忆有关，在一个历史上饥荒频仍的国度，国家不可能在治理上不受其影响。

考虑到当年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语境以及中国党和国家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粮食安全其实也是一个关乎信任的问题。当世界分为不同阵营时，爆发战争的风险感始终存在，尽管彼此间实力消长可以有所制衡。不言而喻，市场上交易的各方建立互信是为了抵消风险，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制衡之所以能抵消风险反倒是因为相互之间的极度不信任。因此，战争的风险感对持有对立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阵营而言是永远的，制衡产生的抵消作用是暂时的。简而言之，计划经济时代的粮食安全的焦虑所在有三，即：发展、民生、战争。

前些年沸沸扬扬的食品安全今天似乎有些波澜不惊，但这并不说明食品安全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今天的食品安全的改善应当归功于监管力度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焦虑使人们注意到，不受约束的发展的确会使我们人类在事实上更为脆弱。

目前，对于转基因及其一切的焦虑似有超乎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之上的趋势尽管其本身也是食之虑，本质上是粮食安全的问题。之所以如此，究其大部，盖因反转可以成为发泄不满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最佳渠道。

本质而言，转基因焦虑来自粮食安全焦虑，人多地少是引起该焦虑的主因。如果粮食必须靠进口必然关乎国家安全。政府无疑希望进口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是暂时性的，中国最终应当有自己的转基因农产品。但是，反转声浪的嘈杂，终使农业部门在2015年作出了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分三步走的决定，即：“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的推进步骤。

然而，将开发研究转基因视为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已经态度明确。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认为，农业部对待转基因问题态度是明确的，简而言之就是三条：一是在研究上积极自主创新，占领农业生物科技的制高点。二是推广上慎重，做到确保安全。三是管理上依法。而农业部门之所以作出“三步走”的决定，除了反转声浪之外，还因为担心再度引起食品安全的社会恐慌。当代中国的三种食之虑既有一以贯之的焦虑也各有各自的焦虑所在；三者间未必有因果性，但彼此相关则是明显的。信任危机在三者间也因应时代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