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的辞世令人心痛和惋惜，学界同仁发表了许多悼念的文章。虎彬的谦和、认真、聪颖、睿智，还有那标志性的微笑，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虎彬小我几岁，进入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晚我两年，我一直称呼他为小尹，2015年我退休，他于2014年11月调入新的工作岗位，默契合作多年的研究所的工作班子只有领头人还在坚守。我们之间的同事加朋友的情谊无法割舍。

      去年春节刚过，一位老朋友因肠道疾病突然辞世，她曾经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我们前去送行，在告别厅前见到了小尹，告别仪式结束后我开车顺路送小尹回家，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我们还约找时间一起聊聊。夏天听说他生病已经开始治疗，此后不时有微信联系。庚子开年疫情肆虐，医院日常门诊基本停止，对小尹的状况有些担心，又不忍打扰，不想等来的竟是噩耗。

      我于1987年与小尹相识、共事30多年，各种记忆满满。他不幸病逝之后，学界同仁、他的弟子纷纷撰文悼念，并将他多年的学术论文整理出来，一并呈现。身为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多年担任分管科研工作的副所长，尹虎彬为研究所的资料学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心血，这些工作很难用学术发表来展示。怀念与小尹共事的各个时刻，这里谨将2006年夏天，我和小尹一起出访芬兰，对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的考察活动整理出来，力求还原认真细致的小尹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了解他对民族文学研究学科建设作出的无私奉献。

　　虎彬是个有心人，他对民族文学研究涉及的诸多领域的学术信息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能准确把握具有前沿意义的热点话题。

      新世纪之初，随着民文所的几位学者先后前往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以口头诗学/口头传统研究为导向的中国史诗学研究日渐深入，民文所参照“帕里_洛德特藏”的学术理念建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进入到第二期（2006-2011）的实施阶段。此时，国际史诗学界的口传文本资料的数字化记录、数据化管理工作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研究所的资料建设则面临着如何夯实基础并尽快转型，找到适应口传文学资料特殊性的文献管理方式。北欧民俗学的研究重镇—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有悠久的传统和成熟的经验，与我国民俗学界有学术交流的传统，但研究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未能展开。

      民文所致力于口头传统研究的诸位学者对芬兰民俗学档案馆的情况有所了解，借“他山之石”拓展思路，推进研究所的资料学建设深入开展，大家形成了共识：与芬兰文学学会的交流将是一个事半功倍的项目。2006年夏季，我和尹虎彬通过院里的国际合作计划，到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进行了两周的学术访问。

      这次访问在尹虎彬和芬兰文学学会的劳里教授的精心安排下，重点访问了几个单位：芬兰科学院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系；土尔库大学民俗学系、民俗学档案馆。

      整个考察过程计划安排周密，每一个环节侧重点不同，充分体现了虎彬的认真和劳里教授的严谨，两位学者治学态度、办事风格相似，相得益彰。

      谨介绍我们这次考察的几个环节，图文记之如下。

      8月16日 （星期三），我们乘坐 HY CA 3007航班 前往赫尔辛基 ，于赫尔辛基时间下午2点18分抵达芬兰赫尔辛基万塔国际机场（Helsinki Vantaan Lentoasema）。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The Folklore Archives of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馆长劳里·哈维拉提（Lauri Harvilahti）博士到机场迎接。乘坐出租车，入住位于玛利安大街14号C座的芬兰科学院的招待所（Guest Room of Suomen Akatemia）。

　　劳里先生拿出钥匙，打开大门，一层楼梯口有旧式的电梯，我们打开电梯，连人带行李一起上二楼，再打开一道门，才进入客房。房间内的陈设是典型的北欧简约风格，写字台上贴着各种颜色的报事贴，劳里教授依次为我们解读了入住注意事项、生活设施的使用方式，以及第二天上午去芬兰科学院报到的路线等。

(一）访问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

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The Folklore Archives of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是芬兰文学学会（Suomalasen Kirjallisuuden Seuran Kansanrunousarkisto, 简称SKS）管辖的一个机构，该机构设于赫尔辛基市中心。芬兰文学学会是民间性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831年，该协会由埃里亚斯•隆洛特（Elias Lönnrot）等知识分子发起成立，早期便开展民间传统的搜集活动，这些民俗学资料最初藏于协会的图书馆里，后来收藏于1934年成立的专门的民俗学档案馆。

　　17日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我们在劳里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仰慕已久的芬兰文学学会的民俗学档案馆，它就在芬兰文学学会主楼的二层。劳里先生把我们带入档案馆，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在场的工作人员，介绍了馆藏资料，当我们来到拐角处的特藏室时，劳里先生显得很严肃，他对我们说这里是圣地，是《卡莱瓦拉》史诗手稿特藏室，深棕色的、考究的木桌子和周围的书架显得很凝重。我们坐了下来，开始了这次学术访问的首次正式交谈。

《卡莱瓦拉》特藏室

 该档案馆的馆藏范围主要包括由芬兰语记录和整理的口头传统、民间音乐、民族志描述以及传记和回忆录，手稿有400万件个人记录材料，手稿笔记库资料总计535公尺。此外还有大量图片和录音资料，内容涉及民间传统的口头艺术的各个题材样式、民间宗教和仪式活动、民众生活调查材料。在搜集竞赛过程中主要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建立互动网络。成立了数字中心，对馆藏材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储存，建立数据库，以利于检索和调用材料。参考目录显示搜集者、搜集地区、数据库和卡片引得索引。

访问结束前，劳里博士又特别交代了这次活动的日程：定于18日（星期四）中午12时应邀与安娜-利纳·西卡拉教授见面。她刚从俄罗斯的卡累利亚地区田野考察归国。下午1 点回到档案馆，由劳里博士派人介绍档案馆和资料分类问题。下个星期21号或22号要到土尔库大学的民俗学档案馆访问。下周劳里先生将亲自讲课，内容是关于芬兰和其他国家的民俗学档案建设问题以及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问题。23日或24日要利用一天时间观摩数字中心(digital centre)和音声中心（sound division）。周末之后，29日（星期一）为总结，就进一步合作交换意见。

     17日下午1时劳里先生来到我们的驻地，再次向我们核定了日程，以及每项考察活动的时间。

 2006年8月18日中午12时，在劳里博士的引荐下，我们有幸见到国际著名民俗学家、现任国际民俗学者协会主席、赫尔辛基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民俗学系教授安娜-利纳•西卡拉（Anna-Leena Siikala）博士，并在她的系办公室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学术访谈，会晤结束时西卡拉教授热情地给我们赠送了她主编的“国际民俗学者协会组织通报”丛书10种15册图书。

 虎彬记录这次访问：“今天凌晨1时许，我醒来挑灯夜战，拟订了采访问题，就萨满教研究与民间宗教研究以及迷信问题，史诗类型学问题、中国和世界民俗学发展前景等问题向教授求教。”

（三）参观芬兰生态民俗博物馆

8月19日（星期六），参观赫尔辛基大学主楼、赫大图书馆、芬兰档案馆、国家博物馆。2006年8月20日（星期日）由市内乘坐24路巴士，终点站便是伴侣岛，我们在这里考察了芬兰的生态民俗博物馆。

周日下午五点半，劳里博士来到招待所，专门商量了下一周的活动日程。虎彬认真做了记录。

 由劳里教授介绍，我们一行二人专程到距离赫尔辛基200公里的土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人文学部(Faculty of Humanities)文化研究院（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做了一天的访问。新到任的民俗学系主任派卡•哈卡米斯(Pekka Hakamies)教授，专门到火车站接我们，亲自驾车带我们去位于大学民俗学系的土尔库大学民俗学档案馆，与等候在那里的卡莱瓦拉研究所秘书玛丽亚女士 (Maria Vasenkari), 阿基•洛特宁研究助理(Aki Luotonen)见面。

芬兰土尔库大学口传文学档案馆(The TKU Archive at the University of Turku)成立于1964年。土尔库大学民俗学系与比较宗教学系联合，将在田野工作及其相关研究中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归档并保存，以声像研究与教学为特点，在规模上仅次于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赫尔辛基)。第一批录音调查磁带是由著名的资深学者劳里•杭柯在20世纪50年代搜集的，随后逐步形成了以科研项目为导向的口头传统资料库。该库搜集的资料包括书面资料(复制的资料、手稿、录音记录本与各类田野笔记)，录音资料(磁盘、录音带、微缩磁盘)和视觉资料(录像带、摄影照片、胶片)。各类资料按年代进行了历时性的排序，大量的声像资料都采用了数据库手段进行分类、索引，实现了计算机系统化管理，并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芬兰语与英语)。截止于1998年底，该档案馆已经搜集了6，684个录音磁带(约10，000小时)，703个录相带，7，845个胶片和4，652幅照片：总体上大约有20，000个档案。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的数字资料在这里异地备份存贮。

 我们先参观了位于一层的目录室、特藏室、机房、储存录音带和录像带的恒温室。Aki Luotonen先生为档案馆的技术人员，他向我们详细演示了数据库的检索系统和操作平台。

参观了二楼的卡莱瓦拉研究所（Kala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urku, 20014 Turku, INLAND, tel. +358 2 333 5213,fax +358 2 333 5991）和芬兰国际民俗学会（Folklore Fellows, P.O. Box 14, SF-20501 Turku）。卡莱瓦拉研究所由来自土尔库大学民俗学教授，以及许多芬兰大学的教授和研究者组成的筹划指导小组（Institute’s Steering Group）负责运行，他们代表着五方合作协议（Cooperation Agreement）。现任一届指导小组成员2004年10月任命：所长为安娜-利纳·西卡拉（Anna-Leena Siikala, Professor of Folklor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 Chairman and Director），副所长为劳里·哈维拉提（Lauri Harvilahti）。 

 Pekka Hakamies 在大学的教工食堂招待我们午餐，午饭后我们参观了土尔库大学的主楼和校园，教授向我们介绍了该大学崇尚学术自由的理念。大学建立在山上，下来不远有一个教堂，12世纪建立，里面有瑞典王12世遗孀的灵柩，上面有王冠。在教堂里教授介绍了许多历史掌故。走出教堂，我们与教授告别。

美丽的土尔库大学是一个适宜安静读书的好地方，我们觉得应该推荐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来这里访学。

（五）到民俗档案馆图书馆查阅资料

 8月22日上午我们去档案馆的图书馆查阅资料。

       Erna Marttila（Information Specialist）热情接待了我们。她简略介绍了整个藏书情况，主要为民俗学、民族志和比较宗教学这三个领域的著作，有些是英文撰写的著作。1910年起创刊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通报》，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以英文出版的民俗学专门著作。还有由西卡拉教授主编的近年来在芬兰科学院出版的丛书。这些书很有价值，是民俗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靠窗户边的期刊架上摆放了英语、法语、德语、俄罗斯语、芬兰语等世界各地出版的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和民间音乐学等期刊上百种。其中著名的杂志《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美国民俗学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亚洲民俗学》(Asian Folklore)等赫然在目。Erna Marttila 女士介绍了谚语数据库(The Matti Kuusi International Type System of Proverbs)、民俗学电子期刊(ELORE: A Scholarly Online Journal in Folklore Studies)和芬兰文学学会（SKS）网站。

      下午虎彬又去了图书馆，以10欧元购买一张150页的复印卡，复印了一本书。同时通过阅览而还发现了一些重要资料。

（六）劳里教授授课

      设置。首先要有资源，每个研究项目都要有特定的文化资源。然后，确立培训项目，具备相应的硬件，完成课程设计，进行人际沟通工作，提高决策能力。 其次， 要将旧有的系统逐渐更新为新的系统；记录材料和归档工作。档案馆的过程：第一手材料，进入档案库，旧有的资料。培训要求，需要熟练的职员和专家，需要能够有效地合作的团队，其中技术人员一名，训练档案库的人员，分配任务，制定标准，优化工作环境，筹办数字化工程的硬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保留原来的资料和卡片，将其印刷成书，归档保存，同时还要建立数字信息的材料；软件系统，要处理各种形式的文件，如图片、文本、音声等形式。元数据(meta data)：创建关键词系统，以便能够调用资料。档案库系统，需要大量时间来完成；语言，如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数字化过程需要被描述出来，以便日后必要时能够还原回去。

      组织。指挥者——董事会——管理层——形成团队，经过高度训练的专家，拥有高效运转的团队。注意处理年轻学者和资深专家之间的关系，数字化工作主要依靠年轻人。

      田野工作——方法论——芬兰的方法，民俗学的理论发展历史的回顾。这说明，民俗学对材料的要求是和数字技术的信息革命相互关联的，这是民俗学在未来不可回避的问题。

      民俗学资料采集的语境问题。1965年为一个转折点。科学的田野工作，借助于录音技术的田野录制技术，如史诗研究中注意到歌手、地区、文类特点，反复录音成为可能，演唱中的变异问题被重视。在1980年代后期，前苏联的史诗专家在中国新疆见到还在演唱史诗的歌手，他们惊讶了，束手无策，他们认为史诗歌手只是奥夫拉一样的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在歌手面前失语了。要善于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寻求文化的功能。Richard Bauman的表演理论，强调民俗事项的情境化。劳里·杭柯提出“记忆文化”概念，艺人——社会——知识，这是记忆文化的三要素。

      要审时度势，在地方性层次上进行田野工作，起用年轻人，建立原则和工作规则，掌握材料，拥有技术和技能。注意跟踪电子技术的发展。要认识到旧的系统和新的系统各有其功能，现在它们二者是共存的。

 （七）访问民俗学档案馆音声档案库

 2006年8月23日（星期三）下午2点，按照劳里教授上午指定的方位，我们来到贵族等级院大楼的南头的一个半地下室，这就是数字中心（Department of Digitalization）。两位女士正等候我们，她们是Ms.Tea Avall(tea.avall@finlit.fi) 和Ms. Milla Eräsaari。她们二人主要介绍了数字化工作流程。大致情况是为顾客做图文资料的复制，即经过档案馆的允许，并由那里传来原始资料，经过数字化处理，分别以正本和副本两种形式保存（前者以tif 而后者以jpg文件形式）于服务器中，然后将原件送回档案库归档保存。该中心的两个工作人员是职业摄影师，熟练掌握数字化的仪器和设备，称得上是专门的技术人员。

 2006年8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点， 我们来到民俗学档案馆的音声档案库，它位于芬兰文学文献情报中心，该中心在一幢米黄色的大楼里（Mariankatu 7, the home of FILI-The Finnish Literature Information Centre）。贵族等级院楼（The House of Nobility）也有音声档案库租用的工作室。有4位工作人员在这里工作。资深研究员Mr. Jukka Saarinen 先生和数据库设计师匈牙利人Mr. István Zsemberg 先生专门接待了我们。他们以“音声和文本的数据化”为专题，以PPT演示文稿，向我们概略地介绍了音声资料的数据化过程，特别介绍了新的数据库项目的计划。

他们以“音声和文本的数据化”为专题，以PPT演示文稿，向我们概略地介绍了音声资料的数据化过程，特别介绍了新的数据库项目的计划。

音声档案库实际上储存了大量的录音、录像资料。19世纪以来芬兰搜集的音像资料基本被保存在这个档案库里。1950年代以后上架，部分已经数字化。2万7千小时的音声资料，以各种制式的磁带保存在一个温度（19~20度）和湿度（50%）得到控制的室内。录像资料有1千小时，多种制式。录音资料也以多种制式保存，因此，该档案库里有不少老式的录音设备。民俗学档案馆数据库项目（Folklore Archives Database） 自１９９１年启动。该数据库分类系统是按照民俗学档案馆原来的分类系统来建立的。因为建立时使用的是１９９１年的技术，现在需要更新和升级，新的系统在今年底完成设计并投入使用。

（八）与民俗学档案馆数据管理人员交流

 2006年8月29日（星期二）上午11：30约见Senni Timonen 女士，她是资深研究员，《卡莱瓦拉》史诗专家。我们相见于档案馆的特藏室，我们首先介绍了来意。她开始介绍《卡莱瓦拉》搜集历史。18世纪开始搜集，19世纪真正意义上的搜藏开始。埃利亚特•隆洛特于1820-1830年开始搜集。从此，散见各地的史诗开始被搜集起来。1850-1860开始了史诗搜集的新阶段。民俗学研究的介入是1870年以后。搜集了许多的异文，资料汇集于此，形成壮观的集成。它们被陆续以芬兰语出版。变体数量不计其数。不同种类的史诗大概有150到200种，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变体，关于一个英雄的故事甚至有300个变体。《卡莱瓦拉》的史诗变体一共有150000种。这包括哀歌、抒情诗和史诗等各体民歌。这部史诗的分类主要是依据特定题目的歌、搜集地点、主题、按照史诗反映的年代又分为古代英雄，男性英雄、家庭故事的民歌和妇女歌等。研究人员的大量工作是依据史诗的文本作主题分类，首先给特定的歌统一命名、划分主题、标出该主题在《芬兰人民的古代诗歌》中所在的具体页码和编号；下面是对这一史诗段落的内容表述，是母题这个术语来作分析性描述的。史诗的搜集地点、搜集者、演唱者、时间等，都要记录清楚。巨型史诗同样需要有主题分析，以便把文本和主题索引相互对照。主题划分应该有严肃的学术上的统一的标准，不能随意给主题命名。《卡莱瓦拉》的主题词有1万个。特定题目的歌指的就是特定的母题。抒情诗只做母题划分。《卡莱瓦拉》史诗的文本已经全部入录为电子文本。数字化保存，形成数据库。（回来整理图片资料，发现因相机没电了，没有留下这个工作场景的照片，有些遗憾。）

（九）访问活动总结及合作事项洽谈

　　2006年8月28日（星期一）上午8点半到10点，我们在芬兰科学院的招待所与民俗学档案馆馆长劳里博士一起总结两周来的访问情况，主要就双方今后合作问题进行了交谈。

      劳里教授介绍了芬兰民俗学会的学术战略、口头文学数据库的建设、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的工作计划等。虎彬代表民文所提出了双方可以在以下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

1）数字化工程和民俗学档案库工作者的业务培训，采取短期或长期在芬兰进修的方式实现。学习经费由中方在国内争取资金支持。
2）可以在互惠的前提下，进行民俗学相关资料的交换。
3）双方可以举办民俗学或史诗学的国际会议，或者开办讲习班。
4）促进学者之间的双相交流，特别邀请劳里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5）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在我们所的具体的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开展国际性联合田野考察。从实践上促进民俗学的国际化合作研究，进一步扩大中国民俗学研究在世界上的影响。

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我们对芬兰文学协会的民俗学档案馆从事学术考察和研究，就该馆馆藏的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分类、归档、数字化储存和数据平台建设情况进行了现场考察，向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了咨询，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现场第一手资料，并及时复印了一些重要技术资料。

      这次出访属于专项学术考察，它主要针对民族文学研究所承担的我院十·一五重大项目“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二期工程，2006年至2011年）建设问题，对国际同行所做的相关项目进行的实地考察，考察期间所获成果比较珍贵，对本所未来的学科建设，对院重大项目的顺利完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明确了多介质、多语种的口传文学/口头传统资料的收集、整理与保管，当以建设数字化档案馆的模式开展相关工作。国际同行的工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路径。我们也认清了中国多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学建设面临的问题，此后10年，研究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影音图文档案库”的建设，在档案库的数据管理、元数据开发、数据采集与著录、媒体资源管理等层面都在探索中推进，这其中，尹虎彬始终承担着重要的工作，秉承他的一贯作风，默默奉献。

      谨以此图文集献给远行的虎彬。

视频为尹虎彬采访安娜-利纳·西卡拉博士、劳里博士的视频剪辑

作者简介：

汤晓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任《民族文学研究》主编。

本图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文学人类学 20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