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汉语谚语俗语集》及其他传教士们所收集的谚语俗语著作常常带有突出的宗教特征，处处彰显着传教士们的视野、心态和价值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谚语俗语研究，甚至影响到了五四以来的一批民间文学家们。
就中国谚语俗语的整理与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多将郭绍虞1921年在《小说月报》上分三期连载的《谚语的研究》视为中国谚语研究的“拓荒之作”，就连郭绍虞本人在谈及谚语研究的现状时也提到：“对于谚语的研究，还是很少有人提倡。已在从事于搜集，而有成功的，我只知有颉刚所辑的吴谚——现已录成五册，至少有三千余则。其余只有古谣谚、越谚一类的书籍罢了。”然而在郭著之前，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已经开始了对中国谚语俗语的整理与研究活动。“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传统的谚语观念发生了转折。但这之前，我们不能不提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杨成志在《<民俗>季刊英文导言》和《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中，曾专门梳理了外国人对中国民俗的调查研究和著述，涵盖20世纪前十年英、法、德、日等国关于中国民俗的相关专著共40余种，其中就提到了沙修道的《谚语丛话》、南京神学院教授C.H.Plopper的《从谚语看中国人的宗教》（Chinese Religion seen through the Proverbs，1926年）以及明恩溥的《汉语谚语俗语集》，可见五四时期的学者在当时就已注意到西人关于中国谚语俗语的相关著述。虽然未具体展开，但这至少说明，西方人关于中国谚语俗语的研究处于五四学者的视野之中，并可能对其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洪长泰是较早注意到西方人与中国民间文学之关系的学者，他在《到民间去：1918-1937年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中首先提到了外来文化的刺激对中国民间文学运动的兴起起到的积极作用。在谚语一章中，他尤其提到沙修道和明恩溥的谚语俗语研究著作。他认为，明恩溥的著作的“特点是对中国谚语进行了耐心琐细的分类，同时附以史密斯本人错误百出的评注。尽管如此，他这部书恐怕仍是当时西方有关中国谚语的著述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一部。”然而明恩溥的著作具体有何参考价值，洪长泰却未曾提及。
长期以来，《汉语谚语俗语集》几乎淹没无闻。究其原因，一方面或许是因为传教士群体的民间文学活动一直未引起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汉语谚语俗语集》一书从学术意义上来看，还未能达到科学研究的层面。
事实上，明恩溥等传教士群体所从事的谚语俗语搜集整理工作的本意也不在于学术研究，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明恩溥曾批评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所收录的谚语“与其说是一个汇集，还不如说是一堆散乱的资料。所有的词典资料被分成85项，而谚语、对句、短语和格言犹如遭遇了一场文学沙尘暴，散落在12项内容中”。而明恩溥的《汉语谚语俗语集》也存在相同的分类、翻译、文化误解等问题。
尽管存在诸多局限，但以现代学术的立场重新审视明恩溥的谚语俗语研究，将其与五四知识分子的谚语俗语研究进行比较，还是得以窥见以明恩溥为代表的传教士群体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前瞻性与开拓之功。
首先，明恩溥发现了下层文学（民间文学）的价值及其与上层文学之间交织的关系。诚如明恩溥所言，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对中国文学的深刻认识和对口语谚语的蔑视甚至忽视是并存的”。“汉语谚语存在于每个人口中，各个阶层都在使用”，然而长期以来，在口语中，谚语俗语却成为通俗、粗俗的代名词。民间以“俗话”“现成的话”这样的表达形式来代替“谚语”这个术语，与之相对的则是“书上的话”。明恩溥在收集谚语俗语时，发现了中国人对这两者的态度差异：谚语俗语难登大雅之堂，“书上的话”则被奉为圭臬。
而在明恩溥的分类中，来自四书五经等经典的改编和引用则独列一类，同时构成谚语俗语的一部分。明恩溥通过对谚语俗语的来源进行分析，发现了以经典（high classical）为代表的上层文学与以方言土语（rude village patois）为代表的下层文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部分谚语俗语也是从经典中沉淀而来的，它“交织于口语与书面文学之中”。与此不谋而合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对谚语和格言进行比较时，也认为源自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的圣贤格言早已内化为普通民众心灵世界的一部分，这些带有教化色彩的谚语很难与格言进行区分。可以说，“这些西方人士对谚语的研究成果被‘五四’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特别是当现代民间文学运动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文学兴趣，使他们把目光由上层文艺转向通俗文化的时候，这种影响潜够默化地发生了作用。”
其次，明恩溥对谚语俗语的变异及其形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洪长泰在论及现代中国民间文学家的谚语著述时认为：“翻阅现代中国民间文学家的谚语著述，我们感到，一条比较明显的罅漏，是他们翻来覆去地谈论少数资料，并只把这些资料当作文学来研究。这些著述主要刊行于三十年代，多为资料堆砌之作，它们普遍没有对下列问题引起重视：谚语的变异形态及其结构的研究，谚语的句式，长短和风格的研究等。”而现代民间文学家们的这一疏漏，实则早已由传教士们进行了弥补。《汉语谚语俗语集》中专门对谚语俗语的变异进行了探讨。
明恩溥认为谚语俗语的变异主要是由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造成的。外部原因即由使用谚语俗语的人群所造成的谚语俗语的变异，这包括使用者的：口误；不关心言语记忆中的细节；错别字；来自经典的引文被改为更适合口语的形式。而内部原因则指由于谚语俗语本身的特点所造成的变异，如：
1.谚语俗语多是依据类推与相似的原则，因此在固定的框架内，可以套入不同的内容，但还是表达相近的意思。如“什么蝇子下什么蛆”“什么模子托什么坯”。
2.谚语俗语形式上的增减有时不会影响其内容。如“锦上添花”“雪里送炭”与“锦上添花是小人”“雪里送炭是君子”。
3.汉语语法使得谚语俗语出现了大量不会影响到谚语俗语内容变化的“虚词”“空话”（empty word）。如“一枝动，百枝摇”与“一叶动，百枝摇”“门门有道，道道有门”与“道道有门，门门有神”。
再次，由于明恩溥未给出明确的关于“谚语”“俗语”的定义，使得该书内容相当广泛，以往很多未引起重视的俗语类型也被收入其中。
在双关语这一类别之下，除了常见的歇后语、绕口令、回文诗、谜语等，明恩溥还搜集了大量的戏仿诗（parodies）、诨名（nickname）、私语（secret phrases）及民间秘密语（secret dialects）。以民间秘密语的研究来看，民国以前关于民间秘密语的搜集著作远少于其他体裁，仅寥寥十几部。而中国学界以现代学术的视角对民间秘密语进行研究则晚至容肇祖1924年发表的《反切的秘密语》和赵元任1931年发表的《反切语八种》。反观《汉语谚语俗语集》，明恩溥在书中收录了十几则“市语”（或“调市语”,trade brogue，可直译为“市集上的土话”，也即“行话”）和“调坎”（指那些从字面来看意义模糊的表达形式，也即“隐语”或“黑话”），还将其历史、使用情况等与西方进行了比较，指出民间秘密语当属于“一词多义”的双关形式。
除了上述外，明恩溥在书中虽未及深入讨论，但也已经提出了很多谚语俗语中的特殊现象。如第五类“与特定地方、区域相关的，或仅与当地重要人物、事件相关的谚语”中所收录的谚语俗语，以今日的分类来看，当属风土谚语。明恩溥列举了其中大量针对某个地区的“三宗宝”（三种宝）型谚语，明确将其作为一种类型性谚语提出，使其成为一个可供探讨的学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