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 [彭牧]身体与民俗

【作者简介】彭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认同、身份政治与美国民俗学知识生产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7BZW172。

1989年，在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民俗学家凯瑟琳·扬（Katharine Young）依照民俗（folklore）的构词法，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民俗”（bodylore）一词，旨在使“身体成为民俗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探讨有关身体的民俗或知识，关注身体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特别是身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意义。扬随后编辑出版了两个专题论文集，标志着身体研究的全面展开。近30年过去了，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已远远超越了关注身体习俗。“身体民俗”不仅成为可以和口头叙事、仪式行为等相提并论的一个研究类型（genre），身体也成为民俗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视角，特别是在认识论、知识生产等方面，对民俗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odylore一词的出现昭示的是波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界而愈演愈烈的“身体转向”在民俗学学科内部的反应，这一理论转向矛头直指西方哲学的根基之一，即从柏拉图开始到笛卡尔达至顶峰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灵肉二元论的反叛，身体成为西方学界持久的热点之一。受此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杜维明探讨儒家哲学的“体知”观念，到90年代以来国内对西方身体理论的介绍和借鉴研究，从身体角度考察中国文化的热潮亦可谓方兴未艾。

西方学界的身体转向，体现了西方社会与文化所经历的深刻变迁与哲学思潮的相应更迭，是对其灵肉二元分立、灵魂决定肉体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的反思与反拨。学者们指出，事实上，正是我们身体所经历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使身体的存在与经验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身体本身成为问题，成为思考与研究的对象，因为现代化、全球化、消费主义和医学技术的革新已使人类存在的身体经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学术思想史的脉络上，从尼采把人的本质定义为肉体性，到现象学特别是梅洛-庞蒂肯定感知的身体性，结合女性主义对传统话语中两性身体、性、性别（gender）的挑战与颠覆，最后通过福柯对医学、性和犯罪等的典范性研究，身体终于发展成一个具丰富操作性的学术分析范畴。

中外学者从身体视角切入的中国文化研究，在哲学、医学、文学、史学（特别是身体史、性别史）、文化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对于民众日常生活、民俗实践和传承中的身体，民俗学界还少有涉及。近年来虽然刘铁梁等学者对此有所关注，并提出感受民俗学、劳作模式等具有身体维度的概念，但深入的研究还有待展开。

民俗与身体有着深刻的关联。民俗学起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田园生活的乡愁，民众的口头文学、日常生活、生产知识与技艺因此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不依赖文字的口耳相传、没有现代机器的手工劳作，活生生的身体在时空穿越中吟唱、言说悠远的故事与歌谣，在心手相应中传承着古老的技艺：这正是民俗学早期所怀想与追忆的伊甸园。这里的身体依然是工具的主人，创造性地使用工具生产、生活而非被大机器工具所异化。但是源于西方的民俗学，与其根植的哲学与文化传统一致，在具体的研究中分割、抽离了身体的血肉，使它仅仅在服饰、手势、舞蹈、禁忌等几类民俗事象中零星地或隐或显。习惯于阅读和书写的学者，满足于在记录与描述中文本化生动流畅的声音与血肉丰满的身影。

但口语毕竟不同于可以脱离身体的文字。从美国古典学家和口头传统学家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在20世纪30年代从史诗创编角度提出口头理论，探讨口语媒介的特殊性，口头与书写这两种传承与交流媒介的差异与关联已成为人类学、民俗学和媒介研究等学科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

口语与口耳相传背后是民俗文化存在与传承中无法抹去的媒介：活生生的身体。法国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根据知识与其载体的关系把它分成两类。一种是可以与身体分开的知识，它通过其他媒介，如文字而流传。另一种是身体全身心投入而习得的、融入身体的知识（incorporated knowledge），它无法与身体分开，是身体存在与经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回到英国民俗学者汤姆士（William Thomas）发明英文folklore（民俗）一词的本义，也即民众（folk）的知识（lore），那么民俗生活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则或多或少包含着习得的、融入身体的知识。无论是口头的传统，匠人手头身上的技艺绝活，还是民众在年复一年的节日、仪式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情感方式、感觉倾向、行为方式与规范，往往都是在耳濡目染中习惯成自然的知识和文化模式。通过长期日常生活实践的积淀与形塑，它们成为刻骨铭心的身体行为、感知方式与经验模式。

民俗学从学科肇始关注的核心即是与大机器生产和现代科学知识相区别而日益边缘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所普及与标准化的知识主要依赖文字流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身体分开。而日常经验与地方性知识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文字传承，但大多仍需要通过逐渐模仿和反复实践而完整获得。与前者不同，它们强调在长期的亲身实践中掌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身体知识、经验和技能，也即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内化为身体行为模式与能力，成为“体知”，如艺人手上、身体上的技巧能力和仪式等场合的辨别判断能力。与强调标准化和一致性的现代科学知识不同，根源于日常生活身体实践和经验的地方性知识，必然要包容个人具体“体知”中实践经验和阅历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但在特定群体内部，又会因为长期共同遵循的实践方式而达致相对的统一性。因此，在多样性与统一性中保持动态平衡的个体与集体的身体“体知”实践，始终是民俗知识与经验的创造性源泉。在此意义上，身体性，而不仅仅是口头性，是民俗的基本属性之一。

纵观美国民俗学近年来的身体研究，根据学术渊源与侧重的不同，大致显示出两种研究取向。一条主要沿福柯话语分析的路径，又结合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对身体象征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的考察，着重探究社会、历史与文化如何形塑和刻写身体，身体如何成为权力、话语争夺和角逐的场域并体现之。另一条则根植于现象学的传统，强调身体活生生的肉体性。沿着人类学中从毛斯（Marcel Mauss）的“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到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的理论脉络，它关注身体的能力、经验、感觉和能动性,探讨“体现（embodiment）”、“体知”（bodily knowing）与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关系。历史与文化刻写于身体之上，但身体也因为这些历史文化的刻痕成为特定文化塑造的身体。简言之，身体视角探寻的是身体如何在被动的形塑和能动的创造中传承与书写历史。

从民俗学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对于身体的关注与民俗学整体的范式转型相一致。在以美国民俗学表演理论为代表的转型中，民俗研究从对民俗事项进行长时段、跨时空的宏观梳理分类转向关注此刻和当下的民俗实践，时间性为空间性所取代，身体得以呈现。表演理论从微观角度关注社会实践，也使实践的主体与主体的身体得以聚焦，因为社会实践绝不仅仅是心灵的产物，必然是身心融合的主体行动的整体体现。

更进一步，身体与民俗的探讨源于对灵肉二元对立的反思，因此对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亦有所挑战，反思了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开始重新评价民俗学学科兴起时的浪漫主义源流，关注和强调感性（包括具体的感官）经验、关注凝聚于身体实践基础之上的感受、经验和知识，特别是民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积累的，没有诉诸于语言或者超越语言而直接体现为身体技术的知识和能力。这些知识表现为“体知”（embodied knowledge），是凝聚于身体之中的经验、技术和能力,也可以通过民间叙事得以呈现与传承。

身体民俗学关注身体在社会实践中具体的参与过程及其感觉经验和细致感受，这一点在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中表现突出。在欧美学界，宗教经验的意义和价值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902年第一次出版《宗教经验之种种》开始得到探讨，宗教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已从关注宗教文本、理念转向关注具体的宗教实践，由此宗教实践中的身体性、身体经验也成为关注点之一。美国民俗学者哈福德（David Hufford）则强调辨析和考察实践者的个人经验，包括具体的身体感受和经验与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内在关系。近年国内受国外影响而兴起的修行人类学的研究亦是对身体的宗教实践经验的深入考察。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宗教经验之种种》

探讨体知和身体技术的一个代表性领域是近年来欧美人类学、认识人类学、认知心理学、教育学等对于师徒制的研究。这些研究把传统师徒制和学校教育进行比较,指出师徒制的学习是一种情境中、实践中的学习，和学校教育不同，并具有相当的优势。师徒制的核心是文化与知识的实践性传承。对师徒制的重新发现与认识，是对身体习得能力的重新审视。师徒制的研究最终触及的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承的认识论问题。人类知识的传承依靠的不仅仅是文字这一类与身体脱离的媒介，更为多样与基本的人类文化经验是通过身心融合的长期实践而获得的凝聚于身体之中的技术,是不断更新与发展的人本身。身体视角有助于我们去认识人类社会实践中人身心融合、整体参与的方式，使人类的知识生产与创造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关于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知识成果源自对身体生物性存在的认识，也即各文化不同的医学知识，体现了不同文化对身体独特的认知和实践。与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相应，身体民俗学同样关注不同文化不同的身体观、疾病观与生命观，并由此和西方灵肉二元的身心观进行比较。在此方面，强调身心融合并具有悠久而发达的中医传统的中国文化，无疑具有丰富的资源。在现代生物医学对人体的改造愈演愈烈的当今，不仅自然和人工的身体引发了家庭与社会伦理的诸多挑战，传统医学知识（包括中医和各种民间医学知识）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组织和实践也正在经历重大变迁，如何面对这些现实，亦反映出身体民俗学在当下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近来的身体之热源于其历史上的冷，源于身体曾经的沉默与缺席。对于无论大小传统都不存在灵肉二元对立的中国文化来说，一方面，“体知”等观念和实践与几千年的中医传统体现出迥异于西方的身体观念与实践体系，启示我们反思本土传统的特殊价值，在与他者的比较中重新认识自我。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的身体正在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浪潮中愈卷愈深。因此，与一般地引入西方某种流行思潮不同，身体这一源自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视角，因为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既有着切实紧密的相关性又别具张力，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从“体知”实践的角度，我们考察身体如何被文化所刻写，身体又如何形塑文化，从而探讨民俗生活内在而丰富的身体性，探讨中国文化独特的身体观念与实践。在中西映照与比较中，我们有可能从悠久的文化实践传统中发展出可以对话、丰富与挑战西方身体理论的观念和思路。

更进一步，身体民俗的探讨在理论上重新检视了理性和感性的关系，肯定了经验和情感的价值；在认识论、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承的研究中，重新认识到民间日常生活中传承的实践性知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些理论层面的进展，预示身体视角的引入对民俗学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而民俗学在这些方面的深入探索，也可以超越学科界限，对本体论、认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