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易]往事历历如昨日哀思念念悼虎彬——写在尹虎彬老师逝世“头七”之际

疫情爆发闭门宅家期间，惊闻尹虎彬老师于3月13日上午10时26分因病去世。噩耗传来如同霹雳，让人有点不能相信，他比我还小四岁啊，一向乐观开朗、未说话先露笑脸的尹老弟怎么就提前走了呢？

与最早在朋友圈里发布消息的社科院民文所的姚慧老师联系，得知尹老师大约在半年前就已经查出疾患住院治疗了。猛然想起曾经的一件事情：2019年10月12日我陪河北省涞水县南高洛村“音乐会”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演出，这是尹虎彬老师非常熟悉的一个乐社，民间乐师们想念尹老师，说能不能请他来看演出？我随即打电话给尹老师，他没有接，给他发微信过去，随即他就回了过来：“非常想去看，但是现在不方便，以后再联系。”我当时也没有把这个回复太当回事，给民间乐师们把尹老师的消息传达了，说他可能在忙什么事情，想来来不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他恐怕是在医院里住院，如果知道实情，我们怎么也要去看望一下他啊。

我与尹虎彬老师的交往，也始于对南高洛村音乐会的共同关注。

从2001年开始，尹虎彬老师对以河北省易县后山庙这个道观为中心的民俗和民间信仰文化产生了兴趣，开始了《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这一课题的研究。那正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刘魁立先生攻读民俗学博士期间，他的研究受到了钟敬文、刘魁立、董晓萍等教授的支持和肯定，从此他开始了对易县后山马头村、涞水县南高洛村长达十几年之久的驻村考察。他还以这两个村落为中心，遍访了周边的许多村落，了解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给他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田野基础。

2001年8月中旬，他拿着董晓萍教授给南高洛村“音乐会”乐师写的介绍信到了这个乐社，由此开始了对这个乐社的考察工作。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每年的元宵节前后他都要到南高洛村来住上几天，吃住在单伶乐师的家中，在与一个个朴实的传统文化局内人拉拉杂杂的闲聊中，了解和积累着做课题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南高洛村“音乐会”每年正月十三到十六日的春节祈祥仪式，更是他考察的重点内容，他总是手拿一个小笔记本，随时记录下仪式过程、自己的感悟等。

当时河北大学的音乐学研究生们，有每年元宵节前后到南高洛村民俗仪式现场进行约一周考察学习的“固定课程”，而每年来村里总能遇到正在这里考察的尹虎彬老师。尹老师对这些学生们从来不摆大学者的架子，总是随时随地地给学生们传授些田野考察的经验，并身体力行地为学生们做出表率。学生们对这位社科院的学者也非常敬重，常常围着他讨教各种问题，尹老师也总是耐心地与学生们交流，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看似有些“小儿科”的问题。

我每年都要带学生去南高洛村考察，与尹老师是在考察中认识的。在此之前相互都看过对方的一些研究文章，因此在考察现场一见面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在近20年的交往中，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考察现场见面，平时也常常互通邮件，交流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在研究工作上也常常咨询并参考对方的意见。

我的《是保护？还是破坏？——对河北省范庄“龙牌会”现象的思考》这篇文章，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关注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范庄“龙牌会”本是由道士打醮发展而来的一种包含当地百姓良好意愿的民间信仰，在多种功利性因素的影响下，被解释为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龙文化”，以主流文化的需要而改变了它本来的文化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初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而对龙牌会的改造却与这种原初目的背道而驰。因为文章说了些比较尖锐的真话，所以有的刊物不敢登。我是搞音乐学的，对民俗学比较陌生，也怕文章的内容可能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在2013年的年初把文章寄给尹虎彬老师征求意见。他看到稿子后，大赞文章写出了自己早就想说的话，立即就把稿子推荐给了《民间文化论坛》，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了该刊2013年第2期上。

还有一年春节期间，在结束了对南高洛村的考察后，尹老师搭我开的车从村里出来，赶到定兴县的107国道上坐去往北京的长途汽车回家。平时说话比较谨慎的他，遇到和知底的朋友在一起时，就把憋在心里的实话全抖出来了，我们一路海阔天空地聊着。他认为现在的非遗保护工作出现了偏差，南高洛村“音乐会”这样的民间组织，首先是为民间信仰、民俗而存在的，可现在却单独把音乐的内容拿出来进行保护，而对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民间信仰却视而不见，岂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有申报非遗过程中的作假问题，他说为了政绩，现在有的人弄出一些假东西来进行申遗，竟然还申报成功了，并例举了他在易县、涞水的长期考察中看到的一些情况；对于河北省内有人把南高洛村“音乐会”演奏的音乐说成是“黄帝祭天，后人祭祀黄帝”的音乐，他嗤之以鼻，说许多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凭常识就能够判断出真伪，高洛村是一个明代才出现的移民村，这个村落的音乐与黄帝何干？

尹虎彬对南高洛村“音乐会”的《后土皇帝宝卷》有深入的研究。这部宝卷主要讲述了一个叫张生香的女子（即涞水、易县及周边地区百姓颇为信奉的民间神“后山奶奶”）修行、成神与做善事普度众生的故事，中间还穿插了“刘秀走国”被张生香所救的情节。这部至今仍然能够活态唱念的宝卷，是1943年由新城县（今高碑店市）南虎贲驿村的信士马献图所抄。2015年我考察南虎贲驿村的南乐会时，专门访问了马献图的女儿、84岁的马淑媛老大娘。我把访到马献图后人的情况通过微信告诉了尹虎彬老师，还发去了与马大娘一起拍的合影照片，尹老师在问了一些情况后，说他也想找机会去宝卷抄录者的家乡探访，让我先给马淑媛老大娘垫一个话，可他的这个愿望最后也没有实现。

2015年春节，我带河北大学文科研究中心的一个团队到南、北高洛两个村子去进行传统音乐和民间仪式活动的考察摄录工作，尹虎彬老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振涛、林晨等老师也都前来助阵。在摄录南高洛村“音乐会”的《后土皇帝宝卷》韵念演唱时，尹虎彬老师根据他多年对这个民间文本的研究心得，出镜进行了详实的解说介绍，为这个摄录版本留下了珍贵的学术性资料。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我们考察完南、北高洛两村的仪式活动后，尹老师和我、张振涛，以及涞水县文化局原局长刘阜等四位长期关注高洛村“音乐会”的老朋友举行了一次座谈，回顾了高洛村“音乐会”乃至整个冀中笙管乐这一民间乐种从默默无闻到名扬天下的历史。尹虎彬老师谈到了民俗学界对高洛村民间信仰及《后土宝卷》文本的研究，田野考察的学术伦理等问题，这些话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者的田野调查等工作都具有启示意义。这次座谈的笔录，后来刊载在了《人民音乐》2015年的第6期上。

2015年至2019年以我为召集人的“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联合考察团队”在冀中地区连续的考察摄录研究工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尹虎彬老师也在时时刻刻关注着我们这个团队的行动，常常在手机上观看我们考察时的工作现场直播，并给予热情的鼓励。我们在考察时遇到了许多与明清时期的弘阳教有历史联系的民间文化组织，还发现了一些弘阳教遗留的经卷唱本，当我把这个情况向尹虎彬老师通报后，尹老师非常感兴趣，认为可以把明清时期弘阳教的当代文化遗存作为研究民间宗教的一个重要选题。他说一个历史悠久的民间宗教历经几百年的流传，至今在民间还有文化遗存，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要善待这些民间组织，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才是当代社会应该有的一个良性状态。他还嘱咐我：在保护民间组织、保护传统文化方面要长脑子，对于一些我们不太了解其为人的当地政府领导，最好不要把这件事情说破，以防有极左思想的人找借口肆意毁灭传统文化。我听了他的话以后非常感动，这位老弟是一个真正对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人，如果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有他这样的胸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就真正有了希望。

2019年7月9日，“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联合考察团队”的研究成果之一《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录》要由出版社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需要两名有社会影响的专家的推荐书，我又想到了尹虎彬老师。联系上他以后，回复说他们正集中在密云区进行“不忘初心”的教育学习活动，我中午把请他帮忙的意思说了，他晚上就发来了推荐书，还抱歉地说：“本来想制作一个好的推荐书，可惜是在密云，手头不方便。”他授权我可以对他传来的文本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并预祝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工作顺利成功。

与尹虎彬老师交往的一件件往事犹在昨日，却突然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悲痛之余，我把他工作单位的讣告转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里，还发了几张我们在一起进行田野考察工作的合影照片。朋友们看到他去世的消息后，纷纷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震惊和哀悼的情感。他在南高洛村考察时住宿的房东、老乐师单伶说：“这消息如雷轰顶，一时不知所措，悲痛之极！尹虎彬是老师也是好友，十多年来每到元宵节必到村里对传统文化细致研究，秉灯伏案，兢兢业业，……。”在尹老师考察过的易县后山庙，当地的道士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特意举行了道教烧送超度表文的仪式，有一位叫刘伟强的道士把仪式现场的照片发给了我。他说：“愿尹老师一路走好！愿太乙天尊接引尹老师青华长乐界！”作为一个研究民俗学的学者，在他曾经考察过的地方，民间文化局内人能够在他去世后自发地以自己的方式追念他，这也是一种身后的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