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放：这是地方社会在遇到危机事件时候，所采取的传统社会警示与社会动员方式。民间社会主要是以口头语言作为交流媒介与载体。口头语言具有直观与简洁的传播效果。

大家如果对民间社会谣谚、俗语等有了解就很明白。这样的谣谚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力，常被人们以文字书写张贴的方式运用到特定目的社会宣传。

比如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战时期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中国社会长期重视以文字口号标语形式，进行政策宣传与社会警示。

标语式口号简洁有力，它对人的视觉与感觉有很强的冲击力或者说刺激，让人们迅捷直观地把握到宣传者或者警示者的意图，或者得到其应和的效果。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传统春节这样特殊的时间。为了遏制病毒的人际传播，必须有效阻止人们之间习惯的人情往来，所以各地基层组织就采取了各种封堵措施，以应对这一突发公共事件。

各地为了让人民知晓病毒的危害，提高防护意识，禁止人员聚集，就纷纷采用这种习以为常的警示标语以应急。因为没有相关部门的统一标语口径，各地也就根据制作人的理解与制作地区的具体情况，创作出五花八门、标新立异的宣传标语。

萧放：由于中国社会持续在变革期，标语口号的传统持续传承，民间社会人们习惯了这种标语的宣传动员方式。在公共事件发生时，它的效力应该是可观的。

因为乡村防控标语有它的在地性与特定群体的针对性。一旦它越出这样较为粗糙的文化环境，通过互联网进入大众视野时，就与一般精英知识阶层所具有的文化理念自然发生冲突，显得浅白粗俗。甚至人们认为有些标语充满反人道与反人性的语言暴力。

事实上，我们民间社会的一些标语也存在这样的语言暴力问题。有话没有好好说，还停留在简单粗暴的管制理念上。这样的标语虽然在当地有一定宣传效果，但长远看其效果是负面的，是对社会心理、社会情感与社会关系的伤害，它会造成社会文明标准的降低。

当然也有语言形式与内容都很好的标语，如“亲戚不走，明年还有；朋友不聚，明年再叙”“返乡先隔离，亲人都爱你”。这些充满关怀的人情标语，就是一种温馨提示，值得赞赏。

萧放：非常时期非常标语，作为应急反应可以理解。它的语气更直白与急切，语言风格更夸张耸动，甚至有些暴力，标语的训诫性与警示性也更强，从严令禁止的角度看可能有某些效果，但并不符合我们今天倡导的社会治理理念。

我们强调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对人性的尊重。我们在社会治理中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强调社会治理不是社会管制，是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以协商的语气沟通社会，以柔软的手段促进社会主体的自觉行动，达到社会共同协力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使用标语时应该尽量选择人们易于接受的劝导性的柔性语言，而不是泼妇式的咒骂。

春风化雨的语言引导，温馨贴心的提示，其语言效果会更持久，也会养成大家彼此尊重爱护的行为习惯，并动员起共同抵御灾害的群体意识，而不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造成群体情感的伤害。

萧放：这次乡村出现的一些粗暴、“奇葩”的标语，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体现我们部分乡村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足，以粗暴空洞标语口号，代替实际的细致工作，以表面口号代替实际的行动，是懒政与治理能力缺乏的表现。

二是我们部分社会管理者长期缺乏对普通人的真正尊重，既无古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民胞物与”的人情认知，也没有现代命运共同体的人道主义关怀的理念，只有独断的、役物控制的管制观念。因此在疫情发生之后，就以粗暴的语言训诫自己的乡亲，伤害人们的感情。

三是我们日常生活粗俗化的急性反应。我们乡土社会本是礼俗社会，人们之间温情互惠是生活常态，但这些年来在急剧的功利追求下，社会人文环境恶化，礼仪文化缺失，生活失去美感。在部分乡村出现一些极端伤害伦理道德的标语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萧放：这样做也是可行的，只要是遵循科学，符合法律法规的表述都是合适的。如果在科学表述之上，加上有温度的通俗晓畅的语言，那就是完美的标语。

当然，如果我们地方的主管部门与社会组织即标语的制作人，能结合地方风土人情与语言特色，精炼出自己本土的标语口号就更好。如倡导居家防护的“我宅家，我骄傲，我为国家省口罩，我为自己省钞票”。

来源：法治周末

采访：法治周末记者尹丽、见习记者郑超

标语图片：素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