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是一门世界性学科，自18至19世纪之交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肇始，发端于德国，经德国语言学家和英国古物学家正式开展搜集研究工作，历经二百年的发展，在欧洲、北美、东亚等地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俗学科体系。各国各地区民俗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德国民俗学中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色彩、北欧民俗学浓厚的民族主义特色、英国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传统，其中，美国民俗学以其成功的学科建设为世界各国民俗学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美国民俗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以柴尔德（Francis Child）和钮厄尔（William Wells Newell）的搜集工作为主，以口头传承文化为主要对象；（2）20世纪初期，以博厄斯（Franz Boas）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为主，重点为北美印第安文化；（3）20世纪40-50年代，以汤普森（Stith Thompson）和泰勒（Archer Taylor）的民间口头创作研究为代表，包括民间故事、歌谣、谜语和谚语研究；（4）20世纪50-60年代，多尔森（Richard Dorson）在印第安纳大学成功创立了民俗学专业并培养了大批专业学者，建立起真正的民俗学科；（5）20世纪70年代至今，北美，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民俗学学科体系。所谓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包含了资料层面的档案馆和博物馆，研究层面的高校、科研机构及其出版物，学科建制层面的院系和硕士、博士课程，以及多方共同推动的公共民俗学。北美民俗学领域的出版物众多，其中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有：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Western Folklore,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Indiana Folklore等，其中历史悠久，影响最大的是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北美民俗学建立的标志是1888年北美民俗学会的成立，当时美国深受英国影响，创办了北美民俗学学会（Society of American Folklore），同时创办了学会刊物《北美民俗研究》，从创刊至今从未中断，除了极少数年份之外，一年四期，至2018年底，共131卷，522期。该杂志是北美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科发展和建设的贡献不言而喻，也是学科发展的一面镜子。北美民俗学会对该期刊有明确的定位：作为学会的旗帜，刊物登载的内容来自学术和公共民俗学领域，研究需从民俗学学科角度出发，建立在既定的学科方法之上，内容包括学术性的论文、注释和评论，对于学科至关重要的诗歌、文学创作、以及关于学术书籍、展览、事件、电影、音频、数字和网络资源的介绍。可以看出，期刊强调了民俗学的学科性和方法论，以及广泛多元的资料基础，这两点可视为北美民俗学的两大基石——资料和方法。

自创刊之初，《北美民俗研究》的内容和体例就相对稳定，以第一期为例，包括：正文部分12篇，学术资讯（Notes and queries）部分2篇，Folk-lore scrap-book（简单介绍民俗学研究的一些书籍和文章）部分7篇，Bibliographic notes部分是5本书的书评以及相关期刊介绍。这四大部分在创刊前十年保持稳定，后来逐渐固定为研究论文和书评（Book Review）两部分。可以看出刊物一直强调三点：资料、学术研究和研究资讯。《北美民俗研究》的学术性非常强，既有大量的个案研究，也有专门的理论探讨，集中表现在期刊的专刊这个方面，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一共有30多期专刊，基本都出版于1950年以后，主要包括：民俗学基本理论研究、特定体裁研究、世界各国的民俗学史、民俗学家纪念专刊。期刊及其专刊为美国民俗学的发展，特别是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美民俗学发展的脉络清晰，初期受到英国民俗学的影响，随后人类学派占据统治地位，这两个阶段以资料的搜集和出版为主，理论探讨和学科建设均较为薄弱，到了汤普森和泰勒的时代，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倾向日益明显，以民间故事研究为主，一直到20世纪50-60年代，经过近70年的积累，在多尔森的努力下，美国民俗学科终于建立起来，具体表现在：（1）学科建设，印第安纳大学建立了民俗学科并培养了一批民俗学专业的博士，他们成为北美民俗学的中坚力量；（2）专业教材和学术成果的出版，1972年，多尔森主编的Folklore and Folklife一书出版，至今仍作为民俗学专业的课本和必读书；（3）自觉的理论建设和总结。在这一阶段，民俗学者们进行自觉的理论建设，集中在几个根本问题–如何界定民俗，民俗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等。

北美民俗学的理论来源颇为庞杂，发展早期深受英国民俗学、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派、德国的民间文学研究、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50-60年代，北美民俗学界开始有意识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和方法论。在这一重要的阶段，《北美民俗研究》于1971年推出了专刊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第331期），奠定了北美民俗学基本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此后，《北美民俗研究》在重要的理论转型时期均推出了类似的专刊，集中讨论基本的理论问题，并形成了传统，较为重要的讨论有四次：

　　1971.No.331 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

　　1995.No.430 Common Ground:Keywords for the Study of Expressive Culture

　　1998.No.441 Folklore:What’s in a Name?

　　2002.No.455 Toward New Perspectives on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这四期专刊紧跟民俗学发展的步伐，根据当时学科的处境，有计划地组织集中讨论，其中第331期和430期经修改编辑后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北美民俗研究》关注学科的危机，鼓励质疑和辩论，既注重学术传统的继承，也欢迎新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引领北美民俗学的学术走向，为学科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平台。

北美民俗学在发展初期，以搜集出版工作为主，学会成员既有来自文学、人类学等领域受过专门训练的学者，也有众多爱好民俗的业余民俗学家，钮厄尔希望通过统一的民俗学会和期刊将这些不同领域的学者整合到民俗学中，也使得北美民俗学的理论渊源颇为复杂。在创刊号公布的学会章程中明确提出学会要创办自己的学术刊物，学会的主要宗旨是研究北美的民俗，特别是资料的搜集、发表和出版，创刊宣言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宗旨：

　1．搜集北美迅速消失的民俗，包括：

　　（a）古老的英国民俗的遗留（叙事歌谣、故事、迷信、方言等）。

　　（b）南部各州的黑人民俗。

　　（c）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民俗（神话、故事等）。

　　（d）法属加拿大、墨西哥等地的民俗。

　　2．一般的学科研究，和上述领域的成果。

北美民俗学会和《北美民俗研究》的工作均围绕这一范围展开，显示了初期工作以搜集和出版为主，研究为次。创刊号中大量的文章介绍不同地区或族群的故事、歌谣、神话、迷信等，也有少量的理论性文章。章程明确了搜集的对象和范围，明显表现出以族群文化为基础的特点，这基于北美的社会历史，也奠定了北美民俗学族群研究的基调。英国移民（包括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的移民）、黑人、印第安人是当时美国的主要族群，其文化之间本无相关性，但随着美国的独立和发展，国家认同和文化整合提上了日程，民俗学也参与到了“美国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将南部各州的黑人民俗、法属加拿大和墨西哥民俗纳入搜集范围，表明北美民俗学界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即相对独立的美国文化和北美文化，是独立于欧洲文化之外的。

从一开始，北美民俗学就表现出了多源头的理论影响，其中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英格兰民俗学。在创刊号的的学术资讯部分专文介绍“folk-lore”一词，包括：“folk-lore”一词的来源和意义，英格兰民俗学会及其刊物，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其他各国的民俗学刊物，最后以列举的方式说明了民俗的范围。文章明确指出，北美民俗学会是按照英格兰民俗学会的模式建立的。“folk-lore”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包括了所有口耳相传的知识，具体来说，包括：古老有趣的习俗、迷信、儿童故事、诗歌、古老的俗语和谚语、谜语、儿童游戏、方言和成语。根据“搜集北美迅速消失的民俗”这一提法，此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观点，将民俗视为文化遗留物；关于英国移民民俗的论述明显受到早期英国民俗学古物研究的影响。

美国民俗学影响的第二大来源是人类学关于北美印第安部落的研究。在“The Credit of Originating the Term‘Folk-Lore’”一文详细解释“lore”一词时明确指出需要加入对印第安人原始文化的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研究是以博厄斯为首的北美人类学家的工作中心，被纳入民俗研究的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既拓展了北美民俗研究的范畴，也引入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此外，欧洲其他国家的民俗学，主要是民间文学研究也是理论来源之一，“The Diffusion of Popular Tales”一文梳理欧洲故事学（也包括神话）史，简单论述了格林兄弟、本菲、麦克斯·谬勒（Max Müller）、安德鲁·兰（Andrew Lang）等人的研究，引入了故事的比较研究、比较神话学等理论。北美民俗学脱胎于英格兰民俗学的同时吸收融合欧洲民间文学研究和北美人类学研究，自初创时期就有意识建构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

《北美民俗研究》自创刊就表现出多源头的学术影响，关注多元多族群的社会现实，立足北美的社会历史，走上了独立的学科建设之路。1960年，威兰德·汉德（Wayland Hand）总结北美民俗学前七十年的发展成就，认为北美民俗学会及《北美民俗研究》一直引领北美民俗学的发展，指导各地民俗学会和学者们的具体工作，搜集出版了大量资料，整合了各个领域爱好民俗搜集和研究的学者和爱好者，形成了民俗学家团体。汉德充分肯定了学会和刊物的组织作用，虽没有明确提出理论和方法的问题，但是多处提到民俗学与文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学科交流，事实上指出了北美民俗学理论的多个源头。汉德同时对学科未来发展提出了意见：首先是民俗学领域的问题，要重视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需要扩展到语言和文学领域，包括作家文学；其次是学科建设问题，包括专业人才培养、学科建设（院系设置、硕博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再次是研究视野需要扩大到城市，甚至现代化大都市，而不是局限于乡村，此处族群文化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

正如汉德所言，随后北美民俗学的发展正是从这三个方向突破，从理论层面来说，开始关注当代民俗、都市民俗，民俗学的视线从乡村社会转移到现代化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到了多元共存大语境下的各个族群，导致了对“群体”的关注，同时表明民俗学家们开始关注进行中的民俗，而不是遗留物。这种学术转向在60-70年爆发出来，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民俗学理论体系。

北美民俗学一直呈现一种开放的格局，广泛吸收欧洲和北美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英国民俗学，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派，德国的比较神话学和故事学研究，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50-60年代，北美民俗学不仅继承以往的学术传统，还融合了当时北美学术界的其他理论思潮，如功能学派、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语言民族志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北美民俗学界有意识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和方法论，主要成果有两个，一个是道尔森主编的Folklore and Folklife一书的出版，另一个成果是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1975）一书的出版，该书以理论和方法为主,原为《北美民俗研究》1971年第331期，奠定了北美民俗学基本的理论框架和体系。

该期包含14篇论文，一改期刊以具体个案为主的惯例，集中讨论理论问题。主编亚美利科·帕里德（Américo Paredes）在前言中谈到该专刊的筹备过程以及背景，专刊的筹划可追溯至1966年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举办的国际美洲人大会，会议期间，拉丁美洲和北美的民俗学家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前者认为后者是没有足够理论基础的实用主义者，后者认为前者执着于古物研究，理论争论持续的结果是双方筹备各出一本理论专刊或书籍。该特刊表现出当时北美民俗学界迫切的、有意识的理论诉求，以及强烈的学科意识。序言中说：当前仍有很多学者对理论不以为然，或者将研究建立在不可靠的前提之上，以之前流行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为代表。当前理论含混的根本原因是对基本理论和概念没有达成共识。美国民俗学者抛弃了欧洲长时间盛行的历史地理学派，也认识到当时社会科学理论性的不足，明确提出构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参与讨论和写作的学者大都在30岁到40岁，正处于学术上升期，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丹·本-阿默斯（Den Ben-Amos）、罗杰·亚伯拉罕（Roger D. Abrahams）、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肯尼斯·戈德斯坦（Kenneth S. Goldstein）等人成为民俗学家的中坚力量。讨论的目的在于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从操作性的角度在具体情境中界定民俗，以及可以解决问题的各类方法和工具，即民俗学研究的基本范围和理论方法。

(阿兰·邓迪斯 )

鲍曼在导言中说该特刊主要是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从整体上看，呈现的是全面和高度自觉的学术转型，以往将民俗视为“事物（item）”——民俗的事象，而现在视为“事件（event）”，即民俗的过程（the doing of folklore）。

（理查德·鲍曼 ）

阿默斯的《在承启关系中探求民俗的定义》（Toward a Definition of Folklore in Context）一文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集中讨论民俗的定义。在阿默斯看来，定义民俗本身十分困难，一是民俗性质本身，二是由于概念的历史发展。民俗本身十分复杂，一旦创造出来，就是一个超有机体，其本土的环境和文化承起关系便不再是其继续存在的必备条件，但是民俗很大程度上是有机现象，是文化的一个集合部分，与其产生的场所、时间等紧密相关。以往的民俗定义将民俗作为事象的集合，阿默斯认为在其文化承启关系中，民俗不是事象的集合，而是一个进程——更准确的说民俗是一个交际的进程，进程和结果不是分离而是一体的。民俗是发生在一定时候的行为，是通过艺术媒介表现的一种社会交往。作为一种交际进程，民俗也有它的社会局限，即小群体，这是民俗独特的承启关系。群体大小不同，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展现出同一群体的特征。阿默斯的民俗概念否定了传统、口头等作为定义的要素，表明北美民俗学对民俗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彻底摆脱了静态的、文化遗留物的观点，更加注重过程以及语境（承启关系）。

亚伯拉罕呼应阿默斯的以小群体为单位的研究，将研究对象由以民俗现象为主转移到“人”上来，肯定了“人”在民俗中的核心作用，他们不仅仅继承传统，更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从而凸显了“表演”在民俗中的地位。

具体来说，该专刊取得了以下成果：

1.民俗的再定义：阿默斯将民俗定义为“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artistic communication in small groups）”，强调是交际进程(communicative process)。该定义突出了民俗的现在时，打破了以往界定民俗的对“folk”的种种认识，将民俗研究限定在具有共同背景可交流的群体内部，增强了研究的实践操作性。这种研究完全不同于流行于欧洲的以文本为基础的故事学和神话学研究，这些研究忽略故事和神话的讲述者及其产生和传播的环境，存在巨大的漏洞。

2.以表演为核心的民俗学研究导向：阿伯拉罕和和戈德斯坦努力建立以表演为导向的民俗研究，侧重民俗的行为和过程，从人类学角度考察民俗在社会中的存在，表演者、观众、特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需要考察的维度，只有在这样的系统中，民俗才能被正确地阐释。

3.民俗学术语体系的初建：北美民俗学多源的学术源流提供了多样的术语，民俗学家们在继承学术传统的同时联系研究实际，对一些术语进行了系统的界定和解释，并用于个案研究中，主要有verbal art、human expression、performer、performance、context、text等。这些术语不仅成为民俗学通用的术语，也是民俗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交流的基础。

4.多维度的理论方法：本刊的14篇文章中大部分是运用特定理论方法的个案研究，近半数的论文以民族志作为基本方法，但仍有部分学者坚持文本分析并引入了多学科的方法，Robert Jerome Smith的符号学和心理分析方法，Brian Sutton-Smith 的发展心理学和文学批评方法，Alan Dundes 从世界观的角度考察民俗观念，Heda Jason 将传说的分析至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中，考察其深层内涵和结构。

总体来说，该专刊构建了北美民俗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摒弃了以往民俗是文化遗留物，是静态事象的观点，也批评了将民俗事象从其生存环境中抽取出来进行研究的方法，将民俗–表演者和参与者–语境（特定的社区或文化）视为一个体系，关注民俗的过程，确立了以表演为导向的研究方向，肯定了科学严谨的田野调查和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对于学科的重要性，整合来自民俗学、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

该专刊的出版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职业民俗学家走上并占据学术的舞台，运用学科武器研究人类文化，此后，北美民俗学以表演理论，或更准确的说，以表演为导向（performance-oriented）的研究为主，以民族志式研究为基本方法，涌现大量的个案研究，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自70年代以来，北美民俗学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公共民俗学领域，扩大了学科的影响。但是进入90年代，北美民俗学会成立百年以后，学者们感觉到了深刻的危机，一方面来自民俗本身的变化，在都市化以及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民俗与最初的所指已相去甚远；另一方面是学科的发展变化，北美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日益模糊，独立的民俗学科逐渐减少。部分学者甚至提出替换“folklore”一词，正反观点针锋相对，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1996年，正值汤姆森于1846提出“folklore”一词150周年之际，针对学科普遍存在的危机，北美民俗学会年会上，琳达·哈罗（Linda Harlow）召集会议讨论这一术语，后经过筹备，由《北美民俗研究》1998年出版了专刊“民俗：以何为名？（Folklore:What’s in a Name?）”。

芭芭拉·克里森布莱特-金布莱特（Barbara Krishenblatt-Gimblett）通过考察学科危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民俗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在北美民俗学史的框架内，考察学科危机产生的根源。第一个危机是民俗学家的认同危机，部分公认的民俗学家的成果被归为人类学、文学、社会语言学等其他学科，而归入民俗学出版物的却是弗雷泽、坎贝尔等人的著作；更糟糕的是标榜自己为民俗学家的并没有真正研究民俗。在学科命名上，北美多数民俗学科都采取了联名的方式，较为常见的是“folklore and ethnomusicology（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

第二个危机是其他学科不断侵占民俗学的领地，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公共领域。民俗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民俗事象，二是指民俗学科，在发展历程中，民俗的概念和范围一直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民俗事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学者们对民俗的认识难以统一，不同的时代，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各有侧重。民俗学科一直是在与相关的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互动交错关系中发展的,当前，民俗学似乎正迅速融入到其他学科中。金布莱特认为去论证民俗一词是否更具有包容性没有实际意义，民俗学正处于一个“后学科”时代。

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认为创造一个新的，更符合学科性质的名称对于学科未来至关重要。作为学科的民俗学在学术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如果继续使用这一名称，无论是学科对话、专著出版甚至学生就业都受到负面影响。美国有人类学家用“民族学（ethnology）”；民俗学的故乡英格兰，民俗学课程往往置于文化研究、当代文化研究、社会历史学中；在法国，民族学、口头文学、口述史、传统艺术等学科的研究领域也与民俗学类似；在匈牙利则用“民族志（ethnography）”命名；在瑞典，早在1972年，所有的民俗学系都变更名称为“民族学”；德国在学科命名的变更上最为明显，有文化人类学和欧洲民族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European Ethnology），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跨文化语言研究（intercultural language study）等。

与本迪克斯和金布莱特的意见相反，阿默斯、埃利奥特·奥林（Elliot Oring）等人坚持继续使用“folklore”一词，他们也认可这一术语自1846年汤姆斯创造至今的150多年里，其所指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其说民俗学遭遇危机，不如承认民俗学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一直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阿默斯通过回顾学术史，认为道尔森当初将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来建设，有明确的学科边界，独立的学术史，特定的研究方法和术语体系，作为学科的民俗的所指是清晰的。混淆的发生要归结于应用民俗学自70年代的推广，日益多的非专业人士进入民俗学领域，使得“folklore”一词在大众以及英语体系中逐渐变得负面，但这只是在公众领域而非学术领域，“Folklore”一词经历了多次的再定义，无不受到不同时代的影响，这是一个连续的建设和积累的过程，在当代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因此更换一个新的名词根本没有必要，而且新的名词会带来新的问题。

阿默斯和奥林均指出，民俗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学科界限的模糊是正常的，民俗学在相关的历史学、文学等领域产生了影响。奥林强调民俗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关注人，关注人的艺术化表达，这一点不会随着传播媒介的进步而改变，因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永远存在；在大众看来，民俗学就是研究过去，但这也是民俗学的特殊之处，因此，民俗学在整个人文学科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丹·本-阿默斯）

该专刊几篇文章关注的是北美民俗学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学科危机，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是均立足学科发展史以及与相关人文科学的关系来考察，反观当代北美民俗学的危机与解决之道。主编琳达·哈罗（Linda Harlow）在序言中说要反映观点的差异性，正反两方的，欧洲和的美国的，不同时代学者之间的。正如阿默斯所说“这一深入我们学科历史的自我评价的时刻可以作为建设性的、重要的自我审视；也有可能变为我们理论和方法的转折点”。

对民俗学科命运的担忧使学者们更加自觉地进行理论建设，90年代以后，《北美民俗研究》刊发了两期专门的理论专刊：

　　1995.No.430.Common Ground:Keywords for the Study of Expressive Culture

　　2002.No.455.Toward New Perspective on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共同点：文化表现研究关键词（Common Ground:Keywords for the Study of Expressive Culture）》讨论了传统（tradition）、艺术（art）、文本（text）、群体（group）、表演（performance）、体裁（genre）、语境（context）七个重要术语，该专刊经过修改补充后以Eight Words:For the Study of Expressive Culture的书名于2003年出版，增加了格拉西（Henry Glassie）写作的传统（tradition）这一部分。主编博特·法因图赫（Burt Feintuch）在导言中对70年代以来盛行的民族志个案研究表现出了担忧，这类研究对于具体社区和群体的民俗研究细致入微，但是往往忽视了民俗作为人类表达（human expression）的普遍性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总结，这对学科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不利的，受到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一书的启发，组织了这期以民俗学关键词讨论为主题的专刊。学者们讨论的这七个关键词广泛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在讨论每个关键词的学术史基础上，联系深入的民族志个案，从民俗学角度重新界定，并运用于具体研究。多萝西·诺伊斯（Dorothy Noyes）的“群体（group）”后来被置于Eight Words一书的第一章，“群体（group）”自邓迪斯和阿默斯的定义以来已经成为北美民俗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诺伊斯将其置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理论的框架内讨论，由此引入了新的分析维度和具体方法。传统、艺术、文本、表演等在民俗学领域使用广泛的术语被重新讨论，并与其他学科对话，使民俗学的术语体系更为完备和扎实，也增强了与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

1997年是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一书出版二十周年，北美民俗学年会集中讨论了该书的影响，议题集中于表演理论的产生、分化和发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流，经过数年筹备，2002年《北美民俗研究》出版了专刊“Toward New Perspective on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集中对鲍曼的表演理论展开建设性讨论。

吉尔-特里·鲁迪（Jill Terry Ruddy）研究鲍曼一书在SSCI（the Social Studies Citation Index）和AHCI（the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数据库中引用的情况，通过细致的统计考察该书的学科影响力，发现该书在民俗学、人类学中引用最多，再就是文学批评、宗教研究、音乐学、戏剧、话语研究、区域研究、语言学和传播学，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数据表明该书在民俗学中影响重大，是当代民俗学的学术中心，也波及到相关领域，扩大了民俗学在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帕特丽夏·E·萨温（Patricia E.Sawin）将鲍曼的表演理论和女性研究中的性别主体问题联系起来，哈里斯·M·伯杰（Harris M.Berger）和乔凡娜·P·德尔·尼格罗（Giovanna P.Del Negro）将现象学中的自反性（reflexivity）和表演理论联系起来，认为表演的美学与自反性紧密相关，是所有文化表现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般来说，每期专刊都是因为某次会议讨论而起，往往是北美民俗学年会的专题讨论，主编选择有价值的议题决定刊发专刊并征集论文，经过1-2年的筹备后刊出，学者们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并能充分了解不同观点，使得讨论更加深入。经过进一步的筹备之后，部分专刊经过重新修改和编辑作为著作出版，形成了会议讨论–专刊–著作的模式。专刊主编或召集人往往自专题讨论阶段就对问题进行跟踪，尽量全面系统展现讨论的全貌，在刊首语中说明专刊的来由，问题产生的背景，并简单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这是一个高度自觉且管理有序的运作方式，使问题讨论高效且集中。

学科理论建设与最有影响期刊的结合，显示出北美民俗学界强烈的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以及业内期刊的组织意识和责任意识，成为推动民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式，其中专刊的效果显而易见并影响深远。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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