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是了解如何通过食物以及围绕食物相关的文化来讲述女性生活，以及我们从对食物的研究当中可以学到什么，特别是如何从对食物的研究来分析女性角色以及女性生活。

“性别，与食物的关系错综复杂。因为食物一直被认为是女性家庭内首要的职责。为了更好地理解在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性别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理解食物和饮食文化如何塑造了并继续塑造  我们的生活是十分有必要的。从购买食材到准备食物，到后续的清扫工作，食物的每一方面都与性别  问题揉和在一起。”这段较长的引用，我认为十分重要，并以此作为我研究的出发点。从准备食物到食用过程中的各个方面与环节，确实与性别密切相关。

我到中国时，注意到人们在用餐时可自由选择那些看上去很有诱惑力的食物，我也注意到在学校 的食堂或是餐厅，人们也是自己选择菜品然后由服务员为你提供服务。但是我很好奇，在中国普通家庭中，何种方式更为常见，是你自己选择想要的，还是只能吃别人安排给你的食物？谁来为你提供用餐食物？谁先决定开始用餐？祖父或是父亲？谁会得到最好最多的食物？这些琐碎的细节最终都会指向一个问题。在我成长的家庭中，过去一般都是祖父或是父亲先取用食物，当然最好的食物可能会先让客人享用，然后是长者、儿童，而祖母或是母亲这些做饭的人，往往是最后才去食用的人。在此过程中，她们要时刻关注桌上食物的食用情况，是否还有足够的食物，谁还需要以便及时添加等等。虽然随着时代发展，上述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些食物的问题一直是与女性紧密相联的。正如迪沃特 (DeVault) 所说：“这不仅仅是女性承担了更多喂养工作，而且此类工作也是女性“实践（do）”性别（gender）的主要方式之一”。诚如我的祖母和母亲，她们正是以能否在恰当的时间内做一桌丰盛的大餐获得众人的夸赞，来决定是否是一名成功的妻子与母亲。“女性气质（femininity）”与“性别角色(gender roles)”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来诠释或表达的。

今天，我想用我自己的家庭故事作为案例来讨论食物与性别。看一位女性的食谱可以看到她的生命故事（life story），食谱就是讲述她们生命故事的一种方式。在中国，是否有由上几代女性长辈留传下来的手写食谱？在加拿大及北美地区的文化中，大约在19世纪 90年代之后，很多时候妇女会写下她们的食谱，有时她们为了自己查阅食谱，有时她们也会将自己制作的食谱传给女儿或朋友，而今天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从网络上获得这些食谱，根本不需要花费时力去记录保存。

我的母亲于1954年结婚，在她的告别单身聚会上，她得到的礼物之一是一个装满了空白卡片的小盒子。所以，结婚之后，她将别人给她的食谱或者她学来的食谱都装在了这个小盒子里，或许她也从她的母亲那儿得到一些。所以，她有各种各样的食谱，这些小卡片寥寥数语，记录的都是一些简单的烘焙配方，看上去非常朴素。

所以，今天我所要讨论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些小卡片来讲述我母亲的生命故事。这不免有些让人疑虑。这些简单而又相似的食谱，我们如何通过这些小卡片讲述女性的生命故事？作为自传，它们是否过于简单或刻板？

首先，我想说这些食谱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灵活。虽然这只盒子里装的，只是一些简单且程式化 的曲奇、饼干之类的烘焙配方，甚至都不是一顿正餐的食谱，但是如果你自己想做点什么的话，这些 烘焙食谱确实能为你提供不少帮助。例如，在依照食谱制作食物的时候，你很清楚地知道何时该取多  少合适的量；或者有些食材是家庭成员不喜欢的，你就会寻找另一种食材来替代；又或者当你不知道该为晚餐安排些什么时，你就可以参看一下食谱。所以说食谱是可调整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让做饭这件事看起来更像是依照计划来实施，或称为“食谱计划”（Recipe Plan） 或是“一般模式”（General Model），主妇们只需要根据家庭成员的口味，在此基础上临时加一些别的材料即可。或者说，这个根据食谱烹饪的过程，与音乐谱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如同作曲者般，拥有诸多类似于“食谱”这样 的谱曲素材，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创意和想法，便可编织出美妙的乐曲，给了主妇相当的创造空间。

当我们再深入一些地看这些食谱的话，其实它与其他讲述女性生命故事的方式并无多大的不同。 我的祖母只受过几年的学校教育，在她的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多女性会写字，她们不知道如何写作。受过教育的男性，他们可以为自己书写自传并出版，但是对于大多数女性是做不到的。她们只能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生活事象来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比如从一些缝制的被褥等诸如此类的物质用品中，可看到她们各自的生活轨迹与生命故事。也许有一些能写字的女性，她们会记日记或是给孩子们写写信件，但也绝不可能写出那种“我出生于……，那一年发生了……”那样的标准的长篇自传以供出版。 因为大部分的女性都因忙于照顾家庭、孩子，她们所能做到的只是用简短的语句，匆忙地记录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比如记录并保存食谱。这与其他女性自传方式有相似之处，如碎片化、非线性等。

当琳达 · 伯扎克 (Linda Berzok) 的母亲去世时，她的母亲留下了几十个有索引卡的盒子，上面记录着各种食谱。琳达写道：“我开始认识到这里有故事，一个可以通过卡片而讲述的故事。有些女性留下日记，我想，我的母亲留下了食谱。”食谱是日常生活自传的记录形式。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通过脸书、博客、社交媒体等来讲述我们的故事，与我们身边的朋友分享碎片化的生活信息。 我认为食谱也是另一种非正式的自传，如同我们当下使用的社交媒介一样，过去的女性用食谱同样可  以讲述她们的生命故事。

我的母亲用食谱讲述她的人生故事。我对母亲的烘焙有着清晰的记忆，实际上，这可能是数种记忆组合而成的一种。因为当我长大后，我经常看她烘焙。我记得我18 岁时一个周六的早晨。这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回家过周末。我的母亲并没有花时间坐下来跟我聊天，而是和以前一样，我一边坐着看母亲烘焙，一边和她聊天。我不确定为什么她不需要我帮忙，看上去她也不想要我帮她。也许演示给我看，需要花更多时间；也许是厨房太小容不下更多人。数年后我才意识到，厨房如此之小，因此迫使女性自己做了所有的工作。现在，我就坐在桌子旁边，看着我母亲快速地走来走去。她混合黄油，将曲奇舀进曲奇烤板，并清洗餐具。一个多小时里，她做了整个家庭一周所需的烘焙食物，曲奇、方饼、饼干和派。这并没有什么特别打动我的，因为这是我母亲每个周六上午都要做的。可是那天，当母亲把做好的东西放进收纳罐里，她停下来说：“你知道，我真是不喜欢烘焙。”

正是这个记忆，启发了我去研究我的母亲和她的食谱。怎么会“我并不喜欢烘焙”呢？是什么让我的母亲如此多年地，在每个周六为这个家庭做着重复的烘焙工作，却带着“我并不喜欢做这件事” 的心情？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母亲并不指望能成为一位知名的大厨，可以让食谱来记录她的一生，甚至在社区里，她也不是那种家喻户晓让人慕名来求得食谱的人，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收集的这些食谱，如今成为了我们家庭珍贵的财富，而在她想来，这只不过是一些寻常的食谱，是她的工具，她需要这些食谱来做出一顿餐点。只要你认真看，这些食谱真的是简单、快速、易操作，而不是那种看上去详尽，充满温情的家庭食谱，甚至有一些就是她匆忙写下的。比如这张就是由于没有空地儿，她不得不匆匆地记在了纸边的空白处。她压根儿没想过要像别的家庭主妇那样认真收集与排列，然后作为“家传”留给后代。她并不喜欢烘焙，却要通过食谱来讲述她的人生故事，这确实有些让人疑惑，但是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研究案例。

母亲的这个盒子里有 350 种烘焙的食谱，都异常简洁、经济，没有什么华丽奢侈的东西。她并不因为是一名优秀的烘焙师或厨师而被众所周知，她所搜集的材料也不那么周详和富创造性，这些关于曲奇、方饼和蛋糕的配方，用的都是随手可取并不昂贵的材料，简便易行。她做了那么多年的烘焙，并不是出于享受而是因为她觉得不得不这么做。她的故事与她同时代的大部分女性是相似的，正是因为她的普通，与那个时代的女性一样默默承受着家庭工作，才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她的食谱不仅讲述她自己的个人故事，也讲述了那个时代的其他女性生命故事。

我的母亲劳伦 (Laurene Falconer) 出生于 1931 年，她在新斯科舍的一个小村庄长大。那儿有 95% 的家庭来自苏格兰，人口稀少，大部分是以农耕为生的农民，仅有的一些冶炼之类的工业也在一战期间关停了。她与父母和弟弟生活在一起，她的父亲在一家生产铁路车辆的工厂工作。高中毕业后她学习了秘书课程成为了一名秘书。在那个时代，女性一般有三种职业选择，秘书、护士或是教师，但一旦结婚了就会因养育下一代而不再工作。1954 年，她和我父亲亨利 (Henry Tye) 结了婚。

我的父亲亨利是一名牧师，那时候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教会，20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几乎每个聚集生活区都有教堂，人们也常常去教堂。这些教会有的非常严格，而我父亲所在的美国教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他们总是致力于如何来帮助社区更好地生活，那也意味着有大量的社会工作要做。当牧师毕业时，一般不能自由选择而是会被指送至某个社区的教会，所以他们通常是从服务于一些小教会开始，然后逐渐成长起来的。我父亲被指派去的那个社区（Cape North），道路修成仅一年， 条件十分艰苦。在冬天，那儿冰天雪地与世隔绝，人们只能储藏大量食物，一个冬季都闭门不出。

之后，我的父母又搬了几次家，到了新斯科（Nova  Scotia），最后来到了夏洛特镇（Charlottetown）。这对我的研究十分有帮助。因为母亲在她的卡片上记录着是从谁那儿得到的食谱，卡片上写着她们的名字，所以我很容易就能从卡片上得到有关母亲不同时期居住于不同区域的信息，比如这张卡片上的名字劳伦 · 菲尔，她是我们在新斯科舍的一个邻居，这些信息很容易就让我辨认出那些卡片的新旧与来自何处。

让我们重回布雷顿角（Cape Breton）。布雷顿角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典型的农耕社区，有着百分之百的苏格兰移民与传统，我在这儿出生。因为我的外祖母并没有怎么教她做饭，所以作为一名新家庭主妇， 我的母亲在这儿开始认真学习烘焙。这个社区的人们非常热情，对于牧师的妻子更是照顾有加。请注意这里有一部分卡片是打印的，因为那个时期我的母亲刚辞去秘书的工作，或许是因为我父亲职业的缘故，他喜欢有条不紊，所以这些卡片都是打印的，非常整齐。但是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以后就没有了，可能是因为后来的家务工作更为忙碌的缘故。

1957 年，他们又搬到了一个稍大的镇上——帕斯博勒镇（Parrsboro Town），这是一个曾经富裕的小镇，这儿有船舶制造业。那时，我们居住的社区里有个女性团体，她们常在一起做一些精致的食物。我的母亲因为来自北方，烹饪技术也不是很精湛，所以多少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个淑女团为我母亲复印了一本食谱书，从书上的划线部分可以看出当时我母亲多么认真地阅读，并仔细地做了笔记，她开始学习如何做一些“美食”。

1961 年，他们搬到了爱德华王子岛的夏洛特（Charlottertown, Prince Edward Island），这里已经算是一个小城市了。这儿的生活对于母亲来说更有趣些，他们有了新居所，居住条件改善了许多，孩子 们也陆续出生，可以看出那时的她心情不错。1962 年，我的妹妹凯茜 (Cathy) 在这儿出生了，因为母亲孕期时感染了风疹病毒，所以凯茜先天耳聋。这在我母亲的生命以及家庭故事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我的父母因此做了大量帮助当地因听力障碍而失学的儿童。1967 年，父亲在教堂管理机构谋得一职， 我们又搬到了艾摩斯特（Amherst, Nova Scotia），一个工业小镇，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凯茜听力困难，但在艾摩斯特她可以去上学，这个学校接纳了加拿大东部大部分的失聪儿童。

1970 年，我的弟弟马克 (Mark) 出生了。我的母亲在一家幼儿园做兼职工作，并在一家聋哑学校帮忙。等弟弟长大入学后，母亲进修了高级秘书课程并从事全职秘书工作，从 1979 年一直到1989 年， 她在一家高中做了十年秘书工作。那段时期，我父亲因工作关系经常离家去各处的教堂做组建工作，  而我的母亲通过教会和自己的工作，结识了许多自己的朋友，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社交圈，变得更为独立。1981 年，她被诊断为乳腺癌并做了化疗，但是不久癌症又复发了，她继续接受放疗。1989年，我父亲因重回以前的教堂工作，我们于是又重新搬回夏洛特。我母亲因癌症再次复发，搬家后不久她去世了。

当我回顾过去，从这些食谱卡片中读到了母亲生命故事与历程中的三个主题：一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二是作为牧师的妻子以及作为社区中的女士的地位；三是女性通过为自己留出时间的方式，作为某种对其社会角色的抵抗（resistence）。

什么是“好的”食物？我们看到这些食谱卡片里，充满了“糖”“黄油”等之类不太健康食物的词汇，但事实上，在我的家庭以及大多数家庭里，这很寻常。饼干虽然坚硬，但让人感到安心放松。自我孩提时代起，饼干就是我的睡前餐点。无数个夜晚，我看见我的父母或是我的祖父母在睡前吃饼干。“我们睡前餐吃什么？” 如果还没有为他准备好的话，每晚十点我的祖父就会用低沉的嗓音问道。我的母亲或祖母便很快予以回应，马上去烧开一壶水泡茶，多半会再拿出一盒饼干。黄油饼干总是陪伴我们的每一餐，草莓酱饼干或黄油饼干上加一些切达干酪，这些是不变的睡前餐点。在加拿大的苏格兰移民传统中，通常会有日常的早、中、晚三餐，然后会在睡前再用一顿小而清淡的餐点，我们称之为“Lunch”。当我和兄弟姐妹回忆过往，我们总能想起每日最美味的食物——饼干，它随时随地成为我们的每日佐餐。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我们这些孩子的记忆里并没有许多关于节日的特殊食物，像圣诞大餐什么的，反而是这些一日三餐极为普通的餐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母亲经年积累的这些食谱，记录的都是诸如小饼干之类的配方，比如：

从这些配方的细微变化上，其实可以发掘出更多的生活信息。比如曾经的生活拮据，母亲不得不用奶粉代替鲜奶，口感当然要差很多，但是经济节约。还有经常变化的糖的用量，因家庭成员以及客 人的口味与要求不同，母亲也一直在调整着糖的用量。再就是，不同的生活阶段，根据她所接触的社交圈里交流的经验，她也一直试图做一些更受大家欢迎的食点。

深究我们家庭对于“好的食物”的定义，其实来自于我母亲的生活背景——我的外祖母在我母亲的成长阶段也是每餐必做这种饼干。苏格兰传统饼干或司康饼，是早期苏格兰移民的普通食物，这也是苏格兰的传统。在当时的苏格兰移民社区，这些食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与苏格兰传统的联结。这些食谱恰恰提醒着我们，传统一直在被改造。也许，我们会认为传统是代代相传，不曾改变的，但事实上这不是真的，传统一直在改变。我们所说的传统不变，是那最为核心的精神与最为古老本质的部分没有变，但是附着在传统的具体表象，却是一直在改变的。这些苏格兰饼干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饼干，与我母亲从小吃到大的饼干，虽然都是同一传统，但是配方与味道却是经年改变，它们变得越来越清淡，越来越甜，但是深植于饼干之中的苏格兰精神还是未曾改变的，传统的核心元素被保持并代际传承下来。

无论什么时候来到我家，总能看到我母亲在准备着这些饼干，正如她成长时，她母亲所做的那样。除了饼干，同时她也会烘焙一些曲奇之类的其他食物。她的母亲和其它女性也是如此，这在苏格兰传统极为普遍。我母亲经常会调整她的食谱与配方，就好像习俗与传统也在时代变化中改变以适应，但仍保持着最基本的要素。

在伴随我母亲成长的烘焙当中，我们可见的传统首先是慷慨，慷慨是最重要的。在苏格兰移民社区里，无论何时有客人到访，你都必须随时奉上茶点，要热情待客，表现出慷慨大方，即便是贫穷的家庭。客人吃完了饼干，你一定要马上问是否还需要，如果茶点不够，那将是非常令人尴尬的事。其次，是不能浪费任何东西。你得及时奉上饼干，却又不能多余浪费，对于主妇来说如何把控饼干制作的数量可是一个难题。就像我现在一样，因准备了过多的食物而在周末清理不得不丢弃时，我就会感到十分的内疚。所以如何在慷慨与节俭之间取得平衡，是主妇必须做到的。

好的食物往往来自于好的意愿，也许我母亲做的食物并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但却是我们这些孩子所爱。每次我们回家，母亲都会专门为我们做一些我们喜欢的茶点，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馨。母亲会根据家庭的每一位成员的口味来调整食物，但是我父亲的好恶是首要的。基本上是父亲决定了我们吃什么，这在那个时代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当我们在朋友家中尝到一些好吃的食物时，我们会问母亲，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家那样来做呢？我母亲会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的父亲不喜欢。这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很寻常，家庭中往往以丈夫的喜好来决定食物。

现在，当我与父亲以及弟弟妹妹们谈论母亲的时候，才知道她为我们做了如此之多，而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母亲在烘焙的过程中如此顾及家人以及她对我们的养育所投入的精力。她所做的工作，都是悄无声息的，默默地奉献着，每次回家都有美好的食物在等着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才意识她做了那么多工作，而这些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有趣的是，我们视而不见的东西，我母亲的朋友们却看得清清楚楚，因为她们常常是相互关注的。她们知道母亲为了照顾我们的日常起居饮食，为了这个家操劳如此之多。母亲去世多年后，有一次我同我母亲的朋友莎蒂谈及母亲的厨艺，莎蒂对我说，她这么些年仍能记得我的父亲喜欢什么，“他喜欢一些基本的食物，如肉、土豆……母亲当然不做那些繁复的食物，因为父亲喜欢肉和土豆。 他喜欢用餐时喝茶，喜欢甜点，苹果派是他最喜欢的。是的，正是这样。我想你的母亲为你父亲所好而做食物。”

女性们一直相互关注着，但她们并未过多谈及食物。她们只谈那些做得一手好食物的妇人或做得不好的人，所以聚会时候，她们就会特别注意，什么是不能安排这些厨艺不好的人做的，而什么是应该让那些厨艺好的人去做。女性总是被期望做得一手好菜去照顾她们的家人。

所以我认为好的食物，是家制的，是根植于过去的，是能够重释那些古老传统，把诸如节俭、自我倚靠以及热情好客的文化价值传承给我们的食物。好的食物，当然也是依据家庭成员 ( 特别是我的父亲) 口味来调整的，能给予家庭欢愉的，让归家的感觉倍感温暖的，以及建立我们自己独特的家庭传统，联结过往和社区的其他成员的。

十岁时，我第一次提供教会茶服务。我尝试着托着茶盏，朝那张坐着四位等待奉茶的女士桌子走去。茶杯在我的手里摇摇晃晃，与其说是努力不如说是幸运，我终于成功地将茶杯送至她们手中。当我返回时，一位中年女性，她是一名“长期女孩指导”（long time Girl Guide）领导，将我带到一边。“戴安，这才是正确的端茶方式，”她说着从我的手里拿过茶，向我演示如何一只手握住茶托，另一只手扶稳茶杯。“这样才可以。”她自信地重复着。

20 世纪 50 年代，我母亲作为牧师的妻子，给予了父亲许多帮助，可以说是教会不付薪水的员工。她一直是教会各种活动中的妇女及儿童团体的领导，她帮助教会募集善款，致力于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或是受灾的家庭，总之，她被期望成为社区的榜样。作为牧师的孩子，同样也必须成为行为典范， 这让我们倍感压力。牧师的妻子以及其他教会中的女性还须为教会组织各种各样的集会、招待会，为这些会议准备用餐，以及设法组织募款会，为教会筹得资金，也要准备大量的茶点和餐点。妇女们在 这些准备膳食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如得知哪家邻居有什么病痛，就会于第二天去这家人家探访，通 过这样的途径，她们建立起了良好的邻里关系，构建了和谐的社区。教会的女性们还常常在一起商讨，如何来组织募集善款，因为教会需要资金来支付电费、冬日的供暖费或是资助贫困家庭等等，所有这些组织活动，都是在妇女们的与食物种种相关的备制过程中完成的。

我们确实应该感谢这些妇女们为教会所做的奉献，她们组织各种活动通过募款以保证教堂开放， 而我所知新斯科舍有些教堂，正是因为女性随着年龄变老而无力再做此类工作，而不得不面临着关闭的困难。妇女通过食物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她们帮助建立起社区，互相支撑，使人们团结在一起，共同熬过寒冷而漫长的冬日。而我们需指出的是，所有的这一切，她们都是无报酬义务在做的，没有人去挑战那些性别准则，她们把擅长的烹饪技艺作为女性的职责，为社区为教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这些食谱中我所看到的第三个主题，也许就是一些抵抗吧。我没有任何一个记忆，是可以去描述我的母亲是如何抵抗的，所以我试着去记住那些让她开心的事，也许从这儿我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我记得我的母亲爱笑，她喜欢人们，人们也喜欢她。我记得她喜欢离开房子，喜欢外出。她爱她的桥牌社，她爱购物。虽然，她一直与食物纠缠，但她最喜欢的还是在饭店里吃的食物，她喜欢外出就餐。她喜欢巧克力条和软饮料。现在回想起这些细节，是如此地触动着我的内心。

关于抵抗，我想食谱故事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时代的女性多是通过找寻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并尽量延长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从而抵抗得以实现。她们确实有一些不同的抵抗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在教会的服务之后，继续在一起商讨社区建设与教会组织的事宜，然后她们会延长见面与讨论的时间，此时她们也聊其他各种话题。在加拿大的历史上，妇女争取选举权是与妇女社团活动紧密联系的。我并不知晓我母亲与其他女性伙伴到底谈论了一些什么，因为到1950年女性才有合法的选举权，她们也许并没有真正地谈论选举，但她们可能会一起抨击教会哪些活动组织得不好，社区还有些什么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可能的。她们为自己创建了空间，是食物让妇女们有了更长的时间在一起，这就是她们的抵抗。 我的母亲总是忙忙碌碌，从未见她有过闲下来的时候，她持续地迅速走来走去，持续地忙那些做不完的家务，从来没有坐下来休息的一刻喝杯茶或是咖啡。同她一样，那个时代的女性也总是忙于照顾孩子、父母、家人，帮助他们的丈夫以及社区等，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塑造自己个人生活的空间，所以她们尽量找寻一点时间，只是和女性伙伴们一起喝杯茶，聊聊天，这也算是一种非正式的抵抗吧。

另一种有关我母亲抵抗方式的线索，就是她有时会使用一些现成的、方便的食品。比如在 20 世纪50年代，她常用巧克力棒来使烘焙变得更简单，她可以利用挤出来的这些时间做一些别的事。再有就是她的食谱非常简单，甚至闭上眼睛就可以准备，用不了一刻钟就可完成。要知道，有些烘焙常常是 需要从早上就开始，一直制作到晚上的，我母亲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食谱，她需要的就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的，比如说她从来不做面包，因为这个工作实在太耗时。她总为我们烘焙饼干、曲奇之类的点心，我们爱吃，她也乐得有闲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她的抵抗方式。我相信，有些女性在 厨房是非常具有创造性，就像我朋友拉瑞的母亲，我每次去她家的时候，她总是让我坐下，然后演示给我看，试图教我如何制作。可是我的母亲却不在意这些，她只想快点做完家务，然后有时间去做一些她认为更重要的事，比如说去社区帮忙，去购物，胜于在家里磨蹭。

我母亲 1989 年去世后，她的食谱几乎不再被使用了。没人再去碰这些母亲的小卡片。母亲去世后，我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打开过这个小盒子。因我喜欢小时候记忆中的巧克力饼干，所以有时我会为我的儿子做。当有“百乐餐”（potluck）邀请时，我也会烘烤一些带去朋友家。但是这些配方确实有些老套，太甜，不够清淡，已经不符合现在人的口味了，事实上我也较少去做，真要做的话，也只是特别为我的父亲、弟弟、妹妹，或者是为我自己而做，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的口味。当我用母亲的食谱做了一个草莓派，他们会说，这是母亲的味道，这才是真正的草莓派的味道。这时，母亲的食谱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了。

因为一直有母亲照料，我父亲并不做饭。母亲去世后，我的父亲感觉失了主心骨，他不得不以热狗、馅饼之类的打发一日三餐，直到带他去体检时，医生告知他必须得改变饮食习惯，否则对他的健康有威胁。母亲在世的时候，父亲每晚六点用晚餐，而现在，他餐无定点有时甚至不吃晚饭。令他自己感到奇怪的是，他会在春天制作果酱，在秋天储备冬日之食，他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做一些特定的事情，就像母亲生前做的那样，以此来标记四季。

我弟弟马克并不记得母亲的食谱。他有时会突然想起某一样食物，然后特地打电话给我，让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有时他在餐后要一个甜点或一杯茶，这个习惯也来自于母亲。虽然他更多地是去糕  点商店买成品，但是他却记着母亲的烘焙味道。而我是需要“特别味道”的一个，我从不去店里买成品，我定义“好”的食物必须是家制，来自于母亲的食谱配方。

我妹妹凯西的记忆是最为有趣的。她从不做母亲的食谱，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当她想要给孩子们做点什么的话，就会去网络上寻找。当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问及我的父亲以及兄弟关于母亲的回忆，他们与我的感受相同，但当我问我的小妹妹同样的话题时，她却问：“妈妈做过这些吗？”我想，部分原因来自于她是聋哑人，她不知道这个食物的名称，她无法表达去获取这样一个食谱。凯西确实在家庭谈话之外，因为那时她在学校里受的聋哑教育有些变化，尽量不要用手势，而是读唇语。所以我们在家里谈论的时候，不可以用手语，而是直接用口头表达，所以我想，当家庭传统在我们表述的时候，她错失了一些意义。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凯茜结婚后，当然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失败的。她的前夫并不喜欢她做的东西的味道，他更想要他母亲的食谱，所以他们做的饼干是另一个家庭的传统。多年以后，这样的结果就是让凯西忘记了母亲烘焙的味道，使她与她的过往失去了联结，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因为当我拿出这个小盒子的食谱烘焙的时候，会马上将我带至童年的回忆，而凯茜只能从网络或别的地方寻求食谱，她没有她的传统可以寻求。当我的导师（Elizabeth K. Simpson）在做一些两性关系研究的调查中，通过对一些经历过“家庭暴力”的女性访谈发现，丈夫往往会使用一些破坏她们食谱、棉被、照片等方式，解构妻子与其原生家庭的生活记忆与历史。

我想凯茜宁愿不去回忆，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这让我想起母亲搬到帕斯博罗的时候，不得不学习新的烘焙方式以融入至当地妇女的团体中去。她并不是要忘却过去，却是要通过新的学习以更好地融合社交圈。她还经常把新学到的食谱送给自己的母亲，让我的外祖母尝试一些新食谱。就像现在我的儿子也常常带给我一些新鲜、时尚的事物与观念一样，事实上家庭传统并不一定是从祖辈传承下来的，也有许多是家庭成员提供的，形成新的家庭传统。所以传统不仅仅是年长的一辈“向下传递”（pass down）给年青人，事实上年青人也不断地将新事物“向上传递”(pass up) 给长辈。

现在再也没有人愿意做我母亲的食谱，除了有时我与父亲为了回忆过去的味道偶尔为之。母亲的食谱确实属于 20 世纪 50 年代，它不仅讲述了我母亲个人的生命故事时，也清晰地体现了她那个时代加拿大中产阶段妇女的共同经历。她们总被期望做大量的家务，无报酬的社区工作，被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这个装满食谱的小盒子不再经常被打开，是因为我们并不想再回到过去那个女性以家务劳作为终身使命的时代。当我们回顾以往，母亲的食谱忠实地记录了她不断前行，寻求改变，适应新环境以及创造新事物的一生，她的食谱不仅对于我们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家庭，也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女性，同样强调了继续前行的重要性。

（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 2017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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