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似乎是只关乎病人身体的知识系统。但是人们常常说，看中医要找老中医，最好是有家传的。日常经验所关注的年龄和家学渊源提示着什么？中医知识的传承与再生产是否有所不同？学者们说，与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体系基于对标准身体(the body)的对象化把握不同，中医传统中的身体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multiple)与异质的(Farquhar, 1994b: 78; Scheid, 2002: 34)，那么除了源于医学对象身体的多样性，是否也应分析考察医生自己的身体？事实上，中医传统形成伊始，医生就不仅仅只是对病人的身体做出反应与进行把握，他们自己的身体感觉在构建中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也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医历史典籍和当代文本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与比较，着重考察脉诊、针灸等历史悠久而独具特色的诊断、治疗方法，探讨医生身体与感觉经验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进而思考由此而来的中医知识体系对主观性的强调及其相应的医学话语表达方式和知识传承与再生产的特点。

　　让我们先从脉诊开始。为便于了解和把握医生身体在医学知识体系中的作用，这里我将详细引述中医诊断的基本教科书。在朱文锋主编的《中医诊断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后文简称99版）中，对基本的诊脉方法和脉象是这样论述的：

　　三指平齐：是指诊脉者的手指指端要平齐，手指略呈弓形倾斜，与受诊者体表约呈45°左右为宜，这样的角度可以使指目紧贴于脉搏搏动处。指目即指尖和指腹交界棱起之处，与指甲二角连线之间的部位，形如人目，是手指触觉较灵敏的部位，指目便于推移，以寻找指感最清晰的部位，并调节适当的指力。

　　中指定关：即三指下指时，先以中指按在腕后高骨内侧动脉处，然后用食指在关前(远心端）定寸，用无名指按在关后（近心端）定尺。

　　……

　　举法：是指医生的手指用较轻的力量按在寸口脉搏跳动部位，以体察脉象。用举的指法取脉称为“浮取”。

　　按法：是指医生的手指用力较重，甚至按到筋骨，以体察脉象。用按的指法取脉称为“沉取”。医生用适中指力，按至肌肉以体察脉象的方法称为“中取”。

　　寻法：寻是寻找的意思，医生往往用手指从轻到重、从重到轻，左右推寻，或在寸、关、尺三部指指交替，细细找寻脉动最明显的部位，或调节最适当的指力，统称为寻法

　　2. 平息和体位平息是要求医者在诊脉时保持呼吸调匀，清心宁神，以自己的呼吸计算病人的脉率。平息的主要意义有二：一是以医生的一次正常呼吸为时间单位，来检测病人的脉搏搏动次数。另一方面，在诊脉时平息，有利于医生的思想集中和专一，以便仔细地辨别脉象。

　　诊脉时病人的正确体位是正坐或仰卧，前臂自然向前平展，寸口与心脏位置处于同一水平，手腕伸直，手掌向上，手指微微弯曲，在腕关节下面垫一松软的脉枕，使寸口部充分伸展，局部气血畅通，便于诊察脉象。

　　3. 诊脉时间诊脉的时间，以清晨（平旦）未起床、未进食时为最佳。清晨未起床、未进食时，机体内外环境比较安定，脉象能比较正确地反映机体的基础生理情况，……

　　正常脉象的主要特征是：一息四～五至，相当于70～80次/分；

　　(一）浮脉

　　【脉象特征】轻按即得，重按反减；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其脉动显现部位表浅，可以理解为“浅脉”。

　　【临床意义】主表证，亦见于虚阳外越证。

　　如邪盛而正气不衰时，脉浮而有力；如虚人外感或邪盛正虚时，脉多浮而无力；外感风寒，脉多浮紧；外感风热，脉多浮数。虚阳外越，可见脉浮无根，是病倩危重的征象。

　　(十一)弦脉

　　【脉象特征】端直以长，如按琴弦，从中直过，挺然指下，应指有挺直和劲急之感。

　　临床上弦脉的程度随病情而有不同，平人脉弦则“轻虚以滑，端直以长”；病情轻者，“如按琴弦”；病情重者，“如张弓弦”；若脉象“如循刀刃”，而有锐利坚轫的指感者，为无胃气的真脏脉。

　　【临床意义】主肝胆病，痛症，痰饮等。亦见于老年健康者（朱文锋, 1999: 345-346, 349, 404-405）

　　虽然中外医学史界都认为中医传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许多变化与创新（Sivin, 1987: 197; Hsu, 2001），然而，如果我们把上述这段引文与较早的诊断学教材做比较，如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后文简称87版），并把它们体现出的基本关注点放在中医悠久的脉学传统背景中加以考察审视，和经典文本如《黄帝内经》《脉经》等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历久不变的相似之处。当然，当代医学教科书和古代医学典籍都是写给不同时空与文化背景中的特定读者的，本文的比较将基本是共时性的，不涉及它们各自针对的具体历史语境。

　　上述引文所说的脉诊时间最好是平旦时刻，病人未起床、进食，身体应该保持舒适和放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中医最早的典籍《黄帝内经·素问》。《素问》说“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高士宗, 1998: 118）。99版把这段古文放在了脉诊一节的“古代文献”中（朱文锋, 1999: 363），而87版则在脉诊的“时间”一节，直接引用《素问》这段话以示权威，然后又引用古代名医汪机（1463—1539）的评论，表明这一时间也可以稍微有所灵活变化，但最终还是以《素问》所强调的观点作结：脉诊时病人的身体从里到外都应保持平静（邓铁涛等, 1987: 216）。

　　在各家医书对于脉诊的论述中，除了强调病人身体应处的状态之外，更有意思然而不太明显的，则是对医生身体状态和动作的各种细致要求。99版在谈论脉搏跳动的频率时，明确表示测量所根据的是医生自己的呼吸（一息），并给出了相应的脉搏跳动次数，然后标明了转换成分钟计量的脉搏跳动次数。两种测量方式之间的互相对照，实际上暗示了现代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的转变：钟表作为一种新的测量标尺取代了医生的呼吸。而在钟表这种客观外在的标准测量工具成为主导之前，医生自己的身体、他们的呼吸，就是衡量病人脉搏的标准。事实上，中医诊断的一个关键基础就是要求医生把病人和自己的身体进行比较，这一点早在《素问》中也已有清楚表述：“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高士宗, 1998: 129）。因此，和99版列出“平息和体位”类似，87版在脉诊方法中也单独列出一点“平息”，来直接论述医生在脉诊中应该保持的“呼吸调匀，清心宁神”的身体状态（邓铁涛等, 1987: 217）。

　　不仅如此，如前述引文所例示，尽管详细程度有所不同，99版和87版都描述了脉诊的位置及医生手指移动与按压的顺序，因为这些都是把脉最基础而又微妙的技巧所在。为区分不同类型的脉，两教材中都强调了手指压力的细微变化。例如，87版引用《诊家枢要》（约1359年），把手指按压的力量和方式分成三种：“举”“按”与“寻”，而99版则更为精细，在此基本三法之后，又补充了循法和推法（邓铁涛等, 1987: 217; 朱文锋, 1999: 345）。

　　医学治疗毕竟需要人与人当面接触，医生身体的直接参与亦不足为奇，现代西医对此也不能完全排斥。但是，医生身体在中医知识体系中的参与作用并不停步于这些诊断时的微妙技巧。王叔和在《脉经》（约280年）中对脉象做了第一次系统分类——其所确立的二十四分法至今依然是中医脉象分类的基础(邓铁涛等, 1987: 211; 赵璞珊, 1997: 63; 廖育群, 1992: 107)——实际上根据的正是医生指端的触摸感受。在《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一节中，王叔和给出了他的经典划分和二十四个定义：

　　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

　　芤脉，浮大而软，按之中央空，两边实。

　　洪脉，极大在指下。

　　滑脉，往来前却流利，展转替替然，与数相似。

　　数脉，去来促急。

　　促脉，来去数，时一止复来。

　　弦脉，举之无有，按之如弓弦状。

　　紧脉，数如切绳状。

　　……（王叔和, 2007: 1）

　　显而易见，王叔和是以手指寻找和感觉脉象的方法来分类的。令我们多少有点吃惊的是，这些经典分类与定义虽然针对的是病人身体所体现出的非正常脉象，但其分类所依据的病人脉象的不同特点，其实却是医生对它们的不同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脉搏和西医诊断时检测的身体信号与体征（如血压、体温及各种血液指标）类似，对病人来说，都是个人无法准确自我辨识的。因此医生获知或者说读取这些身体信号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病人身体以外的某种视点进行观察判断。与西医依赖于不断发明客观测量仪器不同，中医运用经验丰富的医生身体，用他们训练有素的手指来读取病人的各种身体信号。西医获得的是机器读取的数据，其性状与准确性等与机器的性能直接相关，其数据亦直接对应着病人的身体。而中医获得的则是医生身体的主观感觉，它是对病人身体的反应，但却是主客观、医生与病人、医生的身与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两种身体信号读取方式之间的分歧，昭示出中西医知识体系构建中对主观性完全不同的取向：西医倾向于排斥主观知识，去追求客观检测的日益精确；而中医则倾向于包容主观性，追求对主观感觉的培养训练、琢磨和系统化。

　　尽管在当代西医的理论与实践中，医生的主观性也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王叔和的定义中，主观感觉明确占有主导性地位。不仅仅脉象分类根据的是医生手指的感觉差异，而且脉象的名称，这些迄今为止已延用了近1800年的基本医学术语，其命名依据并非相应的疾病特征，而恰恰还是医生的感觉。因此就如上文所引，99版的教材就在描述每种脉象的特征之后，单列一项“临床意义”，列举了与该脉象相对应的证与病。更有甚者，某些脉象的名称其实就是手指感觉的比喻说法而已。例如，“弦脉”并非暗示证或病与弓弦有任何关联，如此命名的唯一原因只是医生此时感觉手指如同按在弓弦之上。可以说，在构建有关人类身体的知识体系时，中医没有像西医那样执着于一个超越性的标准身体，它不但没有尽力地排除主观因素，而是始终关注那些能被人类身体（无论医生的还是病人的）直接感觉到的东西。在这里，最富有深意的是，医生身体的感觉经验被系统地、有意识地融合进了中医的医学概念与理论中。把脉——医生指尖在病人身体上的轻轻触碰——不仅仅昭示出医生与病人身体之间直接的接触互动，而且生动地体现出中医知识体系构建中医生身体的关键性作用。

　　其实，在中医古代典籍中，对主观感受，即“意”的强调是很明确的。多少个世纪以来，仿佛文字游戏般的不经意间，医学的核心被定义为“意”，即古代医家常说的“医者意也”。正如医学史家廖育群所分析指出，传统医学中“意”的观念鼓励了医生在临床实践和理论阐释中发挥主观灵活性和创造力，从而确保了中医传统不断革新的持久动力（廖育群, 2003: 47）。

　　正是主观性在中医体系中根本然而微妙的作用造就了中医的一个本质特征：多样性。正如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冯珠娣（Judith Farquhar）所指出的，在欧洲和北美，“从公共健康到政治学的知识中，”“那个统一的、独立的和机械性的身体”仍然以某种方式“继续承担着一种重要的（即使往往是隐性的）功能”。但不像西医的标准“身体”，中医的身体是多样的(Farquhar, 1994b: 80-82)。事实上，不仅是病人，医生的身体也是多样的。对医生主观性的容纳，为更灵活复杂的医疗实践打开了空间。单单从对脉的命名和定义来看，中医并不认为某种疾病是病人身体内部一种孤立存在的状况，它体现的是更大的人与自然系统互动中的一种状态。表现为各种症状的疾病因此存在于一个复杂网络中，而这个网络由病人与医生的身体，以及他们周围整个社会与宇宙之间的紧密关联和持续互动所形成。这样中医的身体就总是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只有通过不断的复杂协商与互动才显露出来。换言之，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中医身体，它总是处于不断的形成与变化之中。

　　在诊断方法中，医生身体参与的其他方式虽然没有脉诊这么明显，但也是相当明确的。在述及望诊时，87版这样描述“望神”：“望神的方法是以神会神，因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必然依靠精神联系，所以望诊为诊法之首，而首先又是望神。”以神会神意味着在医患对视的一瞥间，医生通过观察病人的目光、脸部表情和身体动态，把握病人总体的神气状况（邓铁涛等, 1987: 27-28）。很明显，在此，一个“会”字表明视觉有意识地建立了一种虚拟的“触碰”。

　　除了诊断，在治疗方法中，医生身体的参与也很突出。例如，在针灸中，“得气”这一重要概念，亦是建立于医生和病人身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感觉之上。《针灸学》教材中往往从医患两个方面来论述“得气”：“针下是否得气，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即患者对针刺的感觉、反应和医者刺手指下的感觉。当针刺入腧穴得气时，患者针刺部位有酸胀、麻重等自觉反应，……医者的刺手亦能体会到针下沉紧、涩滞或针体颤动等反应”（汪安宁, 2005: 128）。很明显，“得气”这一概念放大、凸显了医生的身体借助于细小的医疗工具——针灸针——触碰病人的“气”的时候双方身体的感觉。与之相伴的，则是针灸疗法中，针对不同病症，医生依靠变化手指进针与运针的不同手法，来产生不同的治疗效果。

显然，在中医知识体系中——从诊断到治疗、从“脉”到“得气”——医生身体的感觉及主观性至关重要。那么，中医的医学话语如何怎样容纳和表现这种包含主观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又如何传承与再生产？让我们回到脉。在王叔和的《脉经》中，脉象分类的依据是模模糊糊的各种触觉，其描述与界定的语言则是充满了比喻与不确定性的日常语言。甚至可以说，这些并非严格精确的定义，而只是补充老师指导学生去体会与感受时的种种提示。后来历代医家进一步的阐释和描述也并不比前辈的论述更明晰和精确。与其说他们在探求更准确的表述，不如说后来的医家致力于根据自身的体验，寻找更加生动形象的比喻。李时珍（1518-1593）的《濒湖脉学》，作为脉诊发展史上另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就根据各种文献材料，增添了大量比喻性的描述。例如，在阐明浮脉时，除了《脉经》的论述，李时珍增补了更多的比喻：“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如循榆荚。如水漂木。如捻葱叶。”（李时珍，1996：1241）

　　在世界的另一边，在西方医学的源头，却与这种形象化表述的追求大相径庭。正如日裔医学史家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所说，盖伦（Galen，公元前130-200）为了实现他所无法达到的“一种关于脉搏的真正的科学”，渴求语言的明确性，追求“精确词语的精确使用”。难怪当《脉经》译成拉丁文时，它被认为是“令人费解的一团混乱”，“‘非常晦涩’和‘梦幻般的’”（Kuriyama，1999：21，68）。西方人所表达出的完全不同的感受深刻地表明了中西医两种医学话语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栗山茂久指出，《脉经》对各种脉的定义，实际上并没有涉及这些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脉经》的定义)读起来就像是回答‘如何能捕捉到浮脉’，而不是回答‘什么是浮脉’。但是在中国，体会到某种脉的方式和该脉的本质是密切相关的。要想知道什么是浮脉或沉脉、芤脉或伏脉、实脉或弱脉，就要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样的触感。‘是什么’的问题与‘如何’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栗山进而认为这种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融合交织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儒家传统（Kuriyama，1999：96，96-108）。然而，他却没有认识到，比起本体论的问题，中国人一贯更关注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任何事物都由具体的时间、空间、社会条件和环境所决定，探求其背后一种稳定不变的内在本质，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意义不大。更为重要的是，在事物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如何以正确和适当的方式把握它们？在中医话语中，关注的重心并非清晰地阐述某一种脉“是什么”，因为这个“是什么”的问题，在逻辑上就会导向关注这是什么疾病。既然中医并无抽象的疾病观念，病不是侵入身体内部的某种存在，而只是身体阴阳失衡的一种状态，脉就只是一种兆示身体状态的迹象。在脉背后，并不存在更为本质性的东西，因为脉只是一个能指符号而已。因此中医传统关心的是如何恰当地体会和探查这一迹象的过程与方法，致力于探索在实践中正确地把握这一能指。更进一步，尽管就空间位置而言，脉的确存在于病人的身体之中，但从医生的视角来定义它，实际上是把脉定位在医生与病人身体间的互动作用之中。质言之，中医的脉既不是病人身体内的客观现象，也不是医生头脑中的主观概念，而是存在于医生与病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之中，存在于主体体验客体的过程中。就此而言，中医中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不仅是理论上的概括总结，而且深深根植于身体实践中。脉诊所体现的身体接触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认识到主观和客观的融合，那么，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中医典籍中譬喻式医学语言的价值，以及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因为对那些积极地容纳了主观成分的知识系统来说，它们是保障其传承的有效方式（Farquhar，1994a：1；Lei，2002：333）。譬喻式语言不执着于“是什么”的问题，它基于人所共有的身体感官和日常经验，因而对所有人开放，邀请每个人来捕捉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可以通过老师的指点学会把握、体验并得到确认。正因为譬喻式语言不像科学语言那么精确，它就为每个人的“意”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因为每个人都具有基本的感官能力，在起点上大家是平等的，当然每个人也始终处于对纯熟完美境界的追求之中。正是在这一追求的过程中，反复的实践及其成果，也即通过身体和精神上的累积以获得烙印式的种种经验，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每一个医生通过个人经验的逐步累积，尤其是身体感觉的细致琢磨、锐化与特化，得以将医学知识内化于各自身体之中。在谈及经验这一概念时，雷祥麟（Sean Hsiang-lin Lei）认为，把中医看成经验性的医学，是1930年代形成的一种话语策略。“经验这一话语，”“帮助中医打造了一个急需的身份，由此与霸权性的西方生物医学形成了鲜明对比”（Lei，2002：357）。即使视中医为经验性是现代话语的产物，但这一概括性标签确实揭示了中医与西方生物医学之间某种深层次的内在差异，或如学者所指出，中医技术其实是一种经验技术(马家忠等，2011：8)。正是在经验这样一个具有多种内涵的概念下，主观知识及各种传承、体现与再生产它的方式被包容了进来。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便能明白在中医中，为什么师徒制至今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而师生关系与师徒关系总是被明确区别开来（Scheid，2002：168；Hsu，1999：101）。在历史上，除了小规模的官府学校为统治阶层培养医疗人才，家族内或家族外的师徒制是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盛亦如，1996：171；杜同仿，1981：42）。诚然，作为中医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随着第一所私立医学校在1885年的成立，传统的师徒制就开始逐步衰落，在1950年代公立中医院校建立之后，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然而，在反思过去几十年大规模学校教育时，学者们发现，即使是零星的师徒制，也显示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开始呼吁恢复师徒制并把它重新纳入学校教育系统，近些年的实践也依然证明其有效性（廖育群，2003：59；黄素英，2005：17；陈钢，2005：9；温茂兴，2005：60；贾谦，2008；赵红蕾，2010）。

　　那么师徒制与学校教育区别何在？在回忆二十世纪50年代以前的学脉经历时，许多著名老中医强调了实践积累和师傅具体的、个人化指导的重要性。

　　学辨脉的方法，只有多诊脉，单看书是没有用的。

　　脉称虽繁，大抵以兼脉为多，总以浮、沉、迟、数四脉为主，兼弦、细、滑、涩，八脉尽矣。……初学脉必须手持、口授，先认清脉象，日后见证多自然心领神会(周凤梧等，2005：139，311)。

　　尽管中医有两千多年丰富的文献传统，师徒制的传承方式仍标志着中医与西医的另一个显著差异，因为后者基本上通过现代医学院校教育来培养传承。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指出，现代学校传承知识的方法之一就是抛弃重复模仿原则，而把知识进行分解组合，通过系列化的考核，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地达到规范化训练的目标(1999，178)。对中医知识而言，虽然很大一部分知识通过文字书籍传承，但是在关键性的诊断方法与一些操作手法方面，却依然离不开整体模仿与反复实践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中医知识的规范化程度就始终不可能达到西医的程度。

　　在探讨传承手艺或技艺的方法时，法国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敏锐地指出：

　　要传授一门技艺（métier）、一门工艺、一门手艺……就需要一种特殊的教学方法，完全不同于适于教授知识（savoirs）的教学方式。在那些没有文字、没有学校的社会里，我们能明显地发现有许多的思维方式和行动类型，经常还是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以教授者和学习者间直接的、长期稳定的接触为基础的，通过总体全面、实践可行的传递方式，从实践到实践地传递，这些技艺被传承下来（“照我的样子做!”）。不过，即使在具有正规学校体系的社会里，甚至在这些学校内部，传授知识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如此。……对于那些知识内容、思维方式与行动类型本身就不那么明确、规范的科学来说，无声的教学显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教学方法在传授过程中，既没有什么必要去解释清楚被传授的图式，也无须怎么明确说明在传授过程中实际运用的图式。(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222-223)

　　很明显，正像传授一门手艺，中医的一部分知识是通过实践——往往是无声的实践——得以传承和再生产的。这种知识的表述话语常常是譬喻模糊的，但正因为如此，其含义却往往超过了意蕴精确的语言与文字。为了弄懂譬喻性表达的丰富内涵，中医学徒不得不经历师傅口传心授、徒弟侍诊实践的长期过程，来体会某些感觉，从而把握它们的医疗意义。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从文字上初步理解、把握概念到身心投入地“体悟”概念的认知过程。由于中国文化并没有身心二元分离的观念，这种“体悟”的经验、这种身心交融的认知学习方式最终使中医知识真正成为徒弟身体本身的能力，内化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

　　医学人类学者已经注意到，经历了长期的侍诊实践之后，徒弟所能掌握的远远多于语言所能表达的，甚至徒弟所模仿的，也并不局限于医学观念（Farquhar，1994a：206；Scheid，2002：176-177；廖育群，2000：1；2003：39）。在民族志研究中，蒋熙德（Volker Scheid）发现，何医生在成为一位著名针灸大夫的弟子之后，不仅改变了自己的针灸手法，还试图“尽可能地”像他老师一样地“思考与感受”（2002：37）。类似的，许小丽（Elisabeth Hsu）也指出，“最终徒弟和他的老师将趋向于有些共同的手势和姿态，比如他们点烟、回答问题或招呼病人的方式”（1999，101）。可以说，中医知识内化并最终体现在身体中是由一系列的体悟经验累积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逐步理解、吸收并将某个具体概念的各个方面加以整合并总体把握。因此，对医学知识的真正掌握，绝不仅仅是概念的记忆或了解其应用的过程。

　　美国中医研究史家席文（Nathan Sivin）曾指出“每位中医都被期望能够通过深入的书本学习与实践的共同作用而达成自己的整合。”（Sivin，1987：25）与西医规范化的医学院教育不同，经过从师过程中个人身体感官全面投入的学习方式，每个中医医生逐渐以一种个性化的方式整合形成他自己的医学知识体系。蒋熙德和许小丽的民族志也清晰地揭示出，个人风格与特点、个人性知识确实在中医实践中起着作用。作为既学习又实践的过程，学徒期显然是中医知识传承与再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此期间，基于医生主观身体感觉以及个人生命体验而形成的、具有个性的医疗经验得以完善与定形。也正是在这一关键过程中，不同流派各具特色的知识整合得以发展、传承与更新。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医案这一医学文类从明朝繁盛至今，为什么医案“在中医出版物中所占据的地位，远比医案在西方的生物医学杂志和教科书中所具有的位置突出得多”（Farquhar，1992：63）。清末名医周学海（1856-1906）曾说过，宋以来的医学书籍中，只有医案最具可读性。它们不同于对经典的各类注疏，因为后者往往是对古书的穿凿附会(何廉臣，1959：4)。为什么医案对中医如此具有吸引力？著名中医夏应堂（1871-1936）这样解释道：

　　盖以医虽小道，辄寄死生，不读书不足以明理，徒读书不足以成用，不读书不知规模，不临症不知变化，……案者治病之实录，临症之南针也，书多空泛，率意而为，论虽奇不能必其有用，理虽足不要决其可行。案则事实具在，难于假借，读书不如读案，古人已有言之者(何廉臣，1959：1)。

　　医案记录了证明有效的临床实践，由此弥合了抽象的医学理论与具体诊疗之间的差距。如果说中医理论因为语义含混而难有确解，医案便是实用的成功案例，供人仔细揣摩。在医案提供的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疗法中，各种抽象的医学概念，如不同类型的脉象与舌象，都表现在具体而真实的复杂组合中，因此能够让人更为牢固地把握。

　　“经验”一词，在现代汉语中通常被用作名词，指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然而，在古代和近现代文献中，它主要用作动词，意思是效验、验证或亲身经历过。因此，在汉语的日常使用中，经验往往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括性语词，其使用语境常包含着过去的具体事件。经验不是无形的，常常有可感知的具体过程。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医的成方往往称为验方，也即已被以往的医疗实践验证了方子。正像民国时期著名的医案集——《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的题目所昭示的，验证有效的医案被直接称为验案。编者何廉臣（1860-1929）在前言中说，这本集子按照“学验兼优”的双重标准，仔细甄选了全国各地的验案，旨在为后学医家永久保存“当代诸名医实地经验”。对每个医案都做了详细的记录，目的是成为“后学之阶梯，立案之金针”（何廉臣，1954[1927]：4）。可以说，对何廉臣来说，医案凝聚了名医的经验，其具体可感的形式，为后学指明了学习的途径。

　　在探讨医案何以兴盛于明朝的原因时，许小丽认为它和“医学权威由家传医师向学者医生的转变”有关（Hsu，2001：294）。科学史家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则把医案置于晚明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背景中考察，提出医案不仅有助于医师提高名声，而且对有抱负的自学者很实用，因为它提供了一条“通往明确的专业知识的捷径”，因为当时受了一定教育的知识分子已越来越难谋得一官半职，而印刷费用的降低也使自学变得更加可行(Cullen，2001：319)。可以说，医案以生动可感的实例，呈现了医学知识个人性整合在具体实践中的多种可能性，由此成为医生个人经验的结晶化体现。如果说，以前名医们的很多经验只能靠直接带徒弟才能确保传承与再生产，但随着印刷业的普及，医案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替代形式。顺应时代，医案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医学人类学与医学社会史研究中，我们绝不应该忽视医生的身体。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健康和疾病处于一个复杂的网络之中，其中不仅有医生和病人的生理身体，也有他们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与西医相比，中医大夫体会并锐化、特化他们的身体感觉从而把握和治疗病人的身体。中医传统高度重视以个人累积的经验为基础的主观知识，并把它们系统地融入医学话语和实践。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如“脉”和“得气”，事实上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构建出来的。以此而言，中医并没有唯一的标准性知识，医学知识通过个人独特的整合体现于每个医生的身体之中。学徒过程中长期的口传心授与侍诊实践，实际上是徒弟积累身体经验、打磨和特化身体感觉的过程。换言之，学徒实践过程使医学知识传统真正内化为医生个人身体能力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显示为个人经验的整合，可以通过医案的形式被定形与展示。从长远来看，主观经验的深度融入，不仅造成了中医知识体系的多样性，而且确保其具有再生产与不断革新的动力，因为个人经验将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不断更新与重新整合。

原文刊载于《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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