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明月打头圆”，元夜良宵，月光如水。 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民俗生活中有着不寻常的意义。现今的元宵节南北各地人们大多仍挂灯笼、吃汤圆(元宵)，看元宵晚会，元宵同样是年节结束的庆祝日，但其节俗的浓烈程度已有所衰减。

一、元宵的起源与发展

在四时八节中，元宵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性，她虽然没有依傍具体的节气点(其他节日大都与二十四节气有较密切关系)，但在节日体系中的地位突出，这除了她与春节的关系外，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因此在说元宵节俗之时，我们不妨来深究一下元宵的来历。

古人在对日月的观察中，很早就发现了月亮圆缺的时间规律，感受到月亮盈亏的变化对自然物候与人生命节律的影响。因此以月亮的变化作为记时的历法依据，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太阴历的历法体系。有关太阴历的影响无须多说，只要大家看看传统社会初一、十五的朔望祭祀活动，就十分清楚。应该说望日(月圆之时)的确定，早于朔日，朔日需要推算，望日却一目了然，因此望日作为时间的起点，是挺自然的事。在太阴历中新年大概在望日。道教的“三元”节以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三个望日为节期，虽然它表述的是道教的时间体系，但并不是任意的杜撰，它是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时间体系的改造与借鉴。由于人们观察能力的进步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太阳历在中国上古时期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太阴历因为与农事关系的疏离，逐渐退居次要位置，但朔望月一直成为后世历法的基础。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一直使用阴阳历，阴阳历将回归年与朔望月两个不同的时间周期加以协调，使人们的时间生活既符合月度变化，又合乎四季流转的节律。在阴阳历中朔日成为岁月时间的起点，望日地位下降。但望日曾为岁首的民俗影响依然存在。正月望日地位的凸现是在汉代中期以后，汉武帝太初历的颁行为元宵、元夕节地位的奠定提供了契机。太初历是阴阳合历的历法，它采用夏历建寅的方式，将正月定为一年之首月，正月一日为元正，正月十五日晚上升起的自然是新年的第一轮圆月，这就是元夕的意义。元夕(元宵)处在新岁之首，其地位因此超过一般的望日。

元宵节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虽然太初历颁行之后，元宵有了发展的契机，但作为一个民俗大节，它的出现还要有适宜的社会历史条件。据一般的文献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元宵)在西汉已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不过，正月十五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形成元宵节俗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西域记》称印度摩揭陁国正月十五日会聚僧众，“观佛舍利放光雨花”。汉明帝为了表彰佛法，下令正月十五日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因此正月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道教文化的加入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六朝隋唐时期正月望夜的灯火愈烧愈望。当然元宵节俗的真正动力是因为她处在新的时间点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时间阶段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

二、闹元宵

在传统社会，节日是一项态度严肃、规则鲜明的社会游戏，人们习惯性地遵守着节日的游戏规则，参与到节日活动中。元宵的民俗与除夕相对应，除夕夜是关门团年，在新旧时间转换的过程中，人们暂时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处于静止状态;元宵夜与之相对，人们以喧闹的户外游戏，打破静寂，“元宵闹夜”成为明显的节俗标志。

“闹元宵”之“闹”就生动地映射出元宵节俗活跃的文化精神，元宵的锣鼓、元宵的灯火、元宵的游人编织着元夕的良宵美景，构成了中国传统节俗的独特景观。元宵的“闹”，是多种节俗形式的合奏。最突出的是声音与色彩。

锣鼓、社火之闹

元宵节的喧闹主要有两种声音：

一是以锣鼓为主的响器声。锣鼓是庆祝节日必备的道具，节日气氛的营造离不开锣鼓，正月十五是春节的高潮，锣鼓敲得更响。没有锣鼓或锣鼓不够用时，人们将能发声的器皿也敲起来，湖北孝感有“正月半，敲铁罐”的谚语。清代苏州元宵也是热闹非凡，“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有跑马、雨夹雪、七五三、跳财神、下西风诸名。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顾禄《清嘉录》卷1)

二是歌舞游乐的人声。元宵节是民间歌舞的盛大演出日，除一般通行的舞龙、舞狮的节目外，南北地方在元宵节期间都献演乡村戏剧，北方的秧歌戏，南方的花鼓戏、采茶戏都是元宵常演的剧目。东北地区将乡民化妆作剧，称为“太平歌”;河南及两湖(湖南湖北)地区称为“妆故事”。河南洛阳“歌楼鳞次，丝管嘈杂，灯下设杂剧百戏，游人填塞街衢。”锣鼓喧闹、歌舞杂戏是元宵节俗的主要“声”源。

元宵锣鼓与太平歌舞在今天看来，主要是烘托了节日气氛，是游戏娱乐，但其原始意义与腊鼓、傩仪一样，是具有巫术意味的节俗活动，其目的在于驱傩逐疫、召唤春天与苏醒大地。所以在一些民国地方志的民俗记述中，说到闹元宵习俗时，总免不了说上一句“即乡人傩之意。”当代青海土族互助自治县的土族在元宵夜有三项活动：跳火牙、妆瘟和观灯。前两项与驱邪有关，其中“妆瘟”有着明显的驱傩意义。人们选择年轻精悍、能歌善舞的小伙装扮成护法金刚等神的模样，在众人敲锣打鼓的护送下，挨家挨户串行。然后各家各户点燃一个巨型火把，送到村外事先指定的空地堆起来，以表示把所有的瘟疫烧掉。由此看来，它与古代腊日“索宫中之鬼”的逐除仪式有着相同或近似的文化特性。清代京城儿童玩耍的“打鬼”游戏同样有着驱邪的象征意义。

灯彩之闹

元宵是色彩鲜明的节日，元宵的色彩除了游人、表演者的衣着打扮华丽光鲜外，主要是灯饰。灯是元宵的主要节俗标志之一，人们常以灯节名之。

元宵张灯习俗起源早，扩布广。它来源于上古以火驱疫的巫术活动，后世民间正月十五以火把照田，持火把上山等就部分地保存了这一习俗的古旧形态。随着佛家燃灯祭祀的风习流播中土，元宵燃火夜游的古俗，逐渐演变为元宵张灯的习俗。隋炀帝杨广《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说：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明显地将张灯与佛教联系起来。即使是张灯在乡村民间仍主要是祈福的意义，唐人段成式在《观山灯献徐尚书》诗序中说：襄城连年丰收，及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以报穰祈祉也”

元宵张灯习俗与城市夜生活的兴起密切相关，市井民俗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好奇慕异。隋唐以前正月十五夜张灯的记述稀少，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在记述荆楚地方正月十五节俗时，没有提到张灯之事。到了隋朝，京城与州县城邑的正月十五夜，已经成为不眠之夜。隋人柳彧在一封请求禁止正月十五侈靡之俗的奏疏中说：近代以来，“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装异形。”(《隋书·柳彧传》)由此可见，隋朝时期京城与外地的州府上元灯火已开始兴起。张灯习俗的大扩展是在唐宋时期，唐朝不仅在京城制作高达80尺、光映百里的“百枝灯树”，还将张灯时间延至三夜。十四、十五、十六三夜取消了通常的宵禁，让人们彻夜自由往来，所谓“金吾不禁”。唐初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诗序中说：“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驰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接着苏味道咏赞了唐代元宵的灯火盛况与游乐场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元宵”作为节名大约也出现在唐代，韩偓有诗为证，“元宵清景亚元正，丝雨霏霏向晚倾。”

宋朝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帝王为了粉饰太平，“与民同乐”，元宵节亲登御楼宴饮观灯，“山楼上下，灯烛有数十万盏。”(《东京梦华录》卷6)张灯的时间也由三夜扩展到五夜。新增十七、十八两夜，最初在限于京师开封府，后来地方州郡纷纷效法，成为通例。宋朝灯笼制作较唐朝更为华丽奇巧，灯品繁多，元宵灯市琳琅满目，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南宋临安女童将诸色花灯，“先舞于街市”，以吸引买者。中瓦南北茶坊内挂诸般瑠珊子灯、诸般巧作灯、福州灯、平江玉棚灯、珠子灯、罗帛万眼灯;清河坊至众安、桥有：沙戏灯、马骑灯、火铁灯、象生鱼灯、一把蓬灯、海鲜灯、人物满堂红灯等，除此之外，“街市扑卖，尤多纸灯。”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元宵灯节的红火。

元宵放灯在宋朝受到统治阶层的鼓励，成为粉饰政治的娱乐形式。因此一些地方官为了制造本地的太平景象，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强求百姓无论贫富一律张灯若干，给人们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晁氏客话》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蔡君谟在任福州太守时，上元节命令民间每家张灯七盏。当时有一位读书人，作了一盏丈余长的大灯，灯上题诗一首，“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太守十分羞愧，只好下令罢灯。

宋元易代之后，元宵依然传承，不过灯节如其他聚众娱乐的节日一样受到限制。明代全面复兴宋制，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民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明代中期以后城市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作为市井生活重彩的元宵节，在当时有着生动的表现。

这一番灯会的描写，真令人赏心悦目。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十五日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是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花灯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元宵的色彩还表现在飞腾的焰火上。焰火，也叫烟火，兴起于宋朝，当时皇宫观灯的高潮是施放烟火，“宫漏既深，始宜放烟火百余架，于是乐声四起，烛影纵横。”明清焰火品类繁多，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盆落月等，“竞巧争奇”，焰火施放时呈现出一派“银花火树，光彩照人”的艳丽场景。民间同样“架鳌山，烧旺火，张灯放花，群相宴饮”名之为“闹元宵”。

看灯与看人

元宵的声响与色彩共同烘托着元宵节日的气氛。正是这样热闹的场景吸引着乡村、城市的居民，他们纷纷走出家门，看戏、逛灯、走百病、闹夜，连平日隐藏深闺的女子这时也有了难得的出游机会。“男妇嬉游”是元宵特出的人文景观。

司马光是有名的礼法之士，他的夫人在元宵夜打扮着准备出门看灯，司马光说：“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说：“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某是鬼耶?!”男女相看的“看人”，是宋明以后传统社会中稀见的机会，平时限制在各自的封闭的时空中的人们，是难得有聚会的日子。正月元宵是一年中唯一的“狂欢”节，人们在这一阶段打破日常的秩序的约束，实现着本性的感官的愉悦。人们祈求婚姻的美满，子嗣绵延，身体的康健与年岁的丰收。

三、元宵月夜中的女性

从元宵节的性质看，元宵大概属于阴性节日，虽然道教将其作为天官诞辰的上元节，天官赐福成为元宵节俗的一部分。但除了一些地区比较突出天官信仰外，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人们象对待佛教信仰一样，没有多少与其相关的活动。人们以极为世俗的行为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妇女是元宵节的主要角色，这可能与月亮的阴性性质有关。

走桥玩月

唐宋以来，妇女是城市元宵节夜的一道风景，她们或登楼赏月看灯，或走出家门走桥玩耍，“了不畏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故事常常在元宵节夜上演。明代北京妇女身着白绫衫，结伴夜游，名为“走桥”，也称“走百病”，说元宵夜走一走没有腰腿病。人们到各城门偷摸门钉，以祈子嗣，名为“摸门钉儿”。太平鼓彻夜喧闹，有跳百索的、有耍大头和尚的、有猜谜语的，不分男女聚观游乐。福建元宵如同京师有十夜灯会。富人家庭的妇女乘轿出行，贫者步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

偷菜、求婚姻

妇女的结伴嬉游、妇女的游戏节目以及妇女拜祭的神灵，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妇女的生活愿望。贵州黄平部分苗族正月十五过偷菜节，姑娘公开“偷”菜，做白菜宴，谁吃得多，谁就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同时她养的蚕最壮，收获的蚕茧最多最好。台南元夕，人们也有“偷”的习俗，没有出嫁的女子以偷得他人的葱为吉兆，民谚说：“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

拜紫姑、祀先蚕

妇女拜的“姑娘”神，南方多称“紫姑”、“戚(七)姑”，北方多称“厕姑”、“坑三姑”。姑娘神是妇女诉求的对象，《荆楚岁时记》说：“是夕，迎紫姑以卜蚕桑，并占众事。”由紫姑的司职看，她主要是蚕桑神，在传统社会采桑养蚕是乡村女性的本业之一，因此蚕桑神自然选择了女性。传说的紫姑出身低贱，是一位人们易于接近的神灵，人们请她问年成，问婚姻、问休咎。其实紫姑与古代的先蚕有关，先蚕是古代王室供奉的蚕神，古代王后亲督蚕功，先蚕因此地位显贵，其原型大约是传说中的黄帝之妃西陵氏。直到民国时代部分地区中仍有“是日祀先蚕”的民俗，养蚕人此月开始浴种。先蚕与紫姑之间有着隐秘的文化联系，六朝时期一则紫姑与“后帝”牵连的传说，也大约能证明紫姑与古代王家蚕神的亲缘关系。拜紫姑神是元宵节俗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关紫姑的信仰虽然不及天官隆重，但它更贴近民众生活，因此它的影响更持久、广泛。

三、吃元宵

吃元宵是元宵节的一个重要节俗。明清正月十五吃元宵成为时尚。明朝京城在初九之后，就开始吃元宵。元宵用糯米细粉制成，圆形，内包核桃仁、芝麻或桂花白糖为馅。江南称为“汤团”。苏州人称为圆子、杭州人称为“上灯圆子”。在祭祀祖先之后，家人老乡一起享用圆子，取其团圆的意义。当代中国无论南北，正月十五吃元宵成为时尚。街头流行一种“摇元宵”的习俗，将做好的馅心，放在大箩中的干粉上摇晃，粘上粉，洒水，再摇，越滚越大，最后成形。摇元宵的过程也是一个民俗展示的过程，它为元宵节增添了节日气氛。

元宵的节俗意义与岁首密切相关，这不仅因为她在时间上与元日连接，是年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民谚所说：“三十的火，十五的灯”;同时她传承了古代太阴历的岁首部分习俗。因此在元宵节中年节民俗浓郁。如果说春节是一台由家庭向乡里街坊逐次展开的社会大戏的话，那么元宵就是这台大戏的压轴节目，她是社区民众情感、意愿、信仰的集中表现。由于是特定时日的特定社会表演，因此元宵之夜在民众社会生活中具有狂欢的性质。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当代，传统元宵所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逐渐失去了共同的精神兴趣，繁复的节俗已简化为“吃元宵”的食俗。其实元宵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民族节日，它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就其社会娱乐的形式看，就有着充分利用的文化价值，在当今日益个性化的社会生活中，如果我们利用元宵这一文化资源，有意识地为城市居民展拓社交娱乐的空间，鼓励广大市民的参与，让传统的“闹元宵”变成城市社区的“狂欢节”，这对于活跃民族精神、稳固社会秩序大概有其特定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