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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我这一生还有第三次的精神焕发。如果说1978年我重新开始中国民俗学研究，是开始了第二个学术春天，那么，退休后的这18年，我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所做的工作，就是我学术研究的第三次高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对自己是满意的。”
　

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乌丙安说他此生选择了一个最适合发挥自己特长的专业，据此他也实现了个人的最大价值。他说他的民俗学专业是带有历史永恒性的，永远不会有做完的时候。而这18年来为我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出力献策，有些工作成效，也是当初不敢想象的。

记者约访乌丙安教授时，见面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不来，我就又‘飞走’了，你再晚来一会儿，我就出去了。你看我的行程都是满满的，你今天上午来，我可是推掉了好几个人的约访。”刚见面，88岁的乌丙安就告诉记者，交谈的时间不能太长，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
　　

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乌丙安，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一直以来，他的工作行程安排都是满满的。工作紧张时，一周要“起飞”两次，在国内国际忙碌，和联合国或周边国家打交道。
　　

“再远的工作就不提了，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我再次感到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三个春天来了。”记者刚坐下，乌丙安就讲起了他最近几年的工作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的论断，对民俗学大发展来说真的是及时雨，尤其是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促进太大了。这个讲话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让我自豪的是，现在我们中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进入世界级 ‘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项目的数量暂列世界第一位，且遥遥领先。”
　　

语速快、口齿清晰、铿锵有力，乌丙安话语间总是伴有加深意味的手势，说到动情处会爽朗地笑起来，他动作敏捷，神采奕奕，与实际年龄实在不符。看到记者打量且惊异的目光，他马上打消记者的顾虑：“我的民俗学研究可是靠双脚走出来的。”乌丙安边说话边拍着他的腿，“我能有现在的身体，应该说和那10年农村劳动很有关系，没有那10年的艰苦劳动，跋山涉水，跟农民打交道，哪有我今天的身子骨？哪有我对中国乡村最切近的了解？哪有我今天的成绩？现在我去各地宣讲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如何申遗，经常一讲就是一上午，有时甚至上下午连讲，精神头不输给你们年轻人。”
　　

“做了60多年的中国民俗学研究和教学，从事30多年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国家和各级政府对此是日渐重视，现在的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有法律的保障，多抢救保护一些中国的民间文化遗产，就是对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贡献，这项工作可不能耽误，必须争分夺秒。”乌丙安开始给记者讲起他工作的学理依据。“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把传统文化提到了国家民族精神命脉的高度，这是多么高的战略眼光。”
　　

多年前，乌丙安就把民族民间的传统文化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象征。他在各种场合或讲座中，都希望人们从这个高度来认识传统文化。他说，传统民族民间文化非常珍贵，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文化根基，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精华千万不能丢掉。

1929年，乌丙安出生在呼和浩特一个蒙古族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949年，20岁的他只身离家投奔晋察冀解放区，后来辗转来到北平，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1953年，24岁的乌丙安又成为新中国首批研究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师从钟敬文先生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年后被分配到辽宁大学讲授民间文学课，正当他准备一展宏图时，他和同时代的人一样经历了长达20年的风风雨雨。
　　

这期间，他走村串户了解中国民间习俗。历经曲折后，1978年，50岁的乌丙安带着300多万字的第一手民俗民间文艺调查资料回到沈阳，迎来了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春天。
　　

“那段日子，我还自学了外语。恢复教学工作后，我立即开始写文章，出专著。我的文章一直连续发表，我的著作也在陆续出版，直到今天。”
　　

记者在乌丙安的书房看到，他的著作从《民俗学丛话》到《中国民俗学》，再到《民俗学原理》，从《民俗学综论》《中国民间信仰》《民俗遗产评论》到《萨满信仰研究》《民间口头传承》，2014年，又出版了八卷本的《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在国内外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构建了完整的民俗学学术体系。
　　

“我今年88岁，值得庆幸的是，1991年，国际上评选20世纪世界民俗学家，根据发表的著作和国际学术贡献由电脑测评，最后评出78名。很荣幸这78人里面就有我（中国只有两人）。入选后不久我应邀参加了德国首届总统文化节。”
　　

“我一直有一个动力，这一生将永远画正号，无论做人做学问，必须这样。”乌丙安说，在人生道路上确实有正反两方面的选择，但只有不怕艰难困苦、坎坷不平，坚持走自己的正路，才有资格做个有脊梁的中国人。

乌丙安在教学第一线工作到70岁退休。退休后，他更忙了。18年来，他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我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
　　

2004年，文化部、建设部先后聘任乌丙安为国家非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和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家委员，他甩开膀子一直干到了今天。“让我欣慰的是，现在我们国家非遗保护数量列世界第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全世界人类非遗名录截至现在共有267项，其中中国有38项，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另有1219项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近13年来，我直接参与了这些项目的调研、考察和评审，极大地激发了我对这项工作的热情。”
　　

至今，乌丙安参加国家非遗名录大约1.5万多个申报项目的评审工作，把几十项国家级名录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推荐，参加了4500多名申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工作。参与了国家级3000多传统村落的评审推荐工作。在全国29个省200多个乡镇村落做了实地调研，特别是对闽南汉族、闽粤客家人、湘西苗族、鄂西土家族、版纳傣族、红河谷哈尼族等聚居地的遗产做了实地调查采访，绝大多数取得成功。还参与主持评审了辽宁省省级非遗全部248项名录。到现在为止，国家级遗产名录中，辽宁省67个项目和进入省级名录的很多项目，都得到了有效保护，辽宁省的非遗数字化保护已经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我做了62年的民俗和民间文艺研究，每年都会有至少100个工作日在下面采风，以至于到哪个地方都努力学习方言土语，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有效的踏查采风。”乌丙安说，文艺工作者传承传统文化，一定要脚踏实地融入民间，不能高高在上脱离民间。

文章摘自：《辽宁日报》，2016年7月12日A10版文化新闻

图片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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