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保护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原副司长、巡视员马盛德在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就非遗保护传承方面的相关问题接受了采访。

6月9日，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遗产日前后将集中开展系列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今年非遗活动主题为“多彩非遗，美好生活”，口号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活态传承、活力再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新时代、新生活、新传承”。届时，全国将有包括全国非遗曲艺周、非遗公开课、非遗影像展在内的3700多项活动同步展开，全面展示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新成果，非遗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紧密相连的新气象。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出现了巨大的危机，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从事这些非遗项目的人越来越少，缺乏文化认同感。所幸，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为技艺的延传带来极大利好。

在入选的1082人中，80岁以上的有107人，70-79岁的237人，60-69岁的287人，40-59岁的444人，40岁以下的仅7人；平均年龄在63.29岁。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传承人中大多是自小便开始从事各自所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做便是三四十年。而让他们最为担忧的，就是传承——收徒难。现在的后生者，相比这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年轻时，有了更多的选择，读书深造，到城市、企业就业……因此，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非遗传承和保护中，就需要传承人向社会展示非遗的魅力，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和传承环境，促进非遗更好地与现实生活融合，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上这些中华文化宝库的瑰宝，发扬“工匠精神”，成为这些传承人的传承者。

问：您这次来到杭州是为中国美术学院2018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培班的学员授课。您认为，学院介入非遗保护与传承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答：研培计划最初只有23个试点，中国美术学院是第一批开设研培班的试点院校，后来因为效果很好，觉得经验是可取的，已经慢慢开始扩展到更多的学校。

事实证明，在对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方面，学院介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对于品质的提升、时尚和审美的提高、设计理念的融入以及产品制作的思维转变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

2018年6月5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培计划优秀成果(上海高校专题)展。

并不是说以前传统的东西没有品质，只不过今天我们面临的外部世界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在很多方面是颠覆性的。这一点我们要正视，不能视而不见地去死守过去，传承人一定要走出这一步。技艺还是需要土壤和生存环境，产品要卖出去，表演要有观众，这样才能让传统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然而实际上近年来这种环境并不好，年轻的消费者有自己的选择权，他们有权选择更时尚、更舒适、更实用的产品。所以市场是无情又残酷的，这迫使我们的传承人、项目和手艺的保护者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关注社会的变化，关注社会需求。

另一方面，传承人高龄化一直是我们非遗保护工作中面临的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不少年轻人并不热爱自己父辈所从事的技艺。通过研培，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理解并热爱非遗传承。记得前几年在一所美术院校的研培课程上，有一对来自青海的藏族父子，父亲是当地牦牛皮制品——尤其是藏靴技艺的传承人。这种牦牛皮靴在今天受到的冲击是很严重的，因为它皮料成本高、技艺成本高，无法跟现在市场上便宜又时尚的皮革靴子竞争。因此，儿子原本是对于父亲的这门手艺不屑一顾的。但在参加课程之后，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父亲手艺的价值。作为年轻人，他懂得网络，所以他就开始为他父亲的手艺进行网络销售，帮他父亲一起研发具有新的功能和样式，同时又保持着传统工艺的皮质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自己也逐步热爱上了这项技艺，现在成为了父亲技艺的继承人。

所以在高校里举行非遗研培，是我们当下对非遗保护传承探索的一个路径，让更多的年轻人融入进来。当然，这个过程必然需要包容和忍耐，要给他们一些时间。

问：想要非遗进入到当代生活，并形成一种当代的活态传承，其实涉及到很多面——有政府、有学校、有传承人本身，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商业的运营。在这一链条上，核心是什么？

答：最终还是要落到传承人身上，人才是核心。我们非遗的保护传承跟其他事物不同，非遗的保护首先是对“人”的保护。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想让传承人走出来，不要闭门造车。但是想要走出来，接触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多的信息来更新他们的思维，靠他们自己也是很难的，毕竟条件有限，所以国家在这个时候为他们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入中国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苏州工艺美院等等这样一流的艺术学府，这里有老师、专家和学生，可以与他们互通有无。

其实一次30多天的课程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工艺上或者革新上的问题，但是给了传承人一个走出来的机会，开阔了眼界，看看世界是什么样的，有些什么新的思想。他们需要了解这样的动态，也了解自己手中的技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问题。

经过这样一个多月的交流学习之后，他们会了解非遗保护传承的一些理念。理念重于手段，没有好的理念引导，手艺再高超也是无的放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研培班的点大多设立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大城市中，不仅仅是因为这些院校足够优秀，也因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同时我们设置课程时安排的师资也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有解读相关政策的，也有传授美学、文化的，同时还有很关键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的引导，可以给他们启发，帮他们转化思维，甚至传承人之间会形成横向的跨界交流和合作。还有重要的一个课程，就是我们的代表性传承人在大学讲台里的授课，他讲述自己的从艺经历，艺术的感悟，工艺的特点等，这些信息对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对在校的大学生，都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知识。所以说这个“舞台”具有多重效应，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理想中最好的场景是：传承人坐在具有他所传袭的文化特征的庭院内，进行着非遗的研创和生产，而走进他的家里面，有着所有让他生活舒适和便利的现代化设施。

问：现如今，非遗保护和传承已经不仅仅是传承人或者高校、政府的事情了，它已然变成了一种“热点”，受到了全民的关注，而一旦全民普及，又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可能有些地方过于看重其商业价值，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导向。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该怎样去化解呢？

答：面对这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管理层面要清醒。社会热有好的一面，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这很正常。2001年，昆曲刚刚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时候，社会上几乎无人关注；而到了2010年，非遗已经成为了网络热点词汇前十名。全民关注是一个好事，因为有了关注，才有机会进入到人民的生活中，才有可能活态地传承。但是热度也的确容易引发一些偏离和问题，这种时候，学者要清醒，管理层更要清晰，有了苗头就及时纠正。比如在市场方面，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保护理念。这个保护方式是考虑到非遗中有一些项目是可以通过生产、实践、市场流通等环节，使非遗项目进行传承发展，得到保护。如：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一些药物的炮制技艺等，因为这一类非遗项目本身就具有商品属性和市场属性。后来为了实施这个措施，文化部专门出台了《文化部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界定和规范了它的保护范围、基本原则、内容、措施等，在全国范围内命名了100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使这一类遗产的保护，不偏离遗产保护的基本方向。生产性保护的底线是守住手工，守住核心的传统工艺流程。如果传统的手工艺，到最后为了生产线而变成以机器代劳，那就本末倒置了。所以这就是我们针对市场问题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之一了。

问：您觉得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进行非遗事业是否会有矛盾呢？比如现代化的生活会影响到传统技艺的延续之类？

答：我理想中最好的场景是这样的：传承人坐在具有他所传袭的文化特征的庭院内，进行着非遗的研创和生产，而走进他的家里面，有着所有让他生活舒适和便利的现代化设施。生活与文化可以合理地融合。在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尊重”，不仅仅是要人们尊重非遗，尊重传统的、民族的文化，更是要尊重这些遗产的创造者、持有者——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不能让人成为手段，人其实是目的——我们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好地生活。所以非遗保护不能以牺牲人民大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为代价，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也是违背《公约》精神的。非遗传承人可以自己决定要如何创新和发展，专家学者可以提出建议，但不能进行强制的决断，一定要尊重传承人，这是伦理上的坚持。非遗的名录不是各个国家用来攀比的道具，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平台，让全世界得以在这个平台上认识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并且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同时促进国际社会对各地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帮助与国际合作。

问：所以非遗保护其实是一项具有远大意义的，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共同促进的事业，而不是某种短暂性的文化热潮。

答：是的。那种短暂的热潮，可能倾向于某种“运动”，但是非遗绝对不是什么“运动”。因为它不应该是短期的冲动，或者是阶段性的热度，非遗保护和传承要可持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立法。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六七个省区市都通过了本地区的非遗保护条例，中国的非遗保护全面走上了依法保护的轨道，非遗保护成为一种制度化、常态化、有法可依的行为，使得它有延续性和稳定性，能够避免在保护工作的实施中因为无法可依而根据个人好恶来行事之类的问题。法制的健全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在非遗的保护传承中我们的管理者要始终保持清醒，及时反省，认真研究问题，注意引导。

文章来源：《美术报》2018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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