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以下简称“刘”）：文学评论和民间文学研究。1985年10月，我曾应《批评家》杂志主编董大中先生之约写过一篇《文学评论与我》，讲了我的文学批评理念：求深、求真、求新。自那以后，我又写过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出版过《在文坛边缘上》和《文坛旧事》两部专著，提供了一些所知道的文坛史料，对现有的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可能有所增补，也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好评。近年来，我又对《在文坛边缘上》作了较大增订，补写了新时期文学中有关键意义的1982年，成为一本规模不小的当代文学纪事著作。

1983年秋天，应老领导周扬先生之命，我阴差阳错地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文艺报》编辑部和文学评论，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工作过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55岁时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远离了曾经的文学，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浮华，坐拥书城，与电脑为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散文随笔的写作中去，一去不回头。

至于民间文学学科，我不是科班出身，只能算是爱好者吧。1953年秋天，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穿着农民衣服的18岁农民子弟，提着一个包袱跨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学的却是当年时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辉煌灿烂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吸引了我，滋养了我，给我打下了文学欣赏、文学史知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基础，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三大批评家对我的影响，也许后来我不一定会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但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时时撞击着我的心胸，使我无法忘情。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著名的未名社作家兼翻译家曹靖华教授也欣赏并同意我选择民间文学作为论文题目。于是我在燕园的北大图书馆和民主楼的顶楼小屋里大量阅读了“五四”以后，特别是歌谣研究会时期的丰富资料。曹先生还推荐我毕业后踏进了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大门，进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

《民间文学》第1966年第3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做翻译、研究、调查、编辑的工作。在研究部主任路工先生领导下，翻译和主持翻译了一些苏联的和世界各国的民间文学理论和动态，主持编辑了《民间文学参考资料》（1—9辑，第9辑出版于1964年11月）、民间文学理论翻译《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作家出版社1958年）、《什么是口头文学》（作家出版社1959年）、《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向民歌学习》（作家出版社1959年）、《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作家出版社1961年）、《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等。1965年夏受命担任《民间文学》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文联和各协会被“砸烂”，我也作为“修正主义苗子”被揪斗、抄家，1969年9月底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主持《民间文学》杂志编辑部，最后一期是1966年第3期。这期刊物出来时，我已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看到封面上的那幅剪纸中的农村少女手拿的毛主席像四周是黑边，给我加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名。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我别无选择，对造反派说：“立即送造纸厂化浆！”但我偷偷留下了一本，以备有朝一日证明出版了这一期。在研究部时期，除了翻译民间文学资料、恩格斯《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高尔基《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苏联著名民间文学理论家的论文等外，我自己也写了一批文章。

刘：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上，形成了独到而丰富的文化学术传统,“采风”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我到民研会工作，除了在办公室里阅读、研究、翻译而外，还在领导引导下深入到各地作调查，即“采风”。

1958年的春天，迎来了历史上的“新民歌运动”。3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发出关于搜集民歌的号召。他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8页）

我所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的职责就是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体制下，毛主席的号召就是命令。我和《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老编辑铁肩同志在研究部主任路工先生的带领下，立即起身冒着料峭的春寒，赶赴山东烟台的芝罘岛去做采风调查。那里的果农正忙着在苹果园里剪枝、浇水、松土，我们深入到苹果园里，与果农交谈，听他们唱歌吟诗，感受席卷全国、风起云涌的新民歌运动。我和铁肩都有记录，可惜那些包括笔记本在内的新民歌材料和调查情况，经过1964年自上而下掀起的“文艺小整风”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全都散失了。

我和路工又从烟台转道到了南京。此时的江南已是春意阑珊。我们在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省文联主席李进（夏阳）、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的建议和指导下，来到了著名的吴歌之乡白茆。在白茆乡公所的办公室里，县文化馆和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第一个就把陆瑞英找来。那时，陆瑞英是乡里的卫生员，以唱四句头山歌在当地颇有名气。在过去白茆塘的山歌对唱中，她曾经被推选为对唱的首席女歌手。她的肚里不仅贮藏了许多传统山歌，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能够在后援者的支持下临场即兴编创。

从全国来看，此时“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但农村里人民公社还没有诞生，农村的主流建制还是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是7月份以后才陆续成立的。我们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第一是要调查当地新民歌创编的情况，第二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搜集些新、旧民歌回去。新民歌创编的情况，是由乡里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的，而搜集民歌，则主要靠陆瑞英给我们演唱了。陆瑞英的嗓音甜美，被人们称为金嗓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万人山歌会上，人们常常能听到她的优美歌声。当时，农村做水利工程，组织全市各地的农民们汇集一起挑土方，做水利，挑灯夜战，并开展劳动竞赛。作为文艺骨干，陆瑞英被安排到工地上为民工们唱山歌，唱好人好事。有一年开白茆塘河，有关部门又叫陆瑞英去唱山歌。那年冰冻三尺，天气十分寒冷，但民工们大搞水利的热情十分高涨。陆瑞英白天、晚上连续唱山歌，尽管患上了感冒，仍坚持到工地一线唱山歌，结果把喉咙给唱哑了。

1961年12月，我与同事李星华（李大钊女儿）、董森三人到李大钊的故乡河北省乐亭县调查采录民间文学。到乐亭后兵分两路：李星华留在县城和家乡大黑坨，指名道姓请来村里的故事篓子单景荣、景玉兰等老太太和李采亭等老人讲故事。大家围坐斗室，聆听和记录下了《小黄狗拜月亮》《铁树开花》《张仙和火神的传说》等民间传说故事。我和董森则到海边的捞鱼尖采访渔民传说故事。渔民们在讲述中不时切入乐亭皮影、乐亭大鼓。回城在高航舟副县长办公室汇报情况时，李星华尽自己所知，把儿时父亲李大钊带她看影，为孙老兆影班编写影卷《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皮影剧作家二高、雕刻家聂春潮、影界翘楚周文友、孙老兆、箭杆王张老壁等皮影艺人以及乐亭大鼓界温荣、齐祯、韩香圃等人的艺术风格、遗闻逸事，活灵活现地介绍了一遍。我们听得似梦似醉。为使北京同志领略乐亭皮影的风采，在星华的同意下，乐亭影社为我们作了专场演出。看完《柳毅传书》和《火焰山》两个单出之后，一幕幕令人悲戚泪下、嬉笑捧腹的动人场景，直到上了火车，还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当年我们写了21打字页的调查报告，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手头只剩25打字页的记录稿。安庆长讲的《螃蟹的故事》《扳倒井的故事》《孟姜女的包袱》幸存下来，有鲜明的渔民文化色彩。《螃蟹的故事》说的是牛郎织女会：到了农历七月七日，王母娘娘准许天上的织女和地上的牛郎相会。每到这天正午，使船的就打不着螃蟹了，相传海里的螃蟹都给牛郎和织女搭桥去了。螃蟹们一搭好桥，银河就通了，隔在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领着他们的孩子，就踩着螃蟹桥见面了。但我在捞鱼尖访问了几个老渔民，除了年届79岁的安庆长老爷子讲的故事是螃蟹搭桥之外，其他人都说是鹊儿搭桥。安老爷子说，农历七月海货中螃蟹正多，但渔民网不到螃蟹，故有此传说。

1965年9月初，我和董森决定到西藏进行民间文学调查和采风。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达成都，第二天从成都飞往拉萨。那时的西藏，除了拉萨机场有一家国营的小饭馆外，全藏没有饭馆，我们在机场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就到拉萨市里西藏自治区的内部招待所住了下来。拉萨市里没有公共交通，行动都靠两条腿走路。我们参观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药王山、八角街、大昭寺等，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看藏民的转经。罗布林卡是达赖喇嘛的夏宫，十四世达赖出逃后，罗布林卡回到了人民手中，过去是奴隶的藏民们成群结队地到罗布林卡游玩观赏，特别是仔细地观看达赖的宫室和寝室，对我们来说，这一天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与普通藏民接触，了解了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

接下来的日程，我们从拉萨到山南的日喀则作调查。日喀则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是班禅喇嘛的根据地（首府）。在日喀则搜集翻译的藏族民歌，部分发表在《民间文学》杂志1965年第6期上。而当时记录翻译的手稿，经过“文革”的折腾，如今已片纸无存了。现在想起来，非常痛惜。

我们又到了萨迦县。萨迦县隶属于日喀则市，地处西藏自治区南部、日喀则地区中部、雅鲁藏布江南岸。在当地找了一位翻译，名叫才旺角久。在他的帮助下，深入到县城所在地的萨迦镇（乡），到居住在半山腰里的普通藏民家中作了三天民间文学调查采录，记录了平措和木布扎西两位歌手演唱的藏族民歌，其中平措演唱的75首，木布扎西演唱的40首。这些五十多年前记录的材料，现在还保存完好。

在萨迦的调查结束后，我们远赴与尼泊尔接界的错那县。我们没有车辆，只好在萨迦郊外的公路口上站等解放军拉粮食、汽油和劈柴的过路卡车。终于等来一辆卡车，我们拦在公路上，招手请司机停车，并获准带我们到错那县。

错那县是仓央嘉错的故乡。在错那休息了一天，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温泉澡，略做准备，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启程，往祖国最西南端、与印度接界的错那县勒布区——门巴族聚居的山谷里进发。我国出版的地图上，找不到勒布这个地点。这是我西藏采风之旅的最后一站，也是最远的一站。

所谓准备，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三件事。一是找一位当地的向导，以免瞎撞迷了路。找向导是在西藏旅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错那县城所在地的那个镇子很小，有什么外人来了，很快便会传遍全城，就像内地村子里常见到的情形一样。我们到宣传部说明意图后，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位搞宣传工作的解放军同志，他正好要去勒布区办事。我们当即同他说妥，与他同行。向导的问题就这样轻易解决了。二是向老乡借了两匹性情温顺的马，我骑一匹，同伴董森骑一匹。这也不难，县里还给我们配备了一位看上去不到20岁的年轻藏族小伙子跟着，以便到达目的地后把马牵回来。不过，他没有骑马，只靠两条腿走路。他用半通不通的汉话对我们说，你们骑上马走吧，我在前面的山口等你们，说完便背着一支冲锋枪，一缕风似的在我们前面上了路。三是到错那县仅有的一家供销社里一人买了一斤“高级糖”。所谓“高级糖”是三年困难时期对高价糖的称呼，实则就是上海出品的用锡纸包的太妃奶油糖。那时全国通用粮票在西藏各地是不通行的，即使有粮票，也没有饭馆或粮店，甚至有人民币也没用，一旦没饭吃时，高级糖就可以充饥。

听说距离区委较远的地方有一个老牧民脑子里装着很多有关门巴族的民俗知识，我们决定去那里采访。区委书记和文书自愿陪同我们走一趟。他们从区政府的马厩中，为我和同伴选了两匹性情老实、不尥蹶子的老马。我们四人骑马，沿着一条落差很大、流水湍急的河谷鱼贯而行。由于一路上巉岩林立，凹凸不平，十分难走，一直到太阳落山时分，我们才来到了要采访的牧民家。这是一间孤零零的帐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跨进这所隐藏在薄薄暮蔼中的住房时，里面很黑，几乎看不清布置和陈设。待稍微适应以后，才发现这老汉几乎没有什么家当可言，与我们在日喀则所见的牧民家有很大差异。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牧民，当他看见区委书记给他带来了两位客人时，非常热情地向我们施礼，并在屋子中央点起火堆，把我们安顿在火堆周围，拿来酥油和糌粑，让我们先吃晚饭。我们学着主人的样子，把拿着一小块酥油的手伸进装着糌粑的口袋里，抓出一把来，在手中捏来捏去，捏成团，然后送进嘴里。酥油糌粑是一种营养极为丰富的食物，也很可口，很像内地吃的油炒面。但吃糌粑没有酽酽的砖茶不行。老牧民应我的要求，在明明灭灭的酥油灯和篝火的映照下，向我们讲述了他们民族的种种故事。刹时间，我们便被带进了一个神秘而有趣的世界。我们被门巴人古老的文化吸引住了。夜深了，老牧民的声音变得沙哑低沉，我们和他一起胼头胝足，仰卧在被篝火烤得温热的地板上，拉过他那件发出阵阵羊膻味的老羊皮盖上，很快沉入了梦乡……

1959年9月底，中国文联各协会的干部统统被下放到张家口怀来县附近的官厅水库边上，建设文化部五七干校。在干校一个月后，我又转到了妻子马昌仪所在单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部河南罗山息县干校，再后来又转到文化部团泊洼干校，于1971年6月被第一批分配到了新华通讯社工作。1977年，我又从新华社回到了文艺界，先后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做编辑。

刘：是在1983年秋天。为了贯彻落实中国民研会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的精神，1984年5月，我在峨眉山主持召开了“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不能继续搞“左”的那一套了，主要想法就是要把大家引导到学术研究上。根据会章规定和郭老、周扬等领导人的历次讲话精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间文学，但也应承认民俗学在人文学界有一定的地位。尽管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不赞成把民间文学包含在、至少不完全包括在民俗和民俗学之中。出席座谈会的有六十多个民间文学研究者，声势很大，会上放了钟敬文为这个会制作的录音讲话。我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间文艺学的口号，民间文学研究不要停留在“通用机床”的模式上，要提倡搞专题研究。全国各地的、包括在高校教书的老师们都报了选题，制定了全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选题规划。这个会对推动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会后纳入选题计划的许多理论研究项目，或以著作或以理论文集的形式陆续出版了。

在我的提议和策划下，会上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选举神话学家袁柯为主席。规划中提出编写两套书：一套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丛书”，出版了钟敬文的《新的驿程》（1987）、我的《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1988）、马学良的《素园集》（1989）和姜彬的《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1990）等；另一套是“中国民间文学专题资料丛书”，没有采用丛书的名称，出版了《阿纳斯》《格萨尔》等许多资料本。也就是在这时，开始了中外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1984年乌丙安、张紫晨去日本访问。

1984年11月19日，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新时期的任务》中，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和出现的错误思潮，强调“我们必须对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看法”，并再次阐述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的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呢？简要说来，就是：全面开展搜集和抢救工作，有步骤地加强理论研究，尽快提高学术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民间文学事业的新局面。”

在代表大会和理事会上确定下来的这个新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指导下，我们就加强理论研究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召开学术理论研讨会（青年民间文学理论家学术会议、深圳全国民间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格萨尔》学术研讨会、中芬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等），各分会创办期刊和报纸，并前后召开过两次全国报刊座谈会等，促进民间文学学术理论的前进和提升。据1985年7月第一次民间文学报刊会议（长春）统计，公开发行的全国民间文学期刊12种，内部发行的期刊八种，公开发行的报纸两种，内部发行的报纸两种。研究机构也有很大发展，到1987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会议时，全国有43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文联、艺术馆和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民间文学研究组（室），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民间文学研究队伍。据我的统计，1983—1989年七年间出版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包括论集）达169种。客观地说，这是过去时代所没有的。

刘：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就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把民间文学看成是一定时代产生并流传的、适应于一定时代的民众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的文化性质、特点和社会功能，我比较喜欢胡适的“双重的文学”论，即把民间文学看成是与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民间的文学与作家的文学共同构成的。“五四”以后初期从事民间文学的学者和作家，凡是有一定影响的，大多是文学阵营里各个文学社团的名家。他们无不认为民间文艺是文学，其研究方法和理念，大都是从文学的、诗学的立场观察研究民间文学的。

1950年3月29日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郭沫若发表的演讲中说：“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他列举了最古的诗集《诗经》，其中包括国风、大小雅、三颂（周、鲁、商），屈原的《楚辞》，两汉的乐府，六朝的民歌……他提出研究民间文艺的五个目的：（一）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二）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三）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四）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五）发展民间文艺。我们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予改造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他阐述的民间文艺的文化性质以及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与他1922年为何中孚《民谣集》所写序言中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我个人青年时代所接受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大多来自于俄国的三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尼勃夫。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代，我国文坛上除了周扬、冯雪峰外，有影响的何其芳、林默涵、张光年三大批评家的文艺观和批评观，即社会—历史—审美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对我在民间文学研究上有很深的影响。

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方针指导下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有许多问题凸显出来，要求我们做出回答。我自己也一样。1987年10月，在深入思考之后，我写了一篇《整体研究要义》，发表在1988年第1期的《民间文学论坛》上，对我以往的民间文学观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作了某些修正，概括地说，就是“整体研究”，其实就是在事物的联系中对事物外在特征和内在本质的研究。我们所以提出要在民间文学领域里实行整体研究，是因为我国民间文艺学长期受到封闭的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无论在学科建设上，还是对某种现象的研究上，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割裂事物之间联系的倾向。其“要义”有三：

第一，原始艺术、民间口头创作和民间艺术是人类社会广大成员三大类精神活动现象，三者构成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这三大类精神活动现象，既有同质的方面，又有异质的方面，既体现着时间的观念（发展的观念），又体现着空间的观念（有共时的特点）。从民间文学的立场来看，这三者是难以割裂和舍弃其中之一不论的，否则，我们也就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各自的本质和特点，而且也根本无法正确认识和阐述人类艺术发展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民间创作和专业艺术——是怎么回事情。

第二，任何一件原始艺术作品、民间口头创作和民间艺术作品，作为文化的一个小小的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一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当我们研究这些作品时，只有把所要研究的作品放到它原初的生存环境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它、阐明它。

第三，研究原始艺术现象、民间口头创作作品和民间艺术作品，必须超越作品表面所提供的信息，把目光投注到中国文化的深处，投注到相关学科所提供的丰富的资料和方法，才能全面地把握住所要研究的对象的整体。民间口头创作同原始艺术一样，是漫长历史时代中多层文化因子的积淀，在同一件作品或同一主题情节的作品上面，同时可见到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因子：宗教（神话）观念、象征形象（符号）、比喻等。离开对历史深处的文化形态的洞悉，就无法进行文化积层的剥离研究，无法分辨何种宗教观念是在何种时期形成又为何能承继下来，何种象征形象（符号）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又象征何种意义，无法弄清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象征何以能兼容并存（如道、儒、释的若干观念）等等。

民间文艺学界的专家们对我走出纯文学模式的“整体研究”观，大体上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此后，我的民间文学研究和学术史研究，基本上是在“整体研究”框架下开展的。“整体研究”观也促使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田野采风的基础上加大了田野工作。最明显的，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原始艺术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先后对云南各少数民族（佤族、哈尼族等）民间文学和原始艺术的考察，对新疆伊犁地区哈萨克族、锡伯族民间口头文学的考察，对黑龙江省宁安满族民间文学和延边朝鲜族民间文学的考察，对天津南郊葛沽皇会的调查，为执行我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的索罗斯基金会资助项目，先后对山东沿海长山列岛（砣矶岛）、龙口（屺㟂岛）和石岛（玄镇村）渔民民间文化的三次考察……第二次龙口调查的报告由课题组成员彭文新执笔、我修改并加了按语，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上。第三次调查，我执笔写的报告《石岛观海祭》发表在台湾民间文化杂志《汉声》1992年5月第41期、《走向世界》（济南）1993年第1期上。这些田野调查都可看做我在研究方法上“转型”的标志。

刘：编辑多卷本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一项普查、搜集、整理、保存和发扬我国各民族、各地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的一项宏伟的计划。这项工作的动议，最初是在1981年民研会常务理事扩大会上提出来的，得到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而真正成为一项国家文化工程，则是在我于1983年9月被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和党的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研究会的全面工作之后的事情。由于一些具体问题，初期进展比较缓慢。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向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征求合作意向时，由于民间文学专业的归属问题等原因，双方一时间没能达成共识。直到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正式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普查、编纂工作才得以陆续在全国铺开。

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全部普查、编纂、出版工作中，我只是前半段（1983—1990）的参与者和主持人之一，1991年2月，我调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同时也就告别了三套集成工作。

2009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其他七部文艺集成志书都完成了，10月13日召开了“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作为当年主持民研会工作和制定集成文件的负责人，我有责任说出一些历史真相，除了那些载入扉页的名字外，不要忘了还有几位老前辈的功劳。他们是（1）当年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小说家延泽民，是在1983年4月17日他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会议上，对酝酿已久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计划作出了正式决定;（2）文化部原副部长丁峤，是他为我们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官方文件(即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808号文件)签了字，然后由文化部民族文化司这条线颁布下达，才使启动“集成”普查和编纂工作成为可能，才有今天的这样辉煌成果。古训有言:吃水不忘掘井人呀!他们都是三套集成的掘井者!（3）我们尊敬的周巍峙部长。由于民研会主席周扬于1983年卧病住院，必须设立常务副总主编主持其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组建之始，提议并经法定程序通过，由周巍峙和钟敬文两位任常务副总主编。其顺序如是。周巍峙同志兼任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的第一副常务总主编，一是避免了民间文学领导圈子里的意见纷争，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二是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比较顺利地纳入由文化部和艺术科学规划办牵头的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行列，而这是其他人谁也无法替代的。”

刘：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我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在民研会是兼职），我应邀参加了1983年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西山举行的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并受领导小组的委托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对编纂工作作了部署。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周扬为三套集成总主编，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担任各部集成的主编。但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签署文件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文化部没有分管民间文学的部门，我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的同志们想方设法，多方斡旋，最终得到文化部主管民族文化的部领导丁峤的支持，由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出面，促成了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发文，使三套集成成为由文艺团体发起主办、两个政府主管部委全力支持的重要国家文化工程。

1983年7月，在我的主持下，在山东召开了第一次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全国工作会议，研究决定了三套集成工作机构和工作步骤等问题，培训了第一批干部。1984年3月20日，云南省召开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会议，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在全国铺开，拉开了序幕。1984年9月，在云南再次召开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普查、采录、翻译工作的原则等问题。1984年11月，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新时期的任务》中，再次就三套集成的文化性质等问题作了阐述，并将编纂三套集成工作列为全面开创民间文学事业新局面的第一项重点工作。

这一阶段三套集成的工作进展和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中宣部于1985年11月下达《转发民研会〈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请各地党委宣传部、文化厅、文联关心、支持并督促各地民间文艺研究会分会做好三套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自此，三套集成工作走上正轨，在全国各省区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全国各省区市民间文学普查。在这次普查中，全国共采录到民间故事137.5万余篇，歌谣192万余首，谚语348.5万余条，记录下了20世纪末“活”在全国各民族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的口述文本。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三个主办单位之一，是实际工作单位，文化部、国家民委只是主办单位，但不负责实际工作的执行。而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只靠钟敬文、贾芝、马学良三位聘任的故事卷、歌谣卷、谚语卷的兼职主编以及各位副主编的业余工作，是无法完成的，我们就适时地建立起了实体的工作班子——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赋予总编办协助主编和编委会实际执行普查、编纂、出版、培训、协调和指导各地等各项工作。1986年1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总编委会办公室在主办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下，代表文化部、国家民委负责处理集成日常工作。在集成的发动、组织、学术和其他各方面准备工作上，总编委会及其办公室发挥了很大作用，具体的编纂工作由主编负责。

1986年5月2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三次工作会议，会上决定成立由中直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人员组成的全国编辑委员会；确定三套集成副总主编名单；宣布并通过三套集成各卷副主编名单；讨论了三套集成编纂细则，责成总集成办公室根据讨论意见对编辑细则进行修改定稿；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代表领导小组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部艺术集成志书并列为“十套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并向国家申报列入国家五年计划的文艺重点科研项目。

总集成编委会办公室第一任主任马萧萧，第二任主任贺嘉，第三任主任刘晓路。地方上的三套集成办公室也相继成立起来，使集成工作走上轨道，顺利开展并完成。

在普查、采录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三套集成资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百年不遇的大事。我对这些资料的汇集出版和保存工作格外珍视，提出应当有计划、有系统地出一些资料本。在我的倡导下，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决定，在原定的主要编纂“省卷本”的基础上，增加编辑县资料本，并在各地县卷本编纂过程中进行督促和给予具体指导。正是这个举措，有了数千种县卷本，尽管最终并没能完成全国所有的县（区）都编印出各自资料本的任务，但是这个成果已经足以让世人惊叹，成为中华文化史、甚至世界文化史上卷帙最为浩瀚的民间文学的文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