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贤先生是我从小就非常钦慕的知名乡贤。小时候，听外公刘朝宗多次说起他为老百姓的事仗义执言、不畏强暴，检举、反对民国县长王汉杰及劣吏彭仁山、齐牖明等互相勾结欺压百姓、搜刮钱财，以及为解放西和所作贡献等事迹，不由心生钦慕!最近，读完由他纂辑的《西和乞巧歌》(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版)，对他的学术成就和文化功绩有了进一步了解，心中的钦慕之情又增加了几分!

农历七月初七，相传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我国很早就有在这天“乞巧”的风俗，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已有记载。今天，数甘肃西和、礼县流传的“乞巧”风俗最为隆重，持续七天八夜的时间。而且礼县东部和西和县北部大半个县的个村庄，城内各巷道都要“坐巧”，形成一个一个的乞巧点。正都靠近秦人发祥地大堡子山，分布在漾水、西汉水上游之地。我在西和长大，在我的记忆中，“乞巧”对于女孩子而言是比过年更为盛大的节日。每年六月下旬，同一巷道或村社的未婚女孩子就开始准备新衣裳，商量“乞巧”事宜，如“巧娘娘”(织女)“坐”在谁家等。到了三十，女孩子们打扮一新，去城里的纸货店“请”“巧娘娘”，“请”来后贡在正屋的桌子上，献上瓜果点心等贡品。等到夜幕降临，她们就点着香蜡纸烛，唱着歌举行“迎巧”仪式。此后至七月初七“送巧”，女孩子们唱着自编的歌词、跳着自编的舞蹈昼夜“乞巧”，并到其他巷道或村社“行情”——交流歌舞表演。“乞巧”的主体是十几岁的未婚女孩子，但一些成年妇女也热心地前来指导、帮忙编歌词。男孩子则艳羡地在一旁观看，有时为了引起注意会来些小小的“恶作剧”。这往往会碰出爱情的火花或牵起婚姻的红线。七月初七清晨，女孩子们盛装列队，到附近的泉中汲回第一桶水。晚上，她们唱着歌将取来的水倒进碗中，掐下早已生好的“青芽”(一般是扁豆或小麦芽)，投入水中，根据投影占卜巧拙。若投影像一根绣花针或剪刀、花样儿，则预示着“巧娘娘”会保佑这个女孩子心灵手巧，针线好;如果投影像锄头或剜菜铲子，则预示着将只会干农活或寻猪草喂猪，等等。姑娘们是一面投青芽卜巧一面唱。卜巧结束之后，又集中地唱歌、跳舞。因为此夜是当年“乞巧”的最后时刻，她们往往最放得开：唱到动情处，不禁泪花闪烁;跳到兴奋时，甚至浑身颤抖。就这样唱啊跳啊的直到深夜，女孩子才将端午节挽在手腕上的“手襻子”(一般是红头绳)解下接起来“搭桥”，依依不舍地到河边焚化纸像，送“巧娘娘”上天与牛郎相会。

现在，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逐渐增强。2007年，西和县被中国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2008年，西和县的“乞巧节”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在子贤先生纂辑“乞巧歌”的1936年，大多数人把“乞巧”不过看做是小孩子闹着玩儿的游戏。(即使在时隔半个世纪后，幼小的我仍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态度和氛围的延续。)子贤先生之所以能慧眼识珠，与他过人的学识、阅历不无关系。他1924年考入陇西师范，1926年加入冯玉祥国民军，历任司书、军法官等。北伐失败后，入开封无线电专门学校学习，后又到天津进修无线电机械学。在这期间他也读了一些五四运动以来宣扬自由、民主、科学及有关新文学运动的书籍。次年他应聘返兰州，在马鸿宾部电台工作，同年随台迁银川，期间同一些进步人士接触。1933年母逝奔丧回家，先后在西和县民众讲习所、鼓楼南学校工作，以宣传“三民主义”和科学知识、破除迷信、移风易俗为职志。《西和乞巧歌》即是他在鼓楼南学校任教期间，组织学生搜集并亲自整理的。

子贤先生并没有把“乞巧”看做“小孩子闹着玩儿的游戏”，而是看到了其中反对封建礼教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他认为乞巧活动“给女孩子一个走出闺门、接触社会的机会，在古代是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表现，在今天是一种对社会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的方式。既反映老百姓之心声，也是存史，同《诗经》中的诗有同样的价值。”(《序录》)子贤先生纂辑“乞巧歌”的意义，正如著名民俗学专家刘锡诚先生所云：“就他所发动的这次民歌收集工作而言，却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起来的、又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翼的歌谣运动在陇南地区，甚至在大西北地区，结出的第一个重要成果。”“第一次记录了农村姑娘们所唱的歌诗，也就弥补了自《诗经》、《乐府诗集》以来陇南一带的民间风诗在诗歌史和民间文学史上的阙位，因此可以说功莫大矣。”(《序》)十分重视“乞巧”节俗的西和、礼县一带是秦人的发祥地。子贤先生把“乞巧歌”比作诗亡后的正声、《秦风》的余响：“莫谓诗亡无正声，秦风余响正回萦。”在所录歌词的编排上，亦仿照《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凡反映男女婚姻与社会风俗者为“风”，细分为“家庭婚姻”、“生活习俗”、“劳动技能”三篇;涉及时政新闻与咏唱传说故事者为“雅”， 细分为“时政新闻”、“传说故事”两篇;用于乞巧仪式及歌颂巧娘娘者为“颂”， 细分为“坐神迎巧”、“礼神乞巧”、“看影卜巧”、“转饭送巧”四篇。对于曲调简单、流传地域有限且难辨源流的“乞巧歌”而言，子贤先生以内容为准的编辑方法无疑更加切实可行。

“乞巧歌”大多为即兴而发的自编歌词。其中，反映女子婚姻不自主、受婆婆丈夫虐待等悲苦命运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它们由于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是封建礼教、习俗压迫下女子的血泪心声，因而最为感人。正如尼采所云：“一切文学，余喜以血书者。”子贤先生亦对它们给予了很高评价，在搜集时特意彰显出来，并题诗表达了对女子悲苦命运的深深同情：“纸上心弦神鬼惊，女儿悲苦意难平。出脓出血刑半死，嫁狗嫁鸡判一生。乞巧难求厄运少，及笈似向峭崖行。亭亭碧玉家中宝，父母谁闻唱巧声!”

这里略举几首：

北山里下雨南山里晴，势成(生成)女子不如人。四岁五岁穿耳环，七岁八岁把脚缠。十一二上不出门，媒人登门问行情。六尺花布一瓶酒，打发女儿跟着走。侍候阿家(婆婆)把花扎，挨打受骂养娃娃。只让喝汤不给饭，一点不对让滚蛋。

热头(太阳)出来一盆火，放下纺车摘豆角。一笼豆角刚摘满，娘家哥哥在路边。干垄(地埂)上面刨一把，说声亲哥你坐下。眼泪一双唰唰下，亲哥听妹几句话。 鸡叫头遍去推面，一面打盹一面转。鸡叫二遍把水担，路又远来桶又宽。鸡叫三遍要上坡，崖上山上砍柴火。喂牛喂猪蒸馍馍，抱上湿柴去烧锅。一口两口吹不着，阿家骂我像猪猡。流着眼泪吹着了，头发眉毛燎着了。男人(丈夫)过来脸上打，阿公(公公)过来拔头发。阿家把我的嘴撕破，小叔子过来揪耳朵。 哥哥一听也伤心，拿了手背揉眼睛。你男人他是年轻人，一年半载会老成。阿公阿家老人家，三年五年过世家。挺住身子咬住牙，过后你也当阿家。

类似的歌词我幼年时也听过一些。尤其是一些年纪较大的老婆婆，有时也会和女孩子一起唱，唱到伤心处，不由泪如泉涌。而今重温“乞巧歌”，我对她们有了更多“了解之同情”。歌中所唱女子婚姻不自主、受婆婆丈夫虐待的悲苦命运，多多少少有她们的投影。而这，从根本上说是封建礼教和习俗造成的。如此看来，受过新式教育的子贤先生搜集表彰此类歌词，就有了反对封建礼教、移风易俗的社会意义，与他的一贯主张相一致。

“乞巧歌”中一些反应生活习俗和时政新闻的歌词也值得注意。如：

鸦片烟，稀罕罕，一块银元只买一点点。呼噜呼噜钻眼眼(烧烟泡)，吃得人脸势(脸色)黄扁扁。淌眼泪来打呵欠，卖儿卖女卖家产。打架骂仗不安然，掌柜的(丈夫)再莫吃鸦片烟。

草川有个王把式，夹着碌柱上树哩。功夫深来拳法妙，一拳打死了金钱豹。天水比赛艺最高，吉鸿昌亲送双狮刀。

前一首描写抽鸦片的危害，后一首赞美英勇的民间拳师，皆生动形象，自然天真。其中还有很多反映民风民俗及西和一带从清末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历史事件的歌词，为我们展示了上世纪前三十年中西北一个县的状况，具有社会学、民俗学以至近代史的认识价值。

子贤先生曾作《形天葬首仇池山说》，证《山海经》所说形天葬首之“常羊山”即陇南仇池山，炎帝族出于伏羲帝，而形天为炎帝族之一支。此文以“解决历来传疑问题”、“论证精当”受到学界好评。在“乞巧歌”的纂集整理中，亦显示了老先生深厚的文献考证功底。比如，在探讨“乞巧”风俗的渊源时，他说：“乞巧风俗大体分布于漾水、西汉水流域，实可令人深思。《尚书•禹贡》谓：‘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漾水为西汉水源头之一。鹊桥相会之‘银河’，古即称‘汉’。西和乞巧风俗之盛，与此非无关也。”(《序录》)后来子贤先生的哲嗣、著名先秦文学研究专家赵逵夫教授进一步证实了此说。据赵教授考证，“牵牛”来自周人祖先叔均的传说，《山海经•海内经》：“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织女”来自秦人祖先女修的传说。女修善织，《史记•秦本记》云：“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生大业。”周人发祥于甘肃庆阳马莲河流域，后来周人东迁，秦人又迁至先周居民所居之处。周秦文化的交融，孕育了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西和、礼县一带是秦人的发祥地，曾在二县交界的大堡子山发现了密集的秦人先公先王墓葬群。“先秦之时，称银河为‘汉’、‘云汉’、‘天汉’乃源于秦人关于织女的传说。”大体分布于漾水、西汉水流域的“乞巧” 风俗，是秦人古老风俗的遗留。(详见赵教授《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等文)

再如，“乞巧歌”每唱完一节后，都要重复地唱“巧娘娘，×××，我把巧娘娘请下凡/送上天。”至于“巧娘娘”后面的三字，大家都是含糊地唱，什么意思、怎么写，没有人深究，也没有人说得清。子贤先生指出：“乞巧歌每一节之末重复唱者，即古代歌诗之所谓‘和声’，亦称‘声词’，应押韵，故‘巧娘娘’后所连三字句之末一字，必同下一句‘我把巧娘娘请下凡’之‘凡’字同韵。此当明白之第一点。第二，此声词之两个三字句以句意言实为一句，后三字之意思应与前‘巧娘娘’三字相贯通，前者为主语，后者为谓语。民间口语通俗、明白，故凡同前句在句意上不能贯通者，皆不可取。第三，‘我把巧娘娘请下凡’是承上句而来，两句意思连贯。凡不一致、不连贯者亦非是。故‘巧娘娘’之后三字当作‘下云端’。送巧歌词的末尾言‘我把巧娘娘送上天’，则上句之后三字以作‘上云端’为是。今唱词多混而同之。”(《序录》)子贤先生的推断可谓合情合理，比今人所录“想你哩”、“下凡来”、“香叶的”、“样意儿的”等更为妥当。《序录》是老先生原序的片断，并不全，但论西和乞巧风俗极盛的原因，解决歌词载录中一些理论问题，实际上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出老先生有关问题研究、思考的深入。

这本书对乞巧歌的载录既作了高水平的整理，没有重复、没有前后矛盾的情况及不衔接、不清楚的情况，又保持了原汁原味，完全是过去妇女们的口吻，不带一点文人腔，在今天来说，仍不失为民间文学整理的一个范本，对研究西北的民歌，尤其是妇女之作，有很大意义。

还有一点，书中所收唱词带有浓厚的陇南方言(具体说来是西和方言)的特色，其中不少词的词形及整理者对方言词的书写方式，都对今天的方言调查与记录工作有很大意义。

2010年，子贤先生的哲嗣赵逵夫教授根据他姐姐所抄录及老先生当年的学生姜锐(时已91岁)所录等辑校出版。该书由冯其庸先生题签，刘锡诚、柯杨先生作序，书前收有原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学者袁行霈、罗宗强、霍松林等人书写的子贤先生诗作。全书分山下两册一函，线装繁体竖行排印，古朴高雅。我是西和人，幼年时即闻子贤先生事迹。而今展诵遗编，真有“乌乎!向之测先生者，不禁浅哉!”(林则徐《林希五先生文集后序》)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