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书中这些文章，不由得想起我第一次下乡去做田野调查时的情景。那时我21 岁，还在莫斯科大学留学，读民间文学专业。转年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写的就是那一次调查的心得。毕业后我回到黑龙江大学工作。1961 年之后，我曾和两三个朋友一起多次利用假期去赫哲族、满族、朝鲜族等村落做田野考察。我曾经设计到本省各民族当中，以及到省内农民、渔民、林业工人、民间艺人、挖参的、打猎的……各个行业的社群当中去考察，想弄清楚整个黑龙江民间文学的状况。

第一次到农村、到民众中去做田野调查，准备得再好，也常常是不完备的。但是对于民俗学工作者来说，印象会特别深刻。这是进行情感培育的好时机，可以说，乡村是培养我们与人民之间情感的学校。尽管从工作的角度讲，这种接触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当一个民俗学工作者接触了乡亲们的“心灵世界”之后，这个工作者与民众的关系就变得更加亲近了；对民族文化传统有了更深的接触之后，便会觉得，“旧俗”“老礼儿”是可亲的。虽然不是很懂，但是很想进一步深入了解。这种相识是很可贵的。这种可贵，有点像一个人在寻找自己的朋友时的内心感受。尽管不是所有接触过的人都能够成为朋友，但是，这种感受非常深刻和亲切。当然，这里说的“第一次”，在具体时间上也可能并不是民俗学工作者去田野的第一次，即使是具体时间上的第二次、第三次，但却永远是情感上的“第一次”，在内心感受中，一下子走近了“田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到乡村去的条件越来越便利了，调查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了，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些手段的改进并没有改变这种情感的交流。

不管是谁，在村里进行田野调查，不但会接触到传统文化，还能了解乡亲们的真实生活、真实历史。当我们谈起“历史”的时候，讲的往往是“事件”，但应该是“人”。有人说，历史是事件的叠加，我想说这不准确。谈及“历史”，必须要有“人”。写历史时，如果不写人，那叫什么历史？当我们写一个村，写它的房子，写它的环境，写它经历的战乱，这都不到位，写也写不好，真正到位的是：写这里的人。中国的历史，假设只有长城、故宫，没有秦皇汉武，没有林则徐，没有康有为，没有为推动历史做出贡献的人，没有各种各样的参与历史的人，没有普普通通的广大民众的生活和作为，都不行。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民俗学，或许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学科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历史学和文学不太关注的那一部分，正是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以前有人说，文学乃至民间文学是人学，民俗学关注的是生活方式。但是，是谁的生活呢？当然，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平时我们常把这些当作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无须多说，所以关注不够，特别在意的只是事物的过程，较少或者忽略人的在场、人的情感参与。

比如说，乡村建设，只顾着盖房修路，固然是好事，可是如果把村庄里的人都搬走了，这个村庄即使外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实，当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农民社群没有了，等于那个村庄也不存在了，有的仅仅是一个新的村庄。现在的乡村建设，有的地方舍本逐末，什么是“本”呢？人才是“本”，“社群”才是本。现在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其他一切都有了，但是“人”没有了。我们进行民俗学研究，关键是要重视“人”，要记录“社群的生活”。

看来，对于我们民俗学工作者来说，进行田野作业也好，从事理论研究也好，在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整个过程中，整体性原则是十分重要的。时代的演进、环境的变迁、主体构成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都应该时时纳入我们的视野当中。

近些年，我们民俗学工作者特别关切作为民俗文化实体空间的传统村落的命运和前景问题。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村落真实反映了农耕文明时代的社会生活，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中国传统建筑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传统文化的展现空间。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冲突愈演愈烈，传统村落面临衰落的危机。

2012 年，我国启动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建立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制度。根据规定，村落一旦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就不得拆迁、合并。在目前全国近60 万个行政村260 万个自然村寨当中，经推荐上报、评审、公示等程序，曾有2555 个村落，前后分三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些村落已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健全和完善了保护机制，并获得了中央财政的扶持。中国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传统村落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就在不久前，即2016 年11 月9 日，住建部、文化部等七个部门发出通知，又有1602 个村落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的村落数量达到4157 个。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富、保护力度较强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说到乡村建设这个话题，我的想法是：

第一，中国的农村要姓“中”。现在有的农村不怎么姓“中”，有的好像是姓“洋”，到处弄洋建筑，搞洋模式，甚至连名字也改姓“洋”了。改善生活状况、美化环境，不一定非要姓“洋”不可。可是外在条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洋”村子里生活的人，生活取向会渐渐地发生很大变化，过去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会随之逐渐地消失。

第二，中国农村应该是中国现代农民的农村。现在有的农村好像不是农民的了，是开发商的，是旅游局的，是国内外旅游者的，如果说还是农民的，那也成了“养老院”和“托儿所”。我们现在总是讲开发旅游，于是农村成了城镇居民的后院了，城里人有空到农村吃一顿“农家乐”就走了，这是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的“农村”。当然，民俗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了很大变化，民俗得到了“新的利用”，有了“新的发展”，在村子里生活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值得我们进行认真观察和研究。

第三，应该让我们的现代的农民兄弟享有现代生活的一切便利条件和设施。让今天的中国农村成为农民兄弟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应该是宜居的、可心的、叫人看了会羡慕的地方。   

许多有志向、有作为的各界人士，正在为中国新农村的建设伟业奋斗着。

我们民俗学工作者正热切关注着今天在巨变和发展中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社群。民俗学工作者走进农民社群的生活和心灵当中，也是很了不起的功业。大家的工作和研究，是一种让人钦佩的历史担当和历史贡献。

我觉得，这些人是可爱的，更是可敬的。

                                                              刘魁立

2016 年12 月29 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