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批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古老的农事历法制度——“二十四节气”开始重新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学术界也再次掀起了一股研究二十四节气文化的热潮。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民间文化论坛》在2017年第1期发表了前沿话题“传承二十四节气的价值与意义”（主持人：萧放）之后，由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化遗产》杂志也在2017年第2期发表了一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研究”的专题文章。

该专题由清华大学刘晓峰教授发起和主持，共有六篇论文，包括刘晓峰的《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北京大学陈连山的《二十四节气：精英与民众共同创造的简明物候历》、山东大学刘宗迪的《二十四节气制度的历史及其现代传承》、山东大学王加华的《节点性与生活化：作为民俗系统的二十四节气》、北京联合大学张勃的《危机·转机·生机：二十四节气保护及其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浙江农林大学毕雪飞的《二十四节气在日本的传播与实践应用》。

节日，一直是民俗学家们关注的重点对象，二十四节气也不例外。但过去的研究往往专注于某一个特定的节气，例如立春、清明、冬至等，探讨相关礼俗的起源和演变。或者针对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的节气文化及其传承进行民俗志的记录，例如“浙江衢州的九华立春祭”、“湖南安仁的赶分社”、“湘西苗族的赶秋节”等。这些研究为“二十四节气”成功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后者反过来又为中国民俗学的二十四节气研究注入了新的理念与新的视角。作为最新研究成果，《文化遗产》发表的这组专题文章突破了民俗学者以往专门针对某一具体节气展开探讨的研究模式，而是把“二十四节气”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时间和农事制度来看待，并从制度化的“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和生活性特点出发，论述了保护传承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意义与要旨。

学者们首先对二十四节气作为一种时间制度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回溯和反思。刘晓峰在参考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考证了古代二十四节气观念的形成过程。他指出，上古的圭表测日是观测确定二十四节气的最主要方法。由冬夏二至发展至七十二候，形成了一个不断细化的时间划分体系。二十四节气因其在划分上疏密最为适宜而获得广泛流传。他在文章中也对十二律与十二月的联系进行了讨论，认为二十四节气这一分至启闭系统在演变过程中也吸纳了月数的知识。陈连山则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出发，强调了二十四节气作为一种阴阳合历和一种简明物候历，是古代精英与百姓共同的文化创造结果。刘宗迪也认为二十四节气源于物候历，即根据自然的季节变化划分时间、确定农时，所以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大都与物候和气象有关。从时间上来看，尽管《诗经·七月》、《夏小正》、《月令》等文献中有关物候和农时的记载保存了节气制度的原始形态，但二十四节气应该是到了汉代才演变为统一的太阳历。

二十四节气的属性问题是学者们的另一关注重点。除了延续代表作名录认定二十四节气为“中国民众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实践的统一整体”的说法之外，王加华还特别强调了二十四节气的生活性特征。作为一种贯穿民众日常点滴的时间制度，它涉及民众的口头、行为、心理等多个层面，是一套丰富的“民俗系统”。而如果仅强调二十四节气的“节日性”，则无疑限制了二十四节气研究的更多可能。因此，未来的节气研究应以关注“生活性”为主，突出“民俗生活研究”，而非单纯的“节日研究”。

诚如张勃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二十四节气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从传承危机到转机的跨越，也是二十四节气的生机所在。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参与专题的民俗学者也就未来如何保护与传承的问题纷纷建言献策，但意见有所分歧。刘宗迪认为，节气制度自始至终就是农事历法，与农耕生活相始终，在此意义上，它无法保护，也无需保护。但节气制度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秩序、追求天人和谐的古老智慧，这为它在现代化条件下的继续传承和文化创造提供了契机。王加华则认为，应充分发挥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俗系统的特性，重视其生活性，要尽量使其“无孔不入”地介入现代民众的社会生活。此外，毕雪飞介绍了日本在保护二十四节气方面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尽管见仁见智，学者们形成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二十四节气的传承应以民众为主体，辅以政府、媒体、学校教育、学者等多方的力量，从知识与实践两个层面，实现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传承及“再创造”。

作者简介：崔若男，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