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研究者进入“田野”多通过三种途径，这三种进入方式各有利弊。第一，拿着官方的介绍信名正言顺地去，但“官方”往往也会使被访者产生一定的戒备心理，尤其对一些敏感问题，更是避而不谈。第二，通过熟人介绍进入田野。这种方式按说已经比较自然了，但当涉及一些隐私时(比如调查与性相关的内容)，碍于熟人之间的关系，被访者则会羞于表达。还有第三种，就是自己进入调查点“碰运气”，看看能否找到合适的被访者。

虽然前两种进入田野的方式最为常见，但第三种并非没有先例。威廉·富特·怀特在调查“街角社会”的过程中，起初就是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试图找到合适的调查对象，但后来基本上无功而返。岳永逸老师在确定了调查对象之后，利用周末等闲暇时间，就经常在天桥的胡同里转悠，希望能“碰”上“目睹过昔日天桥而且头脑基本清晰的长者，而且是越老越好”的人。后来他果然“碰”到了一个，也由此认识了更多的天桥艺人，调查顺利展开。同样是独自深入调查点，一为“游荡”，一为“碰”，但怀特和岳永逸老师的结局却如此差别之大。难道是怀特学术功底不够扎实吗?难道是怀特不会与人沟通吗?我觉得都不是。怀特只是运气差了一点儿而已。

这种“碰运气”的田野方式，我也曾实践过。

在胡同里调查公厕时，我找到一个健身广场，那里经常会有很多胡同里的老人们聚集在一起聊天。一开始，我不敢开口，只好假装地坐在那里休息，默默地听着他们讲话。有时候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老人们都要散了，可我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几次以后，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开口。我找了一个看着比较面善的大叔，凑过去傻傻地问了一句：“大叔，我能跟您聊会儿天吗?”大叔愣了一下，看我是个小姑娘，就说道：“聊吧。”于是我一气呵成地道出了那烂熟于心的开场白，并且抛出了第一个问题。结果大叔一开口，我就傻眼了———大叔说了一段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我弱弱地问道：“您是哪里人啊?”“山东”，大叔干脆利落地回答到。这下我真是傻掉了。我竟然自认为住在胡同里的人就一定是老北京，即便不是老北京也一定会讲普通话!谁知道鼓足勇气锁定了目标之后，竟然听不懂对方讲话。我草草结束了对话，灰溜溜、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当然，运气女神有时候还是会眷顾我的。在顺义区调查时，由于我负责“老城的历史文化”这一部分，因此我立刻把目标锁定为年长者，并且同样是越老越好。每天下午两三点以后，当我在老城里溜达时，总能在小区门口或者路边的阴凉处，见到许多扎堆消磨时间的老大爷，他们或聊天、或打牌、或下棋，人数往往有十到二十人左右。我确信，这些老大爷们一定能帮助我完成调查任务。于是，我又豁出脸皮往上凑，想尽各种办法套近乎。这一凑不打紧，我竟然认识了解放后顺义县(现在是顺义区)第一任县长的儿子，在另一个地方还认识了解放后顺义县第一任副县长的儿子，并且这两位老人还互相认识!陆续地，顺义县曾经的警察局长 (我调查时已经90多岁)，县城名人“徐二奶奶”的孙子(明清时期，徐家还连任“钦天监”一职)，参加密云水库修建的大叔等等，这些带着过去的人好像突然间 “冒”了出来一样，不断地给我惊喜。真是应了那句“谁年轻时没点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