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委员

从世界上看，出台和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法规的国家，还为数不多。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年来呼吁各国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一些国家从自己的特殊利益考量出发，并不见得都给予支持，例如美国和俄罗斯。

中国是较早签署加入“保护公约”的国家之一（截止到2011年5月16日，已有135个国家加入公约；我国是第6个递交批准书的缔约国），这里体现了我国在文化战略上和文化建设上的前瞻性眼光和胸襟。中国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国度，也是倡导和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就是在尊重差异中求得和谐，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方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在我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非遗工作做好了，许多工作就连带做好了，例如民族工作的某些方面。非遗工作做的不到位，乃至缺位，让一些宝贵的遗产在我们眼前消失，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中华文化的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的职责，也是顺应民心民意的重大举措。截至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一个目标”（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两大原则”（保护和保存）和“三项制度”（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与传播制度），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六条规定国家扶持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同时兼及考虑国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国家民委去年出台的《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中有关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与文化权利的精神，这里也建议有关部门尽快翻译和出版相关少数民族文字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尤其是这部国家大法的《条文释义》，以利民族地区的非遗保护。

要使我国的保护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精神相衔接，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推进普法和执法。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指南》一书的出版，其中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内的“法律及其相关文件”8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条文释义》，“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文件”10种，“国际公约及其相关文件”4种。希望以上文件能通过网络进行推广，加大宣传力度。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当引起重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台的《2011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中，已经提出“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立法进度”，同时还强调“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施行，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扶持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传承机制建设政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分类保护规范》《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管理办法》《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等政策或指导性文件”。因此，我们也期待着相关的操作细则和配套法规的修订或出台早日完成。

非遗工作，细数起来，有很多环节和要点，涉及政府、涉及老百姓，也涉及学术文化界。做好非遗工作，单靠一家是不成的，需要各方面合力协作。我国迄今在非遗工作中取得的一些成绩，积累的一些经验，推出的一些工作思路，例如“四级名录制度”“普查制度”“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都是这种各方参与、通力协作的实践成果。而反过来看，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上遭到较多批评，也主要是因为或者政府主导的力量没有到位，或者民众的参与没有落实，或者学界的咨询参谋作用没有得到发挥。结果，一些在文化上走样的、不符合广大民众心愿的、单纯以商业考量为导向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衣招摇过市。这是我们应当特别警惕的。

对于非遗工作的复杂性，我们也应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就拿我们提到的政府、民众和学界三个方面来讲，每个方面的情况都不简单。

就内部一致性最高的政府来讲，各个地区的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领悟程度、对非遗工作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经验的积累情况和人才的储备情况、地方财力的支持力度，方方面面都有这样那样的差距，也就导致了各地工作成绩的良莠不齐。

再说民众。民众的情况最为复杂，这些民众和产生自他们中间的代表性传承人及其群体，在族属、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自然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没有他们的广泛参与，非遗工作不可能做好。例如普查工作，摸清家底，就需要他们密切配合，否则寸步难行。但发动他们参与到非遗工作中，这也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不那么容易做好。

最后说学术界。非遗工作牵涉到许多学科和领域，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法学、社会学等等，不一而足，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够独立支撑。这就需要各个学科的合作，建立不同领域知识的共享机制，建立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社区民众、传承人群体的长线合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