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公共民俗学是美国民俗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情况下，美国公共民俗学本身的特征属性、社会文化背景、体系结构、运作机制和与社区的连接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方式、遭遇的困境以及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发挥的功能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为美国公共民俗机构和实践者的工作既带来了挑战又提供了契机。在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困境时，美国公共民俗学家利用公共学术平台及其他渠道继续发挥传统文化记录、保存、展演、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并帮助社区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他们超越原来的思维和工作模式，充分利用网络及现代通讯科技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具有人文关怀地考量其局限性。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为公共民俗学家提供了重新想象和思考他们的工作对象、工作方式以及时空因素的契机，促使他们对自身的工作进行反思和优化。

关键词：

美国公共民俗学；新冠肺炎疫情

公共学术；公共实践；现实关怀

作者简介：

张丽君，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民俗学助理教授。

公共民俗学是美国民俗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公共民俗学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体系，成为美国民俗学整体学科建设、多元化发展、社区参与以及公共学术和公共实践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的公共民俗学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发展体系、运作机制和社区合作方式。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后文简称新冠）疫情给美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情况下，本文结合个案介绍新冠疫情给美国公共民俗学带来怎样的挑战与契机，公共民俗学者和机构在公共领域如何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公共平台帮助社区和公众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继续开展文化记录、展示和教育等工作。

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为网络媒体和对公共民俗学者的在线访谈。网络媒体资料包括公共民俗机构的网站、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网络空间的内容时效性强、涉及面广，为我们及时了解公众及文化机构在新冠疫情之下的体验、活动、政策、思考、态度等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此外，笔者通过远程田野作业的方式对史密森尼学会民俗生活与文化遗产中心（Smithsonian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印第安纳传统艺术（Traditional Arts Indiana）、密苏里民间艺术项目（Missouri Folk Arts Program）和狐火（Foxfire）等机构的公共民俗学者和策展人进行了访谈，了解他们在具体工作中面临的挑战与契机、对疫情的应对以及对自身工作和公共民俗学的反思。建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美国公共民俗学的特征属性介绍新冠疫情下的美国公共民俗领域的公共学术和公共实践。

一、美国公共民俗学的概念和特征

Public folklore（公共民俗或公共民俗学，public sector folklore的简称）是美国民俗学者创造的一个词。公共民俗学是民俗学家与社区和公众建立直接联系的领域。目前美国有很多公共民俗学家在各级政府艺术与人文机构和其他非营利性机构发挥自己的专长。根据美国民俗学会提供的信息，大约有一半的美国民俗学会会员自我定位为公共民俗学家，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在科研机构从业的民俗学家参与公共民俗领域的活动和工作。

美国公共民俗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表现在公共民俗是由公共民俗学家来指导实践的领域。公共民俗学家通常在大学等科研机构之外的公共领域工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在大学等科研机构的民俗学家一样受过民俗学的专业学术训练。芭芭拉•科申布拉特—金布勒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对美国和德国公共民俗概念的横向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明晰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这一特征。公共民俗在美国是指公共民俗学家在公共领域从事的工作；而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对public folklore的德文翻译öffentliche folklore，虽然是从英文直译过去的，但与美国公共民俗的意思差别很大。德语中的öffentliche folklore是指非民俗学者对于民俗知识的应用。在日常德语语境中folklore这个词与英语语境中的folklore的含义不尽相同。德国民俗学家所使用的folklore含有民间传统的商业化和大众消费的意思，因此德国民俗学家常常把public folklore跟民俗主义（folklorismus，folklorism）、伪民俗（fakelore）相关联。当代美国民俗学家则很少从民俗主义或伪民俗的角度来看待公共民俗实践。公共民俗被认为是美国民俗学领域参与公共学术和公共文化实践活动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美国公共民俗学家普遍认为自己是积极的文化活动家（cultural activists）。他们在美国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语境下尤为关注社区文化权益以及文化方面的社会平等和多元化、跨文化沟通交流以及学者对社会和政治话语和议程的参与。

美国公共民俗学的概念不但有其特定的含义，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体系结构。在此笔者着重介绍美国公共民俗领域的两位先驱人物阿奇•格林（Archie Green）和贝斯•洛马克思•豪斯（Bess Lomax Hawes）对美国公共民俗学的发展和目前公共民俗体系的形成的推动作用。格林认为，联邦政府对于美国民间知识和艺术的支持、记录、复兴和传播负有重要的责任，他为了建立一个可以保存和展示美国民俗生活的国家机构，在国会进行了长达10年的游说。由于他和同仁的不懈坚持，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在1976年签署通过了美国民俗生活保护法令并成立了国会图书馆下属的美国民俗生活中心。这个中心的成立被看作是美国公共民俗学开始的标志之一。贝斯•洛马克思•豪斯促成了州属民俗机构体系的形成。她曾担任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民间艺术项目的主任。基于对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设想和远见，她提出每个州都应该有一位民间艺术协调员（folk art coordinator）。她不但在理念层面发起倡议，还在实践层面致力于为公共民俗机构争取政府经费保障。在她的努力下，美国的大部分州都创建了州一级的民间艺术机构，聘用公共民俗学家，这些民俗学家通常被称为州属民俗学家（state folklorist）。州属民俗学家除了组织策划节日和展览、记录和宣传州内的传统文化等工作外，他们的一项重要常规工作是实施豪斯所倡导的学徒计划（apprenticeship program），以促进传统艺术的传承和交流。豪斯还在1982年设立了国家薪传奖（National Heritage Fellowships）这一重要的民间艺术奖项。这是美国民俗和传统文化领域的最高荣誉和终身成就奖。

美国公共民俗学的另外一个特征体现在学术界与公共民俗学的交融与合作。虽然“学院派”民俗学者和公共民俗学者在美国民俗学科发展史上对公共民俗学的理念曾有分歧和争论，但现在“学院派”民俗学和公共民俗学之间的交叉和交流合作却日趋频繁和多元。有一些州属传统艺术机构坐落在大学里，和大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印第安纳传统艺术、密苏里传统艺术项目、俄勒冈民俗生活、密西根传统艺术、阿肯萨斯民间与传统艺术等机构，常常与大学的相关院系以及博物馆或图书馆合作。有些大学科研人员积极投入公共民俗领域的研究和工作，而有些公共民俗学家也在大学教授与地方文化传统和公共民俗实际相关的课程。比如印第安纳大学的乔恩•凯（Jon Kay）是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的教授，他同时也担任印第安纳州属公共民俗机构印第安纳传统艺术的主任。罗伯特•巴伦（Robert Baron）在公共民俗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目前他也兼任高撤尔学院可持续性文化硕士点的实践教授（professor of practice）。西肯塔基大学整个民俗学专业的教学科研都以公共民俗学为特色，有公共民俗背景的教授通过公共民俗学课程和实践指导培养公共民俗专业人才。随着大家认识到公共民俗领域的重要性及其提供的多元化就业机会，高校的民俗学专业也鼓励教师开设公共民俗相关课程，以满足有志于从事公共领域工作的学生的选课需求，为他们将来求职奠定专业基础。

美国公共民俗学者的主要工作和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和地方传统，他们有意识地把传统文化置于新的框架之中或推广到社区之外。这种推广主要通过公共学术（Public scholarship）和公共实践来实现。罗伯特•巴伦和尼克拉斯•斯皮泽（Nicholas R.Spitzer）将公共民俗实践分为象征维度（symbolic dimension）和应用维度（applied dimension）的公共民俗学。象征维度的公共民俗学通过广播、节日活动、展览、出版物等方式服务于实践传统的社区和社区之外的受众；应用维度的公共民俗学则运用学术知识和洞见深化对某个群体文化的认识，在社会层面上具有实用和提升的功能。比如，以应用民俗专业知识和视角防止或矫正民众对卫生保健信息的误解。公共民俗学涉及民俗学者和社区民俗实践、地方学者以及社区成员之间的合作。公共民俗学者通过田野调查了解社区文化传统，搜集和记录民间传统艺术，与民间艺人建立和保持联系。不论是象征维度还是应用维度的公共民俗学，社区参与都是非常关键的，公共民俗学者强调与社区和民众的交流、沟通与合作，鼓励社区成员主导或积极参与社区文化的记录、保存、保护、展示和应用等实践活动。

二、新冠疫情下的民俗学视角与公共学术

新冠疫情下美国民俗学者在自己学术训练的基础上，向民众传达学科声音并从民俗学视角对相关信息材料进行分析和提供生活建议。公共民俗学家和公共民俗机构是沟通专业民俗学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他们通过对民俗学知识的通俗转化把学科专业知识传达给公众，为公众认识理解社会行为和现象提供民俗学的视角和阐释。民俗学的专业知识和训练可以让民俗学者在非常时期敏锐觉察日常生活中的新生民俗、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及其对人们身份认同、人际关系、身心状态的影响，洞悉和解释这些民俗产生的原因以及这些改变发生的逻辑，从生活和社会的细微处发现意义，并以公共学术的方式帮助民众舒缓情绪、提高生活质量、丰富社区文化生活、促进社区团结和认同。作为沟通学术研究与公众的媒介，公共民俗学机构的公共学术平台有利于推出时效性强且基于民俗学方法、理论和视角但导向大众的内容。公共民俗机构的网络平台，比如史密森尼学会的线上杂志《民俗生活》（Folklife）和美国西南民俗生活联盟网上刊物《边境民俗》（BorderLore）等，发挥了公共学术的解释和沟通功能，成为在疫情期间迅速向公众提供民俗学声音与关怀的渠道。

新冠疫情期间产生了很多新生的但同时又基于传统的民俗表达。3月中旬，美国很多地区开始实行“居家令（stay-at-home order）”或“就地避难令（shelter-in-place order）”。像每次灾害预警来临时一样，民众开始囤积物品。疫情初期罐装食品、干豆子、水等成为人们抢购的对象；厕纸、消毒液、口罩也成了稀缺物品。很多商家不得不推出限购政策。这些非常时期的行为和现象成为民众创造新生民俗的材料。网上开始流传很多关于囤积食物、抢购厕纸等行为和现象的笑话和图片。这些疫情期间流传的新生民俗成为人们缓解压力、表达自我、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疫情下生活的常态被打破，孤独、恐慌的情绪蔓延，人们怀念疫情之前的生活，这些笑话以及其他疫情下新生的民俗让人们以传统的表达方式和幽默的态度面对疫情导致的生活上的不便、社交上的隔离和情绪上的压力。除了关于疫情期间各种非正常现象的笑话之外，信息的缺乏等原因也导致各种关于新冠疫情的不实信息广泛传播。

史密森尼学会民俗生活与文化遗产中心的詹姆斯•杜伊奇（James Deutsch）在美国实行“居家令”的初期，在《民俗生活》发表了题为《如何在当前的新冠不实信息中侦测民俗的古老传统》的文章，从口头传统的理论和视角出发分析和解读疫情期间产生和流传的笑话、谣言和传说。用他自己收到白宫要求居民隔离的不实信息短信为例子，杜伊奇分析了这类谣言的口头传统表达特征并从民俗功能的角度来解读这些谣言。他认为不实信息有潜在的现实危害，但从民俗学的视角来看，这些由现实生活中因潜在危险而引发的谣言作为口头表达传统的一个文类，对于我们理解群体内的忧虑和恐慌等情绪以及人们的基本价值和观念具有指示作用。这类传统形式的口头表达往往具有传递信息并增强群体团结与凝聚的民俗功能。民俗不仅是日常生活中分享和流传的知识以及基于传统的创造和再创造，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交流媒介，民俗也表征了集体想法和群体的即时性反应。这些由疫情衍生的口头表达反映了公众对疫情及相关行为的理解、应对和心理感受。

除了新生口头民俗的创造之外，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重新思考日常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疫情下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变得不再理所当然。比如，日常交往互动这一社会群体形成和维系的基本因素受到了各种限制。为了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人们尽量减少聚集，避免或减少参与公共活动，改变原来的社交礼仪习俗。一方面，人们尽量减少物理空间上的接触，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努力保持联系、互相鼓励和支持，用新的方式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与社区联系。挥手、互碰胳膊肘等方式代替握手和拥抱等见面礼仪。婚礼、葬礼等大的仪式无法像往常那样进行，而生活中一些小的行为则被仪式化，比如家庭晚餐、饭后散步、为家里的特定空间设定特定的用途等。在居家隔离期间人们通过对日常活动或行为的仪式化来标注和表达生活的意义。

民俗学者马丽贝尔•阿尔瓦雷斯（Maribel Alvarez）在网上发表了《疫情下的民俗生活》一文，为公众提供应对上述日常生活变化的实际建议。她建议公众考虑把疫情之下必须保持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的这段时间当作是发挥好奇心和创造力的练习，可以试着以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式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原以为的“正常”生活，把这当作如何更有意识地把同情心、同理心和批判性思维纳入到我们日常事务和关系中的契机。人们也可以在实行“居家令”期间预测和准备近期家庭经济和日程将可能发生的变化，组织和动员社区互助，或者重新安排健康、工作、教育、孩子和自我身心状态等生活重心。这些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和反思让人们以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待疫情下的“非正常”生活状态，以更积极的心态来创造性地应对疫情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

除了公共民俗机构的学者之外，高等院校的民俗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学术平台发声。内达华大学的民俗学教授希拉•博克（Sheila Bock）分享了她母亲为她家人缝制口罩以及邻居对于口罩的怀疑态度等疫情期间的日常事件，阐述与口罩相关的日常文化表达中体现的人际关系连接和对口罩作用的不同观点所引发的社区紧张关系。东卡莱罗纳大学研究传染性疾病与民俗的安德莉亚•桔太（Andrea Kitta）2019年出版了新书《死亡之吻：传染病、污染与民俗》。新冠疫情暴发后，她结合自己的新书接受《华盛顿日报》的采访解释新冠疫情下谣言的产生，并在网络视频平台上结合新冠疫情期间的现象分析谣言、传说和阴谋论之间的异同。这些公共学术类型的文章和其他媒介基于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介绍、分析和解释社会当前的现实问题和现象。

三、新冠疫情下的个人经历记录与社区连接

口述史记录是美国公共民俗学家的重要工作和研究方法。一方面，口述史具有记录事件与行为以及个体对事件的理解与阐释的功能，比如，灾害民俗学通过口述史来记录和了解灾害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对灾害事件的记忆与理解。另一方面，口述史具有建立社会连接的功能。人们通过个人经历故事的讲述与分享建立连接并激发个体和群体对经历和事件的反思。新冠疫情之下，美国公共民俗学家最突出的工作之一是发起了各种形式的口述史项目。他们用口述史的方法听取人们的声音，记录人们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和身心状态，了解人们如何应对困难和解决问题，以及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情感。

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把民俗定义为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流。在众多关于民俗的定义中，本—阿莫斯的定义突出了民俗实现自我表达以及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社会功能。民俗是我们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而新冠疫情却对实体空间的个体和群体交流都带来了很多限制和障碍，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蔓延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前所述，为了控制或减缓病毒的传播，人们被要求居家隔离或保持“社交距离”，尽量减少聚集。但在物理空间上的接触受限的同时，人们对人际和社会关系的关注和需求反而变得更突出。

为了打破“社交距离”造成的人际交往屏障并提供疫情当下的历史性记录，狐火（Foxfire）在三月中旬美国刚刚开始实行“居家令”时便推出了新冠口述史项目，征集阿巴拉契亚地区南部和中部个人、家庭和群体的故事。在疫情蔓延以及工作人员有限的情况下，项目用众包（crowdsourcing）的方式让参与者提交自己录好的25分钟以内的个人经历讲述。参与者可以描述自己一开始是怎么知道新冠的，最初有何反应，对新冠的感觉和看法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新冠如何影响家庭成员的相处方式，社区如何应对新冠疫情，有没有采取经济、社会、教育、财政上的相关措施等。

肯塔基民俗生活项目（Kentucky folklife Program）与西肯塔基大学民俗学专业以及肯塔基口述历史委员会共同合作发起了“新冠之下的州内连接”项目（“Connecting Across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Time of the Coronavirus” Project），以线上故事圈（virtual story cycles）的方式记录肯塔基州内居民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经历。线上故事圈为社区成员提供了一个建立联系和共享经历的平台，项目成员每次邀请6到8个人参加并向他们提问，参与者在回答问题之外也可以回应和评论其他人分享的经历。

非营利机构饮食和文化中心（Center for Food and Culture）的民俗学者发起了“饮食中的慰藉和连接”（Comfort and Connection through Food）项目，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了解和分享个人在疫情期间与饮食民俗相关的经历，项目内容包括访谈、互动式的线上展览以及线上研讨会。疫情对饮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很多人的居家时间变长，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家庭烹饪和烘培，疫情初期美国的面粉和发酵粉因为太畅销一度出现短缺的状况。疫情也影响了公众的食材采购方式以及食材的供应链。同时，很多人捐赠食品给因疫情影响而导致食物短缺的民众、通过网上订购的方式购买本地蔬菜以支持当地农民、在饭店关门期间订外卖支持餐馆。这个项目旨在记录和了解新冠疫情如何挑战和影响我们饮食民俗中食物的生产、加工、消费；也从象征和意义的角度记录和了解新冠疫情下我们如何通过食物和饮食民俗来建立交流和连接。以上是疫情期间众多口述史项目中的几个例子。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公共民俗学者通过搭建这些平台及渠道记录、保存和展示新冠疫情下的个人生活和社会行为，建立人际连接，提供社会支持，增强交流并建立社区感。

四、疫情对公共民俗实践的干扰和带来的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广泛地影响了公共民俗项目和活动的规划与实施工作。疫情给公共民俗机构以及他们的合作者带了很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就像印第安纳传统艺术的乔恩•凯所说的：“新冠疫情下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我们对于新冠病毒本身的了解，对于公众在疫情之下对于公共民俗相关活动的态度不确定，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计划也似乎充满了变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和活动什么时候能恢复常态。”因为公共民俗面对公众的性质，规划性和确定性非常重要，很多公共文化活动都需要提前好几个月甚至提前几年开始准备和筹划。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习惯于提早规划项目和活动的美国公共民俗学家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这要求他们打破原来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具备更大的灵活性。

疫情下联邦民俗机构和印第安纳传统艺术、密苏里传统艺术项目等各州属公共民俗机构的项目和活动，包括学徒计划、国家薪传奖庆典和巡展等，都无法正常开展。一些已经制度化的项目是州民俗项目的常规实践活动，项目的时间安排都是大体固定的。公共民俗学家一般按往年的时间表和节奏来做准备工作、推进计划以及进行人员和机构之间的组织协调。因此，新冠疫情以及3月中旬宣布的“居家令”让很多公共民俗学家措手不及。乔恩•凯描述了新冠疫情如何打断和扰乱了他们计划好的活动和安排：

“我们有一些工作需要我们走出去进行面对面的研究。我们本来计划好了采访艺人的田野工作，但因为疫情我们取消了这个计划，既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同时作为公共服务人员，我们也不想给其他人带去风险。所以田野作业被打断了……还有我们的薪传奖和学徒计划庆典也是计划好的，我们打印了邀请函，确定了日期，也安排好了出席讲话的人，并且制作了奖杯，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庆典活动的日期本来安排在学校因为疫情关门后的第二个星期。活动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我们最终没能举办这次活动，我们不得不取消计划。我们已经印出来的邀请函发出去了，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迅速给大家发信，我们自己的办公室也很快将关闭。我们发信告诉大家活动被取消了。我跟艺人们说我们将会重新组织这次活动，在秋季的时候再办。现在我再来看这个情况，我甚至都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在秋季举办这个活动，我觉得我们秋季没法举办。”

公共民俗学家需要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鼓励社区和其他机构的参与，并积极参与到社区其他活动中以扩大影响和更有效地连接社区。很多公共民俗实践并不是独立项目或活动，而是与艺人、社区或其他机构的合作项目，或者是其他活动的一部分。这使公共民俗活动受益，但也使其受制于其他机构和活动的安排。比如，印第安纳传统艺术每年会在印第安纳州集市布展，邀请艺人做展演并制作纪录片影像。今年的印第安纳州集市被取消了，印第安纳传统艺术与州集市相关的活动也被迫取消。乔恩•凯说这是这二十年来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他认为疫情迫使公共民俗学家做出改变：“人们可以私下聚会，但作为民俗学家来说，现在我不觉得我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庆祝我们的遗产或看展演。这使得我的工作方式发生改变。”在面对疫情带来的干扰和不确定性时，公共民俗学家要从被干扰的模式中走出来，开始思考如何“开发新的系统、能力和（迎接）新的挑战”。

五、公共民俗学家的应对和探索

如上所述，对于以公共实践为基础的公共民俗学来说，疫情带来的干扰是很具体的。因其公共属性，公共民俗学家和公共民俗机构在应对疫情时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但有学者和机构自身的境况和条件等因素，也要考虑到合作或服务对象的境况和条件。公共民俗学家要思考工作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利用可利用资源发挥创造性和灵活性。

疫情初期，各种机构开始积极主动地收集信息并制定方案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同时，公共民俗学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络和交流机制，他们通过网络会议和座谈等方式互相沟通、学习、启发以寻找面对共同挑战的方式方法。比如，密苏里传统艺术项目的公共民俗学家丽莎•希金斯（Lisa Higgins）组织了一个大概由50位公共民俗学家参加的视频会议。会上分布在各个州的公共民俗学家分享了他们对在疫情中推进学徒计划工作的顾虑，并在会后做了一份问卷调查以搜集汇总更具体详细的信息。

疫情导致的卫生安全担忧和额外的家庭、心理和情绪负担，让一些公共民俗项目活动受阻或被迫放弃。很多与公共民俗学家合作的艺人的经济来源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他们的时间分配也发生变化，再加上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以及照顾家人的需求，他们可能没有时间、精力或兴趣来参与公共民俗项目和活动。乔恩•凯介绍了民间艺人的顾虑和他在招收学徒方面提供的建议：

“我们的学徒计划项目很快就要开始了。申请在八月份截止，我找那些可以申请的人谈话，但很多人表示他们没有可以教的学徒或者不想把其他人带到家里或工作室。现在我告诉他们也可以找家庭成员（当学徒）。可以是自己的孩子或孙子孙女，也可以是平时就有接触的邻居。但是还是很难说服人们去做这样的公共项目。大家现在都没心思，疫情占据了大家的大脑，他们不想再做其他的事情，他们有工作要做，有家人要照顾。试着让大家在这种时候加入这个项目真的很难很难。”

虽然在推进学徒计划方面的工作困难重重，作为在公共民俗机构和高校“两栖”的乔恩•凯具有一些其他公共民俗学家没有的条件。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像印第安纳传统艺术这样与大学有密切联系的公共民俗机构，可以在一个比较可控的范围和情况下来进行一些试验性的尝试。由于校园内的空间环境和人员比较可控，乔恩•凯计划在校园里试验实体空间活动和网络活动相结合的新模式。他正在筹划的活动之一是邀请传统木雕艺人到校园里给学生展示如何用木头雕刻小鸟，学生可以在保持合适的“社交距离”的前提下观看艺人的展演，进行有控制的互动。活动之后民间艺人分发小工具包给学生，学生用这个工具包在网上和艺人一对一地学习木雕课程。

公共民俗学家把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当作是一次反思公共民俗实践并尝试新的实践模式的契机。乔恩•凯认为通过线上线下活动，结合传授木雕工艺的方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民间工艺传习活动中：

比如我们邀请编筐艺人来做展演，然后观众如果想要进一步学习的话，我们可以引导他们回去以后看编筐艺人的相关视频以及其他材料，我们可以在网上再交流。我们以前就没想到要这么做。我的意思是以前我们做这些公共项目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怎样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连接，但我们不太思考如何将他们的体验往深度上拓展。

实体空间活动和网上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可以让民间艺人和观众之间的交流更具灵活性、也更加深入和多元。采用这种方式的另外一层考量是民间艺人的经济情况，观众购买线上互动的工具包可以让艺人有一些额外的收入，这是对受到疫情冲击的民间艺人的支持，也是一种积极的鼓励。

六、网络平台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公共民俗学家和公众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现代科技和社交平台在疫情期间发挥了空前的作用。疫情期间民众在网上活动的时间增加，很多人对网络媒体的关注度和依赖程度也比平时高。虚拟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实体物理空间来实现我们与他人的连接和互动，成为分享经历、传达信息、表达情绪、组织活动、提供帮助和安慰的重要场所。这也为公共民俗学家开展线上活动提供了契机，各个机构推出了线上展览、表演、讲座、座谈等活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在疫情下的文化需求及社会连接需求，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实体空间中面对面活动的一些计划。线上活动几乎不受天气、场地等因素的限制，具有跨越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制的优势，为观众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但网络平台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线上活动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跟实体空间的活动会有区别，对活动的互动方式也有一些局限。

国会图书馆下属的美国民俗生活中心发起“档案挑战”活动。疫情期间很多人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无法参加音乐会、剧场等文化娱乐活动。美国民俗生活中心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邀请公众探索民俗生活中心的民间音乐和民俗生活档案资源，鼓励大家利用网上档案资源学习音乐、诗歌、故事等，并上传共享自己根据档案资料录的相关表演或根据档案照片做的艺术创作。史密森尼学会一年一度的民俗生活节日改为线上举办。往年民俗生活节日的举办时间是一个星期；线上活动的时间跨度更长，持续好几个月。线上直播的活动内容也很丰富。尽管线上活动有各种优势，史密森尼学会民俗生活与文化遗产中心的詹姆斯•杜伊奇也指出线上活动的一个重要局限，网络体验仅限于视听，虚拟空间的民俗生活节日无法为观众提供在实体空间中包括触觉、嗅觉和味觉等全方位的体验。

网络给公共民俗学家提供了很多便利以及新的平台和可能性，但对于经常与边缘群体、弱势群体或老年艺人合作的公共民俗学家来说，他们在使用现代科技时也有一些顾虑，他们需要考虑网络覆盖不平衡、合作对象自身对现代通讯科技接受度和应用熟练程度等因素。比如与印第安纳传统艺术合作的很多艺人居住在印第安纳州布朗县，有些住在山林里的居民家里网络速度比较慢或者不稳定，有些艺人甚至不使用电脑，对于这些个体或社区而言，线上活动的效果不佳。

在疫情期间，大部分公共民俗学家被迫放弃面对面的田野调查、访谈和拍摄记录，而是以电话或网络视频的方式进行访谈，甚至远程指导艺人拍摄视频资料。远程田野作业有其弊端和局限性。首先，这种方式的转变会影响我们与访谈对象关系的建立，而且很难进行参与观察。其次，远程田野也会遇到技术层面的问题。丽莎•希金斯介绍了她在网上用视频会议软件进行访谈时遇到的问题：“我们要用视频软件来录（访谈视频），这个艺人住在偏远社区，她得到她女儿家去做访谈，因为她家里没有无线网。我们做了访谈，但是她的视频卡住了，只有声音。我们没有打断他，她在讲述一个故事。等她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跟她说她的视频卡住了。所以她离开了，她去拿了她女儿的手机，她女儿手机里装了视频软件。这次没有卡，但是画面质量很粗糙，画面有点暗。”由于这些因素，密苏里传统艺术项目的工作人员只能放弃视频材料，用静态的照片配上音频来完成后期制作。

新冠疫情带来的改变让公共民俗学家更认真深入地思考网络平台的使用及其对今后工作和公共民俗学服务对象的影响。随着网络的普及，疫情之前很多公共民俗领域的活动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在线的形式，但是新冠疫情让大部分公共民俗活动以很快的速度转变成完全以线上的方式来进行和呈现。新冠疫情让线上活动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成为公共民俗实践的一种新常态。但疫情结束之后，公共民俗学家可能要像狐火的助理策展人卡米•阿伦斯（Kami Ahrens）担忧的那样，要面对和思考如何平衡线下活动与线上活动的问题。

结  语

民俗学为理解和阐释疫情期间的文化表达、群体行为和社会现象贡献了自己的学科知识、理论和视角。美国公共民俗学家作为沟通专业民俗学与公众的媒介，在公共学术领域的民俗学阐释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在疫情迫使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使面对面的交流和文化活动一度陷入停滞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清晰和迫切地认识到民俗文化对于我们的心理安慰、自我表达和建立连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公共民俗学家创造性的工作给公众和社区提供了文化娱乐的资源、表达自己的平台和建立连接的契机。

美国公共民俗学是由公共民俗学家进行指导实践并与社区和公众建立直接联系的领域。公共民俗学家和民众及社区密切合作。社区和艺人的状况以及公共民俗学家或公共民俗机构与社区和艺人的关系是公共民俗实践的基础。由于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公共民俗学机构和公众及社区的影响，以及疫情期间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带来的挑战，公共民俗学者需要重新想象和思考他们的工作对象、工作方式以及时空因素。他们超越原来的思维和工作模式，充分利用网络及现代通讯科技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具有人文关怀地考量其局限性。公共民俗学家以此为契机对于自身的工作进行了反思和优化，2020年8月，一批公共民俗学家合作推出了一个新的公共民俗学资源共享和整合平台，这个新建的网站旨在建立一个可以快速传递信息、整合资源、建立对话、提升民俗学可见性和影响力并促进公共民俗学家的联络和工作的机制。新冠疫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本文呈现了新冠疫情下美国公共民俗领域的一个剪影。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会对美国公共民俗学体系及实践会带来什么长期深远的影响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考察。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