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的急剧变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日益堪忧，人们逐渐意识到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个体精神家园的归属休戚相关。为促进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80年代末启动了“民间文艺之乡”命名工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的空间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随之，在世纪之交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吹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奏曲，与非遗保护一脉相连，前后承续。保护工程真实、科学、多方位地记录与整理了濒危的非物质文化资源。进入21世纪，为适应国际非遗的保护浪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有效推动，在全社会掀起传承传统文化，重建精神家园的热潮。从民间文艺之乡的设立，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开启，直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中国的非遗保护经历了由本土化到国际化的历程。这三项文化保护工程，都以民间文化遗产为保护对象，在中国非遗保护的探索期积聚了厚实的本土经验。并且三项工程各有特点，保护工程与非遗保护趋向类型性保护，而民间文艺之乡则聚焦于空间性的民间文化保护，渗透了文化空间的理念。山西赵氏孤儿传说分布广泛，主要流传在盂县、襄汾、忻州三地，其保护形态也呈现为多样性。盂县藏山的赵氏孤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忻州的赵氏孤儿传说依托民间文艺之乡得以传承，而襄汾的赵氏孤儿传说仍处于自然传播状态。本文以忻州“程婴故里之乡”的建立为背景，通过对传说文化空间形态的解读，彰显其背后蕴藏的文化价值。

作为人类学概念，文化空间成为指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与类型的专有名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许多文件曾多次重申文化空间的内涵与意义。国内学者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经验、实践需求，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空间做出解释。乌丙安指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向云驹则主张：“它既有一定的物化的形式（地点、建筑、场所、实物、器物等），也有人类的周期性的行为、聚会、演示，而且这种时令性、周期性、季节性、时间性的文化扮演和重复反复，才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或文化形式。”文化空间不是传统意义的地理学概念，列斐伏尔“强烈批判了以往的本体论完全从几何学角度把空间说成是‘空洞的空间’。”他将空间看作一个关系化、生产化、社会化的人为过程。“空间从来就不是一张白纸，而是蕴含着生产力、社会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空间既具有物理形态，又具有社会实践性，还具有政治功能，是动态化的社会产物。”文化空间概念的引入是对非遗保护的再探索，它是某种传统文化在物理层、价值层、文化层三个维度中，表现为规律性展演的系列活动及承载文化意蕴的物质实体两种形式，以主体性、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为主要特征。文化空间从文化生成、发展出发，以时间与空间为向度，从生态的角度维护了文化的活力，使其保有自我更新、延续的独立性与生命力。

忻州赵氏孤儿传说正是将忠义爱国的思想价值蕴藏于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和文化活动中，形成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文化空间，为传说的延续、发展提供了长久的生命力。春秋战国时期，作为赵氏宗族的领地，忻州为赵氏孤儿传说的流播提供了地域认同性。起初，古晋国一直将晋南地区作为王畿之地，之后领地不断北移。“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曰：‘必堕其垒培，吾将往焉，若视垒培，是见寅与吉射也’。”《史记》记载了常山临代的故事，侧面反映了赵君领地北移的意图，“毋卹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卹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简子死后，襄子带孝北登华屋山，平定代地。北移的史实将传说带到了忻州地区，使这一带成为赵氏孤儿传说的发酵地。在国家影响力之下，尤其是宋代官方祭祀的推动，忻州赵氏孤儿传说繁衍出不同于发源地晋南的另一种传说形态，着重凸显以程婴为代表的救孤义士，形成了忠义爱国的价值取向。忻州赵氏孤儿传说以忠义爱国的民族精神为内核，表现为口头传说、历史遗迹、文化活动三种形式，在民众中形成深层的文化认同，具有绵延不绝的文化生命力。

文化空间的物理层是构成空间的基本单位，即客观形成的、具有深厚人文历史积淀的素材。物理层是文化空间的初级表现形式，是人们最初识别、感知的文化形态，人们将某种目的赋予物理层的客观实体，予以情感与体验的组合。“我们不妨将这些承载一定传说记忆的空间场所称为一个个‘记忆场’，其物质性显然指的是记忆场内的物质实体，它包括一定空间内的庙宇、雕塑、碑刻等。”忻州赵氏孤儿传说转化为文化空间内部有形的文化符号，按照三义士、七贤士、赵孤三种主题，表现为祠堂、庙宇、自然景观等多种媒介形态，寄寓着民众深厚的历史情感。

忻州赵氏孤儿传说遗迹与救孤的传说内容紧密勾连，既有典籍的书面记载，也有客观的物质呈现。由表1可以看出，忻州赵氏孤儿传说的遗迹主要为两种形态：一种为因民众信仰而建成的祠堂、庙宇等人文景观；另一种为由传说附会而注入文化意蕴的自然景观。在现实的空间格局中，忻州赵氏孤儿传说的人文景观主要呈现为墓葬与祠堂两种类型。根据典籍记载以及现存遗迹，程婴、韩厥与公孙杵臼的墓葬均分布于忻州地区。“余驻马迟徊，询程婴、杵臼、韩献子诸墓，父老曰：吾郡程候山，乃婴之故村，韩家沟乃献子里宅，逯家庄乃公孙之中社，原头、左城，公孙之东西社也。三子者之墓俱在焉。余因命父老导谒之。出城南郭门，则酹婴墓，反而出城北，则酹杵臼墓。又东南驰二十里，则酹献子墓。”民众通过墓葬这种记忆实体，追思先贤，传承忠义，触发内心的家国情感。祠堂则是民众寄寓情感的另一载体。诚信源祠堂、忠烈祠等是民众记忆赵氏孤儿传说的重要形式。民众以供奉和祭祀先贤英灵的方式，将口头传说实体化，通过建造庙宇祠堂来纪念救孤义士，成为记忆传说的场所。例如：位于城西逯家庄村的忠烈祠，其正殿台阁上立着公孙杵臼夫妇的神像，并在下方另塑二仆人造像。救孤义士不再是人们口头讲述的虚拟形象，而被民众以塑像形式转化为忠义爱国精神的物质寄托。此外，正殿两侧大柱上还有傅山提笔的楹联：“打开生死路，生也在赵，死也在赵；识破难易关，难亦存孤，易亦存孤。”楹联表现了救孤过程之艰难，颂扬了救孤义士舍生忘死的春秋大义。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面向物质世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几何学和地理学的范畴，是可以经验到的事实和具有实在性的物象。”忻州当地的赵氏孤儿文化以物质的形态固化在民众的生活世界，营造了一种忠义爱国的精神文化氛围，经久不衰。

忻州赵氏孤儿传说的另一种物质形态是与传说勾连的自然景观，例如程侯山、藏孤洞等。相传，程婴坐上轿车带着赵孤逃回老家九原（忻州），北赵村人得知赵氏宗族惨案，纷纷帮助程婴一行人。程婴曾躲避到龙首峰一个洞口之中，有三只大蜘蛛织网将洞口罩了起来，因此屠岸贾搜查无果，赵孤幸免于难，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洞叫做藏孤洞。民众根据程婴救孤的路线，与当地的自然地貌相勾连，创造了新的传说故事链，并通过实体景观的印证，增强了传说的可信度，成为民众记忆与情感的映射。传说是民众以客观实在物为依托，用感性的文学创作与理性的历史思维编写出的优美动人的民间叙事文学。民众凭借忻州的自然地理特征、历史环境等因素，受内在情感的驱动来演绎民间传说情节，为那些空间物质赋予记忆与情感，成为记录传说的物化实体。

文化空间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空间延展，是一种结构性的自然文化综合体，始终依赖物质而独立存在。“列斐伏尔把空间从一种抽象的、主观的知觉意识传统（笛卡尔把空间和时间归于那些有助于命名和分类的感官证据的绝对领域、康德把空间和时间看作是人的先验直观形式）转变或者重释为一种自然物质形态空间与社会空间。”忻州赵氏孤儿文化空间的物理层，将传说凝固为可知、可感、可触的边界和对象，以庙宇、祠堂、自然景观的方式延续忠义爱国的传说内容与价值内涵。民众将自然质料运用于社会空间的建构，是自然生态的延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体现，表现为地理环境的文化景观、标志性的人文物理符号，使忻州赵氏孤儿传说成为跨越时空的连续体。

“广义上说，文化空间除了地理空间的聚落形态之外，更侧重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即：在一定的时空坐落中，某一社群世代相传的、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认同纽带和认知空间。”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让空间布满精神文化意识，人们将自己的历史记忆、集体认知、价值观念等渗透进空间的建构，这就构成了空间的文化层。民众将赵氏孤儿传说这一口头质料以景观建筑、信仰活动等方式多元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在赵氏孤儿传说发生的真实地的印证下，遵循历史史实，叙述程婴等义士救孤过程的艰难与壮烈；另一方面，民众将程婴等人物形象神格化，运用传奇的故事情节与盛大的祭祀活动，丰满人物形象，以抒发对救孤义士的缅怀之情。列斐伏尔“试图用空间性的‘问题式’熔化其他所有问题：日常生活、异化、城市状况。”忻州赵氏孤儿传说的文化层主要以口头传说形态呈现在日常生活世界，通过物化与节俗活动的方式，不断在民众意识层面深化忠义爱国的价值观念，成为忻州地区代表性的精神文化标识。

忻州赵氏孤儿传说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为史事传说，这一类传说主要是对赵氏孤儿整个历史事件进行较为详细、确切的记载，包括《屠岸贾屠杀赵氏》《奸臣毒计除孤》《义士舍命救孤》《程婴含辱养孤》《韩厥仗义立孤》。第二类为义士人物传说，以救孤三义士为中心人物，融入了民众对其神化的叙述手法，富有传奇色彩。以程婴为中心人物，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救助百姓的仁慈形象，主要体现在《程侯神鞭赠尉迟》《医神程婴济百姓》《程婴赠瓜李孝子》。另一种为警示后人的威严形象，包括《程侯诚信警世人》《白马神钟移忻城》。除这两种类型外，还有一则相关的宝物传说《程婴祠里金香炉》。另一种为韩厥义事，主要以韩沟村为故事的发生地，包括《劳师台上犒三军》《韩厥军队子弟兵》。第三类为风物习俗传说，这类传说主要以涉及赵氏孤儿传说的遗迹为传说核。同时通过景观将传说进一步深化在民众的记忆中。这类风物传说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救孤、藏孤地点的传说，包括《龙首山中断的缘由》《龙首峰藏孤洞》《为什么北赵的毛毛匠特别多》《龙首峰的圣母庙》《系舟山顶藏儿洞》《藏孤曲折多遗址》。二是关于赵孤的传说，包括《刘沟有个大王庙》《窝王遗址大王庙》。三是其它一些单篇的传说叙事。一则关于韩厥遗迹的传说，为《集沙成塔建韩庙》；一则是《白马天神救白马》。风俗传说，是民众借由赵氏孤儿的传说外壳而对当地一些习俗生活做出的民间解释，折射出背后的民众信仰与崇敬之情，包括《北赵庙会的由来》《南关九月“白菜会”》《阿母娘娘送娃娃》等。忻州赵氏孤儿传说与当地藏儿洞、藏孤桥等古迹相结合，并以庙会、祭祀活动贯穿于民众的生活世界，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空间，成为民众生活记忆的载体。

忻州赵氏孤儿传说在长期的流传中，形成了三个特点：

1）深厚的历史渊源。据典籍考证，忻州是赵氏宗族的食邑之地，又是赵氏文化的聚集地。“《檀弓·晋献文子成室篇》疏曰：‘九京即九原，文子世家旧葬地也。或云在襄陵，乃武之后，非武之先。’隋《精道寺碑》云：‘地连三晋，城带九原。卢君窃号之邦，赵氏言归之地。迁史以为南并北代，非此何谓焉。’”此外，忻州赵氏孤儿传说经过历史层累的塑造，融合了不同时代的情感需求与价值取向，产生了丰富的传说形态。宋代吴处厚的《青箱杂记》记载了因神宗皇嗣缺乏，其上书请求为程婴、公孙杵臼封候加爵，封程婴为忠信候，公孙杵臼为忠智候。自宋朝政权形成后，国家屡遭北部少数民族侵犯，宋代皇帝出于皇权稳定的目的，试图将救孤义士的忠义精神树立为典范。神宗祭祀程婴、公孙杵臼二义士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臣僚言，韩厥之功不在程婴、杵臼之下，请于祚德庙设位从祀，从之。”之后，宋王朝几度加封程婴等几位救孤义士，名号从三候升为三公。宋王室希望通过表彰这种忠义爱国精神，使更多的仁人志士忠于王朝。南宋的开国帝君赵构并非皇室正统血脉，为了寻求地位的合法性，自比赵孤，从而确立自己皇权的正统地位。

2）典型的地域性。从赵氏孤儿传说分布的地域来看，山西主要有三个传说区，晋南的襄汾新绛、晋北的忻州、晋东的盂县，这三个传说区因历史的推演和地域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各自特有的传说主题，并具有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从晋国领地变迁的历史史实来看，传说呈现为由南至北的发展趋势，随着领地范围的变化而向外逐步扩散、辐射。从传说的内容看，晋南作为发源地，涵盖的时间阈限最长，晋南赵氏孤儿传说主旨是对以赵盾为代表的赵氏祖先的崇拜。忻州地区在保有原来历史传说内涵的基础上，又演化出忠义的传说主题，并且结合民众日常生活需要，增添了求子等内容。盂县作为另一流传地区，延伸出以赵武为雨神的传说主题。忻州赵氏孤儿传说蕴含多种类型，以忠义爱国的价值为核心，与当地的自然地貌、历史遗迹、信仰活动勾连，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空间。

3）丰富的仪式性。传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众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解释。民众将自己祈求生活美满、子孙满堂等愿望寄寓在传说中，从而附会出相关的神灵信仰。忻州民众结合现实生活，对传说中的人物进行二度创作，演化出新的传说及相关的信仰仪式活动。例如：《阿母娘娘送娃娃》的传说赞颂了程婴妻子大义为重的献子行为，人们为其建造了阿母庙。女性作为生育的象征，人们将王阿后神化为送子娘娘的形象，在每年农历四月十八的庙会期间，众多善男信女都上供许愿。供品为面桃，分为面男面女，人们根据个人的求子愿望带走不同的面人，十分灵验。文化空间是经历人类漫长历史改造与积淀后所形成的文化活态场所，忻州赵氏孤儿传说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同时也有民众对传说内容与文化意蕴的自我阐释与再造。《阿母娘娘送娃娃》《刘沟有个大王庙》等风俗传说以赵氏孤儿传说中历史人物为原型，程婴妻子成为生育神，赵武则变为雨神，人物形象与精神内核得到重构，进而衍生出多样的祭祀活动。文化层是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探索改造能力，创造出的文化产物。在形态表现上，文化活动与物理层有一定的交叉关系，人们立足于历史和现实，审视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节俗活动。

“如果空间的内容有一种中立的、非利益性的气氛，因此看起来好像是‘纯粹’形式的、理性抽象的缩影，那是因为它已经被占用了，并且成为地景中不留痕迹之昔日过程的焦点。”文化空间的价值层，是基于物理实体、文化活动形成的文化意象或价值符号。人们通过对物理层与文化层的感知，形成特有的价值核心，是人们创设、维护文化空间的向心力。“空间生产中以人为本的实现需要满足空间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利益需求，不只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还要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忻州赵氏孤儿传说形成了忠义爱国的核心价值观，借由不同类型的传说和物质载体，创建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空间，形塑着民众的精神世界。

“文化空间通常有一个或数个固定的核心象征，该核心象征由集中体现价值的符号组成，承载着核心价值，并被文化空间中的共同体所有成员所认同，是集体意识的基础，是文化空间的文化属性的外在表现。”忻州地区赵氏孤儿传说的价值观包含两层内容，一层是忠君爱国的大义，一层是信守诺言的诚信。这些内容以口头传说、庙宇祭祀、信仰活动等符号为媒介，将忠义爱国的精神隐喻其中，成为无形的价值空间。忠义爱国精神一方面是忠于赵盾，为主公尽心尽力；另一方面是忠于君主。义士们为救孤而历经艰难，表面上看是为赵氏宗族，实则是为国家，为道义。传说除了体现舍生忘死的忠义之外，还有忠于承诺的信义。程婴在公孙杵臼决定赴死时，就立下誓言，在帮助赵孤平反冤情后，他就立赴黄泉之路。程婴不受景公的封敕，在道明缘由后，拔剑自刎。“我素以诚信为怀，不能一人贪享富贵而让老友公孙杵臼独死。”这种信义通过信守承诺，不独享富贵，不苟活的行为而表现出来。文化空间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聚合体，它映射了一个民族的演变历史、审美意蕴、思维方式、精神信仰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生产并维系着这些精神文化要素，为民族文化根脉的延续提供可能性。忻州赵氏孤儿传说所表达出的核心价值观——忠义爱国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与文明的结晶体，成为忻州地区民众集体所认同的价值取向。赵氏孤儿传说通过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义士的形象塑造，构建了一个理想化人格，在他们身上，浓缩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理想，是国家所推崇的人格模式。这种理想人格，通过传说的形式，得到历代民众的普遍认可，实现文化的传承及交流。

文化空间的物理层界定了传说的流播范围，为文化层、价值层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前提。忻州赵氏孤儿传说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形成了三义士、七贤士、赵孤三种主题的物质载体，并将历史遗迹、自然景观与风物习俗连接起来。随着物理空间的精神化与社会化，文化空间的文化层与之相伴而生，延伸了文化空间的活动范围。忻州民众将传说的价值观念以口头讲述的无形与遗迹景观的有形相结合，并延展出系列的信仰祭祀活动，丰富了赵氏孤儿的传说样态。文化空间经过人类社会实践的改造，不再是机械的几何概念，而是成为具有特定社会价值与意义的空间，形成了文化空间的价值层。忻州赵氏孤儿传说忠义爱国的价值理念，借助传说的叙述、遗迹的印证、活动的展演，不断渗透进民众的精神生活与情感世界，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象征。价值层是文化空间的核心，物理层与文化层都是价值层的折射，它将一种文化意义归约到特定的文化空间中，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与意识世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空间的创建和价值的深化。这三个层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派生了文化空间这一集合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绵延发展提供活态的生存场所与文化语境。

在时间与空间的耦合中，人与文化的在场、与时空的互动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的多元性质在表现形式上呈现为物理层、文化层、价值层三个维度。物理层指由实体限定、具有明确的空间表征；文化层指人的实践感性参与后所形成的具有社会性、生活性、文化性的活动；价值层指抽离外在形式之后，物理层与文化层所承载的价值观念。以文化空间这种构成形态为依据，忻州程婴文化故里的打造应立足于其价值核心，以之为主题，从物理层、文化层着手，建设一个公共开放的文化空间，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

“每一个集体性记忆展示的都是一个空间性构架，通过保藏实体环境我们可以有效的抓取过去。”当构成环境的物质质料改变时，人们的地方记忆与归属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忻州赵氏孤儿传说在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文物的完整保存，避免过度改造。因为传说口头性的特点以及遗迹损毁的现实，需要政府积极行动，对该地区拥有的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并记录在档，实施有效的保护措施。虽然部分遗迹受到当地重视，但还有部分遗迹由于保护不善，已经陷入了消失的困境，如韩厥墓面积缩小，坟墓也将夷平。随着这些传说核的消失，其相关传说的继承与传播也面临着困境。忻州政府为打造中国程婴文化故里之乡，计划对程婴墓及祠堂进行整修，重建祠堂、扩大规模，增加展示方式，如盖陈列馆、影视资料的制作、建造程婴祀祭文化广场等。同时修缮、扩建公孙杵臼墓及祠堂，培植墓地，砌围墙，在墓区遍植松柏，扩大绿化。在忻州赵氏孤儿传说文化空间创建中，必须对其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合，需要坚持保护为先，“整旧如旧”的原则，维持原有的文化样貌。结合各地建设文化基地、民俗博物馆的保护模式，忻州政府着手规划程婴故里文化园。忻州政府拟在九龙冈森林公园选址，整合当地生态资源、地理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分文化、植物、森林三大板块，形成以忠义精神为内涵的主题园林。并且初步计划在园内，建一座诚信阁，依地形建设一系列相关的人文景观，如公孙亭、韩厥亭、三义士文化区、碑林等。忻州政府在文化园内通过景观建造展现传说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应让民众走进园区，以当地民众熟悉的艺术形式，如民间戏曲、剪纸等进行传说的现场展演，使忠义爱国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的演绎中得到传承，使游客在互动中实现个体情感的融入与丰盈，促进主客体的内在交流，进一步丰富与拓展文化空间的表现形式。

忻州赵氏孤儿传说是一个综合性的多元文化类型组成体，其所蕴含的思想意识、情感价值等以有形的物体与系列的活动留存在民众的记忆中，并在这种群体认知的统摄下，将所有形式的文化事象勾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内部网络。因此，忻州赵氏孤儿传说文化空间的构建也应聚焦于文化层，通过实景展演等方式，增强传说的表演性与参与度，扩大传说的影响范围，实现旅游的精品化。忻州赵氏孤儿传说在创新性发展中，可以将传说作为底本，进行舞台剧的创作，形成新的展演、传承方式。在文化内涵上以忠义爱国为价值核心，以赵氏宗族的历史发展为背景，以多种主题的传说故事为原材料，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遗迹打造一部悲壮感人的历史剧，演绎舍生取义、忠君报国的民族精神。此外，民众创造了一系列民俗信仰活动，用身体来传承赵氏孤儿传说，感悟救孤义士忠义爱国的精神内涵。因而政府在保护规划制订中，要使传说有机地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支持其生存的经济动力。忻州政府可以依托当地民众的庙会活动，如北赵村每年一次的七月二十一的庙会，举办救孤义士的祭奠活动，利用程婴文化节平台加强宣传。通过仪式性的塑造，民众与游客都能够在同一空间里互动，成为传承的动力，激发传说内在活力，使其保有自我更新、发展的生命力。在文化空间的整体保护中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宗旨，将传说所表达的忠义爱国的精神文化元素加以提炼，通过艺术化的表达使传说契合现代化发展，提升自身吸引力，增强文化优势。

从赵氏孤儿传说在山西境内的变迁历程来看，忻州赵氏孤儿传说经历了由南到北的传播历程，并且在时代、环境地貌等诸因素的作用下，襄汾、盂县、忻州形成了各自的传说内核与新的传说形态。忻州政府可以立足这一文化关系与历史源流，从自身特色出发，与其他两地形成文化的勾连与呼应，由点到面，连点为线，创设一个公共、开放的文化空间，打造山西赵氏孤儿传说的文化旅游品牌。襄汾是以赵盾为传说中心的家族文化，表现为崇宗敬祖性质。盂县则是形成了以赵武为中心的雨神信仰传说，忻州赵氏孤儿传说所承载的忠义精神也是自有特色。以传说流变的历史渊源为依据，以历史史实为底本，结合各地区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民众文化创造，形成相似但又各有侧重的文化品牌。在创新性发展中，忻州政府应注意差异化，凸显自己当地旅游资源的个性，满足游客的精神需求。忻州丰富的赵氏孤儿传说是其持有的资源优势，政府应该做到将采集于民间的文化资源还原到民众生活中，将单向的文化路线转变为双向的文化互动，构建一个活态空间。这一空间以赵氏孤儿的历史文化为基调，外来者可以在这一空间中充分感受到赵氏孤儿传说的历史底蕴，也能亲身接触本地特有的信仰习俗、文化内涵，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与流动，加固同型文化的关联度，为文化共享者尽最大可能地提供传承、创造、发展的空间。

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概念与实践模式。我们不能将其等同于简单的地理环境因素，它是一个集空间性与时间性为一体的人文性活动场所，既有实体性的物理层，也有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价值层，是民众创造、交流、享用文化的自留地。忻州赵氏孤儿传说的文化空间保护应以整体性、活态性、系统性为实践原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勾连在一起，以文化的历史发展为依据，构成极具地域性的文化意象，从物理、文化、价值三个维度建构传说保护的框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