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丹 朱竑 Werner Breitung]门禁社区边界和家的构建关系研究

摘要

门禁社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中,空间、制度、经济和社会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门禁社区的文化分析则相对薄弱。研究基于我国社会情境,从“边界”和“家”这两个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围墙的意义和家的构建,对国际范围内关于门禁社区的争论提供文化的视角。采用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研究发现,“家”的构建是通过创建“边界”来实现的。门禁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边界,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它构建了“家”,同时也成为围墙内外居民争夺“家园”的象征。

关键词

门禁社区;边界;家;文化地理视角;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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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是指用围墙或篱笆限制公众进入的居住区形态,小区居民的行为受契约的约束,并具有管理社区的集体责任。它与主题公园、购物中心和少数族群聚居区等一起,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城市的典型空间景观。门禁社区发展至今,已经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Urban Studies,GeoJournal等期刊出专刊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从研究话题来看,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门禁社区的类型、门禁社区的发展机制、门禁社区对社会整体的影响,以及门禁社区的规划问题,相对而言,对门禁社区的文化分析则比较薄弱。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门禁社区的研究非常有限,且多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展开。围墙或篱笆作为物质性的边界,它分隔了空间。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观点看,它更是一种文化符号。那么,它所承载的社会关系和意义是什么?围墙两边的群体又是如何理解、体验和阐释这种方式?本研究将围绕上述问题,从动态的社会过程去理解和阐释门禁社区,为门禁社区的学术争论提供文化的视角。

在已有研究中,有三位海外学者对中国门禁社区进行了解读:Huang认为,围墙之所以在中国社会中长盛不衰,缘于政府长期以来在居住区层面的政治控制,而门禁社区正是这种政治控制的体现。除此之外,围墙和大门表现和维护了集体主义感这一文化传统。Wu通过考察门禁社区的建筑设计和美学环境,倾向于将门禁社区解读为美好生活和社会地位的象征;Pow则通过对上海门禁社区的考察,认为门禁社区体现了我国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身份,并通过这种排斥性的景观凸显了其优越性:门里面的中产阶级是优越的群体,他们具有文明和有文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之相对的是门外不文明的农民和民工,他们通常被边缘化为低等的“他者”(the other)。然而仅仅将门禁社区解读为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无疑是将“文化”看作为固定不变的“事物”,可能陷入“文化决定论”的危险,而忽略了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新情境。“美好生活”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转型背景下新兴富裕群体的身份焦虑。但是,通过社会排斥来达到身份构建的目的仍值得商榷。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日益加大,大量人口涌入少数几个超大城市,出现了新兴的城市新移民群体。尤其在郊区化过程中建成的大型门禁社区中,城市新移民占据了较大比例。以广州为例,在番禺等区的广州近郊区,数十所大型住宅区成为几十万广州新移民的住处,这些住宅区几乎全部为门禁社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门禁社区通常征用的原广州市郊区的滩涂、沼泽或农业用地,这就形成了与广州市“本地人”毗邻而居的空间格局。在这一背景下,家的建构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认知,从“边界”和“家”这两个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理论视角去阐释门禁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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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和家的理论进展

人文地理学对“边界”的研究最初集中于国家之间的边界,例如边界冲突问题,这与国家利益和军事战略密切相关,涉及到边界的划分及其合法化问题。二十世纪末,研究的焦点开始转向边界周边的联系。在这类研究中,边界是实体的概念,多局限于国家尺度。近年来,边界理论发生了较大变化。学者开始关注“划界”而非“边界”本身。“划分边界”涉及权力关系和象征性意义,边界也不再局限于国家尺度。这时边界被理解为国家、全球机构和次级行动者之间竞争的象征性的武器,来定义和制度化地方、地区和国家领土。如Sletto就通过分析泰国Nariva Swamp以环境保护名义而进行的边界划分过程,发现这个边界划分的过程与专家、意识形态、制度结合在一起,并改变了当地的权利关系。除了实体性的边界,边界理论还应进一步将社会性的及其他非空间性的边界包括在内。Sibley指出,与种族隔离政策相比,日常生活实践中存在大量“模糊”的边界,造成了对他者的压迫。在西方边界研究的话语中,边界的划分过程或边界的生产过程被认为是占支配地位的群体通过控制社会空间的设计和使用来制定他们与“他者”(the other)的关系。它隐含了包含(inclusion)和排斥(exclusion)的权力过程。边界的建立与身份认同相关,它划分出“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这种二元划分表达了身份的生态维度:“局内人”被感知为家人,而“局外人”则被认为是混乱、危险和不纯粹的来源。

另一个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家”。文化地理学对“家”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家被看作是一个温暖、愉悦和安全的场所,是情感的中心。例如,探讨不同年龄层的美国人对家里各种物品的情感依赖程度;老年人或其他弱势群体离开自己的家,搬到制度性住房的失去感和恐惧。其次,家也被认为是人们生产身份最重要的场所,身份的地方产生不仅仅是通过家的归属感定义,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家园外面更大范围的世界对立而定义,不管是真实的外界还是想象中的外界。家的观念在全球化、移民和散居生活背景之下显得更为重要。大量移民常常感受不到“家”的感觉,不受当地国家的欢迎。例如Duncan&Duncan描述了在纽约生存的危地马拉人,他们存在于纽约,却并不是“真正”生活在那里,他们被当地人制度化为“他者”,缺乏“家”的感觉。如今,学者们对家的理解更多与权力关系联系起来。每个人都致力于家的地方构建实践,并有不同的经历和感受。“家”被视为极端的地方构建形式。家的地方构建不仅仅是装饰墙壁和布置家具等单纯行为,更是一个政治议题。纽约下东区的绅士化过程中,美国新兴中产阶级创造了美好“家园”,原地方占据者却面临着失去“家园”,流离失所的问题。这一绅士化过程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抗,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社区和“家园”的攻击,对曾经是邻里标志的文化多样性的挑战。

门禁社区的重要特征即为物理边界,用来控制公众的进入性。边界的形态既包括围墙和大门,也包括篱笆、铁栅栏和河流等自然软边。那么,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去理解这种边界和划界行为?边界和“家”的建构又存在什么关系?本论文将沿着上述“边界”和“家”的理论视角,具体探讨家的概念营销、家的感知以及家的地方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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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地和数据

本文选择广州市丽江花园、顺德碧桂园和旭日雅苑为研究案例地,这三个门禁社区在区位和人口特征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同时均是近年来广州市居住空间发展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丽江花园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新城南浦岛,是广州市住宅郊区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区域。丽江花园是全国最早一批建成的郊区大型楼盘,吸引了大量“新广州人”落户,在国内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丽江花园虽然不能代表全国所有门禁社区,但是从位于郊区的大型门禁社区来看,不管从小区环境、设施、管理、居住人口等方面均具有这一类社区普遍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顺德碧桂园位于广州和佛山的交界处,也是广州市住宅郊区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大型门禁社区。但与丽江花园相比,碧桂园吸引了大量港澳人士置业,这一类型的小区居民并不是常住居民,而是作为第二居住地,有“缤纷小香港”之称。旭日雅苑位于广州市城区,因此与丽江花园和顺德碧桂园相比,旭日雅苑的尺度较小,小区内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不多,但是周边市政建设比较成熟,是城区居住空间的典型类型。

本论文的数据获取来自三种方法:一是实地参与式观察。通过实地观测,可以了解到访谈或问卷等技术手段无法获取的社会人文信息,如居民真正的生活情况、邻里互动、对空间的利用和心态等。第二类数据来源是深度访谈。访谈主要是与门禁社区居民,居住在门禁社区周边的居民和门禁社区的管理层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获取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在进行过程中,虽然设计了访谈提纲,但是访谈的流程主要针对被访谈对象的谈话内容进行追问,一般整个访谈涵盖提纲所有话题,但形式和内容并不拘泥于提纲。随着访谈的深入,访谈提纲也会做相应的修改。访谈时间基本控制在45分钟至1.5个小时,对关键人物做多次访谈。访谈人数的确定标准是信息是否已经饱和。第三类数据是图片、网络论坛和媒体。照片等影像资料、各大网络论坛尤其是业主论坛、新闻媒体对相关话题的报导是本论文重要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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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营销、感知与地方竞争

4.1营销“家”的概念

为了销售商品房,营销“家”的概念是房地产开发商普遍使用的手段。“家”不仅仅是物质住房,用来遮风避雨或者作为摆放器物的空间,同时它是充满个人或社会意义和情感的地方。房地产公司推销住房的方式,正是通过渲染“家”的情感和社会意义,把门禁社区描绘为舒适、亲密和安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广告图片和文本中,不仅仅是突显个人住房附属的情感和意义,“家”的美好感觉被表达为整个门禁社区,围墙和大门在地理上标识了“家”的情感边界。相对而言,城市郊区的大型门禁社区对“家”的概念营销更为普遍。

丽江花园的广告将丽江花园描绘为一个亲密舒适的地方,居住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彼此信任,像家人一样。在房地产公司的营销策略中,物质和想象的“家”是商品房营销的核心。然而,“家”的概念运用不仅仅是强调个人与地方的情感依恋,还强化了与外界的对立,为了强化和维护这种身份统一的幻象,围墙外面的人被构建为“他者”,陌生人和“非家人”。在房地产广告图中,小区外面的真实村庄通常被故意隐去或被虚假的“非地方”形象替代。

除了广告,门禁社区的各种节事节庆也参与了理想家园的构建。文化艺术节是丽江花园一年一度的盛事,更是丽江花园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和丽江花园居委会等制度性机构自上而下意识形态的建构。以第十届文化艺术节为例:

在丽江(花园)的生活,有欣喜、有快乐;有争吵也有失望;但更多的是爱和希望……一起走过的日子,是无法割舍的日子,因为在这个家·园里,情浓于水,我们是家·园的一员,有责任,为割舍不断的关系,为家·园明天的美好出一份力……当花开时节,我们已和我们的家·园一起成长,我们正开始思考:如何让我们的生命之花蓬勃绽放,如何让我们的家·园之花蓬勃绽放……

这是丽江花园第十届文化艺术节的宣传文案。开幕式的情景剧《认识你真好》,通过场景演绎,展现了丽江人在家庭、邻里及社区等各种关系的磨合中,对爱和家园的思考。不管是节目主题,还是宣传策划,均在营销“家”的核心概念。碧桂园家喻户晓的广告词“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更是赋予“家”核心的地位。这一广告词获得97港澳国际作品(创意)广告类“国际广告词创意金奖”,也是碧桂园小区大门口醒目的标志。这类节庆事件旨在构建以地方为基础的身份,“划界”则有助于地方强化集体身份。围墙和大门作为边界则是构建“家”以及“家人”这一集体身份的空间策略。“丽江人”的身份被成功构建,它被媒体广泛引用,也深深根植于丽江花园居民的日常生活,下文将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述。

4.2“家”的感知(sense of home)

由上述分析可知,门禁社区通过广告媒体和节庆节事营销了“家”的概念,这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构建,那么,作为生活在门禁社区中的居民,是否能够感知和认同“家”的概念?其次,在居民的认知中,围墙和大门与家的关系是什么?位于城区和郊区的门禁社区在上述两个问题方面是否具有差异性?从对门禁社区居民的深度访谈可知,不管是位于城区的旭日小区的居民,还是位于郊区的丽江花园和顺德碧桂园,围墙和大门均被认为是必要的物质空间,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空间隔离,更重要的是符号意义。

现在每天就过着朝九晚五的工作,而且我在技术部门,就我一个女孩子,当时就觉得有很多东西要重新适应的。但我每次坐车回到丽江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的空气有一种甜味。因为我很不喜欢噪音,混浊的空气之类的气味,我就觉得这样子盲目的生活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很喜欢回到丽江。回到这里就像回到世外桃园一样。就是过丽江花园桥的时候,一进来就变得安静,而外面很吵。从丽江花园桥坐两分钟就到站了,哇,就觉得空气就真的很好……就像说一下车就像按了电梯,而一进入康城居就好像敲开了自己的家门。(丽江花园居民,时间:2008.3.8)

 

到了丽江大门口进了大门口好像到家了……大门推掉就没有标志了,就不是丽江花园,像个大村庄一样,那时就不叫丽江花园了,就该叫什么村了(丽江花园居民,时间:2008.3.9)

对居民而言,看到围墙、大门及门口等标志物,感觉就到家了。边界成为一种符号象征。它成为门禁社区居民的情感依托,在居民心目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住宅”是空间或物质性的,而“家”则蕴含了丰富的情感、身份和认同等社会文化维度。因此,从象征性意义上阐释,围墙和大门是住房在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两个层面的延伸,延伸了“家”的感觉。2010年8月26日,标有“丽江花园”四个大字的霓虹灯牌被城管强制拆除,引起了丽江花园业主强烈的反响。很多业主纷纷在微博和丽江花园业主论坛——江外江论坛上留言,表达不满和遗憾之情,因为“‘丽江花园’这四个字不是广告牌,而是他们的门牌。丽江花园业主“何日回穗”开贴称:“丽江花园”已逝,留下的是难看的铁架!”;业主“jxgzzl”发帖抗议说,“霓虹灯牌是丽江花园的门牌,在新光大桥和番禺大桥上都可以看到这四个字,它也是我每天回家的领航灯!”。jlxjd说,“今天回丽江,看了看,字没了,有些失落”;Arlen说,“拆了都不漂亮了,以前远远地就能看到俺们的家,丽江花园。现在……呜呜……”以上言论体现了物质空间是如何与“家”的情感产生联系,也反应了“家”对丽江花园居民日常生活和地方归属感的意义。

边界具有政治、物理、社会空间、心理和功能的维度。对门禁社区而言,边界建构和强化了“家”的感觉,因此心理维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显示,丽江花园仅有15%的居民在广州长大,在广州生活不足3年的有21%,绝大多数居民在广州生活了3年~10年的时间。对这类城市新移民而言,家具有特殊的意义,围墙和大门是他们构建新的地方,与本地人共存的方式。

与丽江花园相比,旭日小区居民对“家”的情感依恋较弱,更重视隐私,与外界环境的空间分隔,因为其位于嘈杂的城区。因此,边界的意义在于空间区隔而非象征性意义,正如旭日小区郭女士所言:“如果是一个开阔的空间,我就感觉这个小区不是我的,好像是公共场所一样。如果没有这道门或围墙的话,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我觉得就感觉不到是一个家的感觉”。与丽江花园和旭日雅苑相比,顺德碧桂园居民对符号象征的感知更为强烈,更追求家的感觉,而家则是构建在与外界的对立之上:

碧桂园成功的地方就在这里。你进到大门口就是到了大的家,进到自己家门口就是一个小的家。我老公晚上经常出去散步,他每次出去的时候我都会交代的,一定要碧桂园里面,不要去三桂,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在外面遇到什么事的话我就感觉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控制之内的,他也会同样跟我讲,如果带小孩子出去玩的话,尽量在碧桂园,如果去祈福,去广州都要让我知道。所以我们都感觉碧桂园里面这个氛围是安全的,特别是对于我们外地人来说(顺德碧桂园居民,时间:2007.3.18)

顺德碧桂园的案例更体现了西方学者对“边界”的批判,围墙内的人被感知为家人,而围墙外则是“危险”“混乱”和“不文明”的他者。从社会构成分析,41%的顺德碧桂园居民为香港人,作为第二居所,与围墙外面的世界接触不多,更缺乏地方感,对不熟悉的人或地方往往存在戒备心理。

4.3“家”的地方竞争

上文分析了“家”的概念营销和门禁社区居民“家”的感知,并探讨了边界和“家”之间的关系。然而地方是不稳定的、多样的,同时也是竞争性的。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城市的公园,不同尺度的地方总是处于竞争,也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同理,“家”的地方建构也是竞争性的,围墙和大门作为“家”的象征,首当其冲,成为争夺家的关键地方。新建成的门禁社区占据了大片空间,围墙这时则成为“圈地”的工具。对于本地原居民社区(生活在围墙外面的居民)而言,则意味着地方被剥夺,本地人的“家园”受到外来者的入侵,正如徐女士(生活在旭日雅苑旁边的员村新村,开放型社区)所言:

肯定是不好啦,小区要了我们那么多地……如果小区没有建起围墙,拿了那么多地,我们这个小区(员村新村)不止现在那么小。我们这些弱小市民,也没有说话权力啦,只有眼白白看着他们建起围墙,圈地(旭日雅苑周边居民,时间:2008.7.10)

在旭日雅苑案例中,地方争夺战不仅仅停留在“家园”的失去感。在现实中,周边居民也上演了轰轰烈烈的竞争实践。事件的起因源于周边居民发现旭日雅苑的围墙超越了道路红线建设,因此要求围墙退后,还“地方”于民。在周边市民的抗议之下,围墙被迫拆除,从下面两张照片中(图2、图3),仍然可以看到当年围墙的痕迹。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旭日雅苑的违章围墙被开发商分为两段处理:第一段钢筋围墙被彻底拆除,沿员村西街形成一小片公共场所,这片公共区域又成为周边居民的“地方”:大人带着小孩玩耍、老人们聚集在这里谈天说地,尤其是在傍晚分外热闹。没有了围墙,一些小商铺也发展起来,便利了周边居民的生活;第二段围墙虽然被拆除,但是开发商在原址沿员村西街种植了一圈灌木(图4),这圈灌木虽然低矮,但是也起到围墙的作用。因此,本质上并没有退后道路规划红线。对周边生活的居民而言,灌木丛围住的是旭日雅苑的草坪,跟原来钢筋围墙相比,现今的景观开阔很多,也更加得到大家认同。

它原来是有个铁丝网的围墙围住的,现在叫它拆掉的。草坪那边也打开了,种了一排树。那个树没问题,如果你建个围墙档起来跟种那个树就差很远了嘛。感觉上就是两回事,你看起来走起来就舒服了嘛。你走到哪里都是围墙,你看起来都不舒服。如果你一路走下去都是这个围墙,肯定不舒服啦。现在种上树围起来,草坪也打开了,感觉好很多了。(旭日雅苑周边居民,时间:2008.7.7)

李先生在员村西街开了一家药铺,他的住房正好对着旭日雅苑,他认为灌木丛背后的空间也应当是公共空间,但是既然视野未被灌木丛遮住,默认了灌木丛存在的合理性:

他们原来建围墙的地方明显是公用地来着,现在他们的花园位置(旭日篱笆围墙里面)应该也是公用地来着……对我来说,旭日这个围墙最好是这样(用低矮的树木围成围墙),应该绿化嘛,景观好一点。

从地理尺度分析,“家”的范围可以是一栋房屋,也可以是一个街区,甚至是一个国家。对于本地居民而言,“房子”周边的公共空间也是“家”的一部分。因此,围墙和大门“圈走”了他们的物理、社会和心理空间,围墙和大门也成为围墙外本地人争夺地方的符号。Cresswell指出,创建地方必然涉及对外在事物的界定,并产生了“安适其位”(in place)和“不得其所”(out of place)的区分,“不得其所”意味着逾越了不该逾越的界线,这条界线通常是地理界线,也是社会文化的界限。旭日小区的水泥围墙被推倒,又重新建起篱笆墙,虽然本质上并没有带来土地利用的变化,但是这一重新划界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心理和文化意义。围墙外居民将开放和绿化的景观感知为舒适的地方,而钢铁围墙则意味着冰冷和排斥性的界限,边界的“逾越”意味着“家”的竞争中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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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研究运用“边界”和“家”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解读了门禁社区的意义。研究发现,在我国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下,城市新移民们致力于使“地方”感觉像“家”一样的实践。在家的构建过程中,边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划界行为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策略,更成为家的空间表征。因此,门禁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不仅仅是物质边界,更是社会和文化建构,它将家的感觉延伸至整个门禁社区。家的概念被房地产公司运用,围墙和大门成为构建“家”的空间策略,也成为围墙外本地人争夺地方的符号。在本文三个案例中,位于城市郊区的大型门禁社区更重视“家”的概念营销,门禁社区居民对“家”的感知也更为强烈,因此,围墙和大门这类物理边界被赋予了更强的情感和符号意义。

家的构建是通过创建边界而实现,边界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以上结论均体现了西方理论中对边界的理解。然而,在复杂的地方争夺中,边界总是处在不稳定和变化之中,并且边界的意义和内涵也会随着社会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也是本研究对“家”和“边界”的理解异于其他案例研究的原因。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对边界持较为批判的态度,认为划界过程是对“他者”或“局外人”的排斥,“他者”和“局外人”往往是贫民和少数族群等弱势群体。这类研究是将门禁社区置于社会极化和种族歧视的社会背景之下,而本研究则着眼于城市新移民视角,以及我国异于西方的社会情境,对“边界”和“家”的构建提出了不同见解。本文选择了广州市三个门禁社区以及周边邻里作为案例研究,这三个社区总体上属于大众型或中端社区,且均属于新来社区,形成与本地老社区毗邻的现象,是我国目前最常见的现象,因此具有典型性的意义。但是,门禁社区从类型看,还包括更高端的门禁社区,这一类型的案例可能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也是未来值得探讨的方向。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来源:《世界地理研究》2014年第9期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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