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变迁，运河记忆以异乎寻常的稳固性在当下社会中传承与发展。不同地域、民族、文明类型的多元文化借由运河交汇、交流、对话、沉淀，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承载着运河记忆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社会习俗(social conventions)之于家庭、社区（邻里）的凝聚力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运河流域村落文化的具体研究中，基于“社会—文化”范式的运河记忆的建构深刻影响着运河文化当下的整体性面貌及未来的走向。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发生和实践，对超越村落空间的运河文化的理解及其实践形式在社会系统内部形成分享链条，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利用“流域”空间去记忆或再现过去。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由于运河沿岸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演进，“过去作为一个连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运河记忆对认同的缔造及其效果直指社会的凝聚性结构，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葆有现实意义。在运河记忆的共享过程中，通过将发生在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构造了一个享有共同经验、期待和行为的“象征意义体系”，从而激活、唤醒和强化了多维的运河流域村落文化认同体系。

本文试图突破趋向均质化的村落研究，讨论“深入日常生活”的运河记忆对村落文化的“规范”和“定型”。里二泗码头作为承载运河记忆的空间场所，由于佑民观香火兴盛而“因寺成村”。在“朝山进香”的里二泗庙会表演中，里二泗小车会借助传统仪式演述与自身“主位”强调，重述运河记忆，并通过民俗仪式的循环与重塑，唤醒了超越个体、村落、地域的的运河记忆，在历史沉淀中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流域”作为人——地——水交叉互动的复合系统，同时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承载单元。信仰在流域传播的过程中，以“在地化的知识体系”为基础，重新塑造着连接自我——他人、地方——世界的多重关联网络，流动的运河为信仰的“认同”提供了一种物质表征和真实存在，而信仰的“在地化”又将物质现实转化为身份认同的代表性符号。

京杭大运河的天津三岔口至通州段称为“北运河”。此河历史上有“沽水”“潞水”“笥沟”等多个名称，清雍正四年（1726年）始称“北运河”。北运河为京杭大运河首段，其漕运始于公元6世纪隋王朝，盛于金、元、明、清各代。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大定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入京师。”元代漕运量成倍增长，北运河年运量高的年份达三百多万石。《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京（大都城），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漕粮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北运河上的重要枢纽通州于金天德三年（1151年）“取漕运通济之义”正式得名。明人蒋一葵《长安客话》有言：“国家奠鼎燕京，而以漕挽仰给东南，长河蜿蜒，势如游龙，而通州实咽喉之地。”自元至明代中前期，张家湾一直是通州最重要的水陆转运码头之一，“为潞河（即北运河）下流，南北水陆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

《元史·河渠志》记载：“通州运粮河全仰白、榆、浑三河之水，河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岁新开闸河，分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余里，河道浅涩。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处，粮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载，淹延岁月，致亏粮数。”为祈求漕运顺遂，官兵在此修建天妃宫（亦称“水神庙”“神祠”），烧香祭拜，祈求水运平安。天妃宫修建时间约在元至元三十年（1294年）郭守敬开通惠河成功之后，为漕运之产物。明清两朝，漕运成为关系国家命脉之事。明嘉靖七年（1528年），巡漕御史吴仲力排众议，重修通惠河，河口自张家湾北移至通州城北，内白河亦加以疏浚。漕船、商船、客船、贡船可由今西集镇和合站村沿内白河直航至通州。由于“漕运皆由内河”，粮船至里二泗停泊数十艘，故人们“醵费演戏酬神”，“年必万人攒动，红男绿女，少长咸集”。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道官周从善修缮、扩建天妃宫，并奏请皇帝为寺庙赐名，明世宗赐名为“佑民”，并赐玉皇阁匾额曰“锡禧”，“佑民观”替代“李二寺”成为庙名。此后，明万历十年（1582年）、崇祯八年（1635年）、清顺治八年（1651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及民国年间，都曾重修佑民观。由于宋元时期对祠庙和神灵的加封、赐额政策，以及明清时期对传统儒教祭祀观的重视，佑民观中供奉的天妃由地域色彩极浓的本地神（local god）向区域性神灵（regional god）发展，最后演变成全国性的神灵（national god），其信仰范围早已超越本地。住在里二泗附近的人们也逐渐组成了被通称为“会”的祭祀共同体，其活动的主要舞台便是佑民观。《漷阴志略·寺观篇》载：“佑民观。在县北十五里之里二泗，祀碧霞元君，岁丰则正月初至元宵必举香会，合邑若狂，其会有钟旛、高跷、秧歌、少林等目，以及弄狮、舞灯、跑马、跳驼，诸技无不毕至，余适一遇之。”佑民观是里二泗的核心，祠庙信仰与村落经济形态的形成紧密结合在一起。对码头商人及祠庙的管理者而言，祠庙以及在那里举行的活动是他们的衣食所依。而作为地域共同设施的佑民观，既是当地的社会经济、精神生活的重要纽带，也是地域社会中位居支配阶层的士绅在当地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场所。佑民观及观内所供奉的诸多神灵，对居住在特定范围内的社会各阶层而言，是最重要的公共领域。里二泗码头由此逐渐“因寺成村”，成为运河沿岸最富裕的一个村子，俗语云“船在张家湾，舵在里二泗”，即言其地利之便。

“以神庙为中心的祭仪可以说更多地表现出文化的地方性，而且内在地表达了民众群体对于所处自然与社会地域空间中经济政治生活诸多关系和历史变化的认识。”庙会时节演戏酬神之香会、游艺，比比皆是。据清代《彭公案》中描绘：

过了张家湾，来至浬江洔村口，一瞧人烟稠密，赶庙的买卖不少，锣鼓喧天，各样玩艺。也有跑马戏的，也有变戏法的、唱大鼓书的，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之人，各样生意围绕的人甚多。大半都是为名利之人……坐着吃茶的人，有二十多位，俱是逛庙瞧会之人，老少不等……老翁说：“这浬江寺可是千百年的香火……”

在“众会同而朝宝顶”“奉典礼而进香烟”的花会表演中，应有里二泗小车会的身影。据佑民观碑文及村民口述，可大致推测里二泗小车会为一位生于1879年的郭二爷组织成立的。由于里二泗地理位置特殊，商贸繁荣，民众的流动性较强，因此其香会参与者可能为各商铺出资雇请。现在的里二泗小车会成立于1996年，当时以穆厂禾为首，约三十人组成，年龄以50~60岁者居多，以表演小车会舞蹈为主要活动内容。张一丹、吴子玲两位里二泗村民带头到村里的服装厂、面包厂、水电厂筹集资金及旧的桌椅，以备筹建小车会之需。会首穆厂禾是邻村（姚辛庄）人，熟练掌握小车会表演技艺，是公认的“玩会”权威人士。在姚辛庄小车会渐渐解散，玩会者近乎绝迹之时，他应张一丹、吴子玲的邀请，将小车会技艺传授于里二泗村民，并成立了里二泗小车会。里二泗小车会在成立之初即超出了村落边界，与商业、漕运、信仰呈现出强关联态势。在行香走会中，里二泗小车会遵循传统里二泗庙会“朝山进香”秩序，借助仪式演述与自身“主位”的强调，构拟了以小车会为中心的村落文化。小车会以运河记忆为纽带，使潜藏于人们记忆中的运河文化得以“显形”。

运河将“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自然体和人类群体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内部凝结着共同价值、经验、期望和理解的意义体系。这种依附于运河流域的归属感由开放性与共享性的运河文化网络、空间化与符号化的运河记忆以及凝结为文本、舞蹈、图像和仪式的民间文艺形态共同构成。

作为一种与运河的“流动”紧密相关的文化样态，民间文艺借助仪式的演述，在构建村落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运河记忆的重述。运河流域村落对共有的文化符号的认同，增强了运河文化的交流、交融与和谐。运河文化的影响可能在一些地方被凸显，在一些地方呈现隐匿状态，这与运河自身的凸显、弱化、隐匿直接相关。在昔日里二泗漕运繁盛之际，曾有诗句“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描摹其盛景。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的运河文化借助民间文艺的具体实践，延续着承载人们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的运河记忆，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商业生产的集礼俗制度、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为一体的文化集合。如里二泗小车会在“傻柱子赶驴娶媳妇”“梁祝之恋”“猪八戒背媳妇”“孙悟空开路”“跑旱船”“扑蝴蝶”“五鼠捧寿”等戏码的表演中，对于“上坡”“下坡”“走泥路”“崎岖小路”“涉水过桥”等不同场面的呈现都需要借助“小车”和“漕桥”来完成，它们作为共享的运河记忆象征性符号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一项文化符号只有在诉诸适切的集体记忆，并与特定文化实践及社会、政治结构相契合的情形下，才能有效地发挥鼓动人心的作用”。多元文化符号的生成与表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运河的经验体系。

就其呈现形态而言，里二泗小车会有意识地将民俗仪式的表演置于运河文化网络中，其对运河记忆的重新阐释突破了地域限制，原本附着于运河文化网络之上的意义逐渐被唤醒。2006年佑民观重建后，无论外村的花会是否参与，里二泗小车都会在每年正月初一和十五都前往佑民观进香走会。其行进路线为：从里二泗文化活动中心出发，向北行进至里二泗中路，沿里二泗中路由东向西行进。花会行进的次序大致是：旗、锣、伞、扇率先；紧接其后的是狮子会、童子会、吵子（音乐）会；然后是飞叉、少林、高跷、小车、龙灯、中幡、挎鼓等；行走在最后的是每村一面的黑色或白色三角形特大号旗，旗上印着或绣有北斗七星图形，一路锣鼓喧天，响彻里二泗。首尾几百米长的队伍走出靛庄村北口后，乐声停止。队伍经过吴营凉水河桥，按规定的路（称“香道”）前行，在七点钟左右到达里二泗村西南口。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乐器响起，整队进村，来到佑民观牌楼前面的空地上。此时空地的东西两侧早已用杉篙搭好两个三角架子，两个架子上各悬着一挂大鞭炮。整好队伍，一切就绪后，一位手举黄色旗的会首高喊一声“进香”，场上众人除踩高跷者躬身合十外，都全部下跪。高悬的鞭炮与锣鼓唢呐先后响起。一队队年龄不过十一二岁、穿长衫戴礼帽、斜挎黄色香袋、手举杏黄色三角旗的童子，在大人们的带领下走进山门，直去娘娘殿。轮流进入大殿后的孩子面对金花圣母像横排下跪，唱佛曲。“当庙内进香时，庙外牌楼前后，各档花会大显身手，尽情表演各自的技艺，观众围得里外三层，热闹非凡。表演结束后，观众进庙，或拜佛烧香，或参观购物，直到傍晚，庙会活动才渐渐停止。”村民通过小车会的表演及行进路线，模拟运河生活场景，感受“鲜活”的记忆。原本碎片化的、想象的的他者世界经由集体的认同得以构建并世代相传。当然，被演述的记忆带有构建性，人们将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建立在对信仰场域——佑民观的感知上。由此，多重记忆交织形成相互回应、相互印证的共鸣。

就文化层面而言，血缘关系作为村落凝聚的纽带，同样也是运河文化网络搭建的核心。如里二泗小车会会首李毅与小车会内“老太太”及“算命先生”的扮演者为亲兄弟，负责鼓镲的成员与“傻丫头”的扮演者为夫妻。里二泗小车会内部基本遵循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基本运行机制，李毅与成员商议后制定了《小车会安全管理制度》，其中多次提及要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作贡献。但是在里二泗村中，“一切几乎都与自己的家族脐带相连。”里二泗小车会成员通过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互相关联起来，伦理本位依旧影响着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交往逻辑。

在村落文化的建构中，民俗精英是延续村落文化的重要组织力量。这些处于村落社区中的地方精英，是政府与乡民相互沟通的桥梁。他们既是乡民熟知的同乡，又是视野开阔、深谙处事之道的文化精英，在村庄内具有组织协调村庄事务的能力，在村外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发挥着协调上级权威与下层乡民的作用。如李毅，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负责里二泗村乡村文化站的工作，依据时令、节庆及农业生产，定期组织民众的文化活动，积极推动里二泗小车会的日常表演、节日会演的顺利进行。2011年6月，他被评为里二泗小车会代表性传承人，主要负责小车会的日常管理及其与外界协调沟通的工作，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公益性展览、演出、交流等活动。李毅还一度试图重建里二泗高跷会，后来因为安全问题作罢，高跷会的一应器具都由他妥善收藏在里二泗文化活动中心。2016年9月，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北京市“1+3”公共文化政策精神，积极推进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创建工作，通州区文化委员会面向基层文艺爱好者，在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进行通州区首届文化组织员培训，学习内容主要有舞蹈、声乐、戏曲、大型活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合格后文化组织员主要负责文化建设工作的上传下达，并参与到社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李毅参与了此次培训，并于2018年当选为张家湾镇里二泗村文化组织员，负责组织和管理里二泗小车会的日常表演、里二泗文体活动中心的设备维护以及数字影厅的放映等工作。李毅作为里二泗村由一系列制度、权威资源、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态的支持与发掘的“新乡贤”，在村落文化构建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民族图景、技术图景、经济图景、媒介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的“离心式流动”的全球化进程中，传承场域的流动和表演程式的调整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化规范与准则的认同。伴随着社会的变迁，村落文化不断重构，“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传统”在这样的阐释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如里二泗小车会主动融入“运河文化庙会”“张家湾民俗文化节”等公共空间，除了在队形上精心编排，还设计了为观众所熟悉的“猪八戒抢媳妇儿”的表演桥段和“五鼠贺寿”的戏码。尤其是“五鼠贺寿”的表演，改变了以往固化的表演模式，公子、打锣人等角色以三人为一伍，分列五个点，呈现为同心圆的形状。另有一支队伍由甩头冠子领头，拉车的、坐车娘娘等角色随后，以画“8”字的形式绕圈经过五个点，步伐节奏随鼓镲声时快时慢，极具观赏性。这些改动并非出自传统的表演程式，但依旧赢得了人们的喜爱。究其原因，一方面，表演在主题选择、人物形象、桥段设置上体现出与运河记忆相吻合的特质；另一方面，表演植根于当下的文化语境，契合民众的精神需求与审美。

“运河流域既是自然资源的群集单元，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承载单元，更是人们认识社会的一种方式。”在运河流域民间文艺的代际传承中，运河文化网络中文化主体与文化现象不断交流、交融与共生，以一种流动的方式将散落的运河记忆加以关联。对运河记忆的强调，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促使运河文化网络重新焕发生机。正是由于对运河记忆的储存、激活与表达，里二泗小车会才能够在北运河流域众多民间文艺样态中脱颖而出，被评选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里二泗小车会技艺的发展与传承，对于民俗仪式秩序感与时间感的强调以及人们的积极参与，共同构成了超越个体、村落、地域的“流动”的运河记忆，并借助运河文化网络推动村落多维文化认同的构建。

运河记忆在岁时节日与庙会集会中周期性地重复，“展示了日常世界中被忽略的维度和其他潜在可能性”，它们在代与代的交替和叠加中，呈现为多元、多样、共生的总体样态。无论历史如何更迭，运河记忆借助如里二泗小车会、安头屯中幡、皇木厂竹马会这样的具体民俗仪式的循环与重塑得以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民间文艺和农村文化都很重视，1950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为全国文教工作者编印的《文教参考资料》丛刊，就涉及怎样进行农村艺术活动，其中《改革民间艺术和地方戏的经过与收获》引起关注，被称为“一篇很好的经验总结”。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民间香会被纳入社会主义文化体系。1954年春节，北京通县（今通州地区）在里二泗村集中城乡五十七档花会，举行民间花会会演，演出历时三天，演员近三千人，观众逾五万人次。其中，胡各庄高跷、海户屯狮子、陆辛庄少林、里二泗童子跷等获得佳誉。“组织与推进农民群众的业余艺术活动是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提高农业生产，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和培养农民新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方法之一。”花会成为活跃民众生活、宣传文化政策的重要方式。后来民间文艺活动大部分终止。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延庆、密云等远郊区县的香会又开始活动，城区的部分香会也恢复走会。这一时期的香会表演“关注的不再是宗教寓意和地方自我组织的内涵”，而是对“国家话语的反映与应对”。如里二泗小车会在文艺汇演中所表演的兴修水利、支援农业、推车运粮等体现“时代共名”的内容；小车搭载的也不再是俊媳妇，而是丰收的粮食或修水库的材料，角色也多为工农打扮。20世纪50—70年代，里二泗一带的运河文化貌似发生了断裂，但是过去的痕迹并未消逝，只是蛰伏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20世纪80年代再度兴起对各地域、各民族民俗艺术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同时民俗艺术也面临新挑战，即在现代化变迁中民俗和文化心理的变化，将民俗艺术视为“粗野”“幼稚”。当时就已有学人提出：“只有在民族的经济水平与文化素质提高后，国民才有可能从容地反思民间艺术的审美价值，但是我们不能等到那时候才回过头来抢救这笔遗产。”1984年之后，通州地区的一些花会逐渐复出，通州新华大街每年春节举行花会调演，参赛花会十五至二十档不等，有高跷、小车、龙灯会等近十种。

20世纪90年代，各地域、各民族的民俗艺术交流活动频繁。1994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命名，这在政府层面进一步推动了民俗艺术的发展和研究。1999年，“99巴黎·中国文化周”以文化为切入点介绍中国。谈到其原因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说：“自1985年参加《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已先后有21处遗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通过对中国古典艺术、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古迹保护的介绍，让人们了解中国的真正文化，让更多的人能够借助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一角，进行一次对中国辉煌的过去和现代化的今天的美妙漫游。”在国家文化主管部门的倡导下，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20世纪90年代以后，沉淀在个体和家庭之中的运河记忆被激活，运河流域的民间文艺开始逐渐向遗产化方向发展。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2006年，我国开始推行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北京市政府、市文化局、市非遗保护中心、各个区县文委等高度重视，北京地区的民间花会亦被纳入国家级、市级或区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保护名录，里二泗小车会被列入通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大运河申遗成功后，与运河有关的民俗事象更加引起关注。

2009年，里二泗小车会被认定为“通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不仅仅是从民间花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表述的转换，其组织管理和文化实践也被纳入公共话语体系，仪式中的时间秩序逐步转换为统一的“时间表述”。如2019年2月19日，在第二届张家湾民俗文化节的表演中，里二泗小车会被安排在北大化小车会和枣林庄民族小车会之前表演（见图1）。

这似乎与里二泗小车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份有关，因为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资源博弈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份的确认和展演空间的流动加剧了民间文艺内部的层级分化。但大家忽视了这恰是“果”，真正的“因”则是里二泗小车会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形成的文化身份。如上文所提及的，从元代到民国年间，里二泗是运河水运和护卫京师的重地，以佑民观为中心的信仰、庙会等使得里二泗具有一定文化凝聚力。里二泗小车会聚集了周围地区的“玩会”人员，如里二泗小车会甩头冠子的扮演者张斌，原为通州张家湾镇瓜厂村人，1983年参加瓜厂村小车会，在本村小车会解散后参加里二泗小车会；张华在姚辛庄小车会解散后，玩会者近乎绝迹的时候应邀来到里二泗村传授小车会技艺。他们因运河记忆而聚集，在延续里二泗小车会民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与重构运河记忆的传承模式，为里二泗小车会恢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里二泗小车会充分利用“新型民俗节庆生长点”，增加某些经过选择的文化因素，强化其身份认同并彰显其作为文化“中心”的特殊性。比如李毅有时会根据表演场域选择戏码，在唱词中增加“艰苦奋斗”“幸福生活”的话语表述，如在张家湾民俗文化节表演中的唱词：“爷爷那年才十八呀！奶奶的花桥就抬进了家。娶亲那天我没赶上呀，爹爹他也不知在干啥？只听那锣鼓敲得那个响呦，红蜡烛映红了红窗户。爷爷喝醉啦，奶奶哭哑啦，后来就有了爹，爹就娶了妈。再后来就有了我们这群娃呀，艰苦奋斗创造了这个家！”里二泗小车会的承续与发展始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成为维系运河记忆的一种文化实践，共享的运河记忆也成为不同群体互动和新传统形成的驱动力。

里二泗小车会将传统的民俗实践与现代社会秩序相结合，既“主动融入”文化节的表演，又依旧遵循传统的“时间观念”和“时间感觉”。比如正月十五当日，里二泗小车会在表演前还是要赶至佑民观前烧香、拜娘娘并表演，里二泗的乡民们也早早就聚集在庙前观看。对于这种表演形式，李毅表示：“（文化节）走完回来的时候要再去娘娘庙拜一下，不拜的话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对“传统”的强调，在满足乡民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使由于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而有所松弛的“文化网络”再度焕发生机。

在遗产化进程中，张家湾民俗文化节上里二泗小车会的表演，本身就代表着国家对民间花会的制度性认可，而这种认可于从事花会表演的民间艺人来说具有极大的鼓舞性，同时也会唤醒人们对于民间技艺传承之热情；虽然在演述符号的选择上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与目的性，但里二泗小车会作为一种展现地方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舞台抑或影像中的一次次呈现，亦可看作村落文化再度兴盛的契机。村落自在、自为、自如的文化传统与行为模式在遗产化语境中伴随着里二泗小车会的承续与发展逐渐“上升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符号”的显在表述和重要角色。

里二泗的村落文化由于“传统”的不断回溯而变得丰富与多元，形塑了共享的多元文化符号，唤醒了共同的文化记忆，从而构建了超越地域的文化认同。恰如日本学者川端康成在《日本文学的传统》中所说：“我们的文学虽是随西方文学潮流而动，但日本文学传统却是潜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村落文化以“看不见的河床”——运河记忆为底色，其文化传统在民俗仪式实践中被唤醒与激发，运河记忆逐渐内化；运河流域的民俗仪式及仪式性活动以独特的秩序感与时间感构建了人们的运河记忆，并被纳入地方政府文化记忆展示的新秩序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记忆主体在个体实践中发生转移，民间艺人进一步获得新的身份与角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文化组织员，促进了里二泗村文化规范与准则的形成。这三个层次的文化认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多维的运河流域村落文化认同体系。

在村落文化认同的演进中，运河文化网络以其开放性、丰富性、多样性、绵延性融通多元文化空间，勾连起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世界的交流与交往。多样、复杂、流动的运河记忆携带着共有、共识、共享的传统文化基因，在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旨归，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传承与超越中为村落文化认同提供了生命经验和情感纽带。运河文化在永不停滞的深层生命运动中形成的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呼应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的文化愿景，勾勒出一幅“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美好图景。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