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是“帝之下都”，“百神所在”，是“天下之中”。文献记载的古代中国许多先祖、先王，如伏羲、炎帝、黄帝、嫘祖、帝尧、帝舜、大禹等多与昆仑有关。最早记录“昆仑”一词的是先秦典籍，以后历代对昆仑的关注就一直是人文热点。但历代典籍所反映的“昆仑”语源与词语含义均无确切无疑的一致性答案，唯一明确的是“昆仑”乃一个伟大的地理名词和一个极为重要的符号性文化名词。

这样的“昆仑”，在早期中国散布于华夏大地各处，后来逐步向西部集中，逐渐成为西域大山的泛称。先秦人认为，昆仑是天下最高的一座山，位于中国的西部，是黄河发源的地方。

天山山脉东西长两千五百多公里，无论是中亚的西天山还是中国境内的天山主体，都只有一个名字——“天山”。更多的时候使用的是其汉语译音，这一点非常明确地表明“天山”名称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苏联学者H.M.休金娜认为：“从远古以来就确定下来的名称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人是这些大山系的首先发现者。”梳理分析文献资料，我们发现“昆仑”“天山”名称的核心意涵是天和天崇拜，“昆仑”与“天山”的名称很可能受到早期中国天命观思想的影响。

关于“昆仑”一词的含义，学界观点颇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逐一列举说明了，仅就笔者认同和关注的观点作一简述。朱芳圃先生认为，“昆仑”即“穹窿”的转音。故以高言之，谓之“天山”；以形言之，谓之“昆仑”。吕微先生认为，“昆仑”是旋转的“圆”，即“天”，因而昆仑山也可以是天山。“昆仑”的本意是圆，因此汉语里面凡是圆的东西，多半可以“昆仑”名之，比如天。扬雄《太玄经》云：“昆仑者，天象之大。”《集韵》：“昆仑天形。”古人称天为“穹窿”，“昆仑”乃“穹窿”音。《太玄经》又云：“天穹窿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天为苍色，又称“苍穹”。《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郭璞注：“天形穹窿，其色苍苍，因名云。”邢疏引李巡曰：“古时人质，仰视天形穹窿而高，其色苍苍然，故曰穹苍。”昆仑是天形，穹窿也是天形，天形圆，故名。至此可以明确，古代“昆仑”有着十分明确的天的含义。

“天”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并不是一个抽象词，而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有关“天圆地方”“天似穹庐”之类的认识和想象出现得很早。即天就像一个巨大的圆形存在物，覆盖在地上，一切都在这一空间之内。从高度上看，万物处于天的下方；从广度上看，整个世界都被天所笼罩。“天”指的不只是大自然的天，它实际上是包括了自然、民众、社会、祖先、世间万物的一种会聚，代表最高的正义和权威。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只有一个天下的认识，也导致“天下一家”观念的出现。因而昆仑也就直接与古代中国的国土和主权关联。

穹窿又可能与穹庐直接关联，因为二者皆为圆形。穹庐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人群使用的圆形毡帐，起源与广泛使用应该在青铜时代，文献记载的使用者以我国匈奴为最早。《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汉书音义》：“穹庐，旃帐。”《汉书·匈奴传》：“穹庐，帐也，其形穹窿，故曰穹庐。”《盐铁论·备胡》：“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穹庐应该模拟天形，具有早期宇宙观或哲学观念的色彩，其名称、含义均应该与昆仑、穹窿关联，表达天崇拜的文化意涵。阿尔泰语系两大语族诸语言中关于天、日之词多用Kun（昆）作为基础词或词根，比如突厥语族各语言中“日”均为Kun，锡伯语与满语则是Kundurum。从目前资料来看，上述“昆仑”之类的词语应该来自阿尔泰语系远古语词，而匈奴的“穹庐”一名应该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普遍使用。

归纳而言，正因为“昆仑”是天的意思，又用来命名西域的大山脉，所以可以说先秦文献所记载的三千年前的昆仑，应该泛指西域大山（包括今天新疆的昆仑山与天山），个中缘由是由中国早期天崇拜文化和天命观决定的。

中国历史上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汉武帝，钦定昆仑山为西域南山。《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段记载的意思是，以张骞为代表的汉使出使西域还有寻找黄河源头的任务，汉使发现黄河源出于于阗大山，而且山中多玉石。他们采玉回来汇报，汉武帝根据上古地图和文字记载资料命名西域于阗出玉的山为“昆仑”。

根据上古文献记载的神话象征，理解“汉使穷河源”，昆仑山必须成为黄河河源，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这其实是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地理学学者的一个问题。“河出昆仑”其实并非现代科学中的自然地理现象，而是古代中国的人文（神话）地理观念，即说象征母亲之河的黄河本是源出于帝之下都昆仑。“河出昆仑”换句话说，也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天为昆仑，上古中国宇宙观与神话中的天也是母体的表象，是万物的本源，天地（宇宙）开辟的原型亦是女性的生育。因此，作为河源所出，作为通天之山的昆仑，不过是指孕育我们人类和万物的母体或母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黄河之水天上来”或为“黄河之水昆仑来”“黄河之水天山来”，甚至可以说“黄河之水西域来”。

此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进一步把整个西域南山和葱岭（帕米尔）定为昆仑，强调这里是黄河源头。这样的观点随即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学说，直至晚清。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出面确定昆仑山地理位置的举措，包含了四个方面的要点内容：昆仑在西域，是西域南山（关联葱岭、喀喇昆仑）；昆仑与黄河源头直接关联；昆仑和玉石原料直接关联；昆仑所在就是中国天下所至。这是西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国家主权方面的政治、文化意义与影响。

可以说，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创举，但是绝非汉代张骞凿空之后中国人对亚欧大陆各个主要文明区域重要性的新认识，而是在先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西域乃至西域南山之重要性。背景是亚欧大陆这块世界最大的地理板块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策源地，而西域以及昆仑山是上古世界各大文明区域之间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与关键区域。

黄河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和王朝国脉的象征，她与中国文化中象征昆仑的关系为一体。也就是说昆仑在哪里，黄河河源就必须在哪里，这是古代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正确与文化正确道统。秦汉以降，寻找黄河源头并加以祭祀，便成为皇权天授、天子正统性的直接体现，为国之大事。

自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汉武帝起，历代王朝都把黄河源头认定为目前起源于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山麓，流经塔克拉玛干全境的塔里木河诸支流。晚清新疆省的出现与保有也应该是几千年来中国与昆仑、河源有关的统治哲学的现实反映。左宗棠率军平定新疆，在海防塞防的国防理念之外，其实还有着中国历代王朝统治哲学天命观念方面根深蒂固的考虑，那就是保住昆仑、河源、天山，就等于保住国脉和维护清王朝皇权天授的道义，进而保清王朝的万世基业。收复西域、设立新疆省后，随之开展的最后一次罗布泊地区河源考察也是证据之一。这样说来，西域的南山（昆仑）、葱岭（帕米尔）、于阗河（玉河：白玉河、墨玉河）、葱岭河（叶尔羌河）等山河与中国古代的国家主权有着至关重要的政治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国脉之所系”。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登昆仑，拜谒山上的黄帝之宫，为丰隆（雷神）墓封土，并举行祭祀昆仑山的仪式。类似的记载也多见于《山海经》，那时的“昆仑”已经泛指西域大山。《穆天子传》《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代。秦穆公平定西戎，西戎大部进入西域，并且经昆仑山、天山、帕米尔西迁。此类文献是中国上古时期昆仑文化的真实记录，同时很可能主要依据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周穆王西巡昆仑的早期历史记载与秦穆公平定西戎所掌握的西域情况，一定程度证明了古代西域山河的重要性。如上所述，汉武帝正式把文化昆仑、神话昆仑、地理昆仑落实为真实的地理学山脉，并将黄河源头定于此。

除此之外，还有特殊的国家政治需要。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是：联合西域诸地方政权抗击匈奴；断绝匈奴对西域这个昆仑、河源所在之地和沟通东西方科技、物流的丝路大商道的利用。这就是史说的“断匈奴右臂”。所谓的“断匈奴右臂”，其实就是控制以昆仑为代表的西域大商道，断绝匈奴通过西域获得亚欧大陆其他文明区域的军事技术、物资、财富补给。这也足见西域之于中国的重要性。

昆仑所在即天下所至，而黄河起源于昆仑山，中原、西域同饮黄河水，天下一家。这既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理念，也是国家的实际政治需要和真实地理情况。再者，随着西域南山被确定为昆仑，玉出昆仑也成为国家认定昆仑的要素。

从远古至今，玉文化传统中的文化密码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衍变。玉从最初的沟通天地之媒介，发展成为社会秩序与等级的标志，再进一步转化成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不仅为人们所接受，而且还因为它与过去的联系而被推崇。

玉器在我国的使用不少于九千年，一直被视为沟通天人的神物。而出自昆仑山的和田玉作为古代中国最好的玉料，其品质具有唯一性地位，是历代公认的“真玉”，已有数千年使用历史。考古证明，距今四千年左右齐家文化大量使用和田玉，另外不晚于商中晚期，来自昆仑山北麓的和田玉就已经被中原王朝大量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殷墟妇好墓755件玉器中大部分是来自新疆的和田玉。以后，儒家以和田玉比德，和田玉因而被赋予许多文化精神，诸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化干戈为玉帛”的宽厚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品德，“瑕不掩玉”的清正气魄，“锐廉不挠”的进取精神等都与和田玉的物理特性直接关联。因而，昆仑山和田玉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仅仅被当作一种矿产资源看待，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和田玉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确认的国玉，随着汉武帝钦定西域南山为昆仑，其重要性也被提升到更高的国家治理政治高度和国家认同的文化维度。

“天山从帕米尔高原北端向东一头扎进亚洲腹地中心区域的茫茫沙漠荒原之中，把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地方一分为二，形成一道连接亚欧东西方的大陆桥。天山的地理存在以及它涵养的水源、滋养的植被是亚欧大陆东西方古代交通得以大规模进行的基本保证。”

天山与中亚其他两个通道型山系昆仑山、阿尔泰山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东西、南北方向全地理范围的水草、气候、交通便利等方面的自然条件保障。

“从帕米尔山结开始向东延伸两千五百多公里的天山接纳和拦截来自北冰洋方向的水汽，其北坡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垂直分布绿色植被带。海拔一千米左右的山前地带是广阔的半干旱草场（春秋与冬季牧场）；海拔一千二百米至三千米左右是密集的天山雪松针叶林带和其中的林地草场（夏季牧场）；海拔三千至三千六百米左右是大面积高山草甸。因而在亚欧大陆腹地出现了一条两千五百公里的丰美水草分布带，保证了亚欧大陆人类文明开始以后各个阶段东西方向大规模人群迁移和大型商队运输的水草供给。山涧河流则把绿洲远远地带向干旱盆地的深处，而天山众多垭口以及低矮的地方也自然成为南北方向的便捷通道。”

长龙一般的天山串联起南侧多数孤立的绿洲和北部连绵的绿洲、草场，成为商队、僧人、军队、部族人群迁移之路。“由于天山这条亚欧大商道的存在，荒漠绿洲与天山草原本身也就起了变化。即它不仅改变了早期绿洲农牧业各半的社会经济形态，使之主要转向农业，并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贸易的因素。绿洲因而展现出中转市场的性质，并起到了商队驿站的作用。大型绿洲内的城镇、村落，呈现出商业都市的面貌。来自亚欧各文明区域最好的物流贸易所提供的商业利润推动了各个大型绿洲地理单元的财富积累，使其变成了绿洲商业城镇。”

唐代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序言中记述：“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故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服则横巾右袒，首则中髻四垂，族类邑居，室宇重阁。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短制左衽，断发长髭，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帐穹庐，鸟居逐牧。人主之地，风俗机惠，仁义照明，冠带右衽，车服有序，安土重迁，务资有类。四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为尊，方俗殊风。”玄奘所体现的唐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把亚洲分为象主、人主、马主和宝主四国，象主之国为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人主之国为东亚的中国，马主之国为天山北部的游牧地带，而宝主之地则指天山南北两麓和其以西的绿洲区域。玄奘如此解释宝主——“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清楚地表现出西域天山在亚欧大陆区域交通与商贸的主导性作用。

“此外，天山山脉，还有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作用，那就是引导草原游牧人群流入绿洲，并使之转变为绿洲农业居民的作用。从天山北部迁入绿洲地带的游牧人群会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而隔着这座山脉游牧的人群却鲜有改变。天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都是绿洲与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分界。在天山山脉的庇护下，数千年来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天山南北农耕、游牧两种社会生活形态的交互影响得以持续。”

天山作为亚欧大陆中部最大和最重要的商贸物流通道，从东西方文明交流一开始便成为各方势力的争夺目标。这是因为控制了天山，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这条亚欧贸易的最大商道。西域丝绸之路的争夺者主要是亚洲北部草原地带的中国游牧人群与东亚文明核心区域的中国农作文化人群。

“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经营西域主要就是依靠文化影响力和武力，把天山南北的游牧部族势力从天山驱逐出去，把中亚绿洲诸国天然形成的东西贸易道路联通控制起来。实际效果就是通过商贸大通道以最合适的价格获取亚欧大陆其他文明所在区域最精华的高端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也以控制方获利最多的价格把自己的优势产品销售出去，从而不言而喻地直接得到经济、文化、政治利益。同样西域商贸大通道也是游牧人群重要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源地，谁控制了这里谁就会取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都是这种活动的结果。

“天山”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山海经》。《山海经》卷二《西山经》说“浑敦”在“天山”：“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返。”《汉书·武帝纪》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定于天汉二年（前99年）夏五月。

“天山”这一名称，早期可能指东天山。《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六年，“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这里所说的伊吾地界，也就是天山山脉的最东端。

此后，天山的别名不断出现。《括地志》记载：“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曼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隋书·西突厥传》记载：“（处罗可汗）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曼山。”《旧唐书·地理志》伊州伊吾县条目记载：“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析罗曼山。”敦煌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伊州柔远县条目记载：“时罗曼山县北四十里。按《西域传》，即天山。绵亘数千里。”

此外，还有“祁连”“天山”连称的现象。《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右贤王于祁连天山。”另外，《汉书·霍去病传》等数篇中的“祁连山”“天山”也指代今天的天山。上述文献同传又把天山中段叫作“（西域）北山”，因其在狭义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以北而得名，它与盆地南边的“（西域）南山”亦即昆仑山相对。而今天的祁连山在当时也叫作“南山”或“汉南山”。隋唐时期，天山依当时西域部族人群的语言称作“时罗曼山”“折罗曼山”等，同时与现代称呼一致的“天山”称呼也逐渐普及，而“祁连山”的名称逐渐远离天山、昆仑山，转而专指今天甘肃的祁连山。

这样，一个清楚的历史现象就此呈现：“天山”早期是天山山脉东部大山的名称，而且以“天”为名的大山脉有两个（今天的天山和今天的祁连山与昆仑山）。这两座巨大山脉又同时是丝绸之路新疆路段最主要的东西方向交通干线地区，也就是说“天山”名称的出现与古代中国与西域之外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的文化交流、人员交往、物流有直接关系。

关于“天山”一名的语源，《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谓天曰撑犁。”唐代突厥语的“天”则音译为“登里”“腾里”，或作“腾吉里”。牛汝辰引徐文堪的观点认为：“这种同源异译的语言现象，清末学者文廷式早已察觉，他在《纯常子枝语》卷二八里作了如下论断：《汉书》匈奴称天曰‘撑犁’，今蒙古称天曰‘腾格里’，‘腾格里’即‘撑犁’之异译，此朔方语二千余年。……突厥语、蒙古语的täŋri或teŋiri，词根teŋ源出动词‘上升’‘飞翔’。本义为‘上升’的这个突厥古语词，转义为‘献牲’‘崇奉’‘尊敬’，因此，‘天’就不仅指上天，而且被赋予了神灵的意思。这个词的沿革反映了古代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天神崇拜观念。”

笔者以为，这个“天”已经是具有至上人格的天神。至于“析罗曼山”“折罗曼山”“时罗曼山”“祁连山”“贪汉山”“腾格里山”等音译天山之名，均出于古代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天或天神之词Tangri，此即为天命观中受命于天之人格神天，以及亚洲北部草原地带萨满崇拜中最高神“腾格里”的天。

中国古代哲学把天当作神，天能指命于人，决定人类命数。天命说早在商代已流行，少说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从古器物发掘中所见到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中，“受命于天”的刻辞不止一次出现。如大盂鼎铭文：“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这件鼎是西周早期的，推断是康王时期的，明确表达了天命观。

天命观的主要内容为：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者，是至上神；天的命令即“天命”，不可违抗。这样的天命观念，以至高无上、统辖万物的天为精神支柱，以“有命在天”的神学独断论为理论核心。

不仅仅夏商周三代的早期中国农作社会把天作为最高权力之所在，与之临近的北方阿尔泰语系各部族也同样奉天为至上神。即便今天，生活在中国北部草原地带的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满-通古斯语族等部族人群依然如此。

中国北方部族人群天崇拜最早见于史籍的，是秦汉之际匈奴人的天崇拜。匈奴自称像天一样广大，匈奴王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匈奴称天为“撑犁”（Tengri），《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姓挛鞮氏，单于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像天单于然也。”“撑犁”今译“腾格里”，即天。韩儒林先生指出：“‘甘教’所崇拜者为天，其字为Tengri，唐译‘腾里’‘登里’等等，实含天及天神二义。”郝苏民先生认为：Tengri所指的天，不是天本身，而是被神化了的天，是信奉萨满的蒙古人至高无上的神。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古扶余人“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高句丽人“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公元6世纪突厥兴起，《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突厥也有敬天拜日的传统，突厥文碑铭中，突厥人把上天和水土作为神圣的保护神而赞颂和敬奉。天命观在突厥统治者的政治生活中也有重要的作用，《阙特勤碑》及《毗伽可汗碑》一再说：“朕同天及天生突厥毗伽可汗”；“承上天之志，历数在躬，朕立为可汗”。提到骨咄禄重建后突厥政权时说道：“固天赋以力，吾父（骨咄禄）可汗之军有如狼，敌人有如羊。”突厥之天即Tengri，《突厥语大词典》tängri词条：tängri，天、上苍，尊者至上的天。

《辽史·礼志一》记载：“祭山仪，设天神、祇位于木叶山。”《金史·礼八》记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金史·礼一》南北郊记载：“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元史·祭祀志》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从清代文献档案《满文老档·太祖朝》《清太宗实录》中可见，从努尔哈赤立朝开始，举凡用事、用人、用兵，一概不离“天灵”“天兆”“天意”“天理”“天助”“天佑”“天命”。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大金国，俗称“后金”，建元即“天命”。乾隆朝更是颁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祭天成为满人的主要祭祀活动。

“古代中国的‘天’这一词，既用以称物质的‘天’，又用来称精神上的‘天’，古代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撑犁’或‘腾格里’也一样。”这里所说的精神上的天，即韩儒林先生所说的“天神”。何星亮先生说：“古代突厥人和蒙古人的‘腾格里’也一样，均为一词两义。……精神和物质的天混为一谈是毫不奇怪的，是很自然的。”笔者以为，“昆仑”词义的天与天山的天同样都是天命之山、通天之山的天。

中国文化的天命观形成于夏商时期，距今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如上所述，“昆仑”意为天，应该得名于古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天山”及其别名“析罗曼山”“折罗曼山”“时罗曼山”“祁连山”“贪汉山”“汗腾格里山”等或是意译或是音译，应该出现于先秦时期，也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天之词Tangri，即天命观受命于天之天。

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天命观思想，不但用来解释王朝的兴衰、国家改朝换代以及个人命运，还代表着中国古代先民对自然界和社会人生的集中观照和认识，并通过规范个体思维与行为的方式和谐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天人两者，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又从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外，为全世界其他文化所少有。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

综上所述，现今的昆仑山，秦汉时期存在两个名称——“西域南山”与“祁连山”，汉武帝钦定昆仑。“昆仑”“祁连”“撑犁”“腾格里”等名称无一例外，基本词义都是“天”，用于西域大山脉的命名，无非表达此地山脉之重要以及天崇拜的文化思想。中国北方部族有天（“腾格里”）崇拜，汉代就已经完成“奉天承运”和“天谴弗违”的从自然崇拜到哲学宗教思想体系的构建。无论从文化机理与核心内涵看，还是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人们都趋同于天命观。如此看来，“昆仑山”“天山”“祁连山”便同样蕴含天命观。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腾格里崇拜与天崇拜完全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是一样的天命信仰和天命观。“昆仑”“天山”的名称既表达了西域大山的重要性，也表明中国天命思想在西域上古的存在。正是这样的天命思想，造就了古代中国南北东西各地区普遍的天下认同，这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源。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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