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学者朱泽佩·科基雅拉（1904~1965），毕生致力于民族和民间习俗、文学创作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民间诗歌诸问题》（1939）、《传说的起源》（1940）、《意大利民间传统研究的历史》（1947）、《关于有道德的未开化者的神话》（1948）、《皮特雷，西西里及其民俗》（1951）、《意大利人民与文学》（1959）、《原始之永恒》（1961）、《民间诗歌的起源》（1966）。《欧洲民俗学史》（Storia del folklore in Europa），是他一部集大成之作，填补了世界民俗学领域一个很大的空白。

　　《欧洲民俗学史》意大利文版于1952年在意大利都灵首次出版，出版者为保罗·博林吉耶里（Paolo Boringhieri），收入“文化学术著作丛书”。1971年，该书第2版问世。朱·科基雅拉已于1965年去世，其友人朱泽佩·博诺莫（Giuseppe Bonomo）为此版撰写“前言”。《欧洲民俗学史》已有：俄译本ИсторияФолькристикивЕвропе，译者为A.别内季克托夫、M.基里洛娃，（莫斯科，Изд.ИностранноиˇЛитературы，1960年版）；匈牙利译本Az európai folklór története，译者为亚诺什·博拉日、拉斯洛·隆托伊（布达佩斯，“Gondolat”，1962年版）；波兰译本Dzieje folklorystyki w Europie，译者为沃伊切赫·耶凯尔（华沙，Pa n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1971年版）；英译本The History of Folklore in Europe，译者为约翰·N.麦克丹尼尔（费城，A Publication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80年版）。

　　《欧洲民俗学史》阐述了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确立以及其在欧洲诸国（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瑞士）之形成和发展，并扼要论述了诸多派别和学者的主要观点。

　　本书分为6编，每编又分为5章，共30章。前三编，即“新人文主义的渊源：对一些民族的探考”、“‘渊源’的探求。启蒙运动与前浪漫主义之间”、“浪漫主义时期的民间文化——维护民族尊严的政治工具和手段”，涉及民俗学（民间文化学）史前时期。

　　朱·科基维拉从传统文化角度，对17~19世纪在欧洲各地先后兴起的两大思潮（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作了阐述，着重介绍了意大利学者詹·维柯以及与之同时的约·弗·拉菲托和贝·德·丰特奈尔的学术成果。

　　约·弗·拉菲托曾在加拿大印第安人生活多年；他将印第安人的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加以对比。拉菲托和启蒙运动追随者丰特奈尔的方法论准则，开19世纪人种学的先河。

　　意大利学者詹·维柯，破天荒第一次创立了名副其实的神话哲学。一般来说，维柯的历史哲学，先于约·戈·封·赫尔德的许多观点以及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某些原理，对后世许多学者的观点（浪漫主义派的理论、英国人类学派的“遗传说”、历史学派的理论、迪尔凯姆的“集体概念”、莱维-布吕尔的前逻辑理论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所谓“启蒙运动”，旨在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本书用极大篇幅介绍和剖析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有关论述，对英国和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培根、霍布斯、洛克、莱布尼茨、沃尔夫、莱辛、赫尔德的理论和作用，亦有相应的释析。

　　这一时期席卷欧洲大陆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启蒙运动的土壤上兴起。弗·恩格斯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而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对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的反映。朱·科基雅拉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司各特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雨果、左拉等，意大利作家莱奥帕尔迪、曼佐尼等，俄罗斯作家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的有关作品和成果以及德国浪漫主义派和狂飙突进运动的学者和作家，作了介绍和剖析。

　　后三编，即“实证论时期的民间文化学。介于语文学与历史学之间”、“英国人类学派及其在民间传统之研究中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俗学”，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对民俗学本身的理论和学派以及一些毗邻学科的思潮进行探讨，并着重阐述了“神话学派”及其“星辰说”（马克斯·米勒）、承袭说代表人物的种种理论、英国人类学派及其后继者的理论（爱·泰勒的万物有灵论、乔·弗雷泽的法术说、安·兰格的学说、罗·马雷特的前万物有灵论等）、法国叙事诗研究者诸说，并叙述了意大利语文学者和民俗学者（埃·鲁比耶里、亚·丹孔纳、朱·皮特雷）的学术活动，介绍了“文化历史学派”以及梅嫩德斯·皮达尔等学者的著作。

　　朱·科基雅拉对俄国和苏联学者，亦给予关注，扼要介绍他们的学术活动和观点。

　　所谓“弗克洛尔”（英语Folklore），有时重在指“民间习俗”，有时重在指“民间文学艺术”，有时则统指“民间文化”。在西方，民间信仰和仪俗、古老的生活方式遗迹，直接纳入所谓“弗克洛尔”研究范畴；而这通常导致“弗克洛尔”（民俗、民间文化）与民族志之浑然难分。

　　朱·科基雅拉遵循这一传统，对原始文化及其遗存的研究之沿革，特别是对宗教意识的产生及其方式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

　　本书不仅对一些民族志学家（爱·泰勒、安·兰格、范热内普等）的学术活动，而且对一些宗教学家（乔·弗雷泽、埃·迪尔凯姆、弗·格雷布纳、威·施米特、罗·马雷特、索·雷纳克等）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探讨。这样一来，科基雅拉在探考民俗学（民间文化学）历史的同时，对原始精神文化之民族志学研究的历史势必亦有所阐述。朱·科基雅拉对这一学科历史中的众多现象有所论述，并汇集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资料。

　　所谓民俗学（民间文化学）的历史，在本书中呈现为引人入胜的人类思想史，科基雅拉对民俗学一般理论范畴的问题之形成极为关注，诸如：“弗克洛尔”中的原始性、人民性、集体的与个人的相互关系、民间诗歌与文学的相互关系等。

　　朱·科基雅拉基于进步的立场，对民间文艺作品的纯真的、深刻的人民性确信不疑，并极力主张将历史主义原则视为其方法论的至关重要的基石。据他看来，民俗学（民间文化学）不仅是较为年轻的人文学科之一，而且是“人文主义”的形态之一。

　　文艺复兴时期学术范畴的人文主义，对古希腊罗马风物探考予以关注。据朱·科基雅拉看来，人文主义思想后为新的资料——美洲部落和东方民族的民间文化及欧洲文明民族广大民众的活生生创作宝藏——所丰富。这些新的资料，不仅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而且成为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肥土沃壤。

　　朱·科基雅拉赞同马·高尔基的观点。他将民间文学视为永存的民间瑰宝以及作家文学之源。他并支持苏联学者尤·马·索科洛夫这样一种观点，即将民间文化不仅视为往昔的余响，而且视为“现今之轰鸣”。

　　朱·科基雅拉将人民性视为“弗克洛尔”异常重要的特征及“弗克洛尔”研究之核心概念，并将人民视为最伟大的精神瑰宝之创造者。

　　“弗克洛尔”（Folklore）这一术语，最先为英国学者威·汤姆斯引入学术领域。所谓Folklore，意指“人们头脑（智慧）所产生者”。

　　现代国际学术界对这一术语的理解，不尽相同。最为习见的是这样一种广义之说，即：它等同于民间传统、习俗、仪礼、观念、信仰、民间文学艺术等的总和。

　　据我国学者看来，“弗克洛尔”既包括种种民间习俗和观念，又包括民间文学艺术（诸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歌谣、民间戏曲、民间谚语等），统称之为“民间文化”。它又指对上述种种进行研究的学科，习惯地称之为“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或“民间文化学”。民间文学堪称文人文学的源泉；而文学又给民间文学以影响。这样一来，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民间文学中的个人本原和集体本原亘古有之，而且相互丰富。

　　在法国和英国，“弗克洛尔”（民俗学）是在两国已形成为统一的独立国家时发展起来的。而其时，德国尚处于割据状态。在德国，民族统一成为其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并非民间文化唤起民族勃兴，而是民族勃兴唤起对民间创作的关注。

　　在对民族进行表述时，科基雅拉赋予“弗克洛尔”（民间文化）异常重要的地位。科基雅拉经常使用意大利文Tragition，以表示“民间传统”、“民间流传之作”等。

　　在德国学术界，Volkskunde这一术语，多指民间之作和民族志；Völkskunde这一术语，则指一般民族志，特别是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所谓落后民族的民族志。至于所谓“民间之作”，又与“民族之作”“人民之作”相混同；既包括民间千古流传的歌谣、传说、故事，又包括表现民族精神以及民间创作格调之作。显然，19世纪初期德国浪漫主义者和哲学家们著作中的所谓德国的“民族精神”，带有彰明较著的民族主义性质。

　　朱·科基雅拉对现代民俗学（民间文化学）和民族志学的一些派别作了详尽的探讨，对一些派别的论述甚少（如法国社会学派），对另一些派别则全未涉及。他的这部著作中未述及功能学派（布·马利诺夫斯基等），未述及心理分析派别之种种形态（齐·弗洛伊德、卡·古·荣格、奥·兰克、F.里克林、沙·博杜安等），未述及20世纪的“历史学派”和“神话学派”的追随者以及20世纪的新神话主义（诸如乔·迪梅齐尔、Ch.奥特朗、埃·米罗、扬·德·弗里斯、F.R.S.拉格伦、G.R.莱维等的理论）。叶·莫·梅列金斯基的《神话的诗学》（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欧洲民俗学史》的延续和补充。总的来说，朱·科基雅拉的《欧洲民俗学史》，联系人文文化的发展，对民俗学之形成和发展的途程作了基本上正确的阐述，对许多重要思想派别和学者的积极范畴和消极范畴作了恰切的剖析，并提供了丰富的实际资料。

　　作者对民间文化、宗教、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社会发展、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以及“文明”“自然”“进步”等作了有益的阐释。时至今日，读来亦不无启迪。

　　引人入胜的课题和精辟的论述，纷至沓来，使人们犹如步入异彩纷呈的人类思想“博物馆”。

　　朱·科基雅拉的《欧洲民俗学史》问世至今，已有50余年。随着时光的流逝，它所涉及的欧洲思想发展史上那个群星争辉的时代，距离我们已十分遥远。抚今追昔，不禁对前辈思想家和学者的业绩赞叹不已！

　　朱·科基雅拉在本书“绪论”的最后不无感慨地写道：“出于对现今代表民俗学的人们那种锲而不舍的工作之尊重，我看本书以不写最后一章为宜。”如此广博浩繁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化，有待众多有志者为之倾注心血！

　　魏庆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