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文化研究中，尤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形象”特指一个民族或文化主体对自身之外的文化所做出的整体性想象和建构，它与一般文学理论的形象有较大区别，更为强调主体进行想象背后的文化动因，而非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法国学者巴柔认为，“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在历代表现贵州题材的竹枝词中，对贵州地理山川的想象和书写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受司马迁《史记》“夜郎自大”的定调以及柳宗元“黔驴技穷”铺陈的影响，交通闭塞、环境恶劣是诸多古代文献对贵州形象的固化描述，这在竹枝词中亦然。

一是交通闭塞，崇山峻岭阻断黔地的对外交往。从目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来看，以竹枝词描述贵州最早的诗人应该是黄庭坚。黄氏竹枝词是其贬谪黔州时所作的代言体《梦李白诵竹枝词三叠》。他释诗作之由来时说：“予既作竹枝词，夜宿哥罗驿，梦李白相见于山间，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叠，世传之，不予细忆，集中无有，请三诵’，乃得之。”诗人假托该词是梦中李白所授，共三首，诗云：“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马上胡儿那解听，琵琶应道不如归”、“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命轻人鲊翁头船，日瘦鬼门关外天。北人墯泪南人笑，青壁无梯闻杜鹃。”黄庭坚从中原贬谪黔州，内心郁积，这些诗句呈现了黔地偏僻，山势险峻，路途遥远的境况，表达了诗人期盼能尽快结束流放、早日回朝的愿景。虽然黄庭坚诗句里的黔中并不是今天的贵州，但也和贵州地理空间毗邻。除黄庭坚外，其弟黄大临也有描述黔地边远的诗句：“风黑马嘶驴瘦岭，日黄人度鬼门关。黔南去此无多远，想在夕阳猿啸间。”诗中的“黔南”是黔州之南之意，在古代文献里通常代指贵州。黄氏兄弟所作竹枝词，是江南文人对贵州地形地貌的直接想象，应多源于口传或书面所载，故与真实的贵州境况有着不小差距。

在唐宋以前，一旦被朝廷外放南方为官，或是判以流放之罚，都会给文人施以无形的心理压力。刚强如王阳明者，当进入贵州境内，也有“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的无助之叹。在他们眼里，去往黔地就恰似迈进鬼门关一般，可见西南地理山川给中原或江南文人留下的心理阴影。当然，在黄庭坚时代，贵州还虽未设置行省，但其广大地区已经基本纳入中原王朝的势力覆盖区，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特色。可在长期的渲染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固定模式，通过官方和民间的不断书写，流播到全国各地，并成为世人解释和想象贵州的“套话”，是贵州的一张负面名片。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竹枝词书写贵州的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贵州籍，有些人甚至从未涉足黔地，譬如上文提及的江西黄庭坚兄弟；有些诗人则是客居或仕宦贵州，他们当然要对这一片土地上的风土民情有所了解，以便于游览和施政。他们对贵州地理山川的描绘，虽有着亲身经历，但也大半是高山深谷，雾瘴锁江，位置偏远，民风彪悍的呈示，以表达他们来黔时落寞的心态，同时也凸显了自身文化的优越。如明崇祯年间任贵阳知府的浙江秀水人朱茂时在《黔中曲》中写道：“叠嶂曾无三尺平，盘江狭处铁桥横。短裙窄袖花蛮女，宛在秋千索上行。”对贵州地形地貌、民风民俗给予写实的描写；再如清人梁玉纯《黔中竹枝词》：“怪杀天无三日晴，怪杀地无三里平。天地无情非妾恨，恨郎隔夜便无情。”强化了贵州地理气象的恶劣；杨慎《播南吟》：“百折羊肠一径危，林深常见日光迟。三坡险处君须记，正是行人滴泪时”和毛贵铭《黔苗竹枝词百首》：“乌撒卫高飞鸟愁，桃花溪满渡无舟。草衣油脚佣工去，绝壁无梯猿掉头。”渲染黔地沟壑深广，堪比蜀道；颜嗣徽《牂牁竹枝词》:“云来瘴塞峰峰晦，云去瘴消峰峰对。南邻酒熟咂新醅，北舍缸成开菜。”委婉勾勒出贵州平地难觅、峰峦叠嶂之貌。可以说，这些诗作，重复并强化了贵州“地无三里平”的地缘空间、“天无三日晴”以及雾瘴蔓延的气象特质。当然，真实的贵州境况，却也是山川细密，较少平地，多河流溪谷，且水深难涉，只能利用铁索溜达或以绳通过，交通之艰，由此斑见。

贵州多雨雾瘴的气象条件，是竹枝词经常书写的对象，它是贵州形象的承载者。比如洪亮吉《贵阳元夕灯词》：“一旬强半雨连绵，不信黔南是漏天。骑马出门思镜听，沿街却喜说丰年”和《贵阳采莲曲》：“牂牁秋到雨如麻，盼得新晴露已毕。我自看红君听绿，参差一月赏名花”；张国华《全黔风俗竹枝词》：“欣见黄云积满田，秋深又忌雨绵绵。乞晴终有绿章奏，却恨无权补漏天”等诗作，凸显了贵州地缘气候的独特，刚刚才艳阳高照，瞬间却又云生雾起，虽然农田满眼望去是丰收的金黄，一旦连绵阴雨止不住，就会影响到农作物的歉收和百姓的生计。客居贵州的文人官员，利用竹枝词来书写贵州地理位置的偏远，民风的彪悍，虽然身处贵州大地，却难以在心理上亲近这一方水土。

二是表现贵州自然环境恶劣，民生多艰。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流行着“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且地处高原，自然生态环境差，文化教育滞后，原住民生活物质缺少，生计维艰。如徐霞客入黔的一段描写：“忽山雨大至，担夫停担，各牵笠蔽雨，余持伞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镖负弩，悬剑橐箭囊矢，自后奔突而至。两人趋余伞下，一人趋雇仆伞下，一人趋担夫笠下。皆勇壮凶狞，似避雨又似挟持，余甚恐。问余何往，余对以都匀。问余求烟，余对以不用。久之，雨不止而势少杀，余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余以为将同往而前者。乃余行而彼复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黔地山路十八弯，奇怪的衣装和饮食，无不透视着诡异和神秘，这让数千年儒家思想浸润下的中原和江南文人，很难想象这片土地上发生和存在的一切。这样一来，文人笔下的竹枝词，也就表现出别具一格的奇特况味。如齐周华《苗疆竹枝词》：“几许穷黎盼稻黄，辛勤半载未曾尝。火烘粒粒清清洁，都向蜂衙上税粮”；余上泗《蛮峒竹枝词》：“岩间背水趁腰肢，落叶山风面面吹。石路参差行步缓，衔梳鬃髻半边垂”；孔昭虔《乌蛮竹枝词》：“前山樵唱后山闻，树色溪声对岭分。相见坡头一相见，不知遥隔几重云”；陈熙晋《之溪棹歌》：“黄泥滩石最嶙峋，一雨维舟动浃旬。咫尺土城天样远，关头望断算缗人”；姚华《竹枝辞》：“黔道艰难过蜀道，巴人僰仆亦相怜。黎峨风土谁曾识？浪语传呼小四川”等。这些诗词，一方面描述了贵州地理环境的恶劣，民众生存的艰难，贵州居民要付出更为辛苦的劳动，才能获得起码的生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诗人写实的诗风，不仅仅是带给民众异域的审美感受，也希望冀此引起人们对黔地居民的悲悯和同情。

贵州属于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的“三不沿”地理位置，因此在历史上并未受到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大一统文化的辐射较晚，也未形成区域文化的核心，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商业不振，终年缺少日光照射，雨雾常年多发，农业生产费时费力且产量较低，原住民普遍贫穷且形成代际传递，这就使得贵州成为闭塞、落后的代名词，这些情形在文人竹枝词中更得到了艺术的夸张呈现，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贵州形象的整体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