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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事实无助于赫尔兹论述的生理学的部分，因此我将撇开这方面不谈，从另一方面展开我的论述。至多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人是右手者与赫尔兹给出的原因十分密切；中国人是强制性的右手者，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

然而中国的事例之所以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因为中国人虽然是右手者，但是他们尊贵的一侧却是左侧。赫尔兹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这一点，但他却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一复杂问题，而只是简单地认为，由于中华文化是一种农业文明，因此中国人是右手者的同时又以左为尊或许是农业技术造成的结果。

事实上，如果中国人的以左为尊（这种尊崇在任何场合都是受到限制的）有技术上的原因，这些原因或许更多的是军事技术方面的，而不是农业技术方面的。

中国的例子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在于它的有关右与左的神话学：较之右，人们更喜欢左，但是右并不总是不吉利的，同样左也并不总是吉利的。绝对的对立，也即赫尔兹所谓的两极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中国人赋予右与左的不同价值取决于不同环境，但它们之间总是具有可比性。这里不存在右与左哪个具有绝对优势的问题，而是一种交替的情况，这与中华文化和思想的许多特点不无关系。在中国的范畴中没有绝对的东西，从中寻找诸如存在与虚无这样的绝对对立将是徒劳的。时间和空间被视作一个不同领域的集合，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内容：这里只有相互关联而没有绝对的对立，以便正的指示或反的指示能够为人们所认识。没有绝对的强制，没有严格的禁忌，任何事情都是习俗使然，因为任何事情都只是适得其所而已。

右与左的问题必定与礼仪这个普遍的问题有关。在中国，礼仪既统治着宇宙结构学，又统治着生理学。它表达世界的结构——而这一结构与个体的结构没有什么不同。宇宙与个体的格局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因此对世界的解析能够解释右与左在优越性上的交替。

我将以最简单的事实开始我的论述。与右与左相关的意义是高度强制性的，它们充分体现在仪式中，这意味着它们是规则体系的一部分，借此，观念、手势、存在模式和行为等得以作用于人。

这些规则，或者说仪式态度，首先青睐于右侧——右手是人们进食用的手，只要孩子成长到能够自己去拿取食物，人们就会教他必须用右手吃饭，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支持赫尔兹的论述。在教育中，人们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旨在给予右侧以优越性。这种教育首先体现在与食物有关的行为中。中国人给予食指的称呼很好地强化了右手是吃饭用的手这一事实：食指不是用来指示东西的（那是危险和禁忌的行为），而是用它来作为与进食有关的器官，人们要想尝一种汤汁的味道，便用食指蘸一蘸，再用舌头吮这个指头。

但是接下来的事实则似乎与此相反。（我们处在礼仪的领域中，也就是说处在复杂的领域中）当孩子长大时，父母和长辈会教他们如何向别人表达问候。男孩与女孩在行礼的方式上是不同的。男孩鞠躬行礼时是用左手包住右手，他们隐藏起右手而显露左手；而女孩则相反，行礼致意时必须用右手包住左手。

这足以表明右与左构成了阴阳两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为阳，它专属于男性；右为阴，它专属于女性。阳与左即指男性；阴与右即指女性。

但是行礼的方式将我们引领到另一个新的谜团之中。在葬礼上，男人行礼的方式与平日里女性的行礼方式相同，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露出右手而不是左手，必须用右手覆盖左手来将它隐藏起来。这里之所以出现这种转换是因为左与吉相关联，而右与凶相关联。另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是露出肩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露出一侧肩膀。如果一个人将要受到惩罚，他通常是裸露右肩。而如果一个人将要去参加娱乐庆典，他通常是裸露左肩。同样，在其他许多类似的场合，左侧通常是吉利的一侧，而右侧则是不吉的一侧。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现代仪式。在这一点上，事情变得更为复杂。通常，给予的一方位于左侧，而接受的一方位于右侧。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法律习俗，当两个人订立契约时，他们通常是将一根棍子一分为二：左侧的一半由占据优势的一方，即债权人留存；右侧的一半由处于劣势的一方，即债务人留存。在这里，左侧再次成为优越的一侧。当给予的物品中包含有生命的东西时，这个仪式会相当复杂，通常人们会用实用的理由来解释它，尽管这些理由事实上根本站不住脚。移交羊、马、狗和战俘必须通过移交拴它们的绳索来实现（因为正是通过移交绳索才实现了所有权的转移）。当移交的物品是羊和马时，给予者必须用右手握绳索，（据说）是因为羊和马是温驯的动物。当移交的物品是狗时，因它有可能咬人，所以必须把右手腾出来，以便随时抵御，因此执绳索的手是左手。同样，据说当移交的物品是战俘时，也是如此，原因与上面的情况相同。但是很难相信人们所说的出于方便的动机是真实的原因。事实上，移交的战俘是左耳已被或即将被砍下的人。因此，这一仪式很可能是由某些特定的宗教观念控制下的复杂原因促成的。

关于右与左的礼仪的某些最重要的事实体现在盟誓仪式中。这种仪式行为有两种形式，其中一种是以握右手来结束（并以书写两只右手的图像为象征），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是右手占优势，人们可能以为它之所以占优势是因为它是吉利的一侧，但是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通过双方紧握右手而起的誓是婚誓和军事盟誓，它与冤仇化解后的和平盟誓相一致。正是出于化解冤仇的目的，这种盟誓需要歃血盟誓来结束，血液取自双方的右臂。而在第二种起誓中，则是左手占主导。例如神圣的盟誓，个人在法律的约束之中，并在上帝的面前起誓，他必须起血誓，而这血必须是从靠近牺牲的左耳的地方取。起誓者将血涂在嘴唇上，并用鼻子嗅它（有时不从牺牲的耳朵上取血，而让牺牲的鼻子流血）。这些事实之所以不同于握手起誓，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东西不是血，而是气息。通过借助牺牲的血为媒介，从牺牲身上取得的气息使立誓者的誓言有了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要（借助一把挂有铃铛的刀）来从最接近听觉器官的地方取血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优先考虑的当然是左耳。

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在起誓的问题上，当要求有手介入时，占优势的就是右；而当要求有耳朵的介入时，占优势的就是左。如果说中国人在对待双手（也包括双脚）时喜欢右侧，那么他们在对待双耳（也包括双眼）时则喜欢左侧。这是因为身体上部和下部在方向上是相反的，这其中的原因只有医生能够说得清楚。在中国，医生（仅仅拥有技术性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既要有古典知识，又要有一般性的科学知识，这一点在中国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为重要。医生的技艺主要建立在宇宙知识的原理之上，他们关于人体的知识就衍生于这种宇宙观。

宇宙就其结构而言与首领的乘舆或宫室并无二致，它由一个圆形的顶（指天）和一个方形的底（指地）构成。在天和地之间有一根或几根柱子相连接。当只有一根柱子时，这根唯一的柱子就代表首领自己；当有多根柱子（通常是四根）时，它们则代表大臣——国家的栋梁，或位于宇宙四角的四座山峰。在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关于共工的神话。共工是一个反叛的罪臣，他一怒之下连根拔起天地间的一根柱子，这根柱子或者是那根唯一的柱子，或者是四根柱子之一。共工怒触的不周山，是位于宇宙西北角的一座山，或者说柱子。他的这一行为造成的后果就是：天与地之间在西方再没有柱子相连，分别向相反的方向倾斜，天向西倾斜，地向东倾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星辰都是向西运行和为什么中国的所有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此外，这种天倾地斜的现象受到下滑现象的影响而变得更为复杂，使得天与地不再是完全上下对应的关系。

这一神话已经有了各种类似天文学的学术性解释。其中一个相当简单的解释就是该神话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解释，这个事实就是，作为宇宙中心的都城在夏至的时候日晷却仍旧有影子。而如果宇宙没有倾斜的话，在首领所在的地方——都城，在这时日晷是不会有影子的。

至于人体则是这样一种认识的结果。天失去了西方，而地则失去了东方。人的头顶是天，脚下是地。这样人体就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圆的）头代表天，（构成长方形的）两脚代表地（这就是长久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禁止在宫廷舞蹈中展示倒立的动作的原因，因为那样无疑是要将这个宇宙整个颠倒过来）。由于头代表天，因此与天一样，头也是在西方有缺陷；反之，由于人体的下部接近地，它与地一样在东方有缺陷。由于西方与右侧、东方与左侧之间是等同的，因此右眼一定不如左眼，左耳必定优于右耳，反之，在对待双脚和双手时，人们则必定喜欢位于右侧的脚和手。

不要以为所有这些是出于学究们幻想的简单发明。在这方面，医生们并没发明什么。这种观念是古代民俗的产物，并通过仪式代代相传。割掉战俘左耳的做法其实很意味深长。同样，用弓箭射杀敌人时，瞄准的也必然是左眼。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微观世界的结构依赖于宏观世界的结构。但是我们又该对宏观世界的结构作何解释呢？在这里，我说宏观世界的结构可以由相当复杂的社会结构来解释应当是没有异议的，正是由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产生出了右与左交替占优势的现象。

社会结构遵循两个重大原理：（1）由性别的分类所支配的对立，这种对立通过阴和阳的对立来体现。（2）由社会的等级组织产生出来的对立，这种对立与上尊与下卑的对立相一致。因此产生了两组对立：阴与阳的对立、上与下的对立——它们各自都是一个循环的类型，并表现为一种交替的形式。右与左的对立（也包括诸如前与后之类的对立）又与这两组对立融合在一起。

让我们先从上与下，也即尊与卑的对比开始。关于宇宙和世界的想象是依照君主召见他的臣属时的仪式形成的。君主在接见臣属时，通常是背北朝南站在一个高台上，面向阳光，也即阳；臣属们则面向北方，也即向阴跪拜，并且他们必须以头叩地，而不是仰头向天。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等同物：上等同于天，也等同于阳，因为当君主面南而立时，他的身上充分接受到阳光的照耀，他因此就与阳这个发光源泉的属性相同。同理，人体的前胸也是阳。反之，下等同于地，地等同于阴，阴等同于后，后等同于人体的后背。

所有这些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神话，这个神话是建立在中国神话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即天地交合的主题之上。天、阳和男性的共性是用前胸去覆盖、拥抱和按压；相反，地、阴和女性则是以背示人，并用背负重。这里我要提到中国人视地为母，视天为父，母亲给予血液，父亲给予气息。因此在中医里有一系列重要的等同物：阳等同于胸，胸膛里面的心脏是主导气息的器官。因此医生知道心脏是个单一的重要器官，阳则等同于奇数。相反，背是阴：它与血液相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所有体液相联系，与背相对应的重要器官则是肾。肾由两个器官构成（偶=两个），它还与跳舞和双脚相联系，而双脚又是用来与地相接触的。

在其他情形下，阴和阳的交合不止一种形式（而这幸而又使得医生们可以采用大量其他有用的等同物来对疾病做出诊断）。在一本非常著名的医书中就认为，通过一种位置的转换，心脏移向后背，因为心脏不再在胸膛，所以尽管它并不成双，它却转变为阴，而后背也由此转变为阳。

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基本的对立，即上与下、君与臣的对立，君主与南相连，大臣与北相连。我们会注意到面南背北而立的君主在南的影响之下，而面北背南而跪的大臣则在北的影响之下。

另一个对立就是男与女的对立。男子占据西方，即面朝日出的方向，因此尽管他们的位置在西方，他们却等同于东方。相反，女子占据东方，却等同于日落的西方。这一事实在礼仪中产生了很多混乱，平添了许多困难。君主面南而立，他的左侧是东方，由此东方等同于左侧，西方等同于右侧。这两组对立物是永远有效的。君主的行为并不仅仅限于在高台之上接受觐见，他还是一个弓箭手（它在中国是君主的称号），借由这个称号，他成为神话中的太阳，特别是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因此，他虽然面朝南方，他却是一个与东方相连的人。相反，大臣则与之相反，他们面朝北方，因此也就是与西方相连的人。由此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联，即东与南（阳）、西与北（阴）的关联。

君主是一个弓箭手，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是借助马车。这样，与军事技术相关的事实便成为关键。当君主坐在他的马车中时，朝向的方向必须是南方，他的军队在行进中的阵营也必须始终朝向南方，这在操作上并不难，所需做的仅是让队首的人执一面红旗，因为红色等同于太阳。由于君主始终朝向红旗的方向行进，因此不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左侧都是东方。在所有的宗教性图解中，北方总是被置于底端，而南方则被置于上端，以便使西方在右侧、东方在左侧。

君主作为弓箭手并不亲自驾驭他的马车。在中国式的马车中，通常乘坐三个人：驾车的人，他自然坐在马车的中间。他的两侧是两位同伴，即作为马车的首领的弓箭手与作为君主的大臣和辅佐者的执矛手。由于执矛手是右手者，他必须用右手执矛，因此他只有坐在马车的右侧才能发挥他的作用。这样，留给君主的位置只有马车左侧的位子了，于是左侧成为君主的位置，并因此成为尊贵的位置。所有这些事实对于右与左的观念体系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君主接见大臣时，他的满朝文武都面对着他。大臣们在朝堂上的队列布局标志着空间上的不同区域。在大臣们中间，有三位是君主的化身，他们被称为三公（Three Dukes），他们三位分别代表着君主的左侧、右侧和中心。三公的使命就是代替君主，尽管他们是大臣，他们却可以像君主本人那样给自己定位：他们面朝南方，这样左公就是三公之长。左公执掌东方，即世界的左侧，因此他也就是三公中最尊贵的一个。

但是大臣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处在与君主相对的位置，他们事实上必须面朝北方。由于君主的左侧是东方，并且由于左侧是尊贵的一侧，因此对于面朝君主的大臣们来说，东方是尊贵的方向。因为他们中最尊贵的必定是站在右侧的，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转换。

大臣们并不总是待在朝堂上，他们也出行。但是当行走在路上时，他们也并不能丢弃他们作为臣属的身份：当君主始终面朝南方行走时，大臣们始终面朝北方。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尊贵的方向仍旧是右侧和西方。我们可以看到，礼仪已经巧妙地将分类的两个基本公式——位卑者处于南方而面向北方，男人处于西方而面向东方结合在一起。大臣们处于道路的西（右）侧，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东方的影响力之下行进。道路的东（左）侧则是专门供女性行走的，这样，她们接受到的就是西方的影响力。

大臣们回到自己家中，则拥有了像君主一样的地位，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当他们回到自己家中像君主一样落座的话，则一切都变了。面南而坐的男主人的位置位于东侧，即左侧；而女主人的位置则在西侧，即右侧。

所有这些产生了重要的结果：例如，被确定要继承王位的太子的宫殿必须建于东方，而王妃的宫殿则必须建于西方——中国人更愿意称之为“千秋宫”，因为正如东方是春一样，西方是秋。

在这里，我们看到礼仪领域的一个新的拓展：它已经成功地将女性与秋天即与收获相联系，而将男性与春天即与人们在一年之始的任务相联系。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更为复杂的联系：女性可以使庄稼生长，荡秋千这一游戏的寓意也在于此。秋千和秋天（收获）是等同的，“千秋宫”、“秋千宫”和王妃——三者也是等同的。

现在再让我们转到夜晩就寝的仪式上去。在自己的家中，丈夫是东方，当夜晩就寝时，他仍旧在东侧；他的妻子属于西方，夜间就寝时她就在西侧。但是丈夫必须变换位置，因为他是东升西落的太阳，他的寝席仍然在他妻子的寝席东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人们躺下时，身体不得不与地相接触，这时的情形与人在站立时从上部接受到来自上苍的影响时的情形完全不同。在夜晩，采取一种凶礼的类型才合适，因为直接躺在地上睡觉的姿态与死人的姿态相类似，这就要求人们必须采取若干戒备手段。当夫妻二人躺下时，他们必须头朝北方，而不能脚朝北方。因为只有死人才那样，他们的脚必须直接朝向位于村庄和城镇北方的墓地。一个人如果头朝南脚朝北的睡觉无异于打算自杀。因此在夜晩就寝时，必须头朝北、脚朝南。女子在西，占据左侧；男子在东，占据右侧。就在礼仪上的优越性而言，右与左是处在不断的交替变化之中。

宇宙的结构并不能解释关于右与左的礼仪事实，宇宙的结构和形态有赖于社会结构。宇宙还具有生理活动，其基本法则就是循环原理，即阴和阳有节奏地周期性的循环。因此礼仪的原理就是体现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在结构上的同一性，同时将宇宙的生理变化考虑在内。宇宙的生理变化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时代和世界秩序，也即文明秩序的变化。历史上有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有阴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每一次阴阳交替的时候，礼仪原则都会彻底改变，先前右占主导的地方，之后会由左来主导，反之亦然。

因此，我们发现，在中国，左手者并没有像在其他文化中那样遭受不信任或憎恶的不公待遇，左手者与右手者的地位是相同的。更确切地说，在中国，既有适合左手者的时代，或者说宇宙生理阶段；也有适合右手者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有若干具有启发意义的神话：太阳的家族通常有六个成员，他们出生时有三个出现在左侧，三个出现在右侧，那些从母亲身体右侧出生的太阳全部是右手者，那些从母亲身体左侧出生的则全部是左手者。这个神话必须从最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说英雄是右手者或左手者，就是说他是半身不遂的。他只有身体左侧或右侧是可以活动的，他应该是一个左侧或右侧神灵。

礼仪规则以一种严密的精确性发挥其功能，下面试举几例。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是禹帝，他是一个以地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君主。从这一事实历史学家们得以推测出禹这位夏王朝的缔造者的所有身体特征，包括他出生时的所有细节。禹从他母亲的后背出生，因为背属阴，地也属阴。他靠土地的活力进行统治，因此他有一双非常大的脚，并且是右手者。当他行走时，总是拖着左腿而只用右腿迈步。

汤作为胜利者成为继夏王朝之后的（殷）商朝的建立者，汤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一轮旭日：他以天的名义进行统治，因此他非常高，向天空上方伸展。他从他母亲的胸部出生，而胸部属阳，他只用一双非常小的脚与地相接触。他是个彻底的左侧者，走路时总是左脚在前。不论是右手者禹还是左手者汤都是半身不遂的，他们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献身的对象不同：他们一个献身给了天，一个献身给了地；一个献身给了雨神，一个献身给了旱神。

这些观念既主导着神话学也主导着历史学——因为我称之为神话学的内容却被当代的相当多学者视为历史学事实。但是对神话学或历史学来说是正确的内容，对医学来说也同样正确，这里要说明的是婴儿出生的方式。受孕的原理对应着代表正北、午夜和冬至的点，不论男女都来自这一点，并从这一点出发，男子（阳）向左，女子向右。男子30而婚，女子20而嫁。在十二地支图表上，从子 （tseu）（孩子、午夜、十二地支之始）开始向左数30下，就是巳（sseu），而向右数20下也是巳：男子和女子在巳这一点，在各自分别是30岁和20岁的年龄相遇，巳代表着萌芽，它是适合于真正的怀孕的点。因此不论男孩和女孩都生于巳这一点。

如果是男孩，他会继续向左，因为他必须在10个月后（中国人将胚胎的第一个月也计算在内），也即到寅（yin）这一点时出生；女孩出生（她的情况是向右）则是在申（chen）这一点。在十二地支图表上申和寅对应的十进位数字分别是7和8。女子一生中的经历无一不与7相关：女孩7个月长牙；7岁换乳牙；14岁及笄；49岁绝经。男子则与8有着不解之缘：男孩8个月长牙；8岁换乳牙；16岁到青春期；64岁丧失性能力。这同样也不是医生们学究式的发明创造，而是暗含于许多远古的仪式和流传久远的民俗中。我们已经知道向右走的是女性，向左走的是男性。在中国，如果有人请求医生预测一个尚在母腹中的胎儿的性别时，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予回答。他们所需做的就是看胎儿是在母亲肚子的左侧还是右侧。如果它在左侧，它就是个女孩。当一个胎儿朝母腹右侧移动时，本应在左侧的胎儿就应当向左侧移动。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礼仪主题，主人会到庭院门口处迎接客人，并循着一东一西两组台阶将他引到客厅去。主人必须走东侧台阶。在接见客人时要面朝北方立于门的右侧，之后主人前行，仍旧面朝北方向右转向东侧的台阶。客人则立在门的左侧，向左走西侧台阶。我们尚无有关主客二人走在庭院中时脚步是如何迈进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上东西两侧的台阶的：走在左侧的客人必须用左脚迈步上台阶，右脚只是跟随；走在右侧的主人则是始终用右脚迈步。而当送别客人时，主客的位置互换（二 人都面朝南方）：主人走在东（左）侧，用左脚迈步；客人走在右（西）侧，用右脚迈步。

在循环的十二地支图表上，左旋的过程对应着时间和干支的顺序，对应着日出日落的过程，中国人称之为顺时针；反之，右旋的过程与日出日落的过程相反，中国人称之为逆时针，逆时针是与巫师相适应的顺序。夏王朝的缔造者禹帝，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右侧者，是巫师们的守护神。他的步法至今还被巫师们表现在舞蹈中，其表现就是用右脚前行，移动身体时右侧身体始终在前。

正如大家看到的，左与右之间在优越性上是交替的，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右手是人们更常用的手这一事实。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左侧才更胜一筹，这一点在众多重要的礼仪规则中都有所表现。

这其中的一个规则尤其具有意义。当一个继承人降生并被给予一种个性时（这就必须保证气息和血脉两个灵魂结合在一起），人们会以他父亲的名义欢迎他。通常这件事是由他父亲的两个重要臣仆——他的厨师长和首席乐师来完成的。厨师长站在右侧，这与人们用右手吃饭的事实相一致，同时也可能与右手是与血相关联的手有关。首席乐师则站在尊贵的一侧一左侧，这主要与阳、天空和气息属于左侧的事实有关。

当军队从战场上凯旋时，通常会举行庆祝仪式，获得胜利的将军一手持长笛，一手持战斧统领着队伍（战俘的左耳就是在这时被割下的），战斧拿在将军的右手，长笛拿在他的左手。军事战争在人们看来是凶险的事件，因而右手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但庆功会则是一个和平的庆祝仪式，在这种场合左手占优势。右手在此时是一只辅助性的手，它是一只用来执行动作的手，它也是用来杀死敌人的战士的手。但是赢得战争的并不是战士（他通常位于战车的右侧），而是位于战车左侧的君主。君主用他的气息鼓舞了整个战斗，而战士只是在战场上流血而已。尊贵的位置与那只不执行动作的左手相对应，而不是与被交付了低级任务并执行它们的右手相对应。

“左”与“右”两个汉字都是以表示手的图形为基础构成的，此外它们还具有一个附加的意义“右”在以前还是一个指示圆形的符号。这一点又引发了另两个观念：右手是联系嘴和食物的手，也是掌握圆规等圆的东西的手；而相反，“左”则是一个指示方形的符号。在中国有一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浮雕，它虽然成于公元前2世纪，但其雕刻的内容显然取材于更为古老的神话传说。这个浮雕反映的两位人物是人类的始祖，他们是最早的一对夫妻，就是伏羲和女蜗，二人本是兄妹，后来结成夫妻，因此他们既是交合的又是乱伦的。他们两人身体的下部交织在一起，但是女蜗在右侧，右手拿着一个用来画圆的规；伏羲在左侧，左手拿着一个用来画方形的矩。

对于右与左在优越性上规律性的交替，可以借助天地交合的观念来理解。矩是巫师的象征，同时“矩” 一词还有“艺术”，特别是“音乐艺术”（仍与左相连）的含义。所有艺术，特别是巫术，都是在矩的刺激下产生的。伏羲作为最早的家户的户主以及婚姻的肇始者（“规矩” 一词即指正当的性行为），以矩作为他的象征，是因为他被人们视作占卜的发明者和第一位巫师。在古代汉语中有一个词既指示男巫也指示女巫，但仍旧有一个专门的词来指示男巫。词源学家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有必要存在一个专门的词来指示兼具阴和阳两种特质的巫师。而君主，同时也是吸收了阴的特质而兼具阴阳两种特质的术士。

这个主题同样也与中国人关于奇与偶的理论相一致。奇数属阳，它是奇和偶、阴和阳的综合。同样，巫师由于知道如何去实施天地交合，因此他是阴阳同体的，在必要的时候他也可以作为一个女人（性别的变换是很平常的）。此外，当巫师手持画方形的矩时，他也控制着圆（中国的几何学家认为圆形是由方形产生的），圆形指天，方形指地。拿在巫师左手中的作为其象征的矩，促成了阴的产生，但是这被认为是隐藏的和产生了阳。特质变化的主题总是与天地交合的主题相联系。

因此如同作为巫术的象征的矩具有优越性一样，左也具有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仅仅是偶然的。如同圆从方中来一样，作为一个彻底的转变的结果，左也产生于右；如同男巫可以转变为女巫一样，左也可以转变为右。在右与左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的交替性的优越性，二者之间在谁占主导性这一问题上并不是固定的，也即右与左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

同右与左的神话学相关的事实组合，产生了中国建立在宇宙即人体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所有这些，也即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的形态学和生理学，构成了礼仪的领域。

在中国，你不会发现绝对的对立：左撇子不是罪恶的人，同样，右手者也不是。大量的礼仪规则显示，右与左是交替占优势的。时空的不同决定了中国人在右与左之间的选择上的细微差别，但是这种选择取决于一个非常清晰的表象系统。

这里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是有关餐桌礼仪的。鱼在餐桌上应该如何摆放？这取决于鱼是新鲜的还是干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情形刚好相反。如果是干鱼，要鱼头对着客人；如果是鲜鱼，则要鱼尾对着客人。同时还不止这些，还要将季节的因素也考虑在内。在夏季，要鱼腹朝左；而在冬季， 则要鱼腹朝右。原因就在于：冬季属阴，阴对应着下，而鱼腹恰是鱼的下部，因此鱼腹属阴。冬季阴盛，鱼腹应该是鱼身上得到滋养最多、味道最肥美的部分。冬季时，鱼在餐桌上要鱼腹朝右摆放，是因为用右手进餐的人们总是从鱼身上最好吃的部分下箸，因此最美味的部分要朝向右侧。而夏季阳盛，因此情形刚好相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礼仪规则是多么详尽。右或左的优越性完全取决于具体的事件，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环境。我之所以能够将上述餐桌礼仪解释清楚，得益于我看到的一个很有才华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作者所作的分析，仅仅靠想象的理由来解释这些礼仪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要强调的结论是，当事关礼仪，即象征体系的问题时，任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的解释都是危险的。只有一种解释是有效的，那就是结合这种礼仪的实践和产生这种礼仪的象征体系的具体知识所作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