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等教育视野中的非遗，除了通过训练文化工作者来有效、合乎伦理地制定文化保护策略外，还可以通过课程和教学延伸对传统艺术和文化的指导。梳理非洲南部赞比亚、马拉维和美国的非遗教育状况可知，必须挑战与非遗有关的现有定义和学科结构，以消除在体制结构、课程体系以及学生或教授的准入门槛中深藏的殖民遗风。

关键词：非遗界定；非遗教育；非遗训练

一、马拉维和赞比亚高等教育中的非遗

（一）马拉维和赞比亚语境中的“非遗”定义

马拉维和赞比亚是位于非洲南部的国家，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关于艺术和文化的教育系统和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殖民权力。可以说，这两个国家的大学均复制了英国大学的结构和学科体系，而非基于其本土的认识论。更进一步说，两国都是通过对欧洲意识形态和文化范畴的整合，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和文化的等级体系。比如只有欧洲的艺术形式才被视为“艺术”（我称之为“精英艺术”），而在被殖民之前或与欧洲无关的本土文化实践，则被视为“手工艺”或“民间艺术”，后来就被统统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界定的非遗。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马拉维和赞比亚人通常所说的非遗只与“非洲的”文化相关，诸如传统舞蹈、陶器、故事讲述和本土饮食文化等，而与欧洲文化无关。导致非洲与欧洲文化之间二元对立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我在这里仅指出以下三点：

第一，使欧洲艺术和文化享有特权地位，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它为欧洲和其他国家对非洲人民及其文化产品的持续的偏见和剥削，提供了正当理由。

第二，价值的差异具有金钱方面的意味：那些从事欧洲审美媒介的工作能赚到更多的钱，而且他们作为艺术家的价值也比将创造力根植于本土艺术和文化的人要高。

第三，对于欧洲文化和非洲文化的严格区分，忽视了众所周知的一种文化常识：文化总是在变化的。当多个族群的人们相聚在一起时，新文化形式就会出现，文化融合就会发生。因此，赞比亚和马拉维的许多当代文化既不是“欧洲的”，也不是“本土的”，而是两者的某种结合。

尽管这些“新的”或“混合的”文化形式，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关联度更高也更为重要，但它们并不在非遗的范围之内，因为它们不符合“本真性”标准的霸道界定。诸如基督教合唱音乐、街头绘画或是当代婚礼等，都被认为太过于“欧洲化”，以至于无法称为非遗，尽管它们是两国民众当下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非遗。

（二）非遗教学：如何从事非遗

把“艺术”界定为与非遗相对，对于大学如何构建其课程体系和学位项目是有很大影响的。在赞比亚和马拉维，视觉与表演艺术系倾向于教授欧洲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和西方音乐；文学系有时会教授创意写作，如诗歌、简短的故事和长篇小说等等，这些也都是欧洲的口头艺术形式。而本土艺术形式则被定义为非遗而不是艺术，通常不会进入大学课堂，除非一些马拉维和赞比亚艺术家将非洲的习语整合到他们的作品中。然而，这些艺术形式本身也大多是欧洲的。

因此，大学里的艺术和文化教学实践使得这些欧洲文化享有特权：西方／精英艺术、文学、音乐。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中对于如何从事非遗是没有什么相关指导的。

（三） 赞比亚和马拉维社会语境中的非遗教学

美国和欧洲的大学通常也不教授如何从事非遗。如果我们将非遗理解为社区语境中的传统艺术形式，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在自己的社区中，通过非正式的、传统的传承过程而学习如何从事非遗，而不是在正式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大学是进行有关非遗的研究和指导的地方。

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里，非遗通常属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或民族音乐学系的关注范围。在这些学科中，学生学习什么是非遗，如何分析非遗，以及非遗如何融入社会生活。在一些学校，他们还讲授怎样记录非遗，怎样为非遗的建档准备材料，如何在档案馆工作，怎样编排非遗项目，例如训练如何组织博物馆展览、节日管理、数字化讲故事，或者网页设计等等。

不幸的是，在很多非洲大学中，特别是在赞比亚和马拉维，关于非遗的教学很少见。由于人类学的历史是欧洲人对“他者”的研究，所以许多非洲大学并没有人类学，民俗学，民族音乐学或相关的课程，因为这些课程聚焦的是本土艺术和文化，而不是欧洲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和相关领域，通常的做法是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到非洲国家去研究当地的非遗，然后成为书写非洲艺术和文化的专家。不幸的是，这种殖民体系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非洲国家内部很少有类似学位项目训练本国公民，让他们学习和编排自己的文化形式。

除了缺乏关于非洲文化的课程，赞比亚和马拉维的大学里也没有训练学生如何在艺术和文化部门进行工作的课程和学位项目，如何将当代文化进行记录、采访、建档的相关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缺乏的。

此外，涉及文化工作的理论问题的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缺失的。例如，几乎没有课程讨论如下问题：当非遗被支配、被商品化或被再现给他者时，究竟会发生什么？

一个研究非遗的学者，往往是在美国上一门关于非洲民俗、音乐或其他类型的非洲非遗的课程，而不是在马拉维或赞比亚，尽管也有一些例外。而且，为了获得在文化部门工作技能的实操性训练，大多数马拉维人和赞比亚人都要出国学习，在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赞比亚大学新开设的个非遗项目。在过去几年里，赞比亚大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成立了一个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由于该大学或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所以他们正努力用有限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来建设这个系。我衷心希望这个新建立的系，能够有助于满足这个国家和地区的需求。

（四）非遗如何界定以及非遗在大学中不受重视，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地研究者和指导人员普遍缺乏对文化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专业知识。马拉维和赞比亚的学生通过现有的课程体系学习到：欧洲艺术和文化比他们自己的文化更有价值。因此，他们的课程强化了欧洲文化优于非洲文化的殖民思想。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明确指出，与西方帝国主义紧密相关的“全球化”，是使得地方文化实践处于危险境地而需要“被保护”的最大因素之一。在强化欧洲文化优越性观念的国家中，大学也潜在地阻碍着毕业生继续去实践，或者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来说，去“保护”他们自己的非遗。自相矛盾的是，为了在文化部门中工作和学习而接受训练的人却不得不出国，通常是前往曾经对本土文化的可持续性造成最负面影响的前殖民国家。

大学没有培养他们的学生学习自己的文化，这使得不平等的制度长期存在。在这种制度下，当地非遗大部分的“专家”仍然是外国的人。研究赞比亚和马拉维非遗的美国和欧洲人类学者、民族音乐学者和民俗学者，远多于这些国家的本国学者。虽然外国人（我也是其中之一）的学术成果是有价值的，但是来自赞比亚和马拉维的文化群体的人们，在学术领域却不被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文化形式的专家，这是很有问题的。

高等教育中文化教育的缺失，对两个国家中大学之外的文化部门产生了很大影响。马拉维和赞比亚的文化部门－政府的文化部、博物馆、档案馆、国家和地方各级文化办事处、音乐产业、出版行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办事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没有接受或仅接受到有限的关于如何批判性地理解和阐释文化的教育。而且就其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在记录和促进文化发展或文化创业方面的实践策略所受的训练都很有限。

许多在低级别文化机构工作的人都没有接受过文化方面的训练；许多供职于中级文化机构的人本来是被训练成教师的。而在最高层，有的人拥有国外大学的学位，有的人在国内或邻国上过短期的研习班，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在资助该地区非遗管理的研习班。这些短期的研习班提供了有价值的培训，但它们无法与硕士或博士的学位教育相提并论。

受限的资历会导致受限的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无法有效地进行文化保护。策划简单的项目也往往对非遗所属的社区没有多大帮助。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因为公约强调地方社区应是保护的发起者和成果的主要受益者。

二、非遗和美国大学

我现在将注意力转向美国大学中的非遗，提供一个简短的概述。

（一）非遗在美国的界定

美国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的缔约国，而“非遗”这个术语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来的。尽管这个术语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许多美国学者也在进行非遗研究，并为非遗的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但这个术语在美国并不常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在世界各国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因为它促使一些政府认识到非遗的价值，也因此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促进和保护非遗。相比之下，公约在美国没有任何影响。

在美国，我们在大学里和大学之外的文化部门（我们称为“公共部门”）用“民俗”和“民间生活”两个术语来指涉非遗。我的研究聚焦于高等教育中的“民俗”和“民间生活”。美国对民俗和民间生活的定义是复杂而令人困惑的：民俗和民间生活指的是与社区相关的文化实践、知识和信仰，以非正式和非官方的途径传播，并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相区别。

我们在大学里所认为的民俗，与公共部门所认为的民俗并不一致，尽管也有部分重叠。在大学中，“民俗”这一术语是模糊不清的，包括范围广泛的表达性文化，这些文化具有类似的模糊特征，一些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界定的非遗，另一些则不符合。学院派民俗学者研究和教授的诸如基于社区的故事讲述、音乐、制陶，以及拼布被子，所有这些都符合非遗的定义。然而，我们也研究和教授诸如纹身，模因（基因），抖音，同人小说，以及大学兄弟会和姐妹会的仪式，这些可能就不属于非遗保护的项目。

供职于公共部门的美国民俗学者，通常会在政府的艺术或遗产机构或者非营利组织工作。相比于学院派学者，公共民俗学者们的工作更能与非遗保护的使命产生共鸣。公共民俗学者经常对传统艺术家进行调查，记录传统艺术，为艺术家展示他们的艺术提供机会，管理节日活动等等。公共部门各种组织机构的任务，通常是保护和提高传统艺术及艺术家的可见度。因此，他们对民俗和民间生活的定义往往更为狭义，并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公约更为一致。

（二）非遗教学：如何在美国从事非遗

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如果我们按照定义把非遗定义为存在于机构之外的那些文化形式，那么它是不应该在教育体制中被教授的。如果我们在大学教传统舞蹈，它就会从其文化语境中被剥离出来，丧失其“本真性”。因此，在美国学习艺术实践的学生，会学习绘画、芭蕾舞或演奏音乐会上表演的小提琴－这些都被视为精英艺术的形式。然而，学生们不会从教授那里学习怎样制作陶罐，设计万圣节服饰，或讲一个好的传说－－所有这些都是非遗的例子。

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次会议上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大学里教授如何从事非遗是否有成效，并有助于文化的可持续性。我认为，这种讨论很有趣也很有价值。

（三）美国与非遗相关的教学

与我所讨论的非洲背景一样，美国的各种学科也起源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当代各个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世纪诞生之初的分工界定。关于前殖民地国家和美国境内特定人群的非遗的研究和教学，在历史上一直是人类学家的事。这门学科从诞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民俗就一直与较为贫穷的、位于农村地区的或新近移民到美国的社区相关。美国中上层白人的文化实践被视为是优越的，并不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们认为所有人都拥有非遗，而不论其阶层、地区、种族、国籍等。

当前的美国民俗学学位项目，训练学生如何理解非遗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记录并阐释非遗。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民间”和民俗的低估，以及政府对其缺乏兴趣，导致这一学科领域非常小，大多数大学未开设民俗学专业。许多大学仅通过英语、人类学或美国研究等其他系，来提供很少的民俗学课程。如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系，是美国目前唯一提供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系。有许多学校的民俗学学位项目提供硕士学位，也有其他一些学位项目通过跨学科或与其他学科合作的方式培养民俗学博士。例如俄勒冈大学，就在其英语和人类学博士项目中开设了民俗学方向。

在美国为数不多的民俗学专业中，过去10年的趋势是发展与公共部门管理有关的项目。肯塔基大学民俗研究和人类学系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进入公共部门工作，最近俄勒冈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古彻学院和乔治梅森大学，也提供了将理论课程、实践课程和实习体验相结合的训练。这一发展趋势，对于为学生提供在公共部门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和方法的训练很重要。公共部门的训练，让学生既具有民俗研究的学术训练，又获得实践技能，例如教学生如何进行田野作业，使用视听技术进行记录，撰写资金申请书，学习视频编辑、展览设计和节日策划等等。

（四）美国对非遗的界定和缺乏训练的影响

在美国，种族和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和冲突的态势。关于非遗的研究强调所有民族以及所有文化社区中的艺术和文化的价值，因此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任何一个文化社区来说，拥有自豪感和归属感是很重要的。

在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人们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缺乏系统的科系来研究和承认所有族群的合法性和价值，也就意味着群体之间会存在大量的误解、偏见和冲突。在美国，传统艺术的价值并没有得到重视。那些从事传统艺术的人，大多在机构之外维持着他们的艺术，没有获得与那些被认定为“艺术家”的人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后者一般都受过正规的训练，在媒体和美学体制中工作，被认为是值得拥有金钱和声望的。这种对非遗价值的漠视，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在此我只讨论如下四种:

（1）由于很少有大学开设民俗学专业，美国大多数文化工作者和艺术组织都聚焦于精英艺术，造成了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来推动和保护非遗

（2）传统艺术家往往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来养家糊口，努力为从事自己的艺术谋求时间和资源，因而减少了从事文化保护的机会。

（3）精英艺术与传统艺术在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别，意味着大多数从事传统艺术的专业人士收人不足，而且得不到认可。

（4）由于阶级和民间艺术的交叉，美国社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大多数上过大学并受过文化部门工作训练的人都是白人和中产阶层，经常与不同于自己的族裔和阶级的人群一起工作。

这一现实状况，导致了一种制度的长期存在：白人中产阶层更有可能成为记录和编排边缘族群的传统艺术的专业人士，这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和阶级等级化的长期存在。

三、余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公约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主要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知道，非遗处于生活的多重面向的核心，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卫生、教育、农业、渔业、科学知识等。正因为非遗对于生活如此关键，因而非遗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学里开设专业来训练人们如何批判性地思考非遗也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我在两个具有不同的地理、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案例所强调的那样，我们需要挑战现存的定义和学科结构，以消除在体制结构，课程体系以及学生或教授的准入门槛中深藏的殖民遗风。

在美国、赞比亚、马拉维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大学中融入更多、更好的非遗课程和专业，将有助于提升非遗的价值，并使人们认识到非遗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提高对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培训的质量和数量，以使他们理解文化的复杂性，并在优先考虑文化从业者利益的条件下，掌握完成其所属组织使命的有效工具。就读于大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必须既学习关于文化的理论与学术思想，又学习如何从事具体工作的实践技能。将学术和实践的内容结合在一套课程体系中，这对于培养学生在文化部门有效地工作是具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