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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部献给邓迪斯的纪念文集

1994年9月8日，邓迪斯在60岁生日时收到了三部纪念文集。用数字“3”来纪念他非常合适，因为邓迪斯早年正是发表了《美国文化中的数字“3”》（1986年）这篇引人入胜的论文而后开始了学术生涯。《被解读的民俗学：纪念邓迪斯的论文集》（1995年）的编者是雷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和罗丝玛丽·朱姆沃尔特（Rosemary Levy Zumwalt），书中收录的文章都由他早期的学生撰写，现在他们已然成为世界各地民俗研究领域的骨干。朱姆沃尔特作为代表这样描述邓迪斯的研究路径：“邓迪斯的路径无疑是探索，他的工作总是建立于对意义的追寻之上”“对邓迪斯而言，民俗研究的比较方法至关重要”“邓迪斯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对解析民俗是必要的”。这本书以本迪克斯的《邓迪斯热》作结，这篇杂录包含温暖人心的校园轶事以及学生们对他的回忆。他们亲切地称他为“大D”“阿兰叔叔”甚至是“邓迪斯老爸”。

布赖斯·波伊尔（L. Bryce Boyer）、露丝·波伊尔（Ruth M. Boyer）与斯蒂芬·索南伯格（Stephen M. Sonnenberg）编辑的《关于社会的精神分析研究：纪念邓迪斯》旨在发扬邓迪斯的弗洛伊德式的阐释民俗的方法。正如迈克·卡罗尔（Michael P. Carroll）在引言中谈到的那样，“邓迪斯传递给民俗学者的核心信息很简单：民俗往往是弗洛伊德讨论的种种心理过程的结果”，同时邓迪斯还强调民俗因不断改变和调整适应而具有的多样性特征。邓迪斯在《镜子中的血腥玛丽：精神分析民俗学论文集》（2002年）的后记中也提到了他的个人信条：“作为精神分析民俗学者，我的职业目标是从无意义中发现意义，从非理性中寻找理性，并使潜意识的成为可被察觉的。”

我作为《谣谚：国际谚语研究年鉴》的编辑，负责的第十一卷是《献给邓迪斯六十岁（1994年9月8日）生日的纪念文集》。我一直坚信，“如果民俗学有诺贝尔奖，那么邓迪斯教授就是最佳人选”。

在邓迪斯的支持与鼓励下，我迈入谚语研究，出版了三卷本的《国际谚语研究：文献总汇注释》，并逐渐走向国际研究。我们合编《关于“多”的智慧：谚语论文集》（1981年），邓迪斯的精神与学识已经超出这些书卷，甚至影响了我的整个谚语研究。。

在邓迪斯的民俗研究和精神分析研究中，谚语学至关重要，对他来说，谚语表达了人们的世界观。邓迪斯的著作涉及民俗的方方面面，如果要将其归纳为一个主题，一句戏用谚语颇为恰当——“谚语的验证在于试用”，这促成了邓迪斯许多富有趣味及启发性的研究。

二、作为民俗学理论典型例证的谚语

《关于知识的新作：儿童百科全书》收录有邓迪斯的一篇短文《谚语》（1966年）。邓迪斯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向小读者们介绍谚语的奇妙世界，并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民俗”的窗口。后来出版的《论谚语的结构》（1975年）的脉络已在这篇文章中初步显现，它可以被视为邓迪斯谚语研究的先导：

谚语是一类传统的俗语，诸如对某个情境的归纳，对过去的一件事的评价，或是对未来采取行动的建议。一些谚语是对事实的陈述，如“诚信是金”（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但更多是隐喻。谚语至少包含主题成分和评论成分，它至少由两个词组成，如“金钱万能”（Money talks）或“光阴似箭”（Time flies）。很多谚语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它也是民俗的最古老的形式。人们认为谚语是“众人的智慧与个别人的才华”。

邓迪斯认为谚语的基本形式由主题和评论两部分构成，他在最早的理论文章《内容解析的趋势》（1962年）一文中表达了这一观点。这些理论思考显示出邓迪斯对于通过结构、文本及语境（Context，或译为“承启关系”）的解析思考类型定义的一贯兴趣。从《亚文本、文本及其语境》（1964年）这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一次次以谚语来解释严肃民俗学研究应当关注的这种三层分析法：

在大多数民俗类型（它们具有口语特征）中，亚文本是指使用的语言、特定的音素及词素。因此在口头形式的民俗中，亚文本的特征就是语言特征。例如，谚语的亚文本特征包括韵律和头韵，其他常见的亚文本特征有强调、音高、语气助词、音调、象声词。当某一类民俗的亚文本特征越重要，将其译为其他语言就越困难……一项民俗的文本最开始是故事的一个版本或一次简单讲述，或是一句谚语的引用，一支民歌的演唱……出于解析的目的，可以认为文本独立于亚文本而存在，尽管总体而言亚文本无法翻译，但文本可以被翻译。例如，理论上谚语“咖啡煮开即煮坏”的文本可以翻译成任何语言，但其押韵的亚文本特征几乎消失了……我们需要对语境和功能进行区分。一项民俗的语境是使用时的特定社会情境，而功能本质上是基于许多语境抽象而成的，通常是分析者对某种民俗类型的（他认为的）用途或目的的表述。因此，神话的功能之一是为当前行动提供神圣的先例；谚语的功能之一是为当前行动提供世俗的先例。

正如邓迪斯指出的，“亚文本、文本和语境都应该被记录”，但事实上“大多数谚语集仅仅提供文本”。令人遗憾的是，距离、这篇文章问世已过去40年，但仍没有多大改观，语境在民俗集中依然缺失。

邓迪斯的《关于文学与文化中的民俗研究：辨别与阐释》（1965年）发表在一流刊物《美国民俗学刊》上，他将亚文本、文本和语境的标准应用于文学的民俗研究：

研究文学及文化中的民俗有两个基本步骤，辨别和阐释……然而民俗学者可能被批评只做了第一步。许多研究只从文学作品中提取母题或谚语，而不讨论民俗元素如何作为整体在特定的文学作品中发挥作用……对于许多民俗学者来说，辨别本身即是目的，而不是进行下一步阐释的手段。事实上，辨别只是第一步，民俗学者不应局限于此。

一年之后，邓迪斯在《亚民俗与口头文学批评》（1966年）一文中又强调了阐释的重要性。他以谚语为例，假如民俗学者收录了谚语“一条谚语就像一匹马：当真理丢失的时候，我们用一条谚语可以找到它”及其特定的语境，即可用来引入另一条解决问题的谚语。但收集者不一定能根据文本及语境知道这条谚语的确切含义，也不一定知晓将谚语比喻成马匹的准确意义。因此，民俗学者要主动从民众中探求民俗的意义。

邓迪斯在引用率最高的文章《谁是民？》（1977年）中的观点很重要：当今时代创造了自己的民俗，尤其创造了新的谚语。“电话、广播、电视、复印机等技术加快了民俗的传播速度……不仅如此，技术本身也成为了民俗的主体。实验科学家（还有工程师们）构成了具有独特民俗的‘民’的群体。‘墨菲定律’就是民俗例证之一，流传最广泛的一条是‘事情总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

此后，邓迪斯陆续出版了这类现代民俗集，它们来自大众传媒、工作场所（办公室民俗）以及全球互联网等等。对于这位孜孜不倦的学者来说，民俗是稳步发展和逐渐变化的现象，接下来将有另一部分对此进行介绍。

三、对谚语学的主要贡献

在邓迪斯关于人类学、文化、民俗、语言、文学、心理学、宗教等不计其数的研究中，有14项以谚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他被认为是跨学科研究与比较谚语学的主要推动者。其中的第一篇文章《谚语和讲述民俗的民族志》（1964年）由邓迪斯与E.奥乔·阿伦瓦（E. Ojo Arewa）共同撰写。这篇文章以约鲁巴谚语来表明一般的民俗研究和特定的谚语研究都需要经由语境中的文本来实现意义的理解，因此民俗应该被作为沟通过程进行研究。

邓迪斯的《约鲁巴人的一些韦勒比较语、对话谚语和绕口令》（1964年）也使用了约鲁巴语料并于同年出版。它指出非洲的约鲁巴语中亦有欧洲的“韦勒比较语”（wellerism，即一种“戏用谚语”）和对话谚语。另外，邓迪斯还写过《小母鸡潘妮（Henny-Penny）现象：美国人言语中的民间音韵美学研究》（1974年），文中探究了俗谚的重复性特征，包括由两个含义相近或相对的词组成的成对词，如“朋友与亲戚”（kith and kin），“击打和躲避”（hit or miss）；以及词素或词语重复而形成的反复，如“嗵嗵”（tom tom）、“叮咚”（ding-dong）。

人们对押韵的偏好经久不衰。邓迪斯对谚语的研究在《论谚语的结构》一文中达到极致。邓迪斯基于此前的研究在文中给出了具有包容性的谚语定义：

谚语是由至少一个描述性元素组成的传统的命题陈述，描述性元素由主题成分和评论成分构成，即谚语至少包含两个词。只有一个描述性元素的谚语是非对立的；具有两个及以上描述性元素的谚语可能对立，也可能非对立。例如“有其父，必有其子”（Like father，like son）包含多个描述元素，且非对立；“男人工作在昼间，女人工作无止歇”含有多个描述元素，且对立（男人/女人；有限的工作/无限或无休止的工作）。包含非对立的多个描述元素的谚语强调辨别性，通常有并列的词语或短语；而对立性的谚语则强调对比特征，通常有对立或互补关系的词语或短语。一些谚语既有辨别性，也包含对比特征。在谚语中产生对立的方式与谜语的极为相似，谜语的对立可以通过答案来解决，但对立性质的谚语是对其使用情境的回应，它只展现对立，而无需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谚语呈现问题，谜语却可以解决问题。

邓迪斯关于谚语的结构性定义虽然对于谚语类型的定义很有用，但并没有提供判断何为俗谚的可靠方法，“传统性”需要通过大量的参考文献来佐证，然后才能判断是不是谚语。但正如邓迪斯指出的，所有民俗都有关于“传统性”的疑虑。到目前为止，这一定义尚未被超越。

大约十年之后，邓迪斯在《论天气谚语是不是谚语》（1984年）中指出所谓的天气谚语是以押韵的固定短语形式表达的、便于记忆的迷信，比如“晚霞红漫天，水手笑开颜”（Red sky at night, sailor’s delight），“四月雨来，五月花开”（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许多“气象谚语”实际上是迷信或征兆，民俗学者需要区分清楚。

1981年我在伯克利授课期间，与邓迪斯合编了《众学者的智慧：谚语研究文集》（1981年；1994重印）。它收录了阿彻尔·泰勒（Archer Taylor），露丝·费尼根（Ruth Finnegan），巴巴拉·克申布莱特-吉姆布雷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彼得·赛陶（Peter Seitel），威尔逊（F.P. Wilson），斯图尔特·加拉赫（Stuart A. Gallacher），马蒂·库斯（Matti Kuusi）等著名学者的作品。这20篇文章探讨了谚语的概述和定义，在社会语境中的作用及意义，《圣经》、莎士比亚作品等文学语境中的谚语个例及详细讨论，还有谚语在心理测试中的运用，谚语与判别民族特性的联系，谚语在深受大众传媒影响的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等等。

邓迪斯编辑的文集中收录了很多有关谚语的文章。如，《民俗学研究》（1965年）收录了约翰·梅辛杰（John C. Messenger）的《谚语在尼日利亚司法系统中的作用》（1959年），《母亲的智慧来自笑料桶：美国黑人民俗阐释文集》（1973年；1990年重印）收录了梅森·布鲁尔（J. Mason Brewer）的《古老的黑人谚语》（1933年），邓迪斯最近编辑的文集第三卷《民俗的类型》中收入了我的《谚语使它重见光明：现代谚语学的回顾与展望》（1997年）。

邓迪斯的研究特色鲜明，因为他常常采用精神分析方法——寻找隐喻背后的深层含义。邓迪斯的《“跳扫帚”：论非裔美国人婚礼习俗的起源和意义》（1996年）介绍了非裔美国人基于欧洲的迷信和俗谚的婚礼习俗，“如果女孩跨过了把手，她将未婚先孕”等谚语表明“仪式的象征意义是‘跨越’隐喻着性交行为，扫帚或把手被赋予生殖器的特征”。

邓迪斯、他的女儿劳伦·邓迪斯（Lauren Dundes）以及女婿迈克尔·斯特雷夫（Michael B. Streiff）博士共同发表了《耳畔马蹄响，多是马来少斑马：一条民间医疗诊治谚语》（1999年）。标题是一条来自医疗工作者的新谚语，“其表面意义是提醒学生不要过于关注疑难杂症,而忽视了根据病人症状得出常见的诊断结果”。

尽管邓迪斯基本确定这条医学谚语起源于1960年前后，但众所周知，追溯谚语的起源非常困难，邓迪斯的《不要在夜晚来临前赞美白昼：关于起源时间及地点的猜测》（2000年）可以作为佐证。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谚语“不要在夜晚来临前赞美白昼”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其最早的文本见于《埃达》。但邓迪斯指出，根据新发现，“我的孩子，不要在夜晚来临前咒骂白昼”出现于公元前6、7世纪的阿拉姆语手稿中。“比较民俗学的研究必须依据新证据而不断更新，这比猜测更可靠”，邓迪斯的这一结论受到了广泛的认同。

邓迪斯在《谚语研究的常见问题》（2000年）一文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谚语无法以逐字对应的线性方式进行翻译，但如果不这样，那么不懂谚语原本语言的人就不能理解其内在逻辑和微妙之处；第二个问题是一些所谓的权威出版物没有分清谚语和非谚语（例如，民间的明喻、俗谚表达、迷信、气象符号等）；最后一个是民俗学家区分不了同源的谚语和仅仅是结构或含义相似的谚语。

邓迪斯的《无事生“非”：揭开英国民间俗语中的一条谜语》（2002年）是基于民俗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原则的谚语研究典例。此外，邓迪斯还痴迷于表现民俗的绘画作品。他与来自荷兰的本科生克劳迪雅·斯蒂布（Claudia A. Stibbe）合著的《混合隐喻的艺术：老彼得·勃鲁盖尔<荷兰谚语>的民俗阐释》（1981年）对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1520—1569）的著名油画《荷兰谚语》（1559年）进行了民俗分析和精神分析阐释，是谚语学和民俗研究的里程碑：

勃鲁盖尔的杰作不仅是对北布拉班特省1559年当时一些民间传说的忠实记录,它还是对隐喻的融合，向人们揭示了智与愚。从无意义中发现意义是一门艺术，勃鲁盖尔则是精通这门艺术的大师。通过渲染隐喻与民间隐喻，从字面上进行巧妙结合，勃鲁盖尔为人们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构建了理性的基础。毫无疑问，将语言的缺陷译为直观的寓言，勃鲁盖尔的艺术天分令人景仰。

“从无意义中发现意义”也是邓迪斯的信条。正如勃鲁盖尔一样，他擅长为人类的难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邀请邓迪斯参加关于勃鲁盖尔父子及画作《荷兰谚语》的国际研讨会。邓迪斯的主旨演讲《“苹果会落到离苹果树多远的地方？”——小彼得·勃鲁盖尔的<荷兰谚语>》获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邓迪斯始终在这一信条下从事着有益的学术尝试。

四、谚语作为世界观的表达

邓迪斯视民俗为世界观的表达，并经常使用谚语来帮助论证。在《美国文化中的数字3》（1968年）中，他收集了大量文本来说明数字3在美国世界观中的主导地位：

民间语言为美国文化中的三分式结构提供了民俗证据，如“我来、我见、我征服”或“自由、平等、博爱”的三分结构。美国的政治风格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另一方面，非政治性的民间表达也是三分式结构，如：求，借，窃（意为不择手段地获得）；血，汗，泪（意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肥胖，愚笨，快乐（指人头脑简单，不觉世间艰难的生活状态）……

邓迪斯在另一篇论文《往前想：美国人世界观之未来定向的民俗学反映》中探讨了借助民俗进行一般世界观分析的理论意义。邓迪斯认为，民俗可以反映某种文化中特有的世界观元素，如“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一针及时省九针”“既往不咎”“有志者事竟成”等，可以证明美国人倾向于展望未来而不是怀念过去。

《眼见为实》（1972年）用“眼见为实”和“我亲眼看见”等短语强调了美国文化中偏重视觉的经验主义。随后，邓迪斯发表的《作为世界观单位的民间观念》（1972年）实际上定义了民俗与世界观的关系：

所谓“民间观念”，我指的是一群人对于人的本质、世界以及人世生活的传统观念。民间观念并不是民俗的一类，但它经由包括谚语在内的各种民俗类型表达出来。

邓迪斯认为谚语对于理解民间观念特别有用。例如谚语“努力总有回报”和“有志者事竟成”都鼓励进步，而且在美国的民间故事里这样的观点也很常见。再次说明，邓迪斯认为民俗学者可以为理解特定的基本民间观念提供帮助。邓迪斯的《像乌鸦飞行一样笔直：美国民间语言中直线型世界观的简单研究》也讨论了民间观念的问题，它基于《作为世界观单位的民间观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并列举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循规蹈矩”“越界”“直言不讳”等例子：

我认为美国人都以直线型方式进行思考，这可能解释了美国人为何抵触转世的概念。转世意味着人的存在或灵魂在死后是可以循环的，人可以重生然后开始新的生活。相反，在美国人的世界观中，由生到死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路径，他们更倾向于现实生活线性发展的观念……民俗包含着本土的认知，因此我们通过解析民俗或许能有所发现。

生命有开端和终结，有循序渐进的发展，也有突然的改变。我们是两只“怪鸟”，在短暂生命即将径直走向终点并永远结束之前，只能“像乌鸦飞行”一样继续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在30多年的工作中，我们如同平行的铁轨一样并肩前行。

五、谚语的阴暗面：种族污蔑和民族性格

邓迪斯也是一位心理学家，他清楚由民俗表达的民间观念或世界观的消极面可以通过种族污蔑表现出来。邓迪斯早期的《关于种族诋毁的研究：美国的犹太人和波勒克人》（1971年）解释了对偏见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许多国别研究和刻板印象研究很少使用民俗材料……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具有民族性格、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学生们来说，民俗是非常重要而尚未开发的信息来源。若干世纪以来，民间一直在进行民族性研究（即民间民族性研究）。

但这篇文章重点探讨的笑话只是种族污蔑的表达方式之一，《经由民俗界定身份》也只涉及了关于种族、少数民族或民族刻板印象的俗谚研究。《欺外：民族性和国民性的民间比较》（1975年）则集中关注俗谚性的污蔑表达，包括词语、短语、谚语、谜语及笑话，涉及了刻板印象、民族性格、民族中心主义和偏见等主题。邓迪斯认为刻板印象也许有助于人们的思考，但也有一定危险性，因此民俗学者应当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建立一个更加广阔美好的世界！”（同上：第38页）作为国际民俗学研究领袖的邓迪斯认识到国别的民俗学研究引发的弊病，如纳粹德国时期，因此他非常注重学术伦理与道德。

《生活像鸡舍里的梯子：以民俗描绘德国人的民族性格》（1984年）以德国民俗揭示了德国人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基于大量的德国谚语、俗谚表达、涂鸦、童谣、歌曲、谜语、信件和文学资料，邓迪斯描绘了一幅关于德国民族性格的图像。正如俗谚标题“生活像鸡舍里的梯子——（短却满是屎）”所暗示的，邓迪斯论证了关注粪便学合乎德国人的性格。他的弗洛伊德式的阐释，一方面是对排泄物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对清洁的关注，并据此来解释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它代表了一种跨学科的民族性格研究方法，展示了如何以民俗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来阐明民族性格。邓迪斯这样作结：

我们必须分析民族性格，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国家与民族认同……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人道主义的精神。民俗以直接的、未经审查的方式展现了关于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这些事实的讲述来自人民、并且为了人民。德国人对秩序的热爱可能源于对排泄物的热爱，这并不是我宣称的，而是民俗告诉我们的。深受其民俗影响的德国人说，生活像鸡舍里的梯子。

邓迪斯的研究受到了猛烈抨击，但也获得了包括德国学者在内的积极评价。1980年秋季，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举行的美国民俗学会年会上，他就此作了一场令人不安但十分必要的演讲。我对他的这项研究始终提供了支持与鼓励，并且要求高级德国民俗学课程的学生阅读这本重要著作，因为它有助于人们了解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及其对于走向大屠杀之路的影响。

六、谚语作为补充的民俗资料

邓迪斯的研究受益于丰富多样的民间语言。他早期的《堪萨斯大学俚语：新的一代》（1963年）多次引用谚语及俗谚表达，如学习功课（to hit the books）、完蛋（to go down the tube）、受责备（to be called on the carpet）等。不久后，邓迪斯又出版了一本《美洲印第安学生的俚语》（1963年）。不仅如此，邓迪斯的《我坐在这里：美国厕所涂鸦研究》（1966年）一书对60年代中期美国涂鸦进行了收集研究，他的创新性和原创性受到赞许。邓迪斯开始这项研究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很少关注厕所涂鸦。但一些早已在美国广泛流传，如“不拉屎别占坑”“不管怎么抖，最后两滴都会沾到裤子上”等等。邓迪斯的理论观点是“创作厕所涂鸦的心理动机与婴孩玩排泄物以及艺术性地涂画是相关联的”。邓迪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进行了合理的阐释。

另一篇《打鸣的母鸡与复活节兔子：美国民俗中的大男子主义》（1976年）则研究了美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偏见，以及大男子主义的民间表达，其中最有力的例子是“吹口哨的女佣，打鸣的母鸡，都不会有好结局”。邓迪斯认为这是对女性模仿男性举止的暗喻。“从大男子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背离了消极、温顺的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是一种威胁。一些迷信甚至认为如果不杀掉打鸣的母鸡，就会有家人丧命。言外之意是，举止像男人的女性应该被消灭”。希望这仅仅是心理的投射而从未实行。

邓迪斯对俗谚兴味浓厚，因此常以整句或部分谚语作为标题，如《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文化人类学读本》（1968年），《头或尾：夸富宴的精神分析学研究》（1979年），关于换灯泡笑话的《人多好办事或拧灯泡时被抓到》（1981年），有关艾滋病的严肃文章《艺术永恒，生命有限：关于爱滋病的笑话》（1989年），以及将短语“表面装疯卖傻，实则计谋在心”颠倒之后的《看似理性，实则混乱——谜语中的投射性倒置》（1996年）……我与邓迪斯都认为作者应该在标题上多花心思，毕竟题目应该起到吸引读者的作用。

邓迪斯正是这样践行的。例如具有奠基意义的《吊带即阳具：对作为禽戏的斗鸡的跨文化精神分析学思考》（1993年）讨论了斗鸡的性暗示，其中包括对性与赌博的有趣的谚语阐释，“威廉·斯特克（Wilhelm Stekel）认为性是赌博的重要因素，他用与英国谚语“赌场得意，情场失意”（Lucky at cards，Lucky in love）同源的德国谚语来论证。这句谚语暗示好运（等于性能量）是有限的，如果在赌博中用掉了，那么在恋爱中的运气就会不足……本质是赌博刺激以及其中的象征物是性关系的替代品”。这些富有创造性的阐释帮助解释了斗鸡的无意识的同性恋倾向。

邓迪斯的《犹太人为什么“肮脏”？反犹太民间故事的精神分析研究》（1997年）借鉴了弗洛伊德关于肛门恋的讨论，他引用谚语来展现反犹主义的污蔑如何将犹太人妖魔化和非人化，并希望这些研究有助于歧视的减少。

邓迪斯与亚历山德罗·法拉西（Alessandro Falassi）合著了《广场上的大地：关于锡耶纳赛马节的阐释》（1975年），其中有一整节是关于意大利锡耶纳一年一度的赛马节的民间隐喻：“赛马节对锡耶纳人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证明之一是从它衍生出的大量习语。如‘撞上绳子’本意是赛马想抢先出发却差点受伤，可以形容碰运气受挫的人；‘有一匹好马’意为很有可能成功，而‘有一匹劣马’则表示可能失败；以俗谚的形式表达赛马节对人们的重要性就是‘赛马节一年到头都在进行着’”。

邓迪斯精通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拉丁语等，并且经常引用、翻译外文资料。他相信并且践行着，一个优秀的民俗学者要采用比较的方法工作，应掌握一种甚至多种外语。

七、部分基于俗谚的主要专著

邓迪斯在最后几年出版的四部民俗专著提供了许多具有隐喻义的俗谚文本，并且值得人文领域的研究者认真阅读。

第一部专著是《乌鸦和麻雀的两个故事：论种姓制度和贱民制度的弗洛伊德派民俗学论文》（1997年）。邓迪斯基于粪便学和肛门理论，对印度的种姓制度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释，并多次引用谚语来阐明论点：

乌鸦和麻雀的故事中隐含的思想是不变的。乌鸦就是乌鸦，正如贱民就是贱民一样。因此在印度的语境中，乌鸦清除“肮脏”的努力被当做笑话。例如坦米尔语谚语“即使乌鸦在恒河中沐浴，它也不会变成天鹅”……乌鸦想通过洗澡变干净，但其本质（就像贱民一样）无法通过洗澡得到改变。

乌鸦和麻雀的故事都有一个细节——最后乌鸦的燃烧。印地语谚语有“如果你吞下火焰，你就会拉出火花”。火，或者燃烧被视为去除污染的净化力量。被逐出种姓的人如果通过了“用加热的金子灼伤舌头，以滚烫的烙铁打下印记”等考验，就可以被重新接纳。

邓迪斯在《智慧的神圣书写：作为民俗的圣经》（1999）中收集了《圣经》重要章节的不同版本，他喜欢引用《旧约》和《新约》中的谚语的异文来证明《圣经》的民俗性质：

不熟悉民俗的人可能误以为祝福、谚语等固定短语没有异文，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太福音第七章第12条：“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路加福音中也有“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马太福音说从荆棘中采葡萄，路加福音说从荆棘里摘无花果；马太福音说从蒺藜里摘无花果，路加福音说从蒺藜中摘葡萄。

邓迪斯又出版了《安息日电梯和其他安息日托词：一篇回避了习俗及犹太特色的非正统文章》（2002年）。当强调“安息日对于犹太人而言不止是众多习俗之一，事实上更是犹太宗教的核心”时，他引用了谚语“正如以色列保留了安息日，安息日也保护着以色列”及其异文来证明这点。

犹太人最突出的饮食禁忌是禁止食用猪肉，禁忌可能来源于信仰者因“吃猪肉……和老鼠”（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17条）受到严惩。如果猪吃粪便，那么吃猪肉意味着吃猪肉的人吃了粪便。食用粪便被认为是卑劣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把它作为对不敬者的惩罚。邓迪斯还使用了很多俗谚来揭示了犹太文化的复杂性。

邓迪斯将基督教和犹太教纳入研究，随后又大胆写作了第三部专著《古人的寓言？<古兰经>中的民俗》（2003年），虽然篇幅较短，但邓迪斯从《古兰经》里引用的许多谚语与《圣经》中的类似。谚语的异文被作为《古兰经》和《圣经》都是基于民俗的证据：

《古兰经》中的“由于你们曾做过的善功，你们尽兴地吃喝吧”（52：19），“你就吃和喝吧，并愉快适意”（19：26），“由于你们在过去的日子所做的善行，你们尽兴地吃和喝吧”（69：24），“你们开心地吃和喝吧，那是由于你们以往所做过的善行”（77：43）表达相似；而《圣经》的传道书中也有类似的句子，其中一个版本是“每个人都应当吃和喝，并享受因善行获得的好处”（3：13）。

显然《圣经》和《古兰经》源于相同的民间智慧之泉，它们在地理起源上非常接近，这些智慧的创作在这一地区的口头传播和书面交流中广泛使用。正如邓迪斯证明的那样，谚语在神圣经书中随处可见，它是确保宗教交流及民间交流有效性的重要口头工具。

邓迪斯的研究从未止歇，但他随后对日本民众及其民间文化中民族性格观念的探究因死神的降临而终止。

八、谚语学和谚语志的相互作用

诚然邓迪斯没有出版过重要的谚语集，但他收集了成千上万条谚语及俗谚表达，并构成其论著的基础。他高超的阐释技巧和浓厚兴趣使其从实用性的谚语志通向了研究性的谚语学。

邓迪斯与友人卡尔·帕格特（Carl R. Pagter）出版过五卷民俗集成，收录了现代“文书帝国”的大量俗谚材料，包括传统谚语以外的仿拟谚语、反谚语以及真正的新谚语。第一卷是《来自文书帝国的城市民俗》（1975年），它不仅包括上文提及的“事情总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还提供了“墨菲定律”的其他内容，如：

如果任其发展，事情总会变得更糟。

事情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花钱容易赚钱难。

如果你想取悦每个人，一定会被人讨厌。

投入一件事比摆脱它更容易。

第二卷是《当你在军车里抬起屁股：来自文书帝国的城市民俗》（1987年），其中“墙上的文字：通知、格言和奖励”一章基于邓迪斯对涂鸦的兴趣：

如果你不能以聪明才智令人倾倒，那就用胡说八道扰乱视听。

第一条规则：老板永远是对的！第二条规则：如果老板是错的，请参见第一条。

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们逃避不了的！

第三卷《从来别想教一头猪唱歌：仍然是更多来自文书帝国的城市民俗》（1991年）有一章以典型美国谚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为题。书中点缀着瑰丽的俗谚与贴切的插画，如“永远不要教一头猪唱歌，既浪费你的时间又惹猪讨厌”和“人的确会犯小错，计算机却可以把事情搞砸”。书中还列出了有趣的“T恤语录”，如“临死时拥有玩具最多的才是人生赢家”等等。

之后，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另外两卷城市民俗集，一卷是《有时魔鬼会赢：仍然是更多来自文书帝国的城市民俗》（1996年），两位收集者对标题中的新谚语这样解释：有时魔鬼会赢——尽管有“永不言弃”的人生哲学，但敌手偶尔会占上风，甚至打败英雄。当然在黄金时代的英雄传说中，英雄总能战胜恶龙。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简称AT分类法）中的AT300屠龙者类型是珀尔修斯（Perseus）与安德罗墨达（Andromeda）经典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对过去持怀疑态度的现代的反主流文化更倾向于对英雄的成功机率进行客观评估。因此后来的民间漫画中，获胜的龙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还把长矛当成牙签使用，而他的周围满是骑士残破的盔甲。这些都表明英雄再也不会回归战斗了。另一卷是《下雨时羊为什么不退缩：影印民俗二集》（2000年）也包含许多新颖的反谚语或标语，并配有插画，如“顾客总是对的，通常也是丑陋的”“如果你不得不脚履薄冰，那么不妨在冰上起舞”等等。在“结论”部分，邓迪斯和帕格特解释说，现代民俗或城市民俗的传播主要是因为“它概括了伦理问题，穿透了日常生活中的负能量，并为繁复乏味的日常事务带来了幽默与缓解。如果开心是一种宣泄方式，那么21世纪（来自文书帝国的）对影印民俗的需求很可能会加速”。这五卷现代民俗集中的俗谚文本和插图足以证明民俗中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密切关联，邓迪斯与帕格特为我们关注民俗的创造性精神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