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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俗志》主编宗福兄嘱我为该书写序，我立即就答应了。我愿意为该书增一谫陋序文，有如下原因：一则是出于对这部煌煌百万言大作的敬意，再则是出于对多民族的大美青海的感情，还有就是我对于志书的某种偏爱。

我曾多次前往青海参加学术文化活动，对这片美丽的土地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各族民众，有一些接触和了解。概而言之，青海地处祖国西部，生态环境禀赋特别，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名副其实的“三江源头”“中华水塔”；文化传统悠久灿烂，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之一。自古以来，羌、汉、鲜卑、吐蕃、蒙古、回、撒拉等民族繁衍生息于此，特别是元明以来，汉、藏、土、回、撒拉、蒙古等六个世居民族杂居共处，多元共荣，形成了青海类型多样、多彩多姿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既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文化基础。迈入新时代，建设新青海，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滋养涵育。

民俗文化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内属于传承历史最为悠久、享用人数最为广泛、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俗学在中国学界应时兴起，许多著名的学者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民俗文化的研究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民俗学家的带领下，中国的民俗学蔚然兴盛，出现了一大批学术成果。而在新世纪的十多年里，中国的民俗学发展迅速，学术研究深入提升，而且为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民俗学俨然成为中国学林中的显学。

民俗志作为记录民俗文化的一种研究范式和书写模式，历史颇为久远，古代就出现了一些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等记录各地民俗事项的著述。但是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志则是随着民俗学理论方法的逐渐成熟而出现的，一批民俗学者把民俗学的基本原理自觉地运用到各地民俗志的编纂之中，进行着民俗志撰写的实践探索。

《青海民俗志》就是在这样多方面的历史现实中应运而生的。我翻阅这部百余万字的民俗志，感到这不仅是一部对青海地方民俗文化做出忠实记录和深度描写的著作，而且是对民俗志书写模式做出独特视角的书写探索的创新性成果，具有鲜明的编纂特点。

本志在民俗志学科理论方法和现行的地方志体例有机结合方面做了探索。据我所见到的一些国内民俗志，大致上有两种趋向。一种是侧重于民俗志理论的创新实践，与现行的地方志模式差距较大，所以较难融进地方志的编纂系列；另一种是机械地按照现行地方志体例撰写，由于民俗文化特殊性和地方志格式化的矛盾，使得这类民俗志又缺乏民俗文化个性。《青海民俗志》则不同，把民俗志理论方法与现行地方志体例进行科学嫁接，以现行地方志形式为志书载体，又以民俗学话语体系为表述核心，突出青海多民族民俗文化特色，遵循学术规范，追求文化个性，打造民俗志精品。这样的学术追求本身就决定了书稿的科学品质和文化特色，从书稿看，事实上也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标。

这本民俗志全书凡9编29章，加上综述、附录等，总共一百多万字，通过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精神民俗、社会组织民俗、社会生活民俗、口承民俗、特色民俗、机构与人物、民俗文献等框架和板块，对青海民俗文化作了较为完整、系统和立体的梳理与深度描述。其中大部分资料还来自编写者们多年来分别进行的民俗田野工作，属于第一手的科学资料。这既保证了志书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也体现了作为地方民俗学者对民俗文化应有的情感认知和责任担当。这是值得点赞的。

从和宗福兄的交流中还得知，本志的编纂过程也是颇为艰辛的。在宗福兄的统领下，30位多位民俗学、民族学、艺术学、历史学等相近相关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参加了编写，如米海萍、霍福、文忠祥、鄂崇荣、李言统等一批学术成绩不俗的中青年都参与其中。应该说，这是一支高素质的修志队伍，这也是本书专业质量的基本保证。志书从2016年初正式启动，多次集中讨论，统一思路，就民俗志理论指导、具体内容、章节框架以及体例等达成共识，并形成本志编纂大纲。编写中还就有关问题十多次研究协商，不断修正完善。初稿完成后，逐章逐节指定专家审阅修改，补充了部分章节，其中有几章因不符合要求，重新进行了撰写，有的章节六七次易稿后方算通过。编纂者们的艰辛付出是不难体味的。

艰辛成正果，严谨出精品。正是通过科学的编写和艰辛的付出，确保了志书的质量。这部民俗志全面系统、科学规范地展示了青海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有力地弘扬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也很好地丰富了民俗志的理论实践探索。志书不仅对青海地方文化建设有直接的助益，而且对中国民俗志的发展和学术事业的繁荣有很好的意义。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民俗学科的科学规范，还是民俗志的书写探索，这本书堪称地方志著作中特色鲜明的佳作，也是国内地方民俗志中的佼佼者。

是为序。

  2018年元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