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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程鹏，男，山东泰安人，中国民俗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民俗学。本文拟对这一谣言的生产和辟谣过程进行梳理，分析烟花爆竹这类传统民俗事象在当代的发展困境，同时反思民俗学在面对疫情防控时的立场与作用等。

“烟花爆竹除疫”：传统民俗的发展困境与疫情防控下的民俗学反思

程鹏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有人提出通过燃放烟花爆竹除疫的建议，并通过微信公众号文章的形式广泛传播。在其收获支持转发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斥责其为“伪科学”，并对其进行辟谣。笔者搜集梳理了相关的文章，通过表格的形式呈现如下：

微信公众号上关于“烟花爆竹除疫”的相关文章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这些文章延续时间长，其暴发主要有两个集中点：一个是一月底，春节前几天； 一个是二月底，农历“二月二”前后。这个时间段是传统春节与新冠肺炎疫情交叠的日期，之前关于烟花爆竹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年味”的探讨、禁放的通知和倡议等内容；之后虽然仍有少部分文章，但春节已经完全结束，热点已经过去，况且大量的辟谣文章早已问世，无论是提倡还是反对都意义不大。两个时间段分别由两篇影响力巨大的文章《面对不明病毒，重提解禁烟花爆竹！》和《专家建议疫区燃放烟花鞭炮消除“气溶胶”中病毒》引爆，这两篇文章既是其他谣言文章的素材来源，也是精准辟谣的主攻对象。

从数量上来看，支持和反对“烟花爆竹除疫”的文章相差无几。从影响力来看，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有10万+的爆文，但相对来说，提倡“烟花爆竹除疫”文章的阅读量更大，影响范围更广。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烟花爆竹除疫”为何会获得大量支持？

（一）“烟花爆竹除疫”的生产机制

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谣言的传播方式虽然更为迅速便捷，但随着人们知识素养的提高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其内容也面临着更严格的考验。从内容来看，提倡燃放烟花爆竹除疫的文章，主要是从以下几点展开论述：

1.历史传统，主要通过引经据典，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烟花爆竹除疫的合理性，内容涉及文学、历史、神话、民俗、中医、宗教等领域。如《诗经 • 小雅 • 庭燎》中的“庭燎晰晰，君子至止”；《周礼》中岁终驱疫鬼的著录；《神异经•西荒经》邪怪怕爆竹说；《荆楚岁时记》中正月初一放爆竹逐退瘟神恶鬼的记载；《唐史》载李畋用爆竹替唐太宗除妖驱邪；《黄帝内经》中记载了瘟疫；《本草纲目》中提到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神农本草经》中有记载硫黄入药；用于辟瘟的《灵宝 辟瘟丹》方中有硫黄。

2.科学原理，主要从生物化学的角度，采用一系列专业术语和化学方程式论述爆竹除疫的可行性。 主要观点有：（1）爆竹燃放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又会生成亚硫酸，而具有强氧化性的亚硫酸能有效杀灭各种病毒和细菌。（2）二氧化硫，与空气中的水分形成了稀硫酸气溶胶， 是非常有效的空气消毒剂！（3）利用氮化物、硫化物中所释放的“频谱波”改变病毒的结构，产生“生化反应”和“生核反应”。（4）SO2分子可直接进入病毒和细菌内部，对蛋白质和酶进行破坏。炭被炸成微细粉尘，可以吸附病毒和细菌。产生的高温，足以杀灭局部的病毒。产生的冲击波，足以震裂局部的病毒。（5）燃放烟花爆竹预防瘟疫为中医“治未病”的范畴；对瘟疫的携带者有很好的驱散作用；可以让人愉悦，提高人的免疫力，大大减少瘟疫感染的概率。

3.成功案例，即用经典案例的成功经验证明可行性。如（1）1910年底东北发生严重鼠疫，伍连德让全城放鞭炮，鞭炮里有硫黄可以消毒杀菌，瘟疫逐渐消失殆尽。（2）本次新冠病毒：浏阳市在立春前后，按习俗燃放了烟花爆竹，从此疫情消逝。（3）万载仅发现1例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目前此人已治愈出院，其家人都未被传染，这应该也得益于燃放烟花爆竹。

4.推行建议，即在前文铺垫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既有直抒胸臆的叫卖和呼吁，如“呼吸灭毒机”“希望武汉市民积极购买燃放！也有润物无声的软广和“看上去可行”的建议。如（1）集体有序燃放，释放硝烟，降低任意燃放带来的风险。（2）选择武汉一个重灾小区燃放烟花鞭炮，看看三天后的数据，为后面的决策提供依据。（3）进行燃放烟花爆竹在瘟疫防治中的科学实验。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市、乡村，进行瘟疫防治、环境污染、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试点。还有出人意料、反常识的，如燃烧硫黄熏烟，给患者和医生戴 SO2保鲜垫；一家人都出去围观放炮，多吸些硫磺气。

总的说来，“烟花爆竹除疫”文章在春节期间爆发，既贴合了部分民众对燃放烟花爆竹的怀念，奠定了情感基础，又通过谈历史、讲传统、“普及科学”加案例分析的方式，增加让人信服的砝码，最终收获一众支持和转发。当然，其中阅读转发者未必完全肯定或认同，除了“硫黄消毒灭菌” 的建议太过骇人听闻外，许多民众对“烟花爆竹除疫”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对传统文化的执念促使吃瓜群众贡献上了自己的点赞与转发，但许多地方的禁燃政策并不会允许民众付诸实践。

（二）辟谣的方式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自媒体时代，谣言传播快，辟谣也很迅速，有的读者直接在文章后面进行评论质疑，而更全面的则是撰写文章进行辟谣，并且摆事实、讲道理，从论点、 论据到论证方法都针锋相对，让人一目了然。这些辟谣文章，既有官方账户，也有个人公众号。有的是针对某篇文章进行精准辟谣，逐一分析文章内容。有的则在辟谣的同时，还揭示造谣的方式和特点， 提升读者辨别谣言的能力。概括起来，辟谣的文章主要从以下几点展开：

1. 驳论点，即针对谣言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进行反驳。如针对烟花爆竹除疫，指出根本不足以形成广布于空气中的稀硫酸来杀菌、消毒，而且就消毒的有效性来说，自然环境无法提供良好的灭杀条件。弊远大于利。燃放烟花爆竹产生的二氧化硫，不仅对动植物、环境有影响，还对人体有害。强酸虽然能杀毒，使病毒或细菌的蛋白质变性，但也能杀死人体正常细胞中的蛋白质。对于火药有药效的观点， 指出纯粹是意会罢了，中医中鲜有把火药入药的。对于禁燃烟花爆竹和“非典”的关系，指出更是无稽之谈，台湾对禁放烟花爆竹没有具体规定，却仍是“非典”疫区。

2.驳论据，即对谣言中所使用的论据进行驳斥。如针对“专家建议”和“科学论证”，指出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建议疫区燃放烟花鞭炮消除病毒”，而燃放烟花爆竹根本不可能促成“核裂变”“核聚变”反应。针对谣言中采用的案例，指出清末东北鼠疫的消失，是当时中国政府、国际学者、科研先驱、无数医生、社会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浏阳也没有所谓的“疫情消逝”。此外，还采用反面案例，论证这种说法荒谬。如中世纪流行瘟疫的欧洲、19世纪80年代遭霍乱肆虐的哥伦比亚用燃放火药杀死病毒无效，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时二氧化硫污染毒死人却对消灭流感病无用。

3. 驳论证方法，即对谣言文章的论述方法进行揭秘和驳斥，在辟谣的同时也可以让读者增加辨别谣言的能力。如指出谣言文章紧跟热点，利用民众恐慌情绪；观点新颖，让大家“耳目一新”；煞有介事，以联想代替逻辑。或者用科学术语进行忽悠，如标榜“实验证明”“科学证明”“权威专家称”，迷惑那些缺乏科学素养的人。而“缺乏事实依据、主观的臆断、杜撰的理论、违背科学的推理”，夹杂科学名词、伪造“科学实验”、玩弄断言法、偷换概念、假性因果，都是谣言常用的手法。

此外，还有多篇辟谣文章分析了造谣目的。如指出造谣者或者是对烟花爆竹被禁心理不满想填补缺失的，或者是烟花爆竹的上下游的供应商和需求者， 或者通过博取眼球，收获流量，获得关注和广告收益。其实刨除普通赚取流量的公众号，我们可以发现，几篇爆文的公众号都是像花炮网、花炮公司、烟花爆竹协会等与烟花爆竹产业直接相关的利益群体，而那些反对一刀切完全禁放烟花爆竹、主张重新认 识燃放烟花爆竹价值的建议，也是这些利益群体的诉求。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烟花爆竹除疫的谣言虽然辟谣迅速，并没有形成太大的破坏和舆情，然而其持续时间为何会这么长？为何能获得如此广泛的传播和支持？这些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思考。辟谣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对待谣言，治标更需治本，只有解决了根本问题，才能避免类似谣言的卷土重来。

2020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除疫谣言的爆发并非偶然，这些谣言的出现，与烟花爆竹这一传统民俗事象在当代的发展困境有很大关系。传统的烟花爆竹，在当代的转型发展，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感性与理性、经济与生态等多种矛盾。理解这些矛盾，才能更好地解决相关问题。

烟花爆竹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从除秽辟邪、辞旧迎新，到接神敬神、封门开市，从烘托渲染气氛到表达喜悦祝福，烟花爆竹在中国人的节庆和仪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民间的敬神祭祖、建房乔迁、店铺开业、买车行路等仪式，还是官方的国家庆典、体育盛会等场合，烟花爆竹都是一个重要元素。尤其是在春节期间，烟花爆竹更被认为是春节民俗的核心符号，长久以来一直与喜庆热闹欢乐的气氛相联系，是年味的一个重要体现。“悠久的历史传统”是民族自豪感的基石，但也容易成为某些谣言的温床。当灾难暴发时，许多谣言也会趁机兴起。“悠久的历史传统”是民族自豪感的基石，但也容易成为谣言的温床。当灾难暴发时，许多打着传统旗号的谣言也会趁机兴起。一些烟花爆竹除疫文章就高举着“传统文化”的大旗，在正文中旁征博引高呼支持保护，而评论中的呼应附和也为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当然，除了正面的民族自豪感外，还需要反面悲剧色彩的激励。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没落，往往可以激发悲愤力量。以烟花爆竹为例，自民国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移风易俗的推行，禁燃禁放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消防安全、空气污染、噪声扰民等原因先后经历了禁放或限放，并且禁燃之风从都市到乡镇漫延。然而烟花爆竹的问题，绝不是简单地一禁了之就可以解决的，并且目前民众的态度也出现了支持与反对两极分化。在民众需求多元的情况下，要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并不容易，还有限制的度如何把握也是一个重要问题。2020年春节，各地政府继续执行禁放或限放规定，通过通知、倡议、宣传、检查、处罚、奖励举报、回收等方式严格执行。在这一过程中，民众之间的监督举报，实际上也体现了燃放烟花爆竹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

燃放烟花爆竹除疫文章的暴发，在时间节点上与春节重合，是春节禁燃烟花爆竹政策施行以来的一个宣泄。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是许多民众对年味的感性追求，是对喜庆狂欢氛围的渴望。然而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烟花爆竹所暴露的空气污染、噪声污染、消防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所以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禁放政策，并且考虑到部分民众的心理需求，在部分地区采取了限放政策。从禁放到限放，实际上是在理性基础上对感性需求的关照，反映了两种态度的平衡和博弈。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制定各项举措需要科学理性而严谨。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各项政令更是如此。“试试看” 只会是民众危急时刻慌不择路的救命稻草，而绝不能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政府行为。科学合理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才是政府所需要的，而涉及预防治疗等问题，更是需要反复论证和实验。燃放烟花爆竹抗击疫情的文章，缺少科学依据和基本逻辑，全城燃放烟花爆竹的建议也不具有可行性，所以也绝不会被采纳。其实，一些作者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至少别再一刀切的完全禁放烟花爆竹！”才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共同呼声。借助疫情防控的谣言来为烟花爆竹解禁发声，这种做法也引起了清醒人士的批评，“我们完全理解文章作者想为花炮发声的好意，也赞赏其蹭疫情热点的机敏。但是解禁花炮的任务，在当下环保的语境下其实任重道远，必须依法、科学地做好一系列的工作。”

烟花爆竹除疫文章的热度，是利益相关群体不断推送、转发的结果。要理解利益相关群体的真实目的，需要拨云见日，深入分析问题所在。烟花爆竹在我国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在就业、税收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贡献。以浏阳为例，浏阳总人口一百四十余万，其中40万从事花炮行业，共有烟花爆竹等企业一千二百余家。2017年，浏阳烟花爆竹行业总税收约十二亿元。2018年，浏阳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246.4 亿元人民币。对当地经济举足轻重。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非遗保护运动的兴起，烟花爆竹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浏阳花炮制作技艺等项目先后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与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遗产相伴，这项传统民俗带来了空气污染、消防安全、噪音等问题。如何处理传统艺术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是浏阳花炮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临的发展问题。传统的烟花爆竹如何转型发展，是多方主体都在思考的问题。许多企业、个人、社会组织也已经从各个方面展开行动，从环保材料研发到污染安全问题调研，从论证游说破除“一刀切”式禁放到法律维权，都已经先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前烟花爆竹的转型升级主要是在安监、公安等监管部门的推动下为保安全、促环保而进行的，机械化、工业化、集团化是主要措施，但在文化、创意、品牌等方面的发展还有所不足，尤其是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方面还不够。

烟花爆竹所体现出的这些矛盾，也是许多传统民俗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 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融入现代社会，是一个重要问题。经济收入不是唯一标准，成为非遗也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对于传统民俗文化，政府有着巨大的操控权力和话语权，因此政府的态度和决策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而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是学者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客观公正建议。

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学者总会努力展现各自学科的作用。此次疫情期间，除了病理学、病毒学等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也在努力进行相关研究。民俗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在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民俗有着广泛的群众根基，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可以在防疫宣传、游戏娱乐、心理调节等多方面发挥作用。除了全国各地的主流媒体在宣传各种防疫政策和知识外，在基层社会，戏曲、曲艺、民歌等也成为宣传的重要手段。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宅在家中无法外出，传统的民俗游艺活动发挥了重要的娱乐功能，翻花绳、跳格子、打纸炮、拾石子、丢沙包，还有各种棋牌游戏，为家庭娱乐和亲子活动增添了许多色彩。 亲子关系在游戏中更加融洽，传统的民俗游艺得到了传承，小朋友也在游戏中锻炼了智力、体力与身体协调能力。在疫情防控战役中，每天人们的心情都是在感动、悲伤、恐慌、愤怒等情绪中转换。通过游艺娱乐等民俗活动和段子笑话等民俗事象，人们的生活和心理得到了一定的调节。传统的民俗智慧，不仅被民众广泛使用，也引起了许多民俗学者的学理思考：有的搜寻神话传说与地方性知识中蕴藏的抗击瘟疫的民俗精神和民间智慧，有的分析传统的自然观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的探讨疫情中的村民自治与社区管理。这些研究，既为社会在疫情防控等灾害应对方面贡献了民俗学的专业力量，也推动了灾害民俗学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学者应清楚自己的知识边界，除了思考本学科在疫情中可以做什么，我们还应该反思各个学科在疫情中所暴露的立场偏好、研究漏洞、理论局限、方法滞后等问题。以“烟花爆竹除疫”谣言为例，相关文章不仅获得了许多人的点赞，有的文章还被某些民俗学者转发了。实际上，无论是民俗学者还是普通群众，都不具备生物化学、病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虽然可以引经据典查找文献，却不能提供科学依据。民俗学者必须认清民俗学的知识边界与方法局限，我们可以梳理烟花爆竹的历史与传说，也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分析民众燃放的意愿，但却无法证明燃放烟花爆竹可以抗击新冠病毒。在冷静分析后，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进行辟谣；也可以深入研究谣言的生产传播机制及背后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近年来，一些民俗学者已经发表了多篇研究谣言的论文，但传播范围主要局限于学术圈，并未惠及普通民众。关于谣言生产机制、传播媒介、历史根源等问题的探讨，虽然都是学理性的研究，然而对于民众未尝不是了解、鉴别谣言的帮手。在当前信息化飞速发展的网络社会，学术成果的转化至关重要。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将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章，或者直接撰写“科普”文章，不仅贴合民俗学现实关怀的本意，而且可以进一步提升民俗学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意义。当然，民俗学的作用远不止撰写论文、发表文章，引导健康的民俗生活理念，培养基层工作者的民俗学素养，在今后的防疫抗灾、移风易俗、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方面都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科学理性价值观盛行的未来，传统民俗的发展将受到更严峻的考验。不仅政府的决策会按照科学严谨的标准，民众的选择也会日益趋于理性。民俗学者无权决定民众怎样生活，但可以传播民俗知识， 引导传统民俗转型发展，构建公序良俗。科技进步带来的是日常生活的变化，是民俗形式的变迁，是民俗传承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发展，而未来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将面临挑战与变革。借助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民俗艺术、民俗游戏、民间文学、民间信仰等的记录、存储、展示、传播、应用都将获得长足发展，而相应的民俗研究也因为研究对象的网络化，需要在理论方法上调整与提升。研究资料的多样化呈现，使得搜集和整理需要更多元化的方式；访谈、参与观察等田野调查方式，在借助现代科技先进手段的同时，也需要思考真实性、表演、伦理等一系列问题。在都市化、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当下，推动都市民俗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以更好地应对传统民俗的转型发展等问题，这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亦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