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中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1903-2002），偕夫人陈秋帆东渡日本求学。1936年7月，钟敬文先期回国，次年5月，陈秋帆结束学业回国。

钟敬文晚年回顾这段求学生活时说：“这是我学术经历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我在这个时期，坚定了终生从事（民间文艺学）这方面学术的方向，充实了学术的知识结构，也取得一些基础性的成就。”（《我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民间文艺及其历史>自序》）这一叙述反复出现在钟敬文晚年各种回忆录中，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史的一段佳话。

1983年3-9月，北京师范大学日本留学生加藤千代多次采访钟敬文和陈秋帆，回到日本之后，查阅相关资料，写成《钟敬文の日本留学——日中交流の侧面から》一文。此文具体考订了钟敬文在日本期间的学习、生活、学术交往与学术成绩，又经钟敬文本人的肯定和推介，成为《风雨世纪行——钟敬文传》《飞鸿遗影──钟敬文传》等民俗学史书写钟敬文学术生涯的定本资料。

近来笔者在翻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有关中国留学生资料时，意外地发现钟敬文提交给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一份调研计划。笔者以此为线索，不断追查，又陆续发现钟敬文、陈秋帆日本留学时期的三种档案资料。这四份档案从未被当事人和学术史家所提及，它们所呈现的历史现场，显然有补于钟敬文的自我追述以及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

一、1932年之后的日本研究热与中日民俗学交往

1928年7月，受《吴歌乙集》出版风波之累，钟敬文被国立中山大学辞退，黯然来到杭州，次年春，得刘大白举荐，兼任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讲师。1932年8月，钟敬文转为专任讲师，与娄子匡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杭州时期的钟敬文进入学术与散文创作“枝粗叶茂”的黄金时期，获得国立大学的稳定教职，居于风光无限的西子湖畔，又与志同道合的陈秋帆结为伴侣，在文学创作界和学术界享有一定知名度。就在此时，钟敬文开始酝酿远赴东洋留学。

对于留学动机，钟敬文晚年总结大概有三点：一是为了圆梦，二是为了充实知识结构，三是杭州时期对于日本民俗学界已有一定的了解。（钟敬文口述：《东京留学生活杂忆》，收入杨哲编：《中国民俗学之父》）在加藤千代等学者的描述中，这些动机如此清晰而强烈，才促使钟敬文毅然放下浙江大学的教鞭，四处筹钱，夫妻双双漂洋过海。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使留日学生大批返国，在中日关系空前紧张的形势下，人们都以为留日浪潮不会再来。可是1933年开始，留日学生人数却呈现节节上升趋势，尤其是在钟敬文夫妇赴日的1934年，日本《读卖新闻》1934年12月28日一篇报道《最近中国的世相：日语万岁》（《近顷支那の种种相之一：日本语万岁!》）称：“今春四月，新学年开始以前，据警视厅外事部亚洲科的调查，中华民国学生有1200名，‘满洲国’学生有300名，早已突破事变前1403名的纪录。四月底，此数更见激增，形势大好，仿佛明治末年中国学生留日全盛时代的再现。”

中国人一边高唱打倒日货、抗日救国，一边又出现留日浪潮。被钟敬文称为“日本亲密朋友中的一个”的实藤惠秀（1896－1985）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指出，这正是为了抗日而了解日本，是以在1932-1936年之间，中国的“日语学习热”与“日本研究热”方兴未艾。

钟敬文夫妇的经历恰恰是这次留学浪潮的一个注脚。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钟敬文跟随学校教日语的漆老师学习日语，陈秋帆则旁听浙江大学日语课程。而当时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自学日语正在爱国青年之中流行。据日本《读卖新闻》1934年12月28日报导，当时中国年青人认为“先学好日语，读通日文书，才好谈论中日问题”，日语书籍因此销路大畅。上海四川路日本书店店主、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表示：光是上海一地，一年之内三百万圆总额的日文书籍就能销售一空。

近在杭州的钟敬文显然也是日语书籍的消费者之一。据他晚年《我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罗列当时读过的日文图书，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松村武雄的《民俗学论考》和《童话及儿童的研究》，芦谷芦村的《童话学讲话》，藤井乙男的《谚语研究》等等，都是1930年前后日本民俗学、神话学领域的学术前沿书籍，由此可见中日学术交流之顺捷。陈秋帆的日语学习亦大有进步，1932年的《民俗学集镌》第二辑中，即收入了“秋子女士”翻译日本学者田中香涯的《巫娼考》。

1932年之后的日本研究热中，钟敬文、娄子匡的“中国民俗学会”主动与日本学界进行了多项交流。在1933年该会主办的《民间月刊》“学界出版消息”中，每期均介绍日本最新民俗研究动态。正是这段时期，钟敬文与神话研究者松村武雄建立了通信联系，1933年他为《民众教育季刊》主编《民间文学专号》时，将松村寄来的“特约原稿”《狗人国试论》列于首篇。钟敬文在主编《民间月刊》时，又翻译了日本民间传承学会负责人佐佐木喜善的一篇论文。佐佐木喜善与柳田国男合作《远野物语》（1910）等书，经过周作人的推荐，在中国较有名气。

与此同步，日本民俗学会的机关刊物《民俗学》从1933年开始，陆续刊登中国民俗学消息和相关论文：是年第1期刊载娄子匡的中文论文《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昨日和今日》，娄子匡在文首称“应小山荣三氏而作”，同年2月，此文又以《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昨夜和今晨》发表在杭州的娄、钟二人主编的《民间月刊》第2卷第5号上，题记改为“应德儒爱堡哈特博士、日儒小山荣三氏而作”。小山荣三当时任职于东京帝国大学新闻研究室(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前身)，是积极主张加强对亚洲占领地展开“宣传和言论对策”工作的著名学者，战时著有《战时宣传论》等书为军方宣传政策鼓吹。日本1933年《民俗学》第6期“学会消息”报道了《民众教育季刊》第3卷第1号目录、中山大学《民俗》复刊消息、娄子匡与钟敬文新书简介等；第11期发表了奠定钟敬文国际学术名声的《中国民谭の型式》，钟敬文在“小叙”中回顾了近年来受“邻国此学问之先进者如南方熊楠、高木敏雄、松村武雄诸先生”影响的民间故事研究经历。此文的翻译者，是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浙大同事周学普。周专攻德国文学，常与钟敬文交流德国文艺思想，他的留日经历给当时正在自习日语、研究日本文化的钟敬文以很大鼓舞。

二、中日的物价差与留学热潮

1924年，日本外务省设立文化事业部专职中国留学生事务，利用庚子赔款，每年资助320名留学生，即为“官费生”，外务省档案称为“一般补给生”。由于钟敬文没有正式的大学文凭，不能申请官费。陈秋帆后来曾对加藤千代提到，她虽参加了留学生考试，但亦未能考中官费资格。

1934年春天，周学普陪同钟敬文到杭州的日本领事馆申请自费赴日留学，“在领事馆里一讲，他们就给开了介绍信。我们在四月初从上海乘船去到长崎。海关看了领事的信，也就没有过细检查行李”。根据当时的档案记载，1934年4月，与钟敬文夫妇同期抵达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有500人。1934年11月5日上海《申报》发自东京的《留日学生激增，汇兑低落为最大原因》报道说：“唯自去年秋季则陆续东渡者颇不乏人。至今春以来，忽然其人数倍增。”

《申报》对东渡热潮的解释是：“最大之理由，辄为汇兑关系。二三年前，日金一百元须以中国国币二三百元方能兑换，最近则以七八十元可兑日金百元，其相差甚远。故与其在上海攻学，不如东渡反为合算，盖较之二三年前，可减少消费力三倍故也。”这一年的日元汇率对留日学生浪潮起到强大的刺激作用，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东京日华学会，1939年版）特地列表说明1926年至1937年中日汇率的变动。由表中所见，1931年7月，100中国元对换46日元，经过两年的逐步攀升，到钟敬文留学日本的1934年4月，100中国元已经可以换得115日元。1934年9月之后，汇率一直保持在100中国元换120-146日元的高位上，其中1935年5月的汇率竟然是1931年中国元最低价时的三倍半。钟敬文留日的1934年4月-1936年7月，正是中国元对换日元的最高峰时期。

蜂涌而至的留日学生，让日本的大学和留学机构倍感压力。1934年4-6月钟敬文夫妇就读东亚学校，这是专为初抵日本的中国学生进行语言培训的学校，1935年秋季达到该校学生人数的最高纪录，校舍师资均告不足，遂不得已停止办理入学申请。留日学生的泛滥亦让有关当局担忧补习学校的教育水平，以及学生对于日本文化的掌握程度。

钟敬文晚年记叙，他们的私人日语老师，一个日本电台广播员，当时“一个月挣30日元”。而钟敬文1933年在浙江大学的月薪是200元（浙江省档案局《国立浙大二十二年度主要教员一览表》）。按照1934年底1：1.4的汇率，钟敬文的月薪是日本电台广播员的九倍，这在日本已经不止中等收入水平。陈秋帆在谈到夫妻二人生活开支时说，当时的日本与今天相反（注：指加藤千代采访的1980年代初），物价比中国还低，三十日元足够两人一个月的生活，而当时在中国这点钱是不够过一个月的。钟敬文的回忆则是“我们两人一个月约用四十多块钱”。

1934年9月底开始，钟敬文入读早稻田大学的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学费一年40日元，陈秋帆则到法政大学文学部攻读本部生（学士）课程。据陈秋帆回忆，本来钟敬文希望进入服部宇之吉担任院长的东方文化学院（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前身）学习，但是该校并不招收大学院生，因此才转到知名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当时私立大学的院生学费实际上归导师所得，只要得到导师的批准就可入学。

钟敬文赴日之前，每个月都有优厚的收入，但是“在杭州几年中，我每月差不多把十分之七的收入送到当地的旧书铺子或国外的一些书店里去”（《谈买书》《天负海涛室随笔》）。所以留日之前，钟敬文并没有存下多少钱。据安德明《飞鸿遗影──钟敬文传》一书，钟敬文赴日之时，随身只携带了“在国内积攒的四五百元钱”。如果不对照1934年的收入水平，以今天的日元价位来想像，这点钱确实远远不足以支撑夫妇俩在东京的生活。可是一旦我们了解浙江大学教师钟敬文的工资以及当年东京的物价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钱，只相当于钟敬文两个多月的工资，却已经足够夫妇在日本节俭地生活一年。

同时期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士的罗永麟（1950年之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回忆1936年与好友贾植芳（1915-2008）一起度过的东京生活：“《人的悲哀》胡风给他发表了，还非常捧他，给了18还是20日元稿费，那时日元很值钱哪，相当于我们的大洋。我们当天晚上就去大吃了一顿。当时在‘烧鸟’店里喝酒五毛钱就够了，吃了一两个月。”（《罗永麟：不懂民间文学成不了大作家》）

此外，由于钟敬文笔耕不缀，在中国和日本大量发稿，尚有稿费收入。钟敬文后来回忆说：“在日本我发表过几篇文章，《槃瓠神话的考察》分三期连载在《同仁》月刊上，稍有些稿费。”《同仁》是一份财力雄厚的医疗月刊，钟敬文选择给《同仁》投稿，显然是出于经济的考虑。钟敬文夫妇在日本的经济状况应该是比较宽裕的。后来的许多传记文学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留学生活的清贫苦寒，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学想象。关于自费留学期间的具体经济状况，钟敬文夫妇的自我叙事都省略了时代背景。钟敬文当时常到东京神保町一带的古书店购书，积攒了一屋子的书籍，1936年回国时只携回两箱书，其余全处理了。这样的细节在以往的叙事之中，是指向“一心向学”的高尚人格，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这一细节恰恰可以理解为钟敬文经济尚有富余。当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钟敬文毅然放弃浙江大学的优厚薪水，东渡日本自费求学，这种对学问的执着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1936年7月，钟敬文结束学业先行回国，陈秋帆在这一年年底，首次获得官费补助。笔者在日本外务省1936年度《学费补给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外务省档案编号：B05016070800）之中，找到了陈秋帆名字。这份名簿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于1936年11月制作，列出了日本24家大学获得学费补给的中华民国学生（不含伪“满洲国”），陈秋帆列在“一般选拔补给留学生”栏，补给时间是1936年9月至1937年3月（即日本的秋季学期），每月补给额度为55日元。这一项补助是1926年之后增设的，专门针对已到日本留学的私费生，成绩优良者经日本学校的推荐，可获外务省每月30－70元不等的“选拔留学生”补助。1928年之后，每年名额为80名。1936年度，陈秋帆所在的法政大学共有8名学生获得此顶补助。在1934-36年自费留日的近八千名中国学生之中，陈秋帆可以在80个官费补助中占得一席，足以证明其成绩之优异。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日战争的局势日渐紧急，先前三年持续不断的留日浪潮迅速降温，留学生渐次归国。陈秋帆1937年3月取得学士学位，她撰写的以井原西鹤（1642－1693）名著《好色五人女》为研究对象的江户时代“町人文学”日语毕业论文，得到法政大学近藤老师的激赏，被推荐到该校的大学院进一步深造。鉴于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陈秋帆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于1937年4月23日向外务省提交归国的申请书《归国旅费御支给愿》。5月10日，主管留学生的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批准是项申请，拨给陈秋帆“归国旅费定额金壹百七拾圆”（《在本邦选拔留学生补给实施关系杂件／大学关系》第二卷之八“法政大学”，参考编号：B05015492800，1937年5月）。

三、钟敬文在东京的学术活动

钟敬文在日本的两年，除了部分文学交往，大部分时间都是窝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里“狼吞虎咽地苦读”。他的日语一直无法自如对话，也是因为语言障碍，钟敬文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大学院课程学业上面。陈秋帆曾说他“每天去图书馆，倒不是出席大学院课程，着眼点在于9层的图书馆”。不与日本同学交流、埋头读书，大概是那个时代中国留学生的特点，1936年向愚在《留日中国学生侧面观》（东京《同仁》第10卷第1号）一文中着重批评了中国学生尤其是大学院学生由于日语水平较低，到学校听课的出勤率很低。反观女留学生的陈秋帆，日语能力进步神速，才到日本一年，就达到能与普通日本人一样说话的程度。

钟敬文常常提到受到早稻田大学的导师——西村真次《白鸟处女说话的研究》（1927年）之启发，才写作他民俗学的代表作《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1933年）。西村真次（1879－1943年）是战前日本名声颇隆的人文研究者，1930年代曾有近十种神话人类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然而这只是他上百种著作中的一小部分。钟敬文如愿成为其入室弟子的1934年，西村真次的研究兴趣早就转移到日本古代经济史和古代船舶研究方面了，但钟敬文所推崇的，是导师几年前的“文化传播论”。从各种西村门人的回忆录和早稻田大学的档案中，我们都找不到1934年之后西村真次开设民俗学、神话学课程的记载。钟敬文与西村的交流，更多是通过每个月的例行会面。

日本大学院院生分两种：博士课程前期又叫“修士”，等于中国硕士研究生，学制二年；博士课程后期等于博士研究生，学制三年。钟敬文留日2年，但只有1934年9月（日本的第2学期）至1936年3月在学，按照日本大学对修士的课程要求，不大可能获得修士(硕士)学位。1935年7月的日本外务省《在本邦特选留学生补给实施关系杂件》（参考编号：B05015511400）第三卷，载录1934-1935年度的早稻田大学中国大学院生名录8人，并没有钟敬文名字。我们在《早稻田大学百年史》的校友名录中，也找不到钟敬文的名字。所以有可能钟敬文的留学身份是“研修生”，这是成为正式的大学院学生前的一个过渡，根据教授安排，可以旁听院生或学部生的课程，学制为一年。类似早大这样的私立大学对于自费留学的大研修生，素来采取一种比较自由的管理，因此日语水平较差的钟敬文倒也无需担心与日本老师同学的交流问题。

虽然身在海外，钟敬文还在继续为杭州《艺风》《亚波罗》等杂志组织稿件。1934年12月的《艺风》，标志是“在东京”。该期杂志穿插了6幅照片，分别是“本专辑中几位在东京的执笔者”“文化史家西村真次教授像”“民俗学家松村武雄博士像”“钟敬文出国中国民俗学会在杭州会员送别留影”“日本东京靖国神社”“日本镰仓大佛”。照片的排列次序，正体现了钟敬文留学海外的当下经验。陈秋帆则以“小秋”和“秋子女士”为名发表了4篇日文译著。另有一位“斯石鹿”发表了《文化移动论》《考古学研究》等4篇人类学论文。从扉页照片“本专辑中几位在东京的执笔者”来看，斯石鹿应当是钟敬文留日期间的亲密朋友。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西村真次所著《文化移动论》（日本1926年出版），译者李宝瑄，奇怪的是1934年《艺风》中斯石鹿《文化移动论》，竟然是此书第二章的删节本。但《艺风》只字未提翻译两字。或许这位斯石鹿，便是李宝瑄。不知什么原因，钟敬文后来从未提及斯石鹿。这位曾与钟敬文过从甚密的神秘人物，也就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李宝瑄译本《文化移动论》由著名史学家李泰棻题写书名，李泰棻在1938年出任伪天津教育局局长，1945年被国民政府定为汉奸。或许李宝瑄(斯石鹿)与日伪的这些微妙关系，使钟敬文在回忆东京故友时选择了忽略。

钟敬文在这期《艺风》中的姿态颇值玩味。他在卷头语《前奏曲》中大力提倡“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以至于文化史这一群现代欧罗巴或亚美利加底先进国里已很进步的学问”。虽然该期大部分文章译自日文，但《前奏曲》从未提到日本学界在这几个进步学问上的贡献，可是在照片和译文中，又充满着“日本制造”的映像。这样剧烈的反差，或许正是20世纪初中国人类学、民俗学对于日本的矛盾心态：积极从日本身上学习西洋文化，但只是把日本当作一个码头。钟敬文强调日本留学经历对其学术思想的改变，主要是“广泛地接触到国外的学说、理论，才渐渐改变了自己固有的纯文学的观点，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民族学、民俗学、原始社会史及文化史等的观点，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观点”。

虽然在杭州时期已经对日本民俗学、人类学者颇为熟稔，钟敬文留学期间与日本民俗学界的交往却非常少，似乎只有松村武雄、西村真次两人勉强可算民俗学家。聚集于日本民俗之父——柳田国男（1875-1962）周围的民间传承会，在钟敬文留日的1935年前后，学术活动相当活跃。钟敬文虽然在1933年与该会负责人佐佐木喜善多有书信来往，可惜佐佐木氏于1933年9月英年早逝，钟敬文在东京的两年，始终无缘结识柳田国男。中日民俗学两位主要创建者为何未能会晤，似乎是历来论者关注点。钟敬文在《东京留学生活杂忆》说：“原因一来他是研究一国民俗学的；二来我看了他的著作，觉得自己还没有请教他的资格。”

四、中国作家在东京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名家都有日本留学背景，早稻田大学毕业生郭沫若1928年的《桌子的跳舞》曾经自豪地宣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也是一样。”钟敬文在1930年代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家，留学日本对于他来说，或许也有向鲁迅们致敬的动机。

翻查1934-1935年的作家行迹，会发现这两年居于日本东京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特别多。中国的青年作家们领着中国稿费，纷纷跑到日本渡假。诗人卞之琳1935年春也加入了客居日本的行列，他在1983年《读书》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日本生活费用便宜，巴金正在东京住。梁宗岱受北京大学排斥，偕新夫人沉樱住在叶山海滨。我有老同学吴廷璆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我不通日语，可以投靠他，在这个清静的故都闭门译书。”（《星水微茫忆<水星>》）作家如斯，自费留学生更是蜂拥赴日。在东京的数千名中国留学生扎堆儿住在高田马场、神保町附近，把这一带的餐饮业和房租市场带旺起来。早稻田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附近日本饭馆的招待若不懂得说几句中国话，生意会差好几倍。

1935年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的毕业生，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重点关注中国现代新文学。该会1935年4月发行的《中国文学月报》中，兴奋地报道了新近“来朝中的中国文人”，日后成为著名“战后派”作家的武田泰淳领衔撰写第一篇钟敬文访谈记，其次才是实藤惠秀、竹内好等人分别撰写巴金、沉樱、梁宗岱、冰莹等中国作家（《来朝中の中国文人》，《中国文学月报》第2号）。

在学术道路上，钟敬文与文学思维渐行渐远，但在日本知识界的交往中，往往又是“著名文学家”的身份给他带来更多荣耀。

1934年秋，东京举行作家慰灵祭，诗人苏曼殊也在受祭之列，钟敬文以《吊曼殊诗》三首诗歌参与活动，时任第二早稻田高等学校教授的实藤惠秀见诗之后，顿觉意气相投，设法结识了钟敬文。实藤惠秀为东京帝国大学优秀毕业生，亦是中国文学研究会（1934-1943）的领袖人物，通过他，钟敬文很快与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们建立了关系。在实藤惠秀的推荐下，1935年5月18日，钟敬文受邀在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第三回恳话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探求》中文演讲。出席当日演讲有13人，后来与钟敬文保持多年友谊的实藤惠秀、增田涉、竹内好等日本学者均有出席。武田泰淳当日并未参加钟敬文的演讲会，但他根据钟敬文演讲内容整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现状》，发表在《中国文学月报》第5号上。

在演讲前一个月发行的《中国文学月报》中，武田泰淳已经具体介绍了钟敬文在中国民间文艺、民俗学方面的成就，称其目前在日本的研究题目是《关于民俗学的神话谭研究》，又特地介绍其为《鲁迅在广东》的编者、富于才情的散文家与文艺家。当时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力会员增田涉、竹内好等人，正对鲁迅、郭沫若等中国进步文学投入巨大热情，钟敬文的民众文学及其与鲁迅的交往背景，正切合该会当时的关注。其实鲁迅对于钟敬文未经其许可，擅自编辑《鲁迅在广东》(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一书略有微词。但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并不了解其中的微妙。1935年6月，增田涉译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东京出版，随着增田涉、竹内好逐渐成为日本研究鲁迅的权威，二人与钟敬文的友情亦打上了“鲁迅故友”的印迹。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遍邀鲁迅、胡适、茅盾、郁达夫等文学名家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1917-1927），这套貌似为作家排座次的丛书立即在日本文学界引起轰动，《中国文学月报》第3号报道《新文学大系》在东京预约发售的热烈情形。丛书中由郁达夫主编的散文二集，收入钟敬文4篇散文，郁达夫在《导言》中称赞钟“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可惜近来改变方针，去日本研究民族传说等专门学问去了，我希望他以后仍能够恢复旧业，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所曾露过头角的小品文”。受此隔海相赞，东京的钟敬文因此声名日隆。

1936年开始，钟敬文连续在日本医疗团体——同仁会的机关刊物《同仁》上，发表2篇论文、3篇诗论。此前诸家钟敬文传记皆称《同仁》为民俗学杂志，误矣。《同仁》乃同仁会之机关刊物，此会成立于1902年6月，是日本的一个医疗事业团体，当时在中国的北京、青岛、汉口、济南等地均办有同仁医院，财力雄厚。《同仁》杂志主要刊登中国医疗和文化方面文章，发行于1906-1939年的34年间，该杂志只有钟敬文一人连续7期(第十卷第1号至第7号)刊载文章。1936年鼠年，编辑特邀钟敬文为此年首期《同仁》写作《中国の民间传承に现はれた鼠》，编后语宣称作者乃“中国现代文坛的新进大家”，予以隆重介绍。之后该刊又分3期连载钟敬文《槃瓠神话の考察》。1936年第5期之后连续3期《同仁》，钟敬文又以笔名“静君”发表中文的《天问室琐语》《天问室琐语续篇》《中国诗修辞零拾》等文章。钟敬文在《天问室琐语》中，姿态不免有些自矜，他特地提到，“新近《现代十六家小品》及《中国新文学大系》二集等录载拙文，‘竟许’皆误作‘竟于’，语意虽勉强可通，要非本来面目矣。”紧接着在续篇又说：“余近每见现代散文选或教科书中所载拙文，辄忸怩不敢正视，实亦不免自悔孟浪矣。”

钟敬文是《同仁》杂志刊文频率最高的作者，这些文章全都写作于1935夏至1936年春之间。由此可见，在日本的最后一年，钟敬文写作之努力。当然，也许是因为无业的钟敬文在这一年的经济压力加大了。

五、大受刺激的日本毕业旅行

20世纪初以来，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所谓“睦邻相亲”政策，通过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来培植在华势力。专职留学生事务的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1923年设立之初，即拨出“对支文化事业会计特别事业费”，设立“支那留学生内地见学旅行”专项资助，旨在通过日本老师带领下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旅行，加深对于所谓“日支亲善”和“日本精神之真髓”的理解。1935年12月22日-1936年1月1日，钟敬文参加的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毕业旅行团即在赞助之列（《在本邦留学生本邦见学旅行关系杂件／补助实施关系》第8卷第32号早稻田大学，参考编号：B05015830600，1936年12月16日）。在1935年12月5日早稻田大学校长田中穗积呈送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申请中，可以看到“籍贯广东”的钟敬文列于“支那留学生内地见学旅行团”乙团的第5人。该团共有27名中国（文档称为“中华民国学生及满洲国”)学生，均为1936年3月毕业学生，甲团有学部生和专门部学生13名，乙团有大学院及研究科学生14名。外务省为参加旅行的学生每人补贴70圆。

钟敬文晚年曾经回忆道：“1935年冬天，学校照例为该年毕业生举办旅游，十几个同学，由一位老师带队，去京都、大阪、奈良、宫岛等地，我印象很深。”如何的印象深？钟敬文并未具体提及。日本外务省的这份档案为我们讲述了钟敬文的毕业旅行。

旅行历时十天，共走了9个地方。既有富于中华文明色彩的古都奈良、京都，也有日本现代化工业中心的大阪、福冈。从早稻田大学随团指导教师提交的《指导报告》来看，为了达到“于本邦留学中对我国固有文化充分理解，同时加深对我国兴隆之由来之认识”，日方安排可谓煞费苦心：1-3日参观大阪造币局、证券交易所、纺织工厂、日本朝日新闻社等现代经济机构；4-6日游览京都、奈良的佛寺神社，领略日本古代文化精粹以及思考“日本与唐代文化的交涉”；6-7日入宿温泉旅馆，游览宫岛的神社，欣赏天下奇胜耶马溪风光，参观明治维新倡导者故居；8-9日参观重工业中心八幡市的制铁工厂，游览九州福冈。

那么，这些中国留学生的表现是否达到了日本当局的期望？次年3月，由学部生所组成的“甲团”向外务省提交了长达10页的汇报书，称：“今次旅行让我们在以下三点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1、日本古代文化的独自性及其繁荣。2、日本近代文明惊人的发展。3、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强大的消化力。”（《昭和十年支那留学生内地见学旅行甲团报告》，记录者：孙礼榆）不同于甲团极尽表现“日支友善”之能事，钟敬文所在的由大学院生组成的“乙团”只提交了4页思想汇报，语言平淡了许多，团员们的兴趣点在于分析日本工业机构的运作特点，同时也反思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家奖励与保护”如何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当叙及团员们在京都奈良古都的见闻时，“仿佛窥见我国的昨日”，亦感叹“中华民国所不易见之唐朝风建筑，今日竟大部分残留于此地”。乙团团员一致表示毕业旅行令他们对日本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其价值远非在东京三年的学业学习所能得到的”（《昭和十年支那留学生内地见学旅行乙团报告》，记录者：吴汝勋）。

1935年12月底，正值华北形势危急，日本军步步进犯。在这些日本“恩惠”的毕业旅行之后，甲团的中国学生看到了“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以及“君临东洋”的必然性，也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走上亲日道路埋下了伏笔；乙团的钟敬文们则在洋洋得意的日本文明姿态面前思考其快速发展的原因，在异国故都的“唐朝风”景色中，凭吊着中华文明的衰落。年轻的甲团与成熟的乙团，表现出了很不相同的思想方式。这种沉重的心情，钟敬文在《天问室琐语续篇》中写道：“去年隆冬，游奈良，云凝寒重，斑鹿悠然，曾口占一绝云：髡杉如语旧王朝，匝地云阴气肃廖。过客雄心未能死，百金欲买奈良刀。”在萧瑟的异国景色中，振兴民族文化与回国救亡的激情，日益交织在一起。

“眼前乡国殊风土，白纻春衫敢梦思”，毕业旅行触动了钟敬文的文学激情，1936年上半年发表的《天问室琐语》及续篇，共有6则诗文记述毕业旅行的风光感想。正如郁达夫所期望的“恢复旧业”，1936年3月到7月之间，钟敬文呆在东京潜心写作，计划以散文札记的形式“记录下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以为这段住在国外生活的纪念。它虽然主要是文献性的，但是，无疑体现了我那时期对散文的看法和新的修养”（钟敬文：《我与散文》）。在日军进攻杭州的1937年底，这册还未排成铅字的散文稿本，与钟敬文花去每月薪水的十之七八而积累起来的中外书籍，全被战火烧成了灰烬，钟敬文晚年提及此事，仍难过地说：“这是永远无法补偿的损失！”

六、失败的日本研究项目申请

钟敬文说：“当时出国学习的目的，我曾经在一些地方说过，它有两个：一是为了充实自己关于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理论知识，二是想进行中国和日本、韩国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可惜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基本上只达到了第一个目的。”（《我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实际上第二个目的一直是杭州—日本期间钟敬文主要的学术兴趣，即依据“文化传播论”，对中、日、韩三国民间故事进行类型比较，再从同类故事中寻找原发地及其传播途径。

钟敬文在赴日之前，已经写作了《中国的太阳神话研究》《中日共同的民间物语》《中鲜民谭底比较》等论文草稿，并曾呈与松村武雄请教。留日期间，钟敬文在国内《艺风》等刊物上译述了多篇朝鲜的民间故事，1935年1月又将旧稿《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整理刊登于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的机关刊物《民族学研究》上，此文的脚注44说：“参见拙著《中鲜共同民谭底探究》（待刊）。”但这本待刊的书稿后来却一直未有下落。这些迹象表明钟敬文留日期间始终未曾放弃过三地故事的比较研究。

在日本外务省保存的中国人申请日本视察补助《满支人本邦视察旅行关系杂件／补助申请关系》（第二卷第36号）的卷宗之中，我们找到一份题为《昭和十一年六月国立浙江大学嘱托钟敬文申请》的文件（参考编号：B05015737900）。这是钟敬文在1936年6月22日向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申请“日本内地视察费补助”的申请文书，共有5部分：1、封面，2、“日本内地视察费补助愿”（钟敬文手书），3、视察行程、个人履历（钟敬文手书），4、已发表论文《槃瓠神话の考察》（抽印件），5、《作者最近著译短文目录志要》（打印件）。

钟敬文该项申请的课题名称是《日本内地人情风传说的视察研究》，目的旨在搜集日本各地的世俗风土故事传说，行程规划如下：（1936年）6月30日东京出发——日光（7月2日）——仙台（5日）——青森（8日）——札幌（10日）——盛冈（13日）——新泻（17日）——东京（20日）。不同于此前日本中西部的毕业旅行，钟敬文选择的是遍布妖怪风土传说的日本东北部，从盛产蛇怪故事的日光，到流传天狗、河童、座敷童子、山男等神话的仙台青森岩手一带。这一带的民间传说曾被柳田国男和佐佐木喜善收集整理成《远野物语》，成为日本民俗学的奠基经典。

回顾杭州时代钟敬文与佐佐木喜善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此次视察研究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当时以柳田国男为中心的日本民间传承学会强调只进行“一国民俗学”研究，对近邻各国的民间传承一概不予讨论。在1930年代之后学术氛围日趋政治化、学术成果变成论证“大东亚共荣圈”正当性的日本学界之中，这样的提倡可以安全地规避与政治形势的关联。而在被日本欺凌的中国，与“一国民俗学”主张相反的是，宣称日本文化源自中国的“中国中心说”成为了许多民俗学者的学术自觉。钟敬文的两篇日语论文正是试图通过传说流布的路线图，为这一学术理念提供实证。

赴日之前，钟敬文曾在《中国民谭的形式》（1933年）中表明：“以吾数年来涉猎日本和中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经验来看，两国的‘民间口碑’存在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当时他已经致力于中日两国民间口碑资料的搜集、比较及研究。在国内起草，后于日本房州海岸写成，发表于1935年日本《民族学研究》创刊号的《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一文，则从民间故事传播的角度分析三个分布于朝鲜、安南及中国的同型传说，指出“这三个分布在亚细亚东南部的同型式的传说，它底发生的地域，以位置于中国境内为适宜”。钟敬文论文的批驳对象，正是1913年著名人类学者——鸟居龙藏的“日本三轮山传说研究”以及1930年代初的今西龙、松本信广的“老獭稚型传说研究”，这两种研究均将日本传说的源头限定于本土，拒绝进行故事源头的推绎。钟敬文认为中国学者的责任，乃在提出这些日本学者所不曾发现的同型式（老獭稚型）的中国资料，并且根据新资料而做出关于这些同型传说发生地域的“比较确切的论断”。如果联系时局（朝鲜于1910年被日本殖民，安南又是法国殖民地），可以看到此文强调中国对于朝鲜和安南的一般文化上的主从关系，又在文末连用3个注释来阐明中朝文化的渊源，显然是有清晰的现实指向。

由于《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对于日本同类研究多有批驳，尤其是对当时已经是日本民族学权威的松本信广多有商榷之语，松本氏旋即在1935年2月的《民族学研究》中，借评论学生论文的机会，进行了反击。一向反应敏锐的钟敬文，无论在留日期间抑或1980年代两国学界恢复往来之后，都没有继续回应松本的批评。然而由这份1936年视察费补助申请来看，钟敬文并没有因为日本研究权威的批驳而放弃这项比较故事学的课题。

1936年夏天，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在日本国内残酷镇压进步活动，中国进步留学生如钟敬文的好友林林、柯仲平等，被日本特务严密监视，搜捕驱逐。如此严峻的中日形势之下，为了避免文化官员们的敏感，钟敬文在填报申请材料的代表性论文之时，没有选择《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中国民谭の型式》，虽然这两篇论文皆发表于学术机关刊物且更显学术水平。正因为顾虑这样一些文化源起论争的政治背景可能引起日文评委的不满，钟敬文不得不选择一篇发表于医疗杂志的《槃瓠神话の考察》，这篇论文不涉及文化比较和传播问题，看起来似乎更加安全。

日本外务省仿佛洞悉钟敬文的申请目的，《满支人本邦视察旅行关系杂件／补助申请关系》第二卷收录1932年4月至1936年7月之间中国人申请日本考察补助的37个文档之中，只有钟敬文与北平大学工学院90名师生的“日本工场见学”两宗申请未获批准。后者乃“因6月11日学生抗日运动”而取消旅费补助，属于无法抗拒的外部原因。唯一未能获批的钟敬文申请书中，却没有文化事业部的立档书和审批书或者任何字语，这可以被认为外务省在接受到钟敬文申请之后，并未专门立案审批。既然研究计划申请失败，而研修的学业又已告一段落，1936年7月，钟敬文踏上归国的路程。

仔细与同卷的申请文件进行比对，笔者揣测钟敬文申请失败的原因有三：1、所有“满支人本邦视察旅行”的申请人，都是当时居于中国本土的教授学者，其中尤以有过留日教育背景的学者为多。钟敬文却在东京提出申请，身份比较含糊。2、申请人需由本人所在的机构以公函形式出具“赴日考察证明书”。1936年3月已经从早稻田大学完成学业的钟敬文当然不可能由该大学出面，因而申请身份是“国立浙江大学嘱托”，但既为嘱托，总得有校方证明，但钟敬文的申请文件中并未附录校方证明。3、从日方公示的申请程序来看，须由申请人带齐机构证明，向所在地的日本领事馆提出考察意愿，再由领事馆报请日本外务省备案审批，这其中，日本驻中国各地的领事馆负有担保人的职责。很显然，身在日本的钟敬文也无法完成这一程序。

《昭和十一年六月国立浙江大学嘱托钟敬文申请》就像一份“无头公案”：申请人钟敬文一生从未对人提及，然而文件的字迹与印章又是那么的确凿；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将之归档封存至今，但对于是否批准申请，及其理由，却未着一字。这份失败的申请书至少见证着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学者，在离开这个给予中国太多羞辱的国度之时，不灭的学术追求。

在1934-1936年的留日热潮之中，钟敬文夫妇顺应时代潮流，在异国留学生活中找到了学术的坐标。从日本外务省保留的4份相关档案，以及对这些档案的扩展追踪，我们看到了钟敬文先生人格健全高尚的一面：钟先生从不虚构个人历史，从不过分拔高自己，虽然真话未全说，但是假话全不说。

日本政府的“亲善计划”收获了许多留日学生的“感激”，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不少归国的留日学生因为过分亲日，出而担任伪职。1935年前后在日本的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钟敬文夫妇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分子，他们也与其他留学生一样喜欢日本文化，也与其他留学生一样接受过日本政府的官费、补助。可是，到了1937年秋，钟敬文毅然挟笔从戎，加入了抗战的队伍。

通过钟敬文在日本期间的经济状况、文学活动与民俗研究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东渡时期的钟敬文，年仅31岁，其未来的生命历程，其实尚存多种可能。在日本期间的钟敬文，首先是以文学家而不是民俗学家知名的。这一时期的日本民俗学还处在初创阶段，钟敬文的导师西村真次也不是一位民俗学家，因此其留学的27个月之间，钟敬文并未加入日本“一国民俗学”的合唱之中，反而在搜集日本民间故事之时，坚持着比较故事学的“中国中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结合钟敬文归国后的戎马生涯，以及他与杨成志的二度合作，才能看到：钟敬文的留日生活、民俗研修以及学术积累，在其一生民俗学事业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