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现有农业起源动因之单因论、协同进化论、多因论和历史情境论诸理论或解释模型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和评论可知，若将农业起源动机归因于单一维度的对环境或人口压力的适应性反应，或视其为对社会资源分配、需求满足、象征系统发展等社会文化因素的简单回应，或将其视为人与自然协同进化论的结果，此类论述虽在某种程度给人以启示，但最后都难免失之偏颇而无法得到有效的答案。系统论思想虽然注意到该命题的多维面向和系统相关性，但也存在如何在考古实践层面落地并避免人文缺失的挑战；历史情境论虽可补足系统论的缺陷但其普适性则有待验证。

关键词

农业起源动因；单因论；协同进化；

系统论；历史情境论

农业起源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与人类起源、国家文明起源并称为考古学研究三大重点或难点命题。古今中外各学科专家对此做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思考，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纷繁复杂的解释理论和假说。

中国目前介绍农业起源理论的文章主要有三种：其一用谱系的方式进行评析，以时间和思想史梳理为主线，如孔令平、郑建明等学者的研究，农业考古杂志翻译的日本学者森本和男、美国学者斯卡托·亨利也是这一类评述方式；其二是对相关理论进行分类介绍，如陈淳、潘艳将农业起源研究分为证据和技术手段、动力机制理论模型、生命科学研究传统三大类；张修龙等分别就环境、社会和人类文化、认知力这三维度对农业起源理论进行了分类介绍；其三是挑选一些重要的理论进行评述。最后一种方式常见于综合性研究课题的文献梳理章节，可见于陈文华、管彦波、笪浩波、陈胜前等学者的著作。不过，这三种方式基本是从农业起源理论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分类与述介，重在介绍和条疏以往各种农业起源学说的主要内容，而对这些理论的评说则失之于笼统和宽泛，更缺乏对这些理论内在逻辑与因果关系的述评。

鉴此，本文从“粮食生产为何会发生”这一基本命题出发考察农业起源动因，重点关注以往有关农业起源诸学说中，对相关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内在逻辑所做出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尝试阐明诸学说的得失、效力与局限性。下面依据农业起源动因的逻辑组合形式，将以往诸说归结为单因论、多因论、协同进化论和历史情境论四大类型。

本文所述的单因论，特指该理论突出强调某个单一因素作为解释农业起源动因的基石。单因论又包括外部压力、社会内部动因、象征性这三种类型。

（一）外部压力理论

其基本观点是资源缺乏导致了农业起源，具体又可分为环境因素和人口因素。柴尔德（V. Child）、宾福德（L. Binford）、巴尔-约瑟夫（O. Bar-Yosef）、科恩（M.Cohen）等学者都在这方面有经典的理论构建，以下做具体分析。

1、环境因素理论

本文所谓的环境因素，指古人所处环境内对当时人的生存有着重要价值的环境因素与生活资源的变化，而非指一般性的气候、水文等变化。这类理论主要可分为三类。

（1）特殊气候论。强调特殊气候事件导致环境剧变，以“绿洲理论”为代表。该理论最早由拉斐尔·庞佩利（R.Pumpelly）在20世纪初提出。1904年他在土耳其地区进行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工作。根据考察结果，他认为更新世末期冰期结束时气候剧变导致该地区干旱。随着可居住面积的不断缩小，人和动物都被迫聚集到绿洲进行生活。人为了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开始利用植物，并学会鉴别不同类型的种子，谷物种植随之产生。柴尔德同意该观点，并将马克思经济史观引入史前史的讨论，不过他认为这个绿洲的地点应该在尼罗河河谷或巴勒斯坦地区，并且巴勒斯坦地区更早进行植物驯化。可惜二者都只提出“环境变化”这一起始要素，没有给出人类进行粮食生产的具体原因。

“绿洲理论”提到的冰消期气候剧变因素被后来的学者所注意。莱特（H. Wright）、巴尔·约瑟夫等学者在柴尔德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末次冰期之后的特殊气候变化。其中巴尔·约瑟夫认为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impact hypothesis）导致中东地区气候剧烈变化，致使区域内的资源减少，这直接导致纳吐夫晚期的居民无法再依赖采集和狩猎，人员流动性降低，被迫开始种植谷物。

这类理论把特殊气候导致的环境变化作为影响早期人类生活演化最重要的因素，从大时间尺度来说西亚地区农业的产生，确实与末次冰期结束相符，所以说，这类理论注意到了最直接可见的两种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但是“特殊气候假说”无法成为一个普适性理论，如果把时间尺度缩小就可以发现，虽然新仙女木事件以来的气候转变和西亚及东亚地区动植物驯化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同步性，但是，淀粉类植物的土豆、高粱却晚到距今7000年、距今4000年才分别在南美洲、非洲被驯化。不同地区不同作物驯化的时间也许与新仙女木时期相去甚远，目前完全看不出全世界各个地区在同一个时期一致转向粮食生产的迹象。彼得·贝尔伍德著，陈洪波、谢光茂译：《最早的农人：农业社会的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页。其次，这类学说的验证需要以精密的测年数据和高分辨率的古环境数据为基础，任何一个环节的错误都可能使结论南辕北辙。比如，目前西亚黎凡特地区和东亚南岭地带。由于碳库效应等测年误差，导致同一批研究材料被放到不同的时间段进行解释，致使解释模型整体被颠倒。

（2）季节性气候变化理论。这类观点以麦克克里斯顿（J. McCorriston）和豪尔（F. Hole）为代表。他们认为夏季气候变干和湖水消退导致人们面临关键性资源的季节性短缺，人们被迫采用定居和储藏的策略来应对。但是这样加速了人们对当地环境的压力。虽然定居人口耗尽了周边的资源，但是他们并没有迁徙，而是更努力地去开发新资源。

虽然该理论看上去比前述特殊气候论更微观且更具人类学般的场景感，但其前提却是建立在“定居人口在资源耗尽之后没有迁徙”这一假设之上，且作者没有对此前提做任何解释。此外，和特殊气候论一样，该理论也必须依靠精确的测年数据和高分辨率的古环境重建。当然，该理论也的确指出了一个要点，即早期人类面临的季节性食物短缺问题，这是游动或定居社会都会遇到的普遍而常有的挑战之一。人类最初的复杂化机制，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跟抵御这种季节性、临时性短缺有关。如，一般认为酋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酋长的集中与再分配功能，来平滑社会内部的季节性或临时性短缺。在国家化时期，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建立公廪，以平滑季节性短缺以及丰年和灾年的需求。那些最早开始定居的人群，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很可能就是该理论所说的资源季节性短缺。

（3）海登（B.Hayden）的“技术进步假说”。他把资源分为K型与r型。K型为资源回报率高的物种如大型动物，r型则是回报率低的物种如小型动物、草籽谷物。随着人类狩猎技术的进步，K型物种变少，不得不利用r型物种。该理论将现象与理论相结合，历来是从外部压力寻找农业起源动力机制的研究者的偏爱之选，因为它说明了早期人类普遍的攫食行为偏好，以及农业起源过程中食物广谱化现象的存在，且正好符合与生态学中的“最佳觅食理论”。

不过，其问题在于：第一，这类现象本质上就是食物的强化利用，在历史时期也大量发生。如饥荒时期吃野菜、草根树皮也是一种食物强化利用的表现，这种行为并不是特例，而是人类社会早、晚都有的普遍现象。在此情况下，若按此学说推论，诸如对动、植物的强化利用及随之而来驯化行为应该在很多地方发生。但在实际上，放眼全世界和整个人类历史，仅有极少数的社会驯化了谷物和动物。对此现象，该理论就无从解释。第二，最佳觅食理论是以动物的觅食行为和食谱为数据进行构建的模型，人显然比动物更有主观能动性，更容易受社会文化性因素的影响，该理论却完全忽视了这个方面。

2、人口因素

人口压力说其实是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集中关注文化亚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聚焦人口与环境载能之间的关系。宾福德通过民族学资料和文化生态学认识，提出了“边缘区起源理论”。他认为山麓地区是狩猎采集者的最佳地带，居住在此的人群可以在自然资源和人口增长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但是这种平衡会被环境恶化、人口增长所打破。平衡一旦被打破，人群就会分裂，部分人口迁出最佳地带，移居到一些边缘环境中，这样最佳地带就能始终处在环境承载力下。他在2001年的代表作中将人口因素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系统讨论了不同狩猎采集群体中的人口因素影响。弗兰纳利将宾福德的“边缘区起源理论”进行了细化，认为边缘区最可能就是植物原生地的边缘区，并提出“广谱革命”理论进行更深入地讨论。

马克·科恩致力于人口压力理论的检验，他将古病理学和营养分析引入考古研究，并收集了全世界的有关材料。他的研究表明狩猎采集者相较之后的农耕者更加健康，但是人口增长和野生资源短缺引起了食物压力，导致人们被迫选择营养价值较差但是产量高的食物，以数量换质量来养活更多的人。同时人口的聚集也增加了定居的程度，提高出生率，提高人口密度。科恩的理论有一个完整的逻辑链，人口增加导致的定居程度提高，进而产生农业。但是针对该理论也可以找到反例，比如北美洲的沿海地区就有定居程度高的人群没有产生农业的例子。佛罗里达的卡鲁萨人居住在沿海地区，凭借丰富的海洋资源为生，其社会组织通过血缘划分等级，其社会发展程度甚至已经到达酋邦阶段。

人口压力理论出现的根源是20世纪60年代博赛拉普（E.Boserup）提出的以人口压力为基础的农业演变理论。之后人类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学者重新评估狩猎采集人群和农业人群的健康、营养摄入、生活状况。Lee，R B and De Vore，I，Man the Hunter（Chicago：Aldine，1968）.其中以萨林斯的“原初丰裕社会”概念最广为人知。

人口压力因素和环境因素应该联系起来看，二者都是从资源缺乏的角度来考虑农业起源问题，差异只在于环境和人口哪个是决定性因素。对环境和人口重要性的讨论根植于马尔萨斯和博赛拉普的经济学理论。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的性本能导致人口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是生产资料却是以算数级数增长，自然状态下人口增长快于食物增长而产生人口危机。博赛拉普的观点则与马尔萨斯完全相反。她认为人口增长是自变量，人口增长推动了耕种体系和技术的变迁，是决定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把二者观点结合起来看，其实就是一个环境-人口关系动态变化的过程。考古学上利用外部压力去解释农业起源的理论基本都是讨论人与环境关系。环境与人口是早期人群在生存时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此类理论有助于厘清特定地区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是农业研究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这一类研究，往往还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默认特定人群与环境之间具有依存和限定关系，潜在预设了特定人群具有特定生态龛或某种程度上受空间范围限制。所以，此类研究还得进一步探究，相对于特定人群而言，其相对固定的生态龛是如何形成且对其能动性构成了何种制约和羁绊，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人口压力，但却仍然不足以全面解释农业起源的全部过程。

（二）社会内部动因

这类理论强调社会群体内部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由于特定社会所拥有的资源是相对固定的，资源的再分配、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社会关系的维系就成为导致农业产生的重要原因，有学者直接从社会需求方面来寻找答案。

1、社会资源分配

（1）海登（B. Hayden）宴享说。海登的观点是其“技术进步”观点的延伸。他认为由于最先被驯化的谷物都是低回报的物种，所以处于人口压力和资源紧缺的人群是不会去尝试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事情。农业应该始于技术发达，资源富裕的地区。在此基础上，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种植谷物作为美食来进行宴享，并试图通过宴享控制劳动力、获取忠诚等特权。张光直，郭静云、郭立新等学者虽不完全赞同海登之说，但也认为农业起源于食物资源丰裕的地区。

（2）本德尔（B. Bender）强调农业是食物强化的一种形式，她认为狩猎采集社会关系的变化才是导致农业产生的原因。与海登不同的是，她认为典型的狩猎采集者为了不超过环境承载力会维持低生产力水平，但是从民族学实际案例来看低水平生产也会产生剩余资源。这些剩余资源既要提供群体间的资源流通，又要满足本群体内部的资源再分配，要完成以上两项活动则需要复杂的社会组织提供保障。季节性丰富的食物会被储存，再分配，储存也会促进定居。而在这些过程中，某些人就会通过一些手段来操纵这些活动，以达到牟取私利的目的。日积月累，这些牟取私利的人就会掌握更多的财富，从而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产生。当社会出现不平等，特权阶级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强化来巩固这种“储存、定居、生产”的社会机制，因而产生农业。可以看到，该理论其实与前文季节性短缺理论关注同样的现象，不过更强调从社会层面来着手分析。

（3）詹姆斯·斯科特（J. C. Scott）在近期的著作中认为谷物的发展是为了赋税的需要，而如果没有饥饿、危险或强迫所逼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放弃渔猎、采集或畜牧，而成为从早劳作到晚的农民。詹姆斯.斯科特著，翁明德译：《反谷：谷物是食粮还是政权工具？人类为农耕社会付出何种代价？一个政治人类学家对国家形成的反思》，台北：麦田，城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页。该理论与一般所认为的狩猎采集社会有更多闲暇而农民更辛苦的看法相呼应。

不管是海登、本德尔还是斯科特，其理论前提都是狩猎采集社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层现象，农业的出现只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行为之一，其经验事实源于人类学家对非洲、澳洲等地区现代土著的描述。用民族学的现象来解释早期人群的行为是一个冒险的类比行为。由于其偏重社会结构和关系层面的讨论，抽离了历史维度的观察，故有严重的倒果为因的嫌疑。所以，已经有学者对海登的理论做出反驳,认为该理论没有实际证据支持。不过这类理论注重探讨社会结构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可以视为对外部压力理论中的“人地关系”探讨的有益补充。

2、需求满足

这类观点认为农业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或动物的需求。

（1）人类的需求。谷物可以用来酿酒，而酒可以使人致幻，达到通灵、举行仪式的效果，人们驯化谷物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酿酒满足他们的这种特殊需求。游修龄、陈淳、吕烈丹、刘莉、郭静云与郭立新、陈洪波等学者做了相关研究，都认为酒与农业的发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酿酒行为推动了中国农作的起源和发展。国外有的学者认为食物中有类似鸦片的成分，由于人们对这种成分上瘾，才大力发展农业。

（2）动物的需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就曾指出“谷物种植首先由牲畜的需要引起，只是到后来才成为食物的主要来源”。孔令平也认为该因素是导致农业起源的主要原因之一。

酿酒说把古人驯化谷物并发展谷物种植技术的出发点，理解为满足类似于猎人社会萨满仪式对于饮酒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解释，为何旧大陆古人选择诸如稻麦粟这一类低回报且难以直接食用的小粒谷物进行驯化。但仍然不足以回答，既然各地猎人社会对酒的兴趣和需求普遍存在，却为何只有极少数社会开始驯化？显然还有其他原因有待解释。药物作用理论则显然经不起推敲，因为比谷物成瘾性更高的植物有很多，但是他们驯化时间并没有早于谷物，而且此说也无法解释人类是如何在对谷物成瘾之前接触和食用谷物的。至于动物需求论，更加依赖一个前提：牲畜驯化远早于谷物的驯化，而且在人驯化谷物时，早已与牲畜之间形成了稳定的伙伴关系。现有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表明，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3、“天才说”与“稳定说”

这类理论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已产生，即认为有一个天才突然之间想到了种植庄稼。威廉·佩里（W.Perry）认为尼罗河周期性的泛滥可以为埃及人准时灌溉谷物，某些天才想到可以通过建造水渠来灌溉很多的土地，种植更多的谷物。切塔吉的研究也发现与科恩类似的现象，表明狩猎采集者的食物比农业居民好，但他认为农业经济的优势是稳定，风险小，不过，切塔吉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

“天才说”和“稳定说”都阐述了一种可能性。天才说注意到了人类从自然现象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但现代社会科学对于普遍性解释的追求，经常对这种历史偶然性怀持偏见而将其排除在答案之外。至于稳定说，这是一种从结果看源头的做法，在刚开始的时候，人无法预料驯化谷物和农业行为有此类效果，显然不能用于解释驯化的动机。

（三）象征性

这类理论以英国剑桥大学后过程考古学家们的观点为代表，强调社会关系和物质性之间的密切联系，而物的象征性是表达这种关系的外在途径。伊恩·霍得（I. Hodder）将农业起源解释为一种人群从自然状态向社会化过渡的过程，其中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日常行为来表现。在他看来，驯化物种是物质性的表现，其产生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复杂化的产物。反过来驯化物种会加速社会关系的复杂化。霍得的观点与本德尔相近，但是他更强调用象征性来解释物在社会关系中的功能，他认为在PPNA时期，西方学者对西亚黎凡特（Levant）地区的分期，全称为“The Pre-Pottery Neolithic A”——前陶新石器时代A，距今11500-10500BP，介于纳吐夫文化时期（距今15000-11500BP）与前陶新石器时代B（距今10500-8800BP）之间。住所（domus）是自然向文化转变的动力，控制野生物种的驯化过程同时也控制整个社会的象征体系。雅克·考文（J. Cauvin）的理论是反对用环境、人口与文化等因素进行解释，他把农业起源看作一种人类行为的革命，这种革命行为首先源于象征系统的革命。他认为在PPNA时期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女性与公牛的信仰”，分别代表女性神和男性神。这种信仰重塑了人们的认知，使人们更加有效也更有欲望对外在世界进行控制，而栽培行为就是一种具体的控制行为。查尔斯·海泽（Charles Heiser）认为农业耕种行为的产生是古人为了在野生植物丰收后安抚神灵。

象征性的理论有浓厚的结构主义影子，比如考文根据PPNA时期西亚遗址中出现的女性小人像与牛头的现象建立自己的假设，这种意向的联结只能说是学者的一种阐述，他表述了一种可能性但无法验证其真实性。另外，信仰的产生可能远早于PPNA时期，在旧石器末期世界各地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信仰的事物,信仰和农业起源在时间上也不契合。所以这类解释就显得是一些有趣但无法验证的假说而已。其对于真正推动探讨农业起源的科学探讨，并无太大助益。

进化论的开创者达尔文认为，驯化物种的产生是动植物在家养环境下与人类共存的结果。植物学家在农业起源研究中往往持这种“协同进化”观点。

埃德加·安德森（E. Anderson）对欧洲、美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后院景观中的杂草和栽培植物之间的共生现象进行了调查。他认为这些栽培植物最初是杂草，之后从早期人类的垃圾堆和花园里长出来的杂交种经过人类的管理，物种性状产生了改变，最终形成了与野生祖型不同的驯化种。

史密斯（B. D. Smith）基于考古证据、古民族植物学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研究讨论了北美四种本土植物西葫芦（cucúrbita pepo）、青蒿（iva annua）、黎（chenopodium berland）、向日葵（helianthus annual）的产生过程。他认为这些栽培种植物组成的生存综合体最有可能在河谷附近的洪泛平原上被驯化。史密斯的研究案例显示由于预先具备经济潜力和定植能力，使得洪泛平原杂草被预先适应于驯化。这些河谷杂草保持高产量的潜力，似乎是为了在人为开放空间的植物群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人类在河谷地区的定居程度的提高也使得这些植物发生了一系列的性状改变。

生物学家林多斯（D. Rindos）认同安德森的相关论述，即人对环境的持续影响推动了人与物种之间的共同进化。他考察了驯化的不同方面，认为驯化是一种生态框架下的共同进化，并把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根据强度被分为偶然驯化（incidental）、专门驯化（specialised）和农业驯化（agricultural domestication）。林多斯试图建立一个农业起源的机械模型，将人的意志完全排除在外，既不需要人类行为的有意改变，也不需要人口压力作为外部驱动力。他强调人与其他有机因素和无机因素在生态学意义上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人类对资源物种广泛的管理以及对它们环境的改变，对农业的萌生具有关键意义。林多斯研究的特点是引用了大量动物界的共生案例，如蚂蚁和金合欢树、白蚁和菌落、松鼠与橡树的例子。但是人与植物之间的共生关系显然与动物的共生关系不同。动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往往是有利于双方的生存进化，但是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是利人而不利植物生存。

持协同进化论的植物学家们侧重农业起源的过程研究，解释农业产生过程中人的选择和作物的变化，任何研究农业起源的学者都无法忽视这些自然现象。但是他们在解释农业起源动因问题上贡献不大，无法解释人类为何做出驯化这种行为。

本文所谓多因论特指其模型中并非特别强调某个单项因素，而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如贝尔伍德（P.Bellwood）所说，大多数所谓的“动因（causes）”都相互交叉，这类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种影响因素的组合逻辑，大致有来自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的学说。

（一）文化生态学

1938年，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和塞茨勒（F.M.Setzler）发表文章认为考古学和民族学应当通过研究生存经济、人口规模和聚落变迁来解释文化变迁的性质。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这种文化生态学观点成为过程主义考古寻求解释的重要理论基础，相关研究实践也遍及世界各地。考古学家一般通过发掘具体遗址，将地质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等研究结合起来，呈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模式，并在解释问题时采用新进化论的方法进行阐释。

该类型的考古学实践始于布雷德伍德在1948至1955年间于伊拉克扎莫（Jarmo）遗址进行的发掘。扎莫的发掘是多学科合作的系统性发掘，目的是寻找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证据布雷德伍德认为农业的发生不存在原因，而是人类社会各项知识和技术长期积累，文化差异和社群专业化发展到极致的结果，虽然布雷德伍德不认为农业起源有原因，但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起源地“山麓起源理论”。与此同时，麦克尼什（R.MacNeish）在南美墨西哥中部高地特瓦坎（Tehuacán）河谷地区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发掘，他也认为农业和定居是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他在晚年总结了全球史前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三线性理论（trilinear theory），由三个假设模型和三组假设原因构成。其中第一个理论梳理世界各地的农业发生地，类似瓦维洛夫（H.Vavilov）的工作；第二个“理论”解释了园艺的产生，农业人群是如何从采集者和富裕采集者发展而来；第三个理论论述美国东部这样的特殊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从“半定居带驯养”到“园艺村民”，再到“农业村民”，经历了漫长而渐进的发展。

中国学者近年来在研究农业起源问题时也常从该角度进行讨论。如裴安平在讨论长江流域稻作发展时，提出了气候、地貌为外因，人口增长、工具和耕作制度变革、社会组织与生产关系变化为内因的解释。笪浩波则认为生态环境变迁是长江中游稻作农业起源的主要诱因，解决人口问题是直接动因，人的生产技术水平是动能，三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稻作农业的产生。

这类研究若与田野考古配合，可以得到各学科信息，对于复原特定地区的时空环境具有重大意义，是过程主义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但是其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经验概括，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相对独立，对彼此间逻辑关系并无清晰条理，故可视为各种单因论的堆砌，在解释农业起源动因时缺乏说服力。

（二）系统论

考古学家已经认识到农业起源是一个影响因素和影响方式极为复杂的过程，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判断，需要引入系统论的思维。该思想在前文论述科恩、林多斯、史密斯等人的研究中已经有了体现。如史密斯研究成果中提到的生态位构建理论（human niche construction）就是很好的例子。该理论来源于生态学的概念，要求考古学家通过考古材料去还原、理解人类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为理解实证材料构成的农业发生事实和农业发生机制的理论演绎提供了逻辑上的联系。潘艳在讨论长江下游农业起源时尝试用“生态位”概念来解释。她一改以往长江下游农业起源大多重视单一水稻研究的情况，将研究对象转变为古人对生态系统中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综合地考虑农业发展的过程。可惜该书所讨论的区域并非农业原创区，其也未涉及动物资源方面的讨论，对生态位的构建尚不完全。

弗兰纳利在圭拉那魁兹所做的系统研究，不但应用了生态位构建理论（human niche construction），而且利用计算机模型进行建模和模拟实验。弗兰纳利的目的是为瓦哈卡地区的农业起源建立一个模型，该模型不仅包含普遍性驯化过程，还涉及与瓦哈卡文化序列有关的一些特定事件。他认为农业起源是一种复杂因果关系交织的产物，研究这种多个互为因果的过程需要用系统论的方法。他将中美洲前陶期的觅食系统划分为11个子系统（分别采办玉米、西葫芦、龙舌兰、仙人掌果、野豆、野草和牧豆等圭拉那魁兹地区主要植食类）。古代人群通过时间安排来管理这些子系统，使其相互影响并维持系统的运行。“时间管理”是弗兰纳利模型的核心，他利用丸山（Maruyama）的都市系统运转模型，从“时间管理”的正、负反馈两方面来观察系统的运转。正负反馈的相互作用使得某个子系统发生变化，假如整个觅食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正反馈，作物生产因此而产生。例如野生资源会因为季节性或不同年份的影响而波动，觅食者常以“抵消偏差”的负反馈来维持系统正常运行。弗兰纳利将其觅食模型进行计算机建模，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模拟，然后将模拟结果与圭亚那魁兹各层位遗存进行比较。其模型中的觅食者游群从一无所知的状态通过试错，学习如何在圭拉那魁兹环境中对11种主要植食采集做出时间安排，直到他们的行事变得高效以至于没有太多改进的概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数学、物理学等领域诞生了非线性的复杂系统科学，例如普里戈金提出的自组织理论和耗散结构论，用于描述有序结构从无序结构发展而来的过程，该理论强调开放系统的非平衡态热力学是生命演化的基础。考古学领域也将复杂系统科学引入农业起源的解释，陈胜前在《史前的现代化》一书中将中国农业起源看作长期进行和革命性飞跃互相结合的产物，并尝试利用协同学和自组织理论来解释广谱适应与农业起源的原因。他将农业之前的文化系统看作一个自组织系统，农业起源过程涉及物种、环境气候、工具技术、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众多因素，并用资源禀赋理论来解释这些因素。在自组织理论的大框架下，他总结了两套人类发展的中程理论，即狩猎采集者的适应趋势和压力应对机制，其中将很多单因论的观点融合其中。由此，陈胜前提出了一个“超循环”演化的模型：狩猎采集者若想要提高资源获取量，就得扩大资源搜索范围，或提高资源利用率；这导致强化开始，由于照顾植物的需要，人群的流动性降低；流动性降低意味着资源总量减少，不得不进一步强化利用资源。并且他认为在这个超循环过程中新加入的变量不会打断循环，而是推动循环的升级。

这类过程主义考古学的系统论或复杂系统论所构建的理论，将农业起源视为长期进化和偶然的革命性行为的结合，很容易把农业起源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如此的结果，具有浓厚的历史决定论意味。但是在历史上，有不少群体在了解农业技术之后，却依然选择放弃农业，而回归狩猎采集生活。这种现象使我们在考虑农业起源时，不能将这一过程简单地视为一个不可逆过程。这种可逆现象的存在使得在研究农业发展过程时对复杂系统论的应用需要慎重考虑其可行性。

采取系统论或复杂系统的理论一般是过程主义的研究，缺乏考虑象征性对人类生态系统的影响，也忽视了人的适应方面的能动性和历史偶然性。从模型描述的场景中，读者很难从中看到活生生的个体行为，只能用冰冷的数字模型代替实际的人生。

从某种意义来说，前述有关农业起源的大部分假说，是学者们立足于现当代社会，凭借部分考古学或人类学观察到的经验事实，结合部分自然科学研究认识成果，进行客位分析和推理而建构出来的。正因为如此，郭静云、郭立新认为这些研究“理论推演多于经验观察。多种理论化的讨论通过置入不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推理和演绎来完成理论模型的建构。这种解释往往是结构性的，而非历史的，而且往往以流溯源，从果到因，以必然如此的方式呈现，使人看到的是一种被化约和简化的进化机制，而非真实生动、充满偶然性和歧路的历史图景”。他们进而指出，“只有真切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中，从材料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放在历史长河和具体人群的经验里，从历史主体主位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他们的世界，试图理解其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前进的每一步中可用到的资源、局限性以及所做出的选择，以及他们是如何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最终导致新石器革命的发生，这样或许才有可能理解新石器革命的本质与内涵”。实际上，郭氏所言正是在积极响应陈寅恪先生早就提出的“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了解”之呼吁，可将其称之为“历史情境论”，或可归入到“新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中。

郭氏所提倡之“历史情境论”，就是要让研究者回归到所研究的历史主体的具体情境中，尽量以主位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和思考他们所处的世界，理解其行为和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将考古学中的过程主义与后过程主义融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尝试从实践层面将社会系统、结构与人的能动性结合起来观察。这种方法突破了以往单一学科或各种理论固有的局限性，在深入掌握和了解历史主体相关背景知识的基础上，通观多种视域场景，寻求对历史主体及其生活方式的整体性理解。这种研究要求观察者置身于具体时空（类似于人类学的主位法），要整体而非碎片化观察，要宏观与微观结合，反对从结果看源头，充分认识历史主体做出的各种选择的可能性以及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历史发展的不同路径取向，反对将历史必然化和简单的因果决定论。

郭静云、郭立新亦运用前述方法对农业起源开展研究。他们将稻作农业看成是新石器革命中人类改变生态龛的副产品之一。其认为新石器革命得以发生的前提是形成某种程度的定居，而定居只会发生在自然条件良好，食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最常见的此类区域是中低纬度地区生物生长繁盛的平缓淡水区域及其周边，因为水生环境不需要追寻动物，水生动物和鸟类会自动过来，而且某些水域也是陆地大型动物饮水解渴的必经之处，是狩猎的最佳地点。所以，在新石器革命中，随着人类走出山洞，来到水边岗地定居，生活方式发生巨变。正因为如此，郭氏将其理论称为“蓝色革命”。比如，因水上捕捞而需要制作浮水用具，因之发明了磨制石器；因食物小型化而使石制工具小型化；因水边定居而需要学习搭建棚舍房屋。因人们习于水边广谱化捕捞采集生活而发现水边野生水稻可以食用并偶尔采集；因采集和食用谷粒及螺等小型食物的需求而发明陶器；又因发现稻谷可用于酿酒，而在当时各种仪式或生活场景中，酒具有极高价值而扩大了当时人对野生稻谷的需求，开始管理与驯化稻谷，不过，稻谷直至很久以后才成为人类主食。正因为在新石器革命全套过程中，充满了诸多偶然性，所以郭氏认为约一万年前只有极少数人群开始改变其生活方式，发明很多新技术；这些人群中又有很多在半途消失或止步，最终能走完全程而为人类蹚出新路的，少之又少。

“蓝色革命”理论将旧、新石器交界之际纷繁复杂的线索整理成一条完整的逻辑线，将过程与后过程，系统、结构与能动性相结合，并且把生态学纳入进来，综合考虑了外部环境（气候暖化和波动及水域扩展、水域食物资源富集等）、社会内部需求创造（包括浮水工具、采集和水边定居等功能性需求、酿酒等仪礼性需求等）、人的能动性（因应环境变化而定居和广谱化，从采集捕捞水域食物到发现谷物的作用，为因应少量的可克服的食物短缺而不断加强照顾和管理谷物的行为），融合了人类学的新历史主义范式。不过，由于该项研究主要是从东亚稻作区域的经验得到的，能否将其应用于其他地区，尚待观察。

本文把农业起源理论分单因论、协同进化论、多因论和历史情境论，目的是找出诸理论背后逻辑。

单因论大多为针对某个在农业起源过程中可观察到的特殊现象，将其提升为解释农业起源整体演化机制的发动机，因过于强调单一原因而无法形成综合性解释和普适性理论。卡尔·波普尔（K.Popper）认为归纳法不是逻辑推理，也没有归纳原理，如果把波普尔的观点用到农业起源动因研究上，那么再多的案例也无法形成一个普适性的理论，这样的问题在简单堆砌影响因素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中也存在。协同进化论更多关注农业起源的过程本身，无法解释农业如何发生的具体原因。  

多因论将农业起源问题看作社会发展问题来进行讨论，这就意味着在讨论农业起源时不能将农业行为单独讨论，而是要将其放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进行整体讨论。正如弗兰纳利所说，农业起源或其他任何发明创新都是以偏离原先形态的一种偶然和微不足道的方式发生，以致难以察觉其端倪。这要求考古学家们将涉及农业起源的遗址进行高精度的研究，尽可能地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生计模式、社会结构、信仰等等因素。不过，系统论理论模型最大的问题是科学理性主义的困境，缺乏对具体的人类行为方式的理解。　历史情境论虽然隐含了系统论的思维，但又弥补系统论之不足，通过“移情”（德语中的verstehen一词）式的“情境分析法”，去理解过去人的行为，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人文理解达到考古学上的“透物见人”。

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以往对农业起源动因的探究，清一色为外国学者，并以英文为主要载体。不过，诚如本文所述，近年来不断有中国学者涉足其间，不但出现中文原创性论著，而且开始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期待中国考古学者对该领域贡献更多的知识与思想。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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