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是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百年传统。然而随着民族学研究对象的转变，该传统研究方法在现代社会引发对其适用性、代表性及研究过程规范性的反思。本文将民族学的研究目标确定为“问题导向的理论构建”，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出发，提供了一种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构想。文章认为，当前民族学既需要理清事物发生的机制、有构建理论野心的实地研究，又需要分析异质性社会的全貌、建立概念操作化工具、验证相关理论的定量研究。民族学需要在传统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他研究方法进行新的综合。

[关键词]个案研究；社区研究；民族学研究方法；问题导向；理论构建。

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是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百年传统。从“扶手椅人类学家”进入田野调查伊始，民族研究者就强调研究的深度和精度，提出要限定调查区域和范围，强调精细化研究的重要性［1］。例如民族研究早期的先行者哈登、里弗思等人借用博物学和动物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主张通过实地调查对“有限区域进行精细化研究”。马林诺夫斯基曾强调：“精细化研究的本质是对有限区域进行细致、彻底的研究。其特点是调查者在一个400或500人的社区中生活一年以上，去研究他们生活或文化的方方面面……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深入地了解一个文化……才能发现那些浮光掠影式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足和误人之处。”［2］美国人类学的开创者博厄斯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自然科学简化论为基础的大规模比较，他认为民族研究者要去了解特定场景中某种习俗和信仰出现的原因和发展过程。

在中国，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相结合，从“社区”着手对微观的文化区域社会进行研究，开创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民族学学者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村落研究成果，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研究、禄村研究，张之毅的易村研究、玉村研究，周大鸣的南景村研究，黄树民的林村研究，萧楼的夏村研究，王春光、项飙和王汉生的浙江村研究，阎云翔的下呷村研究，王铭铭的美法村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让我们对传统农村的工业化路径、农民特殊的商业网络及进城方式、村落在城市化浪潮中的终结、私人生活的变革等多个议题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

尽管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非常深入细致，但这种研究也招致了国内外学者的批评。总的来看，学者们的批评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批评缘于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过往的研究方法出现了问题；一个方面的批评是对个案研究方法代表性的批评；一个方面的批评是对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规范性的质疑。

首先，传统民族学研究的是小规模、无文字的族群，研究对象的单元之间同质性强。对这种群体的研究要通过局内人视角的近距离观察，通过比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访谈，参与和记录其日常生活，据此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详细描述，进而开展定性的分析和解释。然而，随着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从初民社会转为现代社会，传统封闭的村落或部落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城镇化，异质性程度越来越高，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小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仅仅运用小社区调查研究法，不可能整体地理解历史悠久、分化复杂的社会；对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的情况［3］。

对这种研究方法的第二个方面的批评则更加致命，涉及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利奇在评论《江村经济》时指出：“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呢？”弗里德曼也指出：“以一个社区个案来反映中国社会现实，便利固然便利，却不利于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把握。……也就是说，中国有几十万的农村，怎能只用一个农村如江村、黄村和台头村来代表呢？”［4］这些批评质疑传统的微型区域研究对于异质性的文明社会的适用性。他们不认为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小型农村社区研究能达到认识整个中国的目的，因为这种研究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异质性。费老也意识到村落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从乡村工业型式的比较，到小城镇类型的比较，再到农村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他一直在探索乡村社区研究的现实类型比较方法，试图通过这种类型比较，走出村落个案的局限［5］。

然而，类型比较方法也存在诸多局限。李培林认为：这种现实类型不是抽象的理想类型，所以类型比较不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解释力；这种现实类型也不是经过还原的原型，不具有历史寻根的意义。由于现实类型的无数多样性，因此最后的分类需要某些简单的标准，但这样一来就会发现，所谓的类型只是某个方面更加突出而已，类型之间的共性多于它们之间的不同［6］。另外，类型的划分无论是基于特定的问题还是既有个案的提炼，都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甚至出现同义反复，即就个案中的特定发现来分类，再反过来用这种分类界定特定个案［7］。而且，从这种方法出发，总体中类型的种类以及各种类型所占的比例仍然无法得知，无法从推论的角度解决代表性问题。

研究者们还从解释人类学的个案间与个案内概括、反思社会学的扩展个案法等多个角度对此问题作回应［8］。特别是布诺维发展的扩展个案法，被认为是走出个案研究的经典方法［9］。这种方法将宏观的权力结构、国家、世界历史背景等因素纳入微观的分析，从而理解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结构所塑造。但正如弗里曼的批评一样，这种试图在个案中通过理论和宏观拓展阐明整体的做法，同样不能克服异质性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个案之间具有异质性，那么不同个案与宏观力量的联系也存在差别，借助理论和宏观力量对个案研究的结论进行扩展，也无法阐明整体。

对这种研究方法的第三个方面的批评则是对其操作过程规范性的批评，同时包含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质疑。例如，民族研究者自身的政治观点对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妨碍；民族志中过多的修辞、学者的一言堂等破坏了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10］；对异民族语言的理解不够充分、参与式观察不充分使研究者不了解被调查者的真实情况，通过主观臆断和创造制造民族志，削弱了民族志的可靠性和科学性［11］［12］。马林诺夫斯基的秘密日记显示，人类学家并不具备变色龙般的移情能力来游刃有余地收集信息。在研究者的直接参与和科学观察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点，参与观察法因而是一种自相矛盾而且无法实现的原则［13］。而学术史上著名的“米德-弗里曼之争”则激起了民族学内部对民族志的科学性与可靠性、理论假设的位置、重复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的大讨论［14］。

民族学传统中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的局限在国际国内的民族学中均被反思，但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出路在哪里，大家还都在探索。本文结合民族学的目标定位，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出发，提供了一种从单一方法走向多元方法的构想。

民族学研究的目标是增强我们对民族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理解的基础是对现象的准确描述，而对现象发生原因的正确解释正是这些认识和理解的关键。为了认识和理解，我们需要理论，只有通过理论化的过程，我们才能提炼认识，累积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世界。

然而，过往的研究处理理论和资料的关系存在几种极端方式：一种是生搬硬套式的理论移植，将中国作为西方原创理论的试验场；另一种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专注于问题解决，对层出不穷的社会变化的即时应对或者居高临下的姿态作出不痛不痒的政策建议。在过往的研究反思中，杨圣敏对前者作了大量的批评，而赵旭东则分析了社会学科“实用性格”的传统与费孝通晚年的反思［15］。

杨圣敏的文章将研究分为理论导向和问题导向两种类型。他将理论导向的研究概括为：将既有的理论作为工具，作为解释性框架，一方面通过既有的理论工具对现实作解释，另一方面将中国作为试验场对国外的原创理论进行验证。他批评理论导向的研究忽视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对中国现实作解释。他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真相的调查，由表及里的观察，分析事物的真相，总结事物发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发现同类问题的因果规律，通过积累上升为理论的阐述。赵旭东的文章则认为，实用性研究的取向尽管结合了中国实际，但是在理论深度上并没有真正增加，其借用的解释性资源依旧是西方既有社会学教科书层次上的那些与中国实际相去甚远的理论和方法。长期缺乏理论创建的实用研究，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真正的理论反思几乎是一片空白。那些从实地调查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调查数据和资料，仅仅具有未来历史学家眼中的史料值，并没有推动社会学理论的建造，累积和发展。

从文章的论述看，杨的文章并不强调实用研究，或强调与理论导向相对的政策导向研究，而是处处强调通过对社会焦点问题的研究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工具，从问题中总结理论；而赵的文章同样强调了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论创建与反思。本文也基本认同两人的观点。民族学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族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与民族身份相关的社会问题，这类问题与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背景息息相关。民族现象的影响因素相当复杂，在不同的历史时空情境下社会现象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其进行解释的概念工具、理论工具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中国民族现象的研究，要有选择地借鉴国外已经成形的理论工具，同时更要基于我国民族社会的现状，发展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工具。例如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以殖民地的整个族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初民社会的研究观照自身的发展历程，因此发展出进化论、功能论和传播论等理论视角。尽管这些理论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然而，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民族内的异质性不断增强，民族问题越来越复杂，这种以整个族群为研究单位探讨文化演化的视角显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

以人为中心、以人类社会为论域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实践问题抑或方法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社会生活，社会科学归根到底要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解释。因此，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没有系统回答或没有满意回答的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真问题”［16］。但由于“问题导向”这个词容易被误认为等同于“政策导向”或“实用导向”，本文将民族学研究的目标确定为“问题导向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取向以与中国民族相关的核心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问题现状的清晰描述，深入分析，归纳总结，拿出针对中国问题的系统理论工具。其首要目的是分析和解释我国社会中的重大焦点问题，了解事物的真相；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对问题及其发生原因的分析和总结，发展适合中国社会的概念和理论工具。

将“问题导向的理论构建”作为民族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目标，要求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符合社会科学规范的研究逻辑。华莱士将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形象地概括为“科学环”。科学环的一半是从问题出发，发现社会现象的发展逻辑，从研究资料中归纳、形成概念，理清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理论。科学环的另一半是对创建的理论进行检验及演绎发展，通过演绎形成假设，用实证资料进行验证［17］。通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而发展概念和理论，再对从新的理论演绎出的相关假设进行验证，两个过程不断循环，不断提高对我国民族现象的认识，推动适合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工具的发展。构建概念与理论工具和对概念与理论进行验证，两个过程是相继发生的。但由于目前我国民族学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工具不够，当务之急是一方面要积极探讨国外已有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在中国社会的研究效度，在我国民族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另一方面要提高对民族现象的认识程度，积极构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工具。

将“问题导向的理论构建”作为民族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目标，要求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从单一的个案研究方法走向多元的研究体系。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系从大的方面来讲包括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个类别，从具体的研究方式来说又包括实地研究、抽样调查研究、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四种［18］，民族学传统的实地研究只是四种研究方式之一。尽管有人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成年礼，但它绝不是民族学研究的唯一方式。从民族学/人类学方法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的民族研究者正是从其他学科借鉴了实地研究、特定区域研究、谱系法等多种研究工具，推动了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发展［19］。而今随着民族问题的复杂化，明知传统的研究方法存在种种局限而仍固守，显然不可取。

以问题为导向，就是要灵活采用最适合清晰描述现象的现状及其发生原因的方法开展研究。例如，当我们要对不同民族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展开分析时，由于民族分布在非常多的异质性的社区，以单个的社区研究方法作分析显然无法把握这些异质性，这时候借鉴社会学的抽样调查方法，使用社会分层的相关概念和测量指标更加适合。因此，民族学的研究要在传统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研究工具，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最合适的研究工具。

将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及对数据的量化统计分析方法引入民族学，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民族学中得到了提倡［20］。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抽样调查与定量研究的方法并没有在民族学中得到充分的运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一个是缺乏民族议题相关的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另一个是民族学相关的概念及其操作化工具不清晰、不成熟。前者使得我们难以分析社会现象整体的状况、分类及其结构性差异；后者使得民族研究难以通过数据分析检验概念与概念之间、现象与现象之间的联系，对相关理论进行检验。因此，本文认为民族学研究方法要从单一走向多元，首先应该增加的工具是大规模抽样调查及概念操作化工具。

大规模抽样调查是研究的重要工具，对克服民族学传统的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方法的局限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对了解异质性的总体的状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有关学者通过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了解民族分层及其影响因素［21］［22］［23］，这类研究采用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方法则很难实现。其次，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有助于定性研究的开展。例如马戎曾在论述社区类型划分的时候谈到，可以利用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数据分析总体中有哪些社区类型，计算各种类型的比例，从而对个案的社区研究的代表性进行评估［24］。最后，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有助于可重复、可验证的研究的开展。大家使用相同的数据、相同的分析方法，便可以对别人的研究进行复制，通过重复的研究增强研究的可靠性。当前，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均在大力发展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数据，与它们相比较，当前民族学急需以民族议题为主题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建设。

其次，民族学急需增加本土化的、界定清晰的概念及公认的概念操作化标准。概念在社会科学中非常重要，只有通过合适的操作化，研究者用于构建理论大厦的各种基本变量，人们头脑中的各种意识和概念，才会在人们看见、摸得着的现实社会中显现出来；也只有通过操作化，理论才能获得经验现实的检验，对理论进行验证才成为可能。我国民族学的定量研究开展得比较晚，概念大部分从国外引入。同时民族学/人类学偏向定性的概念较多，缺乏操作化标准。在这些情况下，我国民族学的概念体系急需结合中国国情、结合我国民族的特点作操作化定义。同时需要通过严格的研究对关键概念的不同的操作化方式进行对比分析，发展出合理的、学界公认的操作化标准。

除了引入传统的抽样调查研究中的概念操作化工具及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外，基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最新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民族学还能增加GIS分析技术、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数字人文方法三个方面的工具。

GIS（地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将大量具有空间属性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存储、管理的可视化和可分析的平台。目前GIS分析技术在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中获得广泛采用，但国内民族学相关的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还比较落后，采用这种技术开展的研究还不多。在国际上，有机构已经建立了全球族群分布数据库、全球族群语言分布数据库、全球宗教分布数据库等，这些地理信息数据库对认识民族社会文化的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民族学界关注。特别是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与具体的地理空间、地理生态环境息息相关，GIS分析技术在研究中还有较大的潜力需要挖掘。

民族学可以采用的另一个新工具是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大数据是社会科学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其出现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研究结果的预测能力等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家，也是计算社会科学旗帜性人物的拉泽尔2017年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大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潜力［25］。其中，对大数据中的稀少隐藏群体展开研究对民族学特别有启发意义。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大部分为少数民族，在整体的人群中所占比例太小，往往在平常的抽样调查数据中所占的样本太少，但大数据使得平常少见的稀少群体的数量也变得非常可观。例如有人通过对tweet数据的文本分析，识别有自杀倾向和抑郁症状的群体，并对他们的特征展开分析［26］。

数字人文是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大数据的兴起而兴起的新领域，它也被称为“人文计算”。这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学者将图书馆情报学、计算机、语言学和传统的人文学科相结合，主要探讨的是如何采用数字文献以解答人文学术问题。目前已经有谷歌图书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资料数据库、亚洲各国文档数据库等多个将海量的书籍电子文本化的数据库，这些电子文本数据库的出现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对数字人文资料的分析目前有两派，一派将数字化的文本当作检索工具，研究思路仍然是传统人文学科的分析与考据方法，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称其为大数据时代的“e考据”［27］，即借助电子文本化的数据开展考据工作。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不缺乏材料，而是缺乏对材料的敏感度、解析力与整合力，研究需要的是构思可行性较高的解决问题的逻辑辩证能力。这一派试图透过适当的搜索工具与方法，尝试从大数据中梳理出原本可能零碎甚至无机的材料，并利用专业知识来做类似古陶复原的工作以还原事实的原貌。

对数字人文资料分析的另一派主要采用纯大数据的量化研究方法，通过以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为基础发展出的一系列文本分析方法展开研究，通过对文本进行分词，采用词频分析、文本相似性分析、主题模型等手段挖掘文本中包含的内容。这种方法目前社会学使用得较多，例如有人利用谷歌图书大数据分析1949—2018年公共话语中的社会分层关注度，对百年社会学的发展轨迹等进行分析［28］。民族学的相关议题同样值得借鉴此种方法进行探讨。

尽管有大量新的方法涌现，但我们认为民族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新方向并不是放弃传统的实地研究，而是将实地研究与其他方式作综合的多元发展方向。这种想法首先基于我们对民族学新方法探索的目标——“问题导向的理论建构”的思考。按照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实地研究是概括实地经验，形成概念或理论工具的主要方法。在当前民族研究领域缺少解释焦点问题的合适概念或理论工具的情况下，切不可放弃实地研究，放弃对实地经验的归纳和总结。

其次，从民族学研究的内容来看，民族学既要描述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风貌，展示本地人的生活，又要展示社会的基本结构，并在理论指导下探讨民族社会现象发展的规律，这只有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才能做得好。马林诺夫斯基在其经典研究中指出，好的民族志调查既要精确地描述民族社会的骨架，了解社会结构、规范和运行规则，又要有描绘现实生活的“血肉”［29］。随着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从初民社会转变为异质性更大的现代社会，对社会结构、运行规则的精确描述或验证需要大规模问卷调查、大数据等其他研究工具的加入。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纯粹的变量关系研究，往往遮蔽了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数据反映出来的社会事实欠缺丰满和质感。从生活到话语已经存在一层“遮蔽”，从话语到文本又产生了一层“遮蔽”。把生活感受转化为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有时就像把一道百味的精美宴席变成滋味单一的维生素或蛋白质。相对于统计分析的强有力工具，口述史和个案“深描”的永恒魅力，也许就在于它们的“去蔽”能力［30］。

再次，从民族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民族学研究的传统以定性研究为主，很多民族学领域的概念缺乏有效的操作化手段，量化研究不足，一个界定不太精确的概念的操作化，往往首先需要通过定性研究弄清概念的内涵、类属，然后结合量化研究对操作化结果进行验证。另外，民族现象往往是多面、多层次、多视角的，有些概念到目前为止仍然很难量化，可用的数据不多，这时候往往需要多种形式的资料作补充。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融合各种形式的材料与证据，通过多方面的视角，才能对问题有更透彻的认识。

最后，从研究的逻辑来看，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均只专注于“科学环”的半边，定性研究建构的理论是否能够得到验证？通过演绎并得到数据证明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发生或影响的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能够得到解答。

具体的结合方式包括实地研究与抽样调查的结合、实地研究与大数据的结合、实地研究与GIS的结合等多种。多种研究方式中包括几种综合方式。根据布莱曼的总结，过往采用的混合研究设计包括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是为了研究结论的相互确认。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研究者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主题开展研究，两种研究结果均确认了同样的发现。这种研究类型又被称为“三角验证设计”。例如朱迪通过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和个案访谈，发现了同样的城镇居民消费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定量数据分析结果与定性访谈结果相互印证、相互确认［31］。

第二种类型，在两种研究方法结合的过程中，一种研究方法起了主导作用，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是支持性的、次要的，它的研究结果只是为了强化前一种研究方法的发现。这种研究类型被称为“嵌入式设计”。这种研究往往出现在一种研究方法的资料不充分，或由于研究问题的特点，只采用一种研究方法难以全面研究的情况下。例如前文提到的，通过采用人口普查数据、抽样调查数据对个案式的社区研究结果的代表性进行判断，帮助其走出代表性的局限［32］，这便是比较典型的以定性研究为主导的混合研究方式。

第三种类型被称为“解释式设计”。在这种研究类型中，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属于研究的不同阶段，前一阶段的研究结果是后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例如，通过大规模数据的聚类分析获得民族聚居的类型，然后通过定性研究分析不同聚居模式产生的原因。在民族议题及新方法的采用上，比较典型的是将实地调查与GIS分析技术结合的例子。例如，为了探讨不同山地民族长时期拓展及聚集的状况，分析其居住格局形成的原因，有研究者首先通过田野调查收集的档案资料、碑刻资料和访谈资料构建不同山地民族长时期的迁徙与空间演变数据库，然后结合GIS分析技术对不同民族的迁移路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33］，这种综合的方法完美地达到了分析的目的。

另外，对某些以前操作化手段不明确的概念构建新的操作化手段或工具时，往往会采用解释式的设计，先通过实地研究方法进一步明确概念的属性，依据这些属性作问卷设计，再通过调查检验操作化工具的效度与信度。

回顾民族学/人类学整个学科发展的历史，民族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从未停歇。然而，随着民族学研究对象的转变，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奠定的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的范式在现代社会遇到了诸多问题，引发了对其适用性、代表性及研究过程规范性的争议与反思。民族学研究方法具体的出路仍然处在探索之中。

本文将民族学的目标确定为“问题导向的理论构建”，民族学聚焦中国社会中与民族相关的焦点问题，通过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真相的调查及由表及里的观察，分析事物的真相，总结事物发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发现同类问题的因果规律，形成有生命力的概念或理论的阐述。面对异质性社会越来越复杂的民族现象，传统的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方式越来越吃力，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从单一走向多元。民族学应该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吸收实地研究之外的抽样调查方法、实验方法，增加大规模抽样调查、概念操作化标准、GIS分析技术、大数据及其分析手段等多种工具，结合研究的问题与现象的复杂程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与手段。

建立有助于解释中国社会焦点问题，适合中国社会民族特征的概念与理论工具，成为当前民族学的当务之急，这需要定性的实地研究。对异质性的、复杂的民族问题展开分析，对现有的界定不清晰的概念进行操作化，或者对其在中国社会的效度进行检验，需要多种定量研究手段的运用。因此，当前民族学既需要能理清事物发生的机制、有构建理论野心的实地研究，又需要能分析异质性社会的全貌，建立概念操作化工具，对相关理论进行验证的定量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不断丰富的当下，民族学方法需要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传统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他研究方法进行新的综合，这任重道远，但前景壮阔。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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