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教授是我深为敬慕的一位老前辈。1993年夏，一次偶然的机缘使我有幸同他朝夕相处。在近距离的观察、交谈中，我突然涌起一种强烈的感受：

他仿佛是一座山——

一座崇高人格的山，

一座辉煌事业的山，

一座顽强生命的山。

这山，在我的心里是那么清晰、奇伟，拔地参天，佳木葱笼，紫气缭绕。

这山，是钟老的象征，故我称之为‘钟山”。

“钟老，您自1924年起，至今近70年如一日，坚守自己选定的学术之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不是任何一位学者都能做得到的。能谈谈您的治学之道吗？有一次我这样问他。

老人家欣然应诺，却没有立即进入正题，先对“道”字评论一番。

他说这个“道”字用得好。一般人只问治学之“术”，其实光有“术”不行，首先得有‘道”。“道”为根本，有‘值”必有“术”，有“术”却不一定有“道”。

然后开始谈治学之道（包括“术”）：“我治学有四句话，就是：有理想，敢舍弃，有毅力，讲方法”。

按照钟老的意思，所谓有理想，就是要根据民族文化建设的需要和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定一个有意义的学术目标，把它作为一种人生事业，作为自己生命的需要，下定决心，孜孜追求，奋斗终生。他认为，花开一朝，人生一世。人的这一世来之不易，不应虚度，总要做点什么，总要有个理想，有个目标。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树立学术理想非常重要。它是学术生命的动力源泉。

确实，一个人有理想，就会有动力，就会生机勃勃，就可以知难而进，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保持自信，自强，自立，一往直前。

钟老的经历就是极好的例证。上世纪30年代以前，他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继续下去，驾轻就熟，到今天至少可以达到二流水平。”但那时他看到外国人对中国的民俗资料视若珍宝，就觉得我们的国家也应该建立自己民俗学，于是改道从事民俗学研究，下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毕生。是这个理想使他获得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他也鞭策着他，始终坚守在这个岗位上。时至今日，70年过去了，这个理想依然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他说：“每当想到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就有一种责任感，就感到心里会生出一种力量，现在还要抓紧工作，争取多一点安慰，少一点遗憾。根据我的体会，不论谁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第一条就是要立志。为学之道志为先。”

说到第二句，钟老指出，“做学问是一件很艰苦的精神劳动，必须集中精力智力，认认真真、孜孜不倦地去进行，不能分心。这就要求敢于舍弃，舍弃那些影响做学问的东西。一定要明白，有所舍才能有所取，有所失方可有所得。”

钟老说的“敢舍弃”，概而言之，有三层意思：一是要敢于舍弃对生活享乐过多的追求，以免去物质之累；二是要敢于舍弃对功名利禄、个人得失的追求，以免去心理之累；三是要敢于限制自己其他的爱好，以免去精力之累。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有限的智力和精力集中起来，专心致志，一门心思搞研究。如此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

钟老强调，“这个道理，说起来都明白，但实际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人，很聪明，很有才气，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做出比较大的成就，但却不能摆脱上面说的‘三累’，精力分散，心里也不得安宁，结果自我埋没了。很可惜”。正因为如此，钟老对一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事、学生和青年朋友一再地说；“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须在别的方面敢于舍弃，敢于割爱，要不然，样样都像做学问那样认真，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这是无情的辩证法”。他经常拿自己做例子，说如果当时舍不得割掉诗文创作的爱好（变为业余），下决心专门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在学术上决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第三句话是“有毅力”。钟老认为，“任何一项事业，它的过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是要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些困难来得很突然，持续时间又很长，例如‘文化大革命’，从一张大字报开始，一下子搞了10年，那简直是谁也没法子预料的。在各种困难面前，能不能坚持下去，这就需要毅力了。”

他举例说，有的同志在困难和压迫面前坚持下来了。他们相信“穷阴终久要回阳”，总有一天学术还是要振兴的。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顽强地研究写作。到乌云一过，很快就推出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著。（据我所知，钟老那几篇关于中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文章，就是在当“右派”的“夹缝’”里偷偷地搞出来的，这些文章填补了我国民间文艺学史研究的空白。）他又补充道：“当然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所以才需要强调有毅力，能坚待。困难时期顶不住，坚持不下来，到后来是要后悔的。”

我对钟老说，现在像“文革”那样全局性的政治压迫和破坏是不会再有了。但近几年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来势很猛。知识分子生活贫困，经费短缺，许多人被迫“下海”，不下去的也心神不定，科研事业又面临着新的经济方面的威胁。

钟老对科研部门人才流失、事业萎缩的现状深有感慨，他说：“我作为一个老兵，心里很难受，很着急，但是又没有回天之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根本改观，不过我还是相信，我们的政府是会逐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衷心地希望，在这方面也要思想更解放一点儿，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儿”。

他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继续说道：“我要强调的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是必须发展的，而这个使命只能由知识分子来完成。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在困难的对候，我常常记起毛主席的诗句：‘风物常宜放眼量’。作为对国家对民族负有特殊使命的学人，我们一定要把眼光放远大一些，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责任”。他认为，为了经济“自救”，暂时抽出一些精力从事一些经济效益好的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那只能是一种手段，目的应该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把学术事业继续下去。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力不从心，但只要有气力，还是要坚持干。我给自己 的要求是；知难而进，至死方休。”

最后，我们谈到方法问题。钟老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研究方法的确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些人也在搞研究，但不懂得方法的重要性，不是钻进材料堆里拔不出来，就是死守住一种老规矩不变，结果辛勤终生，少有建树。”他指出，“必须树立自觉的方法意识。”

根据自己的体会，他着重强调了以下三点：

一是要坚持正确的哲学方法论。他说：“我仍然真诚地相信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的有效性。”他同时指出，哲学方法论只能是一种宏观的指导，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学术研究，“代替”了，不仅不能推动研究，反而会影响学术的发展。因此，“必须放弃过去那种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吸收并改进一切新学理建立起来，并发展过来的。它是一种开放的学术体系。它与封闭的、僵硬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态度是无缘的。现实是不断变化的，反映现实的思维方法，也在不断变化，不断丰富。总之，在哲学方法论上要采取一种既要坚持，又要开放的态度。

二是要熟悉各种方法。研究方法分不同的层次，它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哲学方法居最高层次，以下还有中间层次和具体层次。在后面两个层次中，有多种多样的理论和方法，如“三论”的理论方法，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符号学的理论方法，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等。它们各有自己的领域，各有自己的功能，各有自己的长短。钟老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对于自己学科以外的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不能视而不见，墨守成规，必须积极地去了解，去熟悉，并且有选择、有批判地借鉴和运用，这样才能“开阔视野，打破局限，不断进步”。他说他个人的态度是，“凡能找得到的资料都认真看，但不主张随意借用，更反对盲目照搬。”他强调，能不能借用，如何借用，一切应由“研究对象的具体需要”来决定。有一次，一位外国留学生问他：“结构主义能不能用来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他回答：“我想过，就我个人的研究来说，目前还难以应用，因为研究对象不一样。”他感到系统论的方法适应性较强，比较可取。他不赞成有些研究者对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并没有真正的消化，就把人家的概念和程式生搬硬套，弄得别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云，而其实呢，只是故弄玄虚地讲述了一个尽人皆知的老问题，于学理进步没有任何价值。他指出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学风。

三是大量占有资料，真正深入对象。他风趣地说，“苏东坡有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是写诗，不是对真理的概括。其实要真正科学地认识一个事物，仅凭在它外面看看是不行的，应该是：‘欲识庐山真面目，还须身入此山中’。”

钟老反复说明，科学研究是一种老老实实的学问。要认识一个对象，只有从占有材料开始。材料包括死的和活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真正占有它，光是静止地收集、“观看”不行，还要通过你的思维，让它“活”起来，同它朝夕相处，交朋友，打交道；同时又须用心灵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慢慢地使自己与它声息相通，融为一体。这时才能进入一种比较自由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借用别的理论方法，就会自觉地从对象主体需求出发，进行选择、取舍、改造，从而避免形式主义的生搬硬套；并且不止于此，当没有适当的理论方法可供借鉴时，还可以独立地创造新方法，提出新理论。那些新理论新方法的创造者，都是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出发而获得成功的。因此他的结论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方法论的精髓所在。”

钟老的治学之道，抓住关键，深入浅出，要言不繁，是他 70年治学经验的精华所凝成，对于学界晚辈确是至可宝贵的金玉良言。

钟老不仅以严肃的态度治学育人，树起一座事业的大山，而且在为人处世上，德高望重，堪为楷模，甚至一些桀骜不驯的青年狂生也不能不为之折服。这里也藏着一座宝库。

我抓住一个机会，提出请求：“钟老，今天谈谈做人的道理吧。”

老人家很爽快，开门见山地说：“我的人生座右铭是：正直、勤奋、淡泊，六个大字”,没等我追问，他便自己解释起来。 他说：“正直，是指政治和人品而言。要按照自己对科学的掌握和对社会人生的体验，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确立积极的行为操守，并且坚持不渝，始终如一。勤奋，是指对学术，对自己选定的事业，要专心，要刻苦，要持之以恒。淡泊，是指对功名利禄，对赞誉和非议，一概淡然处之。”他非常反感学者的“贪”，说“如果名、利、烟、酒、色，‘五贪俱全’，怎么还能搞学问呢？”他告诫学人，听到别人的赞誉，不要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对待别人的批评，讲到点子上的，要认真听取，讲得不对的，不去管它，甚至一些不负责任的非议，也不必计较。

他强调：“为人之道，正直为本。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不贪私欲，才能淡泊名利；淡泊名利，才能脱俗守神，心有所专；心有所专，才能勤奋不已，事业有成。”

钟老的话简单而朴实。我想，这六个大字，谁都能明白。但并不是谁都能做到，尤其是不能在任何环境，包括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困难之中，都能坚定不移。这里的关键是要去做，去实践。

钟老以70年的经历表明，他真正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试举几例：

他立志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的生命追求，但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毅然投笔从戎，“应邀”到四战区服务；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中山大学教授，他坚决“反蒋拥共”，被“南京政府”视为“危险分子”而解聘，仍义无反顾；他虽然一直是一名党外学者，但自二三十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对其宇宙观和方法论，至今“仍然真诚的相信”；作家王蒙当年在“反右”中受到错误处置，后来去新疆，他不顾自身危境，在家中设便宴为他饯行，并赋诗相赠；他自己也被错划为“右派”，身处逆境20年，更是在“夹缝”中坚持写作，已是耄耋之年，还是每天四五个小时伏案奋书；解放前夕，有位政府要员动员他“出山”为官，他婉言谢绝，专心当教授，专心搞学术；当有人把他与日本民俗学泰斗柳田国男相提并论时，他自谦地说，同柳田相比，“我当她吊学生差不多”；在评价顾颉刚的学术成就时，他说顾先生20年代写的关于孟姜女的论文，水平很高，就成熟的程度而言，“我至今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透过这些事例，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钟老政治上的坚定，理论上的清醒，事业上的勤奋，待友的真诚，为人的谦逊，以及对功名利禄的淡泊，感受到一种光辉的人格力量。

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数十年来，钟老在“不言”之中，以其强大的人格力量吸引着也教育着一批又一批中外学人。这种人格之美也是一宗宝贵的财富。

钟老今年已是92岁高龄。提起这个年龄，按照常规，人们脑海里立即会出现那些卧床不起，或是老态龙钟、头脑迟钝的老人形象。岂知钟老是个例外：他不仅饮食起居完全自理，行动自如，而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去年夏夭在市郊避暑50天，竟亲手写成近 5万字的文稿。

目前他还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亲自指导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一个生命的奇迹。我很想知道，在这个生命奇迹中，究竟隐藏着哪些奥秘，钟老的养生秘诀是什么？于是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钟老自信地告诉我：“我的养生之道很简单，一是心胸开阔，二是饮食适度，三是坚持散步。”

说起“心胸开阔”，他的经验也有三条。一条叫“大事不糊涂”。就是在政治是非、为人道德、事业追求等大的问题上，要讲原则，能坚持，做到问心无愧。心无愧事，自然能平静安详。我以为这是至理。须知心不安则神不宁，心神不宁，必有病至。另一条叫“专心事业”。钟老说：“我为人一世，除了学术，别无所求。”他是把事业与生命真正融为一体了。在他那里，专注事事业，就是专注于生命；追求事业也便是追求生命；在事业的发展中，本身就包含着生命的运动。事业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生命的动力之源。再一条叫“小事不计较”。他多次说到，一个人不可太精明。如果对个人利害得失斤斤计较，不仅将沦为庸俗之辈，成不了大格局，而且必将劳心伤神，为“精明”所累。他开玩笑地说：“我到现在连拿多少工资都不知道，这些全由女儿去管。”钟老确实从不计较小事，所以活得洒脱自在。上述三条，既是钟老“开阔”心胸的“决窍”，同时也展现出他高尚无私的大家风范。

关于饮食和散步的情况我是亲眼目睹了的。一日三餐，不外乎豆浆、油条、馒头、炒菜（每餐一菜，无汤）之类，简单而朴素。早、中、晚餐他都有自己的定量，严格控制，即使遇到很喜欢吃的，如水饺、包子等，也决不过量，始终保持良好的食欲。散步，是他基本的锻炼方式。每天早、晚以及上、下午的工间，必须到户外活动，总时间一般在两个半小时左右，雷打不动。有时下起濛濛细雨，也不肯间断。

如果说专心学术是他生命的精神运动，那么坚持散步则是他生命的物质（肌体）运动。两种运动的长期结合，使他的身心始终处在一种内在的自由与和谐之中。这种自由与和谐，一方面凝聚着生命的能量，一方面又调节着生命的运动，从而维护着生命的平衡。或许，这正是钟老长寿的秘密所在。

作为一名中年知识分子，我对自己同辈人的健康有着一种特殊的关注。每当看到或听到“英年早逝”的讣告、消息时，心里便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和不安。我衷心期望钟老的养生之道，能够给朋友们一点积极的启示。

在我的心目中，钟老是一座高山，也是一部大书。这书，有的地方写着文字，有的地方则一片空茫——那是一部包含了有形和无形的“活书”。

在即将分手的时候，我又直截了当地向钟老提出两个问题：“您认为，一个学者最需要的是什么？最忌讳的又是什么？”

钟老略加思索，答曰：

“最需要的，是无私奉献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

最忌讳的，是无知狂妄，心胸狭窄。”

当时，钟老的声调十分平和，而我听来却如雷贯耳，整个心灵都受到震动。

现在当行文结束时，我愿借钟老的这两句话与学界同仁共勉。

写于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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