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学与人类学已呈现出融合之势，美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对具体的实证性事实阐释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侧重分析文化的基本运作机制、制度与传统，通过实证研究而加以归纳，二者可以形成有效互补。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人类与他的环境的和谐性关系，艺术人类学比较注重艺术创作和传承中的物质性材料和改造材料的技术。审美活动以人的身体为基础，艺术人类学更多的侧重于应用研究和文化遗产的理论阐释等方面。审美人类学的问题域是当代美学和人文学科的前沿问题。艺术人类学擅长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对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而言，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新的问题，只有田野工作做到可以支撑某种理论假设的地步，这方面的田野工作才算达到目的。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研究范式；田野调查；学科建设

美学与人类学的融合历史较长，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发展史来看，较早进入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就有美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陷入危机的背景下，很多美学研究者为解决美学研究的瓶颈，便思考进行人类学的转向。王杰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多年来致力于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了学术史研究的需要，更加深入地认知美学与人类学的融合过程，以及审美人类学在中国的生发、研究实践与本土理论建构等问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15CA121）课题负责人王永健决定对中国审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王杰教授进行专访。

通过此次访谈，必将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美学的人类学转向的认识，以及审美人类学的本土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等问题的认知，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发展史研究多有助益。

一、走进审美人类学

王永健（以下简称“永健”）：王老师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对您进行专访。这次专访本来是去年就计划做的，但是因为我2019年9月受日本基金会邀请去了日本做研究耽搁了，现在来补上，感谢您的支持。我注意到之前有几篇对您进行访谈的文章，多是从美学层面或就某一具体问题展开的，我想我们这篇访谈要与之前的文章有所区别，主要侧重点就是您的学术历程和如何从美学领域的抽象思辨研究切入田野实证研究，以及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与经验。我们先从您的学术历程谈起吧。

我注意到您是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美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从您的学术背景来看，可以说是纯理论专业。

尤其是当代美学研究遭遇困境，西方古典美学的传统学术路径是从理性、概念出发，通过抽象的思辨演绎出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一学术范式更倾向于艺术哲学。有学者认为：“传统美学的研究是一种远离社会事件的抽象的思辨，其研究的方式是从概念到概念，虽然可以产生许多深奥的名词和术语，但也很容易空对空。虽然想到的是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但却始终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圈子里，走不下去。”我觉得这一判断是很有道理的。我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您的求学经历？您是如何从偏哲学式抽象思辨的研究范式进入注重田野实证研究学术范式的学术之路的？其中有哪些原因和思考？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心路历程？

王杰（以下简称“王”）：谢谢您。1985年9月至1988 年7月，我在广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目是“马克思的神话理论”，那一段时间我大量阅读了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相关著作，已经对当时流行的康德式美学包括实践美学有一点怀疑。198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师从周来祥教授从事“现代美学问题”的研究，通过阅读本雅明和阿多诺，我开始关注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学和艺术问题的思考。我本科阶段是学哲学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在中文系接受学术训练。1986—1988年学术界掀起的“文化热”，对作为美学研究起步者的我来说，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1988年春季赴济南参加博士研究生考试时，我在山东大学校门口的书店里买了一本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这本书对我转向审美人类学应该说具有比较重要的影响。我读博士研究生那几年，中国美学界开始讨论建立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问题，《文艺研究》等期刊连续刊发了许多重要学者的论文，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刊发在1990年《文艺研究》第2期上，提出了要努力超越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方法，建立一种以“审美幻象”为核心概念的美学理论。

应该说，在我的求学经历中，并没有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把我引向田野和转向以实证材料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我从思辨性的美学理论研究范式转向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偶然性。大约在1994年教育部启动了“文科基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我当时所工作的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被评审确定为“文科基地”，我当时是系里分管科研的副主任。在讨论学科建设的凝聚方向时，我与覃德清等教授商量开展跨学科合作，合作开展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覃德清教授是中山大学人类系黄淑聘教授培养的优秀学者。我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在比较规范的人类田野工作的范围内展开和进行。

通过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我对当时中国美学界的主流理论，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都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找到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当时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在学界已经逐渐发展起来。我们就想努力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学开展研究。在读博士研究生和博士毕业后的几年里，我几乎每年都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当时手上有范丹姆的《语境中的美——走向审美人类学》，对我也是有启发的。记得蒋孔阳先生在那一段时间也关注类似的问题。他用的概念是人类学美学。他与郑元者合作有几篇论文，这些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启发。

二、美学和人类学的融合

永健：说的是。当代美学与人类学已呈现出融合之势，这种融合并非两者的简单叠加和简单嫁接，而是希望在更深学理层面的交叉融合，具有互补性的特征。美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对具体的实证性的事实阐释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宏观理论的研究者往往对具体事实把握不够，因此理论抽象常常不着边际，或者与事实有较大出入。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侧重分析文化的基本运作机制、制度与传统，通过实证研究而加以归纳。美学的很多内容是从人类学中转化而来，人类学的发展为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过程中搜集到的鲜活的文化资料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其学科开放性为美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美学特有的抽象思辨恰恰是人类学所缺失的，可以为人类学的理论提升创造条件。

可以说，人类学与美学出现了一种亲和状态，它们的融合已成为现实。两者各有优势和不足之处，可以形成有效互补。我注意到您曾提出：“任何文化都是金字塔形的，在它的顶层是最精致的文化要求即审美的最高境界，现有的人类学方法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加以把握和说明，而这恰恰是美学的专长。”我觉得您的这个判断很准确。通过您多年的研究，您是如何看待美学与人类学融合的？它们为彼此提供了什么样的资源？

王：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美学与人类学的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这根源于欧洲的学术传统中，人类学和美学在整个现代化知识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欧洲，人类学和美学共同产生于启蒙主义时代，服务于人类在现代视野上认识人类自身的目的，区别在于美学是用人文主义的思辨方式来认识人本身。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是用实证科学的方式来认识人类自己。在中国，美学和人类学都是外来的学科，其发展过程都受到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中，这两个学科确实没有什么交集。中国的美学学科和人类学学科各自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说美学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主要服务于社会和政治观念的变迁，起到十分重要的社会作用的话，那么，客观地说，人类学，包括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并没有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性位置上。

人类学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方法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变得重要的转折是与美国式全球化扩张，以及美国大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这40多年日渐凸显，密切联系的。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蓬勃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含义和学科含义。随着人类学的发展和进步，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重要性的自觉，对不同的现代化方式和社会演进的文化特殊性的重视，逐渐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学和美学的结合就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审美人类学到现在，审美人类学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我欣慰地看到了一批年轻学者成长起来，在美学与人类学深度融合方面，不断做出中国学者的努力。在对中华文明的现代人类学研究，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对中国模式的现代化方式和途径的研究等方面，审美人类学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些贡献。在我看来，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华文化的信仰和信念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塑，或者说中华文明面向现代社会的再创造，是中国的人文学科的核心任务。十分显然，欧洲美学范式和文化人类学范式都不具有这种恢宏的视野以及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能力。也许，美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可以为这种新的文化创造提供新的资源和动力。美学在中国社会艰苦磨难的现代化过程中，生长出一种为人生、为改变世界而开放和发展的美学。这种美学具有十分强健的乌托邦冲动。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近百年来形成的十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理论资源。没有文化人类学的积极参与，美学学科无法把这种产生于社会的重要理论资源学理化，我想，这是中国美学和人类学十分重要的理论矿藏，问题是，我们怎样将其学理化，并且据此做出新的理论建构。

永健：审美人类学在国内的发展呈现出不断深入之势，已初步形成从文本研究到田野实践，再从田野实践到理论提升的发展态势，研究队伍和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日益走向规范化，发展前景广阔。我想问的是，您的审美人类学研究是如何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源自哪里？其中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王：审美人类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陷入危机的理论背景下提出来的。当时有蒋孔阳、邓晓芒、易中天、汤龙发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和思考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在哲学界，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以及关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否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讨论审美人类学的命名时，我主要与覃德清教授做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当时在美学界，蒋孔阳用“人类学美学”的概念，汤龙发用“审美人类学”的概念，易中天和邓晓芒用“艺术人类学”的概念，经过讨论，我们最终确定了审美人类学。当时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开始讲授“审美人类学”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海力波老师担任助理。相关论文和田野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审美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是很深广的，与历史学科的历史人类学、文学学科的文学人类学的兴起具有大致相同的背景。具体在美学上，我认为，中国美学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争”之后，美学研究在观念和理论方法上都产生了严重的内在危机：“人的意义”被悬置，美学从一门批判性的人文学科转向文化产业和文化规划的应用研究。这是应该反思的现象。

审美人类学我们一开始就按学科的方式来建设，我们先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和少数民族文学教研室的跨学科整合开始。合作开设“审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与方法”等硕士研究生课程，并且在2000年前后启动了对广西黑衣壮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许多硕士研究生将学位论文确定为“审美人类学方向”。2003年我开始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招收博士研究生，2004年我开始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招收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都是审美人类学。2005年，以审美人类学建设为基础的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6年《审美人类学》教材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2005年我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将审美人类学学科带到南京大学，招收和培养了一批从事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生，他们今天都已成长为各高校，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教授或副教授。当然，因为审美人类学有很强的人类学色彩，对研究方法也有较高的人类学专业要求。因此，审美人类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缓慢平稳上升的过程。从2020年开始，我们重启了“审美人类学研究丛书”的建设。 

最近《审美人类学》教材和《审美人类学读本》都陆续编写完成，我相信，在下一个十年，审美人类学的研究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产生出更具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成果。

永健：您觉得审美人类学这一概念与艺术人类学有哪些区别？

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一直想写一篇论文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完成。审美人类学是一个侧重哲学美学的学科，从学理上说，审美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艺术要大。因此，一般而言，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审美人类学关注人类与他的环境的和谐性关系，它的基础是人性的复杂性及其在现实环境中的展开和实现，也就是哲学人类学关注的东西，包括文化中的人的信仰，这是任何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它的灵魂。艺术人类学比较注重艺术创作和传承中的物质性材料和改造材料的技术，也就是更侧重现象性的部分。

其次，审美活动以人的身体为基础，是一种从生物观察到人的高级心理活动和情感反应的十分复杂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审美人类学研究审美的人的本质规定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情感，这是人类社会十分关键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审美人类学研究的这些问题域，是很难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开展有效的研究的。相比较而言，艺术人类学使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小型社会的各种艺术现象和艺术生产机制，在理论上，这种研究为当代艺术的创造提供某种文化的资源，但其本身并没有参与当代艺术创新的核心层面，更多的侧重于应用研究和文化遗产的理论阐释等方面。

再次，审美人类学的问题域是当代美学和人文学科的前沿问题，是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所在，例如关于审美制度的研究，关于审美治理的研究；相比较而言，艺术人类学擅长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其在博物馆学研究，物质文化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研究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因为艺术人类学或者从属于文化人类学学科，或者从属于艺术学学科，并没有自己的问题域，因此至今没有获得元学科的位置。审美人类学虽然研究者并不是很多，研究成果的数量也不大，但是我认为它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域，随着以消费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化逐渐式微，随着审美资本主义和美学经济的发展，以及非欧洲模式的人文学科研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我相信，审美人类学会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进步。

三、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与研究实践

永健：您到广西师范大学工作以后，迅速组织起了一支研究队伍，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学者现在也是各个高校的领军和拔尖人才，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以您为代表的审美人类学学术团队的研究较为突出。与传统美学研究重文本轻实践不同的是，你们注重实证研究，立足于广西区域民族文化艺术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审美和艺术现象。其中以“漓江流域人文底蕴与审美文化研究”“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追踪考察研究”和“黑衣壮族群的审美文化研究”三个区域个案为主，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比如《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天人和谐与人文重建：漓江流域文化底蕴与社会发展的审美人类学探究》《寻找母亲的仪式：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审美人类学考察》等，都是学术团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我发现，您的学术团队与易中天、郑元者等美学研究者相比，学术共同点在于，都力图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解决美学的问题，不同点在于您带领的学术团队更注重田野调查式的实证研究。这种注重实证的研究范式，与传统美学重理论推演轻实践的研究范式相区别，利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艺术，对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所遭遇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也使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在当代社会所遭遇的困境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这些研究致力于解决当代所出现的文化问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且极大地拓宽了传统美学的研究视野，推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学术研究是为了寻找社会生活中所面临问题的答案。您当时是如何去构思这样一系列课题的？希望在理论和实践上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取得哪些突破？

王：1991年7月，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到母校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在教学工作之余先是与梁潮教授一道创办了一份学术集刊《东方丛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覃德清教授、海力波教授、王朝元教授合作着手审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当时，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国内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文艺学和美学领域的林焕平教授、黄海澄教授、林宗全教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周作秋教授、欧阳若修教授，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刘泰隆教授、许敏歧教授和林焕标教授都在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我回到广西师范大学工作后，主要是与年轻一代的学者合作。最初我的兴趣是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大约在1993年，我们合作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书《文艺新视野——李建平、黄伟林、梁潮、王杰文艺评论集》，举办了“广西作家三剑客——东西、鬼子、凡一平研讨会”。随后，广西鲜明而强烈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这种思考与我在研究欧洲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人类学的兴趣结合起来时，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美学的想法就产生了。

“漓江流域人文底蕴和审美文化研究”是覃德清教授主持研究，我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田野工作和理论讨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于1999年由南宁市人民政府组织创办，我受邀参加了这一届民歌节的开幕式学术研讨和相关的活动，也参与了随后产生的关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否破坏了民歌文化传统和民俗学基础的讨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否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随后我组织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团队的老师们连续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进行了持续的研究。2005年我调入南京大学后，仍然组织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行研究，这项研究使我们团队对后现代社会条件下和后殖民语境下民族艺术的复杂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用审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民歌传统，以及阐释民歌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成了我们团队的一个特色。

关于黑衣壮族群审美文化的研究也是因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而引发的。2002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晚会的序曲是由广西那坡县民歌艺术团演唱的无伴奏合唱《山歌年年唱春光》，这首优美动听的多声部无伴奏合唱强烈地打动了全国的音乐人和音乐研究者，也引起了我和我们团队的注意。从2003年春天开始至2007年，我们团队持续到广西那坡县弄文屯进行田野调查，不仅收集了关于黑衣壮审美文化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通过这个个案，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悲剧性，以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都有了深入的认知和了解。应该说，我们的研究理念是通过美学研究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和改造。在这个学术理念的支配下，我们选择田野调查的个案研究会复杂一些，在项目的设计方面也努力立意高远一点。例如，在对黑衣壮的研究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为黑衣壮族群培养自己族群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我在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会上提出，尽量录取黑衣壮族群的少数民族考生到广西师范大学各专业学习的方案获得通过。那几年我们招收了许多黑衣壮族的学生，十几年过去了，相信他们中会成长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在条件具备时，我打算组织对黑衣壮族群审美文化的回访性研究，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感受和聆听来自农村生活的声音。

永健：回访研究很重要，期待您的成果能够早日面世。我还想进一步问一下，在研究中您是如何看待和利用广西民族地区文化艺术资源的？在民族地区进行田野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形成了哪些经验？

王：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当然这种提升，使民族地区，例如广西民族地区文化艺术资源的价值和意义也呈现出一种日趋复杂的趋势。对于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我总体上持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因为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权力和资本的力量都会影响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评价和判断。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尽量减少这种影响。在民族地区进行田野研究首先要同情和热爱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要对少数民族的信仰、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同情性理解，我认为这是田野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现在做田野调查都是带学生一起去做，这样的好处是学生科研上能比较快进入状态，找到好的研究选题。但是，学生的素质和能力的确非常重要，研究美学的学生一般没有田野调查经验，容易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老师要多指导，并且加强制度方面的管理。我们团队比较幸运的是，一直有比较好的助理，覃德清、海力波、廖国伟等老师，对我在广西工作期间的田野调查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近年来，上海交大的尹庆红老师、浙江大学的赵敏博士后都做了很好的工作。

永健：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您是如何带学生做研究的？您认为田野调查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算是达到要求？请您结合您与所带学术团队的研究来谈一下。

王：带学生做审美人类学和田野调查首先要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这一点很重要。现在许多学生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对农村和田野十分陌生。如果没有比较大的兴趣，那么他们的田野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关于田野调查，我认为是一个没有完满的境界的工作，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发展，总有新的情况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了解。就学生的田野调查工作而言，完成有限的目标还是必要的。不论是硕士学位论文还是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了学位论文所要求的田野工作之后，我认为就算是可以令人满意的了。

但是，对于审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我们整个团队的研究工作而言，我认为目标是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新的问题，只有田野工作做到可以支撑某种理论假设的地步，这方面的田野工作才算达到目的。例如，地方性审美经验这个概念是我们在对广西黑衣壮族群审美文化的田野工作中提出来的，在写文章做出理论表述时，我已经到南京大学工作了，不方便再做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因此，我感觉这是一件未完成的工作，希望今后有机会进一步完善它。当然，关于地方性审美经验的个案研究，可以选择不同的个案来进行。这两年，我们团队选择乌镇的审美文化现象来做田野调查，今后会逐步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

四、本土化理论的建构

永健：我在《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一书中，对您的学术团队的研究进行过系统的梳理。我注意到您带领的学术团队所做的审美人类学研究中建构了三个关键性概念，即“审美幻象”“地方性审美经验”及“审美制度”。请问这三个概念是如何建构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当下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王：谢谢您。美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是以新的概念和范畴的提出以及理论论证为基础的。对于中国的美学研究而言，“审美幻象”“地方性审美经验”“审美制度”等是基础性的理论概念。

“审美幻象”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著作《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中提出的概念。我在书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概念，努力在吸取中国美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阐发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问题。事实上，20世纪欧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从布拉格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学派到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学派，在他们的理论发展中都大量吸取了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四种基本模式中，人类学模式一直是十分重要的，这个理论传统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角度对审美幻象问题或者说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阐释是一件值得认真开展的工作。我认为，在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化学理论框架内，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的许多重要现象是十分有必要的，引入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可以帮助我们挣脱西方各种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研究和认识审美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功能和意义。中国美学一直有研究“象”的传统，在美学上，这个“象”就是审美幻象，它与现实，与想象、与文化传统等都有十分内在的联系。

“地方性审美经验”是我们团队在对广西那坡县黑衣壮族群审美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受到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相关理论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的经验，包括地方性的审美经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欧洲美学的视野内，审美经验的差异性主要存在于不同的个体之间，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差异性的范围和空间大大扩展了。从美学研究和审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看，地方性审美经验是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关于地方性审美经验的研究，我倾向于引进比较文化学的方法。近两年我在做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研究，十分感慨国内外学者都根据欧洲的审美经验和理论框架来评价中国的悲剧观念，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中国的悲剧观念，悲剧形态以及悲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功能都被屏蔽和悬置了。但是，如果没有对中华民族的悲剧观念做出研究和解释，“以美育代宗教”的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方案就必然陷入流产。因此，我认为，地方性审美经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值得进一步的阐释，使其对艺术和审美文化的解释力得以不断的提高。

“审美制度”是审美人类学团队近年来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域。如果说人类学已经很好地研究了人类的生产制度、家庭和两性关系的制度，现代社会学研究了现代社会的艺术制度的话，那么，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类的情感交流的机制做出历史的和结构性的研究就是必要的。因为，在理论上一个学科是否达到比较成熟的境界是与其是否能用其核心理念重写该学科的历史相联系的。按照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是结构性的，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与其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在一种生产方式的自我发展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也就是说，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随着生产方式的更迭，社会和意识形态，包括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审美制度都会发生断裂式的飞跃。这种飞跃在现代观念中也被称为“革命”，审美的革命是雅克·朗西埃和阿列西·艾尔雅维奇近期阐发的一个重要概念，我认为，在对审美制度的有关理论和田野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之后，从审美制度的发展变迁的视角写一部美学史应该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吧。

永健：提及您带领的学术团队的研究范式，我想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将人类学引入美学研究之中：其一，引用人类学或民族志的田野考察资料，对传统的美学理论进行再阐释，以期能够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其二，将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美学研究之中，到现实生活的田野中考察活态的艺术文化现象，探究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艺术对象之美的特点、功能等，分析产生如此审美现象的深层成因，对审美发生发展的机制展开探讨。可以说，以您为代表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团队，开始进入田野，立足于民族区域文化艺术资源之上，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从审美人类学层面深度剖析了当代文化发展中遭遇的问题，提出了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困惑、艺术研究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等问题，因此研究也更为具体而实际，体现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使命与发展方向。理论源自田野，在本土化的实践中构建中国的审美人类学理论，也必将能有效地指导民族区域文化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实践。您带领的学术团队走向田野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其重要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美学的研究范式，这无疑也开启了美学界一场“眼光下移的革命”，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对传统美学研究范式的革新的？它对当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有什么启示意义？

王：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学科是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人文学科，中国艺术人类学的使命和方向就是从学理上论证中华民族文化能否不简单复制欧洲现代的道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因为艺术和审美在文化中的特殊性——我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艺术和审美始终起到一种引领性的作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十分典型的后发展模式和非欧洲模式，这种模式的特殊机制不是隐藏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中，而是深藏在文化，特别是艺术和审美的情感结构中，这是中国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特点，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和理念对于研究这种特殊性是十分有效的。因此可以在中国社会进一步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美学和艺术研究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中华文化原有的自身发展逻辑和轨道受到了颠覆性的解构。客观地说，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是在欧洲哲学和美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包括蔡元培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作为中国现代化危机的解决方案都是在康德哲学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重要根基是文化相对性，强调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学的研究，重视和强调不同文化类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自己的道路和文化机制，这一根基对于中国的当代美学和艺术研究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关键的。

在我看来，没有这一基础，中国的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就仍然没有“站起来”，“中国审美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再创造也就完全没有可能。从美学的角度讲，中国的美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批判性地反思“实践美学”的贡献和理论局限时，这个问题也就提出来了，这就是在那一段历史时期蒋孔阳提出的“人类学美学”，易中天、邓晓芒等提出“艺术人类学”的理念和研究思路的内在理论动机。因此，在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积极参与下，近20年来，中国的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有了比较好的发展，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逐渐出现，虽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小范围的生长，但是前景是乐观的。

五、未来研究展望

永健：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您有什么样的研究计划？

王：我从2020年初以来就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重心重新调整到审美人类学的研究上来。2020年上半年完成了《审美人类学》教材和《审美人类学读本》的编写，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出版“审美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六本将在近期陆续出版。这几年在探索以“当代中国电影”为具体的研究材料，通过都市田野调查的方法开展“当代中国情感民族志”的研究。这项研究计划比较宏大，困难也比较大。目前我们努力探索一种较为有效的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尽可能以“当代中国电影”的相关研究，包括大数据分析、深度访谈、对话等方式，找到一种研究“当代性讨论情感民族志”的方法。在2017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上我曾报告过这个研究设想，现在正着手逐步地实施。

此外，在学理和理论研究层面，下一步将对“审美制度”的相关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基本的考虑是，在审美治理和文化治理的大背景下，结合对审美资本主义现象的研究，对审美制度，特别是审美制度的当代形态和中国形态做出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这项工作也是我们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域批评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希望能够有所进展。

2020年下半年开始，我将担任广西民族大学的“相思湖讲座教授”，将在广西民族大学组建一个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团队，继续我们十余年前的“黑衣壮审美文化研究”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研究”，开拓“东南亚审美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在个案的进一步研究和理论的概括与提炼方面做出一点努力。

永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您一直担任学会的副会长，基本上每年都会来参加年会，对学界的情况较为了解。您认为当前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存在哪些问题？所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王：我现在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第三届副会长了，的确对这个学会充满着感情，对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十余年来的巨大发展也感到十分的高兴和兴奋，遥想当年我们几个核心学者一起讨论创办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情景，的确是十分高兴的。关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存在的问题，我的视角应该是有局限的。因为我是做美学研究的，思考问题常常带有美学学科的某种“偏见”。

我个人认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在学术队伍的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文化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性审美文化面对的危机对策研究，中国文化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研究。去年英国的罗伯特·莱顿和中国学者罗易扉教授主编的英文著作《中国当代艺术人类学》是国际人类学界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一种肯定。

但是，与国际艺术人类学界的研究相比较，我们关于当代艺术的研究，关于当代都市文化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相对关注不够，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似乎主要集中在传统小型社会文化的研究上。因此，当前存在的问题是：首先，当代意识不够强，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引领性研究还相对不足。

其次，国际性的交流和对话不够。2017年我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彭静莲教授合作主办了一个国际会议，主题是“美学与人类学：时尚研究”，我发现在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当代问题方面，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有十分巨大的对话空间。但是，相对而言，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再次，我们在新研究方法的引入方面也不够敏锐，如今运用大数据研究社会学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医疗问题、政治问题等已经在许多主流学科中广泛运用，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艺术人类学界却重视和关注不够，我自己和我们团队也是如此，我想我们应该有所调整。

谢谢您的访谈，感谢您提出了许多很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