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滨岛敦俊在《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中开创性地选择江南三角洲的“土神”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后，近年来，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其基础上，从刘猛将、金总管、周孝子等不同个案入手，就江南土神信仰的历史流变、与国家力量的互动、所涉及的地方权力博弈等命题，做了较有深度的开掘。

其中，作为考辨信仰来历时不可回避的首要史料，江南土神的“身世传说”，即“神灵作为凡人（包括其成神过程）或者遵循着凡人规则时的传说”，也成为了一个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在以共时性的视角考察特定神灵所有身世异文的过程中，学者们纷纷发现同一个江南土神的身世叙事往往会指向不同的人物原型。如滨岛敦俊本人在研究刘猛将的来历时，就考证出了“抗金名将刘锜”“为元朝殉职的汉族武将刘承忠”“地方官刘宰”等多个原型。关于盛行于嘉兴、上海地区的施相公信仰，范荧也搜集到了“华亭书生施锷”“抗倭英雄施珽”“名医施明德”等多种身世异文。王健在研究明清以来松江府及其附近地区的杨老爷信仰的过程中，同样发现这位江南土神也有着杨滋、杨震、杨彝老等不同的神主身份说法。陈泳超在《互文形塑：刘猛将传说形象的历史辨析》一文中，将此种同一神灵的不同身世异文对应于形象各异的人物原型的现象，概括为“同名异实”，充分总结了上述土神身世 叙事的独特之处。

不过，考虑到现有的研究基本只涉及了江南三角洲内影响力较大的几位顶端土神，值得追问的是，是否所有江南土神的身世叙事都吻合“同名异实”的情况？倘若我们将目光转向一些学界尚未瞩目的土神信仰，在共时性地考察所有身世异文的研究视角之下，有没有可能发现不同于“同名异实”的特殊现象？基于这样的疑问，本文将聚焦近世以来浙江海宁地区的朱彝信仰，通过分析文集、方志等传统历史文献以及流传于民间的仪式文献，尝试探索江南土神身世叙事的其他可能。

宋末元初之际，钱塘江主河道出现了明显的北偏趋势，地处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地区开始代替曾经的杭州，成为潮患的核心影响地。《元史·地理志》在介绍海宁时，就曾简要叙述了当地的受灾历史：

海宁州，唐以来为盐官县。元元贞元年，以户口繁多，升为盐官州。泰定四年，海圮盐官。天历二年，改海宁州。海宁东南皆滨巨海，自唐、宋常有水患，大德、延祐间亦尝被其害。泰定四年春，其害尤甚，命都水少监张仲仁往治之，沿海三十余里下石囤四十四万三千三百有奇，木柜四百七十余，工役万人。文宗即位，水势始平，乃罢役，故改曰海宁云。

事实上，除了这里提到的大德、延祐、泰定年间的大型潮灾之外，据《元史·河渠志》记载，早在元朝建立初期，海宁一带就已饱受钱塘江潮的侵扰。与其他沿海地区的潮灾不同的是，由于杭州湾两岸地势低下且多是泥质海岸，故而除了潮水冲上陆地、卷走人畜物产的忧患之外，沿岸土地还极易在威力巨大的江潮的冲击下发生大面积的崩坍。《元史》在记载海宁潮灾时常用“塘岸崩”“陷地三十余里”等语句，即指这一类更严重的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元朝政府不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海塘，还广泛求助于各种超自然力量。大德三年（1299）二月，朝廷专门赐封了一批江海之神，除了著名潮神伍子胥、泉州海神妈祖之外， 一位名为“浙西盐官州海神”的神灵也得到了元王朝的封赐。由于现存元代史料的不足，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关于这位神灵的更多信息。不过，笔者在翻阅海宁地区的明代方志时，发现其中不仅载录了当时的封赠文，还大致介绍了神灵来历、庙宇建置以及赐封的前因后果。如现存最早全面记载海宁地方信仰的《（成化）杭州府志》云：

朱将军庙，在县东三十六里，地名黄冈，神出处不详。元大德二年，神能御海患，因立庙以祀。有司上其事于朝，封“灵感弘祐公”，后又加封“护国”二字。元封赠文：天眷命皇帝圣旨：爵有德，禄有功，夙著《礼经》之训。御大灾，捍大患，载遵祀典之文。爰示褒崇，庸彰显应。盐官州海神阐灵浙右，安宅海隅。江汉朝宗，无远弗留。雨旸时若，有感必通。比闻高岸之倾催，能免下民之垫溺。导水波而潜伏，益固堤防，足财计以阜通，仍输斥卤。尝阅省臣之奏，具知神力之雄。肇锡嘉名，丕昭令闻，聿严庙貌，特俾恩封，赐号“灵感弘祐公”。

从元代封赠文及《（成化）杭州府志》作者的说明来看，“浙西盐官州海神”实则姓朱。大德二年（1298）潮灾爆发时，这位“朱将军”显灵退潮，相关事迹很快就被地方官员上报朝廷。国家力量在得知“神力之雄”后，才“聿严庙貌，特俾恩封”，赐予其“灵感弘祐公”的封号。

较为可惜的是，《（成化）杭州府志》的作者并不清楚“朱将军”更详细的身世来历，此后的《（嘉靖）海宁县志》《（万历）杭州府志》《（崇祯）宁志备考》等地方志书也都只是沿用了前志的记载，并未做专门的考证与补充。现存最早清晰揭示“朱将军”生平事迹的史料乃是明代末年海宁籍史学家谈迁所著的《海昌外志》：

朱将军庙二 袁花塘北黄冈西。邑人朱彝，力能拔牛尾倒行。宋治平初，溺海为神，著灵应。宝佑（当为“祐”——笔者注）三年十月，敕封“佑灵将军”。元大德二年，以捍海立庙黄冈西。进封“护国弘祐公”。敕曰：爵有德，禄有功，夙著《礼经》之训。御大灾，捍大患，载遵祀典之文。爰示褒崇，庸彰显应。盐官州海神阐灵浙右，安宅海隅。江汉朝宗，无远勿届。雨旸时若，有感必通。比闻高岸之倾摧，能免下民之垫溺。导水波而潜复，益固堤防，足财计以阜通，仍输斥卤。尝阅省臣之表，具知神力之雄。肇锡嘉名，丕昭令闻，聿严庙貌，特俾恩封，可赐号“灵感弘祐公”。万历末，里人孙必达重建。又，袁花河北塘亦有庙。

据谈迁的记载可知，“朱将军”生前其实是海宁当地一位名叫朱彝的普通百姓，因溺亡后显灵，才被供奉为神。考虑到《海昌外志》的成书时间距信仰兴起已有数百年，我们并不能排除谈迁记录下的身世传说与宋元时期流传的版本存在差异的可能性。不过，历史研究毕竟只能依靠史料发声，本文对浙江海宁地区朱彝神身世叙事的探讨，便是基于笔者目前所能穷尽的材料所展开。

从谈迁在《海昌外志》中的记载来看，朱彝神在明代并未获得中央王朝的青睐。在现存的明代方志和官方礼制文献中，我们也找不到任何此神获得明廷封赐的史料痕迹。然而，明末清初之际，在海宁当地士人朱一是所撰的《朱令公庙记》一文中，却陡然出现了一条朱彝神于永乐年间得到官方祭祀的记录：

朱令公名彝，母查氏。治平四年二月五日子时生袁花里。有绝力，年三十九商于海而殁，崇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也。建炎初，苗贼入境，公降保境，见山川草木皆兵，贼骇遁。绍兴中，丞相赵忠彦奏封“太尉”。宝祐二年，秋旱兼潮患，祷之而应，封“灵佑将军”。元贞元年，六代孙朱德荣自武陵感梦还里，创草堂，栖公神。大德三年，建祠崇祀，寻加封“护国将军”。永乐十八年，赭山海门大决，保定侯赍御制文致祭，工始告成。十九年，议建新庙，即天仙府。庙中附英济侯张公，以其捍江靖海感应与公埓，故并祀之。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十六年（1418）十一月，“上以浙江濒海诸县风潮冲激堤岸，垫溺居民，连年修治，迄无成功，乃斋戒，遣保定侯孟瑛等以太牢往祭东海之神。既祭，水患顿弭，咸以为圣诚所格云”。可见永乐十六年（1418）前后，官方为了平息潮患，的确曾派保定侯孟瑛对海神进行了隆重的祭祀。不过值得我们考辨的是，保定侯祭祀的对象，究竟是否包括海宁土神朱彝？

朱海滨在研究钱塘江沿岸的张夏神信仰时，曾考证出成化（1465—1487）年间，奉命治理潮患的工部侍郎李颙在祭祀自然神性质的官方海神的同时，还曾向昭贶庙张夏神祈祷的历史。然而与该事件在文人笔记小说及明代方志等各类文献中反复出现不同的是，在《朱令公庙记》以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保定侯孟瑛致祭朱彝神的记载。倘若“永乐潮灾时官方致祭朱彝神”是历史事实的话，它应该不至于在明代的文献中毫无痕迹。

此外，根据滨岛敦俊对明代初年祭祀政策的研究可知，明朝建立后，中央政府便从儒教原理主义的观念出发，实施了大规模的礼制改革。其典型代表就是洪武三年（1370）六月颁发的“神号改正诏”。该诏书提倡除去历代王朝给予自然神的不合理封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如“四海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与此同时，关于祭祀人格神问题，国家也严令只有祀典神才能得到官方的致祭。考虑到永乐朝距明朝建国只有短短四五十年的时间，当时的中央政府恐怕不太可能违背祖制，派朝廷大员去隆重祭祀一位来历不明、未入祀典的地方土神。

综合以上两点来看，《朱令公庙记》中“永乐官方致祭”的记载，应该并非朱彝信仰的真实历史。考虑到江南土神信仰普遍存在着通过伪造敕封与美化身世传说等方式使信仰“正统化”的现象，笔者推测，“永乐官方致祭”这一子虚乌有的历史荣耀，极有可能也是朱彝信仰为了增强自身的正统性，对官方祭祀事件的一次有意挪用。

事实上，笔者在考察明末以来的其他资料时发现，朱彝神的身世叙事应该也受到了此种“正统化”动力的影响。上文已提及了两则明末清初之际载录下的朱彝神的身世传说，分别是谈迁《海昌外志》中“邑人朱彝，力能拔牛尾倒行。宋治平初，溺海为神，著灵应”和朱一是《朱令公庙记》中“朱令公名彝，母查氏。治平四年二月五日子时生袁花里。有绝力，年三十九商于海而殁，崇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也”。除了个别细节略有出入之外，这两则异文都主要由“生有绝力”和“溺水成神”这两个情节单元所组成。由此来看，“生有绝力，溺水成神”应该是明末清初之际关于朱彝神来历的普遍说法。

然而乾嘉年间，地方文人精英记录下的朱彝神的身世传说，与早年相比，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如成书于乾隆末年的地方志书《花溪志补遗》云：

朱彝字懿德，生有膂力，能两手提大石百斤奔走如飞。长能扛鼎，且善射。事亲至孝。十五岁学大贾，有量，不屑锱铢算。性任侠，随事济人，济愈多，资愈厚。见有不忍不平事极力周恤，扶危拯困不惜余力。徽宗崇宁二年，盐官饥荒，彝独捐金数千，航海至闽海岛间买米施赈。至次年七月，得米万余石，装载而归。行至大洋，遇飓风，波浪汹涌冲击帆舵，舟不得行。彝跃入海，双臂劈开水势，破浪拽船而进，后船牵连泊赭山南峃，得全安。迨潮平，而彝已溺海为神矣。其时运米万石，救活生民无算。没后，屡著灵异捍潮救旱。有司奏闻，封“太尉”，后人肖像祀之至今，称朱令公庙云。

又如海宁地方士人查揆（1770—1834）为朱彝庙所撰的碑文云：

神姓朱氏，讳彝，生卒在宋治平崇宁间，禀异非俗，怀灵已仙，天人毕降，甲马之声满空，帝释偕来，旃檀之香逼牖。悯时今慧，慕义若羶，闻道夙因，赴善如水。有孟賁剸兕之气，兼牟尼饲虎之慈。属以饥馑，具兹勇猛，于越溯闽，自雍及绛。载胥之险方膺，出荡之威已袭。灵谈鬼笑，高歌夏统之舷，鱼腭鲸吐，豪劫澹台之宝。民飱己溺，生寄神归。庙在海宁袁花里，神之乡也。

不难发现，乾嘉年间的身世传说，在延续“生有绝力，溺水成神”前说的基础上，将早年原因不明的溺海亡故敷衍成了“买米施赈途中舍身运米”，显著美化了朱彝神的形象。事实上，早在《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中，滨岛敦俊就已发现了清代江南地区普遍流行着土神施米的身世传说的现象。不过，他认为这主要与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经济变迁过程有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神信仰的社会基础变成了广大的小农，故而神灵传说也相应地朝着迎合农民需求的施米主题变迁。

对于自16、17世纪以来同样经历了商业化变动的海宁地区而言，滨岛敦俊的这一观点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朱彝神身世传说从“溺水成神”到“买米施赈途中舍身运米、溺水成神”的演变。不过，笔者认为地方神灵传说的变迁往往是多种动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单一的解释模式极有可能会遮蔽其他丰富的历史过程。至少就朱彝信仰这一个案而言，在代表着生前功绩的施米母题进入身世叙事的同时，一些与神灵品德有关的情节，如“事亲至孝”“扶危拯困不惜余力”“悯时今慧，慕义若羶，闻道夙因，赴善如水”等也被大量增写到了身世传说之中。显然，此种对神灵生前德行与功业的双重增写，能使来历可疑的朱彝神更易被主流正统文化所接受。基于这一事实，笔者推测“买米施赈途中舍身运米”叙事的出现，很可能同挪用官方祭祀事件一样，都与土神信仰内部“正统化”的动力有着不小的关联。

根据前文所引的史料我们可以知道，明清以来，朱彝神在海宁还有“朱令公”的别称，其庙宇主要有两处，分别是黄冈（今海宁市丁桥镇利群村）的“朱将军庙”和袁花（今海宁市袁花镇）的“天仙府”。从地方士人的诗文创作来看，最晚从清代中期开始，袁花地区的“天仙府”就兴起了大型庙会活动。如活跃于乾嘉年间的海宁诗人查有新（1771—1830）就曾在《袁花十八景·天仙香市》中云：“仲春初五日，士女尽焚香。百货崇朝集，游人压市场”。《（民国）海宁州志稿》更专门在“四时俗尚”部分详细介绍了农历二月初五天仙府庙会的盛况：

（二月）初五日为潮神朱令公诞，袁花之令公庙曰“天仙府”。是日百货麕至，近十里许乡村男妇老稚，鲜有不至者，真有人山人海之观。旧习相传，谓之“轧太平”。先夕庙祝祷之于神，凡田稻畜牧、蚕桑种植，以及年岁人口，分列句语，或典或俚，令人猜详丰歉贵贱，并及吉凶祸福。最注意者，为蚕花有三眠几分、四眠几分之说，谓之“判年方”。事后且以为神验云。乡愚信之，里人士亦姑妄听之。

综合上述文献对“天仙香市”的记载我们可以确认，最晚自乾嘉年间以来，朱彝信仰已拥有大批信众，在海宁一带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基于这样的事实，笔者想要考索的一个问题是：普通信众对朱彝神来历的认知，是否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同？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直接聆听到过去民众口头讲述的传说，不过，借助于流传至今的民间仪式文献，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普通信众对朱彝神来历的认知。

顾希佳、胡永良、陈泳超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已经充分揭示，海宁及其附近的海盐、桐乡、嘉善等地农村，最迟从清代初年起，就流行着一种操办盛大筵席款待上、中、下三界神佛，以求平安的民间信仰活动。此类被称为“待佛”的仪式主要包括“请神——赞神——送神”三个环节。在“请神”阶段，仪式主持者“神歌先生”会按上、中、下三界神灵的结构，依次唱出想要请来赴宴的神灵名号。在“赞神”阶段，神歌先生则会选择一定数量的神灵，详细说唱祂们的身世来历和显灵事迹。当仪式进入最后的“送神”环节，神歌先生会再次按照“请神”时的神灵结构，依次唱送神佛们离开。由于这三个环节唱词的内容都极为复杂、不容易记忆，神歌先生们往往会将其抄录成文，并称之为“神歌”。

现如今，虽然海宁及其周边地区的“待佛”活动已经消亡，部分神歌抄本却依然流传于民间。笔者在阅读现存的“请神”与“送神”环节的神歌唱词时，发现一位名叫“朱令公”的神灵频频被提及。如抄写于民国九年（1920）的《赞符官》神歌云：“天仙府内接灵冲，洪佑护国朱老令公。”又如抄写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送神》神歌云：“朱老令公袁花镇，四位夫人一同行。”根据“天仙府”的庙宇名称、“洪佑护国”的官方封号以及“袁花镇”的庙宇位置与本文所研究的朱彝信仰一一吻合，我们可以肯定，民间“待佛”仪式所宴请的“朱令公”，正是海宁本地的土神朱彝。

幸运的是，从现存的神歌目录来看，朱彝神还是过去“赞神”环节主要的颂扬对象之一。如胡永良就收藏有一本名为《朱令公》的神歌，该本子所述的身世传说大致可以概括为：无锡人祝显达同妻子张氏为躲避村上恶霸欺压，逃至嘉兴一带定居。不久张氏怀孕，二月初五卯时生下一子，后过继给海宁袁花朱家，取名朱元，即为朱令公。十六岁时，朱令公与唐六相、曹提典不打不相识，从此一同结义贩卖私盐。一日，三人偶遇缉私官兵，因朱令公作法，得以成功击退。后三人贩盐至昆山一带，恰遇元宵灯节，观灯结束后朱令公在船上练武，不慎跌入水中，最终溺亡成神。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胡永良所藏的这本《朱令公》神歌存在一定的破损，故而笔者只能根据现存的文字作大致的概括。即便如此，基于现有的内容，也不难发现神歌中的身世叙事与历史文献记载是有共通之处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献，都认为朱令公生前是一个名叫朱彝的海宁袁花男子，溺水而亡后才成为了地方神灵。

不过，关于同一个名为朱彝、溺水成神的海宁袁花男子的生平事迹，神歌叙事与历史文献记载却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在既有的文人精英主笔的历史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以贩私盐为主题的传说记录。然而，《朱令公》神歌却有大量篇幅都在讲述神灵前往各地走私食盐的经历。甚至在以其他神灵为主人公的神歌中，我们也可以频繁看到朱令公贩私盐的传说。如抄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三太均》（又名《唐六相贩私盐》）神歌在叙述到唐六相下定决心要以贩私盐为业后，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唐六相，细踌论，独马不成名。赭山结交曹提典，袁花合是令公身。 

三人同结义，上路怕何人。令公十里沿乡买，曹三总管到黄城。 

六相海豆（当为“头”——笔者注）来洛（当为“落”——笔者注）货，三人上路不成停。

卖是一年并三春，分账三千有余令（当为“零”——笔者注）。

在抄写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曹提典》神歌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唐六相、曹提典、朱令公三人结义贩私盐的叙事：

令公当时来劝散，用出平身力气大。 

左手金刀若芍，右手老君推山。铁到人言生难番，二人惊治交滩。 

三人多自（当为“是”——笔者注）英雄汉，思良结义弟兄拜。 

令公当时说一番，本镇本石有名外。

小弟姓唐太六，归安县有田彩。小弟曹春住王湾，目下迁到茶山。 

三人多自（当为“是”——笔者注）有名将，言义关公一自交。 

生吃山空古活难，要卖私盐到海滩。

由此来看，朱令公贩私盐的事迹恐怕在民间颇为深入人心，不然这一传说不太可能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神歌叙事中。问题在于，文人精英笔下品德高尚的朱彝神，为何在普通信众的认知中，会有贩私盐这样“违法”的事迹？

现有的关于贩私盐的研究已经充分揭示，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食盐走私其实格外常见。明末常熟知县耿橘曾在《平洋策》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据此可知，吴地贩私盐的常见，与这一活动“获利五而无劳”的特殊性质有着极大的关系。

有趣的是，结合流传至今的民歌等民间文献，笔者发现，江南普通民众似乎并未像官府那样将这些走私食盐的的“豪猾之民”视为社会祸患。如在距离海宁不远的平湖地区，就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这首名为《卖私盐》的民歌以年轻女性的视角，唱出了情郎在贩卖私盐时或是扁担挑、或是大船运的不同样貌。从“祖宗七代卖私盐”“情郎得胜卖盐归”的文字来看，普通百姓恐怕对私盐贩卖者并没有多么强烈的负面观感，甚至还抱有一定的钦佩之情。神歌抄本中的一些表述更可以从文本内部佐证民众对贩私盐人群的崇拜感情。如在上文提到的三本贩私盐主题的神歌中，我们就常常可以看到“卖私盐英雄好汉”“三人多自（当为“是”——笔者注）英雄汉”的表达。

据此可知，民间之所以会流传朱令公贩私盐的传说，与当地将从事食盐走私的人群视为英雄豪杰的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看，土神身世叙事中的“贩私盐”事迹不仅不会损害神灵的形象，反而能彰显其能力的神通广大。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还能起到坚定信仰的作用。由此可见，地方民众其实会按照自己的趣味和价值观接受并传承土神的身世传说。只是这一独特的民众的声音，几乎不可能在文人精英主笔的方志、笔记等文献中看到，若非凭借神歌等幸存至今的民间文献，恐怕此类叙事，早已淹没在了历史之海中。

如果说刘猛将、施相公等江南土神的身世叙事，呈现出不同异文对应于不同人物原型的“同名异实”模式的话。本文所讨论的浙江海宁地区的朱彝信仰，尽管拥有形态多样的身世传说，相关叙事却都指向了同一个溺水成神的海宁袁花男子，与“同名异实”的情况并不相同。

不过，当我们共时性地考察朱彝神的所有身世异文，可以发现传说对应的人物原型虽然统一，但不同异文所叙述的生平事迹却近乎两极化——有些在讲述朱彝生前从事非法走私的经历，有些则在叙说祂如何买米赈饥、舍身救民。对于这样一种江南土神身世叙事“对应单一人物原型，但事迹之间形象品格落差极大”的特殊现象，本文姑且称其为“神格坼裂”。

从朱彝信仰个案来看，此种身世叙事的“神格坼裂”往往有着复杂的成因。一方面，土神信仰会通过挪用官方祭祀事件与美化身世传说等方式来提升自身的正统性。品德高尚的朱彝神买米施赈传说的出现，应与这一“正统化”的动力有着不小的关联。另一方面，普通信众则会按照自己的趣味和价值观接受并传承土神的身世传说。故而在民间流传的神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与符合正统文化标准的“买米施赈”传说差异极大的贩私盐叙事。由此可知，江南土神身世叙事的“神格坼裂”，其实根源于信仰内部复杂的时代、地域、人群以及审美传统等因素的作用。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想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于拥有“抗金名将刘锜”“为元朝殉职的汉族武将刘承忠”等多个人物原型的刘猛将信仰而言，不同身世传说所呈现出的神格实则也并不统一。换言之，在共时性地考察特定神灵所有身世异文的研究视角之下，我们或许会发现任何江南土神的神格构成，其实都是一条复杂的光谱。只是两极落差如朱彝神这般显著且相关事迹都指向同一人物原型的个案，恐怕并不多见。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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