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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成都天府广场东北角考古发掘出一石兽，于当年春节期间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随后封闭修复。2016年6月，该石兽被命名为“石犀”，陈列于天府广场西侧的成都博物馆中。

2013年初，当地媒体对石兽出土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并把石兽指向李冰治水之石犀。比如，1月10日四川电视台“巴蜀快报”以《天府广场石兽揭开神秘面纱》为题报道说：“考古人员根据外形判断，它极有可能是只石犀，而且还可能与李冰治水有关”。一则“石犀移动将导致灾害”的叙事在网络中迅速成型，代表性的表述有：“完了，成都要出事了，这玩意是风水镇兽”“青狮白象锁大江，是不是要发水了呀”。其后，伴随蜀地水灾的发生，“石犀移动致灾”的叙事在网络中出现过两次传播热潮。第一次在2013年7月上旬，时值四川暴雨成灾，一则最先发布于天涯论坛的帖子《挖了镇水神兽，四川果然出事了！》迅速在网络上传播：不知有多少朋友还记得，今年初，成都在地下挖出一座千年石兽，当时网友就议论纷纷，不少人说那是李冰的镇水神兽，挖了全川都要出大事！这个夏天果然应验了！成都本城看海就不提了，周边有的郊县乡镇，据我所知十多年没见过洪水啥样了，今年，淹到2楼！我有个妹妹现在还困在学校！该帖还附上一幅石犀出土时被置于钢架棚中的照片，并解释说：“就是这个东西，风水果然是破坏不得的！”据施爱东统计，一天之内，该贴被转发、图解、重新阐释多达百万人次。而在年初的帖子下，也出现许多以“水灾应验”和“要求回埋石犀”为主题的跟帖。随着时间推移，相关叙事传播力度逐渐减弱。

第二次传播热潮在 2018 年六七月间。当时四川持续降雨，多地发生洪灾，2013 年的帖子被翻起，仍旧引发“水灾应验”“回埋石犀”的热烈讨论。7月2日，成都博物馆官方微博发布一条配有石犀图片的微博：“雨这么大！是时候派你出来镇一下场子了！去吧我的天府石犀！”50分钟后，金沙遗址博物馆官微发布一条信息，并@成都博物馆：“刚刚小金正在想你家镇馆之宝［捂嘴］雨下这么大，赶紧‘发功’吧［哈哈］（皮这一下小金表示很开心［doge］）。”两条微博在几天内分别收到上百条回复。7月11 日，一则标题为《把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犀牛搬还原》的市长信箱留言截图在网上大量传播。留言大意是说，石犀是老祖宗流传下来镇水的神兽，希望政府能够将它搬回原地天府广场，这样大雨就可以终止了。截图显示，来信当天，该留言被成都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办核定之后派发给市文广新局，市文广新局签收后立即责成金沙遗址博物馆进行调查处理，6 天后文广新局提交回复。回复梳理了石犀出土、展出、移交的过程，并论证了水患与石犀无关。7月12日上午，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分局官方微博“平安青羊”发布一则警方通报：“我局对在网上散播‘镇水神兽被挖出导致成都连年大雨’谣言的杨某（女，31岁，本市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对造谣、传谣者，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两小时后，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成都发布”转载了该条警方通报。两小时后，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成都发布”转载了该条警方通报。网民纷纷到“平安青羊”和“成都发布”微博下进行评论，赞扬或批评青羊分局的处理举措。

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表演理论”早已指出了民间文学的表演本质是“一种交流的方式（a mode of communication）”，表演的行为伦理在于“表演者对观众承担展示（display）自己交流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责任”，“并允许观众对表述行为和表演者予以特别强烈的关注”。在民间文学表演蔓延到网络的现实语境中，户晓辉将“表演”的外延进行了延展，认为“网络上的写故事、写笑话也是表演”。“石犀移动致灾”叙事在网络上有大量富有情感的表述，获得了众多的回应和品评，构成了一种交流行为，因此在民间文学的“表演”范畴之中。根据户晓辉为网络民间文学表演拟定的各要素来判断，这则叙事已生成了一场网络民间文学表演：第一，在文体形式上，中国社会有源远流长的关于江河湖海厌胜物的禁忌传说，“石犀移动致灾”叙事是这种传统民间禁忌传说的当代异文。它包含两个主要情节：一是移动镇水神兽石犀会导致暴雨水灾，二是要求将石犀搬回原处。前者反映了禁移镇物的传统禁忌民俗，目的在于为该禁忌民俗作诠释，这种叙事被万建中称为“故事外禁忌主题”，后者是由镇物被挖出移走这一现实破禁行为而衍生出的，实际上也是用禁忌叙事来维护守禁民俗。第二，在表演角色和表演方式方面，这则叙事文本的网络传播者们有匿名和非匿名的个体网民、机构、媒体，他们既是表演者又是观众，在网络上公开表述、观看和品评，以复数主体的方式进入了公共领域。第三，在接受方式上，网民们对该叙事或信以为真，或悬置真假，或将其界定为传说、笑话、谣言等民间文学体裁，他们跟帖讨论，即进行再次表演，有的人甚至就再次表演发表评论，即进行继续表演。

（一）守禁表演与破禁表述

“石犀移动致灾”叙事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中大量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民众确实信以为真。该叙事的民俗文化根底是中国传统的“厌胜”巫术，水患是最常见的灾害之一，古代人认为是因为邪气、精怪等力量作祟，因此采用具有神力的镇物，如石犀、铁牛、怪兽、金人、宝剑等做厌胜之法，禁移镇物的禁忌民俗和镇物移动致灾的叙事就代代相传。

该叙事还植根于地方传统。成都平原雨水丰沛、河网纵横，厌胜巫术文化根深蒂固，相关的禁忌心理深厚、叙事丰富。扬雄《蜀王本纪》曰：“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犀牛里也。”这则材料反映的石犀镇水事件是中国较早的厌胜文化实例，为后世所常引。与此相关的，还有成都古来有之的海眼传说：成都有海眼，巨石镇之，动辄有灾。杜甫《石笋行》曰：“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晚唐张周封《华阳风俗录》也载：“蜀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堆，以镇海眼，动则洪涛大滥”。从古至今，有关海眼的文献记录和口头传说相沿不断。

天府广场石兽出土的现实立即激活了石犀镇水的文献记载和本地的海眼传说，接通了传统厌胜巫术文化的地脉，触发了“石犀移动致灾”的禁忌叙事和禁移石犀的守禁民俗。尽管在科学理性的荡涤下，很多民众已经不相信石犀移动禁忌，但仍有部分民众坚信该禁忌，或者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石犀被移动就承担了致使灾难发生的替罪羊的角色，这些民众在网上讲述石犀禁忌叙事，要求政府守禁。还有部分民众到市长信箱和政府部门的官网、官微上留言，进行石犀叙事表演，不排除有网络问政的意图：敦促政府救灾——石犀是你搬走的，现在暴雨来了，救灾的责任在你身上；试探政府对网络咨询的态度和反馈机制——看我传播这样一则禁忌叙事，你会作何反应。为了舆论辟谣、安抚民心，也为了展示政府处理网络政务的综合素质，成都市“市长信箱”严肃地回复了“热心市民”的来信，以科学主义的理性叙事来破解禁忌叙事，从三方面斩断禁忌信仰的链条：1.否认“移动”。“热心市民”提出“把犀牛搬还原”，意思是搬回天府广场东北角地下。而官方回复故意模糊位置，把地点解读为天府广场西侧的成都博物馆，说石犀一直就在天府广场，解除了违禁的指责。2.否认“镇物”。用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说明，缺乏确切的资料证明该石犀就是李冰镇水的神兽。3.消解禁忌信仰。用暖湿气流运动的气象学知识来解释水患成因，并用石犀未出土时成都发生两次特大洪灾的反例直指石犀与水患相关的逻辑谬误。除了极少数网民讽刺政府“吃饱了没事干”外，该回复得到了绝大多数网民的称赞。

（二）“伪操演”与网络泛娱乐化

2013年7月10日，在百度贴吧的“四川师范大学吧”，一位名为“西城烟寒”的网友发了一个帖子，内容为：解密四川洪水暴发原因：为啥最近四川到处发大水，哥来解密，这不是迷信，是古人的智慧，那是因为今年1月份我们把天府广场李冰埋的治水神兽给挖走了。秦朝的蜀守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时，曾经下令雕刻了5只石犀，两头在成都，另外3头在灌县江中，镇水石神。“解密”“哥”这类词语的应用缺乏守禁人的敬畏和谨慎。诸多回贴充满调侃意味：“造谣嘛，小心你娃儿被查水表”“楼主你知道得太多了”“楼主，为什么治疗不听医生嘱咐吃药”。通过贴吧检索可以发现，发帖者是四川师范大学的学生，回帖者也多为该校学生，他们与前述成都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传播石犀禁忌叙事并非因为守禁，而是进行叙事的“伪操演”（pseudo-ostension）。“伪操演”是“模仿已知叙事的基本情节使恶作剧延续”，在西方表现为年轻人假装杀人狂魔吓唬朋友、模仿献祭仪式等，而石犀伪操演是在文本层面延续传统的石犀禁忌叙事。石犀伪操演的表演者和观众表面上是在遵从禁忌叙事的教导，认同石犀的镇水作用，但实际上是在嘲弄禁忌，追求娱乐效果。万建中指出，一旦某一禁忌的虚妄被识破，禁忌的反动者就“可以一身轻松地注视着此禁忌的守护者固执而又愚蠢的表演，并发出智者的嘲笑”，并创作出“嘲讽及鞭挞禁忌习俗的故事”。在网络文化中，“嘲禁型禁忌主题”却不表现为新创叙事，而只是复述传统叙事文本，或者保持叙事要素不变，仅仅稍微改变叙事语气或手法，就可以达到嘲禁效果，叙事文本也具有了笑话的特质。

波兹曼《娱乐至死》曾描绘电视娱乐化时代：“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网络时代比波兹曼描绘的电视时代更充斥着“泛娱乐化”的思潮，娱乐精神波及到社会各个领域。贴吧、微博作为网络社交媒体，浸润在泛娱乐化文化中。前述百度贴吧中的大学生在网络时代成长，深谙网络娱乐文化之道，能够熟练地将石犀禁忌叙事在网络社区中娱乐化。“西城烟寒”深知“石犀移动致灾”的禁忌信仰内核已经不被当前社会的大部分人所认可，假装一本正经的叙事可以和他自己的知识身份形成幽默荒诞的张力，这一点必然在与他同气相求的网络社群中被意会到，他将在回帖者的调侃中获得一种自反性的满足。当浏览者接受到了默会的意趣并回帖，就完成了一次网络民间文学表演。

成都博物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与网民的交流也是基于同样的娱乐文化语法。本来博物馆是知识权威，它的政府文化部门属性甚至代表着一种政治权威，但是在网络泛娱乐化影响下，它追求社会效应的最大化，“放低身段”对自己的权威进行消解，营造了一个与民同乐的民间文学表演场。它们把石犀禁忌叙事当做有趣的材料，使用网络流行语“皮一下”、方言俗语“镇一下场子”以及各种网络表情符号，进行了一次网络民间文学再表演。作为观众，网友用同样的“符码”（codes）继续表演：“挖出来的镇不住，快放回去”，“哪个把老子挖出来的，快把我放回去［笑cry］”。这些新的网络表演符码也可以达到鲍曼所说的表演效果：“通过各种官能来影响交流并因此使参加者能够进行理解和阐释”。

（三）公共秩序治理与民间话语表达

“平安青羊”的警方通报激发了规模巨大的网络民间文学再表演行为。通报发布后的几天内，该条微博的评论数就超三千，转发量、点赞量均超过一千，关注度远超该微博账号发布的其他信息。这则叙事是否是谣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该警方通报没有说明谣言的认定理由，但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的官方微博“江宁公安在线”当天转发该通报时的点评可以代表警方的观点：“有些网友对这个处罚不理解，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玄学谣言在成都民众中引起了多大的影响。不但有人认真的给市长信箱写信，更有大量的民众把这事儿当真了。相当一部分民众对看似很段子的谣言是没有抵抗力的，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人真的相信夜观天象可以预测地震或者摆一尊石像就可以抗雨防涝。”警方认定该叙事为谣言的主要依据是该叙事引起了民众恐慌。打击谣言、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引起民众恐慌是判断谣言的重要依据。2017年8月8日，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有人在互联网上散布地震谣言信息，公安部鉴于谣言“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引发社会恐慌”，部署四川、陕西公安查处造谣者4人。在石犀叙事事件中，厌胜巫术在民间尚有信仰支撑，部分民众的确产生了恐慌情绪。赞同警方处置措施的网民也是基于这一原因，比如网友“与人沟通障碍症自闭算了”说：“以为自己皮了一下很机智？却不知道四川今年的洪水有多厉害，四川民间各种说法有多惶恐，姐姐前几天还在告诉我说她朋友圈还在传一个说法说四川是地眼什么的，马上还会有一次大地震，强度差不多和08年一样……”而反对者围绕内容是否虚假信息、是否扰乱公共秩序、造谣者是否有主观罪过三个因素，对谣言定性进行了反驳。第一，该叙事是民间文学体裁的神话、童话或传说，而非政法领域的谣言。在微博回复中，不少人认为这则叙事是一看即知的假话：“神话、童话算造谣？吓得我把四大名著烧了一半”“那说萧敬腾是雨神的，是不是造谣？”第二，石犀禁忌叙事始终在网络和民众口头传播，没有付诸行动，没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网友BlueYearning回复说：“她的观点是否在现实中引发可客观衡量的危害？她是否有号召民众将兽像填回土里？是否造成大批民众恐慌，准备动手埋掉兽像？如果没有，是否应惩罚未造成现实危害——致现实的社会秩序动荡——的观点？”第三，无法判断制作者有主观恶意。回复中许多人推测杨某是在“开玩笑”“说起耍的”“调侃”，实际上也是在确认该叙事的民间文学体裁性质。也有人把“杨某”与市长信箱留言的“热心市民”视为同一人，认为“人家百姓通过正常渠道发声”，谣言定性将破坏“成都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官民良性互动氛围”。

网民们从自身积累的关于民间文学体裁的知识，对石犀叙事是民间文学体裁性质还是政法领域的谣言进行了判断，通过到“平安青羊”“成都发布”等官微下留言、论坛讨论、微信转发等方式发表看法。他们的再表演行为宣示了公共事务中民众的在场和他们对言论权利的捍卫。

“石犀移动致灾”叙事处在一个多方力量交汇的网络语境之中，成为了一场盛大的网络民间文学表演，甚至影响到现实中表演者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通过这一特殊案例，可以对网络民间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民”、官媒与网络民间文学表演

“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对话性明显要求表演者与听（观）众之间具有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叙事行为伦理”，参与者们具有“九九归一、一律平等的人格”。以此判断，在石犀禁忌叙事的网络传播中，网民们的讲述和博物馆的官微发布属于网络民间文学表演，但“市长信箱”的回复和青羊公安的警方通报却不是网络民间文学表演。官方机构有没有作为网络民间文学表演的“民”的资格？首先，户晓辉已经证明，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参与者已经“扬弃了民间与官方，集体性与个人性的外在对立”，所以主体是否为官方并非判断民间文学表演参与者的标准。其次，在网络民间文学表演的场域中，一个机构化身网络中一个ID（identity document），该ID代替背后的实体机构参与网络公共空间的事务，也就具有了网络主体身份。在这两个前提下，只要一个官方机构遵循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平等性和自由性法则和伦理，即将自己与其他网民视作人格平等的关系，它就可以作为“民”参与网络民间文学表演。

在现实世界中，地方政府以及其下属的职能部门都拥有政治权力和权威，与民众处在不平等的政治阶序中；在民间文学体裁叙事领域，这些部门的行为重新确立了与民众的关系，定性了自身的行为是否表演。“市长信箱”（市政府在网络中的符号化身）的回复消解禁忌叙事，用政治权威让民众不再信仰和传播禁忌叙事；“警方通报”（市公安局青羊分局在网络中的符号化身）则是直接将石犀禁忌叙事定性为谣言，行使国家机器的权力打击讲述者，并要求民众不信谣、不传谣。“网络政治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现象都是围绕着政治的核心问题‘权力’和‘利益’产生并发展的。”在网络空间中，这两个部门保持了现实世界的政治权力角色，阻止别人说和听、读和写，存在权力控制和利益诉求。它们没有遵循民间文学叙事行为的平等性和自由性法则和伦理，其网络表述属于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之外的政治行为。而成都博物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微博发言遵从网络泛娱乐化文化，与民众一起进行“伪操演”，超越了现实中的权力等级和利害关系，将与民众不平等的角色关系转换为叙事中平等的人格关系，从“你们”变成“我们”，因此将自己的行为纳入了民间文学表演的场域中，哪怕这种表演是暂时的。鲍曼早已指出，表演“具有在表演事件中重新编排社会关系结构甚至超越它的潜力”，当公立博物馆进入到网络民间文学表演中，就具有了这样的力量。然而，即使没有进行网络民间文学表演，官媒也极大地助推了网络民间文学表演。市长信箱回复和青羊警方通报，尽管出于抑制网络民间文学表演的目的，但从客观上来看，却让更多的民众加入到再表演和继续表演中来，并且使这场网络民间文学表演的公共性更加突出。

（二）体裁的实现：当叙事进入表演语境

“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行为必须使用特定的某种体裁。只有当体裁进入语境时，它才能被具体化，才能获得具体的实现，也才能变成体裁叙事的具体表演行为或具体文本。”当石犀禁忌叙事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表演时，体现为传说、笑话或谣言等多元的民间文学叙事体裁。

石犀禁忌叙事具有传统的禁忌观念和传说原型，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成为一则都市传说。都市传说（urban legend）一般是整合了传统主题的当代人编造的故事，“人们在讲述这类故事时就像它真正发生过一样”，学界也称之为“当代传说”“现代传说”“信仰传说”等。西方有十大都市传说类型：小汽车、动物、恐怖、事故、性与丑闻、犯罪、商业和职业、政府与政治、社会名流、大学校园。中国也有类似的都市传说类型，并且还有一类特色独具的灵异类都市传说，“中国本质上是个乡土社会，长期的农耕传统酿就了鬼狐仙怪传说和信仰，灵异类都市传说可能远比美国等西方发达社会更流行、更常见”。石犀禁忌叙事由中国传统农耕社会镇压精怪、邪气的巫术观念脱胎而来，附着于地方风物，具有独特的信仰动力和诗学魅力，是一则灵异类都市传说。在科学理性思维支配的禁忌反动者那里，这则叙事又变成了笑话。王杰文在研究“乘车出行的幽灵”都市传说时，发现了都市传说在变异过程中的“笑话化”倾向，认为传说文本被加以“戏拟”与“仿作”，增大异文与原情节的反差，形成了新的“笑话化”的叙事文本。与此不同，石犀禁忌叙事仅需假装一本正经地复述或调侃式地讲述就进入了笑话的体裁叙事。在灾害发生的特定时间区域、互联网的特殊空间领域，石犀禁忌叙事又“成为”了谣言。在民俗学界，学者们对谣言（rumor）的界定莫衷一是，或强调口头性，或重视即兴性，或关注兴趣感，或突出未经证实的质素。在爆发的高潮期，石犀禁忌叙事兼有前述几种特点，可以在学术上归类为灵异谣言。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理性主义越来越占上风，信仰动力越来越小，该叙事会不会完全失去作为都市传说和谣言的潜力？笑话会不会也因失去嘲禁的依凭而消失呢？禁移石犀的禁忌实质上是虚诞的、荒谬的，人们将石犀与水灾联系起来，本就犯了逻辑上的归因谬误。然而，禁忌不是真与假的问题，而是信与不信的问题，巫术信仰思维无法被科学理性思维消解。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只要人类还不能完全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运行，神鬼观念和巫术思维就是被需要的，有价值的，就会存在下去；从心理学的研究来看，神鬼迷信是人类的本能特质，是人类适应机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被消除。因此，人类社会不能根除神鬼观念和巫术思维，也一直具有“对可能发生的、奇异的、恐怖的、有潜在危险的事件的好奇心”，那么石犀叙事作为一则灵异类都市传说，将长期流传于当地的现实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并且，在蜀地发生暴雨水灾或者其他天灾人祸时，会再度爆发出表演热潮，同时表现为谣言和笑话体裁。

（三）民众界定体裁：“民”的自由意志的扩展

在“石犀移动致灾”的网络民间文学表演中，体裁叙事行为承担了表演的责任，而体裁界定行为则承担了引导社会话语的责任。表演主体用主位视角来界定民间文学体裁的行为，扩大了“民”的自由意志的实践范围。一般来讲，在民众的实践话语行为中，都市传说、笑话和谣言都是作为“社会行为”而存在的话语体裁，民众自己并不会在讲述一个叙事文本时，去分清它是传说、谣言或是其他。在青羊公安警情通报之前，人们没有也不必刻意分辨石犀禁忌叙事到底是什么体裁；警情通报之后，社会各界忽然有了一个界定该叙事究竟是什么体裁的动力，体裁界定便成了一个社会公共事件。

民众的体裁界定热情来自于公共秩序治理领域的谣言判断压力。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谣言是一个贬义词，与“虚假”这个价值判断捆绑在一起。在我国法律领域，谣言还是与违法相关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将根据情节处以不同程度的拘留和罚款。公安部门有权判断谣言，执行拘捕行动。但是，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对谣言给出过明确定义或划分标准，在现实执法中如何断定“谣言”和“网络谣言”，各地各级公安机关操作弹性较大，法律界也存在讨论。这就意味着在公共秩序治理领域，是否定性一则叙事为网络谣言，是否需要抓捕“造谣者”，是可以在社会互动中参考网络民意进行修正的。那么，有分歧的网络民意能够为官方的谣言定性提供有效的参考吗？是不是数量和比例占上风的意见就可以作为谣言定性的参考依据呢？如果是，数量达到多大、占比达到多高的意见可以做参考呢？“石犀移动致灾”的网络民间文学表演以及后续体裁界定的再表演、继续表演，可以提供经验教训。“民众对自己拥有的民间文学，有比较清晰的文体意识。民间文学各种体裁的界定之所以比较明确，在于民间‘说’和‘唱’各种不同方式的审美期待视界是相对稳固的。”当这一判断遇到石犀叙事这样的体裁界定事件，就失效了，因为民众的“期待视界”大不相同。一些民众认定该叙事就是谣言，因为它致使禁忌信仰者和半信半疑者内心恐慌；一些民众则认为该叙事的虚假性是一望而知的，不会引起社会恐慌，它就是一则传说（笑话、神话、童话）。通过笔者对网络民意的质性评估，可知前者少，后者多。取一个案例进行量化统计：对“成都发布”微博当天的留言以及留言点赞数量统计得知，不赞成此叙事为谣言的有67人次，赞成是谣言的有18人次，意图不明的灌水回复有10人次。这种民众主动界定体裁的民间文学再表演并非为一己之快，而是在——社会权力和责任之中、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自由法则之下——追求自由。

由于民众内部分化，所以“石犀移动致灾”的禁忌叙事进入网络表演语境后，可以成为地方风物的都市传说，可以表现为追寻娱乐的网络笑话，也可以是引起不安的灵异谣言，这形成了网络民间文学表演的热闹场景。从该叙事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网络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发展的方向：关注一些独特叙事种类的表演实践，它们在进入网络表演语境之后，会体现出独特的体裁性质；关注网络民间文学的表演者与观众的思想观念、心理动机、表演方式等，深化对“民”的性质、自由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关注网络民间文学与主流媒体的互动关系，探索网络空间可行的监管、引导方式，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