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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玛纳斯》学的孕育和开拓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

回望中国《玛纳斯》学的发展历史，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无疑是其肇始期和开拓期，也可以视为中国《玛纳斯》学的诞生和重生。这20年之中，虽然《玛纳斯》工作在60年代初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启动，也就是“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阶段之间有一定接续性，但需要分开讨论。首先，20世纪60年代初的《玛纳斯》调查搜集采录工作的肇始期也要从两个层面加以梳理和总结。其中第一层面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为了更好地推动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捋顺和做好中国民族工作而开始筹划和组织开展的大规模全国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活动相关。第二层面则和中国民间文艺界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展新民歌运动以及1958年第一届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于民间文学要“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和各项工作的实施相关。从第一层面讲，随着1964年第一阶段民族调查工作结束，派往全国各民族地区调查的16个调查组搜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催生了从国家层面撰写《民族简史》《民族简志》《简史简志合编》。与此同时，在第二层面上，随着全国民间文艺调查搜集运动的大规模掀起，以《玛纳斯》等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各民族民间口头传统也与全国同步得以大规模调查搜集和记录。《玛纳斯》的调查搜集记录整理工作恰逢其时，我国民族学者和民间文艺工作者从民族学和民间文学这两条路径出发并在《玛纳斯》史诗上找到了契合点。比如，民族调查组柯尔克孜族调查分组以杜荣坤为组长从1956年至1962年开展调查工作历时6年，而《玛纳斯》史诗调查组的专题调查则从1961年3启动，1965年1月结束（如果加上后续翻译的时间则到1966年6月结束）。显然，民族调查组的调查虽然也遇到了《玛纳斯》史诗歌手的演唱活动，但《玛纳斯》毕竟不是他们的调查重点，因此也没有采录太多有价值的资料，所以本文将论述重点放在《玛纳斯》史诗的专题调查方面。

当时的《玛纳斯》史诗专题调查、搜集和翻译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61年3月至10月，第二阶段1964年7月至1966年7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次调查之前还有一个重要事件。1960年11月，新疆作协《天山》（《西部》的前身）、《塔里木》（维吾尔文文学刊物）派出刘家琪、刘发俊、帕塔尔江等前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两个刊物组稿，在乌恰老县城附近的黑孜苇乡第一次发现了若干位在民间活跃的玛纳斯奇。在自治州党委的协调下，组稿小组与胡振华、萨坎·玉麦尔所带队的中央民族学院柯尔克孜语班的实习生们联合对艾什马特·曼别特居素普和铁米尔·图尔杜曼别特两位玛纳斯奇所演唱文本的某些传统经典章节进行记录和翻译并将后者所演唱的《玛纳斯》史诗第二部《赛麦台》中的“赛麦台和阿依曲莱克婚礼”一章翻译成汉文和维吾尔文分别发表在新疆文联刊物《天山》（1961年第1、2期）和《塔里木》（1961年第1、2、3期）上。这是我国国内第一次正式公开刊布《玛纳斯》史诗的文本。正是这次组稿和史诗文本片段的刊布促使并引发了后续的若干次大规模调查、搜集、记录工作的开展。所以，新疆作协的这次组稿以及刘发俊、胡振华、萨坎·玉麦尔、太白（蒙古族）、玉散阿勒·阿勒木库勒、玉素音阿吉、帕自力·阿依塔克、帕塔尔江等人对史诗的记录翻译工作，在我国《玛纳斯》学术史上应该说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也可以说为《玛纳斯》史诗的抢救工作吹响了进军号。

1961年3月初，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组织领导下，新疆文联、新疆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抽调专人组成《玛纳斯》调查组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与克孜勒苏当地的专家以及中央民族学院师生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克孜勒苏境内《玛纳斯》史诗的蕴藏和流传情况展开了大规模调查搜集。这是《玛纳斯》的第一次调查采录工作。当时的调查组除了刘发俊、太白、刘前斌等新疆文联及新疆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外，还有胡振华（回族）、萨坎·玉麦尔两位老师带队的中央民族学院柯尔克孜语班实习生赵潜德、尚锡静、张永海、黑再勤、张彦平（回族）、侯尔瑞、刘源清以及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专门抽调的地方文化干部和学者玉赛因阿吉、托合塔孙（克孜勒苏党校教员）、玉山阿勒（州文教科干部）、图尔干·伊先（音乐家）、曼别特哈孜（阿合奇县文教科干部）、阿勒屯（克孜勒苏法院干部）约二十人，由刘发俊但任调查组组长。工作组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民间文学工作会议提出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十六字方针，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三统一”，提出了“歌手在哪里，就到那里去；不漏掉一个歌手，不漏记一行史诗”的行动口号，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抢救保护的使命感、责任感着实让人感动。调查组分成三个小组分赴自治州所辖的阿合奇县、乌恰县、阿克陶县和阿图什县开展调查。此次调查、采录工作共进行了三个多月，访问、记录了三十多位歌手演唱的史诗资料二十多万行和多部其他民间文学作品。

这次调查的主要成果除了记录上述多位玛纳斯奇演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外，最大的收获毫无疑问是发现《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并采录、翻译了他演唱的文本。居素普·玛玛依当年年富力强充满激情，用了近八个月时间为调查组演唱了《玛纳斯》前五部，即《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凯耐尼木》《赛依特》共十一万余行的内容。调查翻译组人员也克服困难日夜奋斗最终将居素普·玛玛依的这个唱本进行了初步翻译并将其中的第一部文本两卷以内部资料本形式印刷出版。与此同时，还将这一唱本第一部经典传统章节“阔阔托依的祭典”和第四部《凯耐尼木》中的一个传统章节的汉语译文发表于《新疆日报》（1961年12月14、15日）和《民间文学》（1962年第5期）。《玛纳斯》史诗第一次大规模调查、采录、翻译工作于当年10月胜利结束，为《玛纳斯》史诗的后续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调查过程中，国内有影响力的一些刊物也刊发了若干篇《玛纳斯》史诗的评述文章。如刘发俊、太白、刘前斌合作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发表的《柯尔克孜民间英雄史诗〈玛纳斯〉》和胡振华在《民间文学》（1962年第5期）发表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等，这些文章开启了《玛纳斯》研究的序幕。

《玛纳斯》第二次大规模调查于1964年6月至1966年7月展开。陶阳对这次调查的缘起有具体论述，对这次调查的任务也有具体说明，当时重点是：补充采录居素普·玛玛依唱本前三部及第四、五、六部的内容，解决文本内容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全面调查各地所有玛纳斯奇的演唱情况并进行记录，为后续的研究积累资料；进行全面的历史、民俗、宗教信仰的民族志调查；全文翻译居素普·玛玛依唱本并完成注释编辑工作，尽快出版资料本以为正式出版做准备。1964年5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新疆文联、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有关部门领导协商，由三方联合成立《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玛纳斯》工作组，决定对《玛纳斯》重新进行一次全面调查。领导小组成员由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刘肖芜，民研会秘书长贾芝，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副书记、州长塔依尔共同担任。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则由陶阳和刘发俊担任。除了陶阳和刘发俊之外，调查组成员最初由中央民族学院派去的萨坎·玉买尔、赵潜德以及克孜勒苏当地学者玉赛因阿吉、玉山阿勒·阿勒木库勒、帕孜力·阿依塔克、马特·托克马特、图尔干·伊先、朱玛、阿布来提等组成。到1965年3月，调查组完成了对克孜勒苏4个县的调查。从各地玛纳斯奇口中记录了《玛纳斯》的传统章节片断107份，计123375行。搜集《玛纳斯》手抄本21册，约9万余行。重点记录了居素普·玛玛依补唱内容，使其唱本从原来的五部110000多行扩展到六部19600多行。调查组除了记录《玛纳斯》史诗，还记录了柯尔克孜族其他传统的民间小型史诗如《库尔曼别克》《艾尔托什吐克》《布达依克》等24份，计17686行，并搜集了大量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民俗文化资料。调查记录工作业已完成开始进入史诗文本翻译阶段时，为了尽快保质保量地完成史诗的文本翻译，工作组在原有调查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懂柯尔克孜语和汉语的阿布德卡德尔·托合拓诺夫、郎樱、尚锡静、黑在勤等人参加。郎樱便是从这个时期与史诗《玛纳斯》结缘，正式踏入《玛纳斯》史诗翻译研究工作的。对此，她自己有回忆文字，此不赘述。当时郎樱参与翻译的具体内容为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六部《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与玉素音阿吉、尚锡静合作），共计54000多行以及艾什玛特唱本第一部《玛纳斯》（与玉素音阿吉合作），共计约10000行。这两个文本的演唱者均为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玛纳斯奇，代表了中国《玛纳斯》史诗的最高水平，郎樱参与并承担这两个文本的翻译加深了她对史诗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为她日后全身心投身到这部史诗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玛纳斯》史诗的第三次调查翻译工作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12月至1979年10月，在北京进行的记录翻译工作。第二阶段则是从1982年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1982）56号文件精神重新成立的《玛纳斯》工作组开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全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拨乱反正全面进入发展正轨之际，新疆文联、民研会经中宣部同意决定召集相关人员抢救、记录、翻译《玛纳斯》史诗。民研会、新疆文联、克孜勒苏等多方协商，重新组建了《玛纳斯》工作组。工作组设在中央民族学院，由民研会副主席马学良领导，具体工作由胡振华负责。为了提高记录翻译工作效率，工作组把《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特意请到北京，让他重新开始演唱，并开始了系统记录、翻译工作。工作组成员有居素普·玛玛依、胡振华、萨坎·玉买尔、刘发俊、尚锡静、阔交什、肉孜阿洪等。在北京记录、翻译工作于1979年10月结束。这是居素普·玛玛依的第三次演唱，年逾花甲的他重新焕发青春，怀着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无怨无悔地重新开唱，甚至将原来的六部《玛纳斯》延展到了八部，赢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

1980年初完成第一阶段的记录翻译工作后暂时休整，居素普·玛玛依和大部分新疆借调的成员回到新疆。1982年6月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出的（1982）56号文件指出：“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柯尔克孜族民间史诗《玛纳斯》是保护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优秀民族文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在国际上也有重大影响。”为了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批准重新成立《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的任务是，在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制定规划，统一部署，协调力量，督促检查，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原则问题，保证史诗《玛纳斯》工作的胜利完成。日常工作由中国民研会新疆分会柯尔克孜文学研究会承担。”还批准增加了4名专业人员的编制和专业经费。领导小组由新疆相关领导和专家组成，故又称新疆《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地点设在中国民研会新疆分会（后改称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柯尔克孜民间文学研究室。从此，中国《玛纳斯》学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归口单位，走上了顺利发展的轨道。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玛纳斯》史诗抢救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玛纳斯》学开始逐渐成形，露出了学科发展的端倪，呈现出资料学建设领航、田野调查助力、学术研究逐步发展的大好局面。首先，在史诗口头文本的搜集工作继续推进的同时，文本资料的整理编辑、翻译刊布、发表出版成效显著。比如居素普·玛玛依用5年时间（1979—1983）第三次重新演唱，研究者完成了对《玛纳斯》史诗八部的记录，即《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铁克》《凯耐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奇格泰》，规模达二十三万余行。与此同时，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先后多次派人去南北疆柯尔克孜族聚居地区对《玛纳斯》展开进一步调查、采录，尤其是在北疆的特克斯县阔克特尔克和昭苏县夏特这两个柯尔克孜民族乡发现并访谈《玛纳斯》歌手二十多位，填补了《玛纳斯》史诗北疆调查资料的空白，其中对特克斯县牧场萨特巴尔德·阿勒演唱的英雄玛纳斯六代祖先的故事所开展的记录，大大丰富了《玛纳斯》的内容，引起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至此，中国境内发现并访谈的玛纳斯奇数量超过一百位，搜集记录的《玛纳斯》史诗口头文本资料超过百万行，在国际《玛纳斯》学界展示了中国丰厚的口头文本资料优势，在已有文本基础上的学术研究也在逐步展开。

编辑整理、翻译刊布、出版史诗的各种文本，普及、宣传和扩大《玛纳斯》史诗在国内外的认知度，成为这一阶段《玛纳斯》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史诗柯尔克孜文原文的编辑整理出版之外，各民族翻译家们辛勤努力，用国家通用语言和其他兄弟民族多种语言翻译出版了《玛纳斯》的各种传统章节片段，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打牢了史诗文本的资料基础。与此同时，在各种报刊上对《玛纳斯》进行介绍，不断向前推进其研究。

这一阶段，《玛纳斯》史诗多语种文本的翻译出版，包括整部史诗及章节片段、内部资料本等粗略统计如表一所示。显而易见，在中国《玛纳斯》学的资料建设中，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出版是这一阶段最令人关注的标志性事件。1984年开始编辑、整理、出版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玛纳斯》史诗8部18卷23万行柯尔克孜文版，历时11年完成。这一过程不仅在国内学界得到高度重视，而且引起吉尔吉斯斯坦、日本、德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学者的关注。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02年改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1983年，郎樱主动请命加入这个团队，回到了自己青春芳华曾经投入无限热情并且一直向往的《玛纳斯》史诗研究工作中，开启了自己的《玛纳斯》学开拓之旅。1980—1990年，正是中国《玛纳斯》学的扬帆起航期，郎樱等早先在60年代参与过《玛纳斯》调查翻译工作的各民族学者根据各自的田野调查以及已经掌握的文本资料开始了对史诗的研究，他们都在史诗研究领域取得初步成果。根据论文累计发表情况，这十年间（包括1990年）《玛纳斯》史诗研究的学术论文虽然不多，但已经初现《玛纳斯》研究的学术端倪。1980—1990年，中国的《玛纳斯》学发展堪称举步维艰，但也没有徘徊不前。虽然史诗的口头记录文本和纸质印刷文本以及手抄本的搜集通过持续不断的田野调查、记录搜集以及编辑、翻译、刊布都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但必须承认，《玛纳斯》学术团队的建构还不成气候，发表出版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还不能与《玛纳斯》史诗宏大篇幅相匹配，更不要说与国际对话，在国际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玛纳斯》史诗话语权。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玛纳斯》学的学术积累薄弱，必须从零开始。从表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80—1990年，在全国各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有34篇，平均每年发表论文3.2篇（不包含民族文字发表的论文），可见其学术积淀较为薄弱。从表二34篇文章的内容来看，“评介”“简述”“介绍”类占一定数量，而从某一个专题或者视角深入研究《玛纳斯》的学术论文占比并不多。34篇中以不同形式评述、介绍史诗的占8篇，评述史诗语言文化特征及艺术特色的占8篇，介绍史诗歌手的占4篇，与史诗的产生及其与历史的关联之研究占3篇，对史诗的搜集采录及工作总结有3篇，探讨史诗美学特征、结构特点、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等本质特征的5篇，对史诗人物形象探讨的占2篇，比较研究占2篇。

毫无疑问，1980—1990年间，刘发俊、胡振华、郎樱、陶阳等1960年代参与过《玛纳斯》史诗搜集、翻译，张彦平、尚锡静、张宏超、戴佩丽等学习过柯尔克孜语或哈萨克语等新疆其他民族语，贺继宏等负责地方史志工作，这些学者与部分柯尔克孜族老一代学者一道，凭着对《玛纳斯》史诗的热爱之情开始从事《玛纳斯》的研究，他们扛起中国《玛纳斯》学的大旗，成为当时这一学科的主力军。中国《玛纳斯》学的序幕从此拉开，并为20世纪90年代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郎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厚积薄发，出手不凡，展示出深厚的资料积累、学术功底和研究实力。她总共发表了7篇论文（其中一篇为合著），每一篇论文都堪称佳作，代表了当时《玛纳斯》研究的最高水平。按她自己的说法，她从1986年开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子课题后，就全身心投入到《玛纳斯》史诗研究中。她凭借自己60年代所学的柯尔克孜语并通过多次田野调查，不仅熟练掌握了柯尔克孜语，阅读并熟悉了《玛纳斯》史诗内容，与此同时努力学习民间文学、文艺学、美学、叙事学相关理论，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开阔的视野，以多学科视角从史诗文本内部深入探讨和分析《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族文化的关联，叙事结构、美学特征，将其与其他民族史诗传统进行比较，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且学术含量较高的论文，在中国《玛纳斯》学的萌芽期开创了借助多学科理论探究史诗文本，用开阔的视野分析研究史诗内容的研究路径，展现了自己强大的学术发展潜力，并开始引领中国《玛纳斯》学的发展方向。她的有些论文，如《〈玛纳斯〉与萨满文化》《〈玛纳斯〉的叙事结构》《〈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民间文学》《〈玛纳斯〉的悲剧美》都堪称经典，至今不失其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其中《〈玛纳斯〉的悲剧美》等论文还被译介到国外，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评价。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郎樱逐渐成为中国《玛纳斯》学科团队的领头雁是顺理成章的。

这一阶段正是中国《玛纳斯》学的开拓期，史诗文本仅出版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柯尔克孜文内部资料，其余尚未刊布，尤其是汉译出版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在报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或评述性文章，都是学者们凭借自己的学术功底并结合各自多年对《玛纳斯》史诗田野调查积累和对史诗文本的初步认识而写出的探索性论文，具有开拓性意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对《玛纳斯》史诗的研究、宣传、推广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及学术会、成果展览、史诗演唱会等各种活动的连续召开，把国内《玛纳斯》学的发展推上了快车道，使中国的《玛纳斯》史诗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也开始产生重大影响。1990年12月，首届中国史诗《玛纳斯》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1991年4月、1992年3月史诗《玛纳斯》工作成果展览分别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和乌鲁木齐举办。1992年8月，“全疆《玛纳斯》演唱会”在阿合奇县召开。1994年9月26—29日，中国首届《玛纳斯》史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日本、俄罗斯等国的玛纳斯学专家、学者五十余名。1995年6月2日，国内第一个有关《玛纳斯》史诗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宣告成立。1998年9月10日，由克孜勒苏党委政府、新疆文联、中国《玛纳斯》研究会、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在阿图什举办居素普·玛玛依诞辰80周年庆祝会及研讨会。2007年开始连续召开的“《玛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以及在乌鲁木齐、阿图什等地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都不断地将《玛纳斯》史诗推向国际舞台，促进了中国《玛纳斯》学的快速发展。2006年，“玛纳斯”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玛纳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进一步激发国内各民族学者对《玛纳斯》史诗的研究热情。尤其是十八大召开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对《玛纳斯》等三大史诗给予高度评价，肯定其历史文化价值，《玛纳斯》学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学科建设也逐步走向成熟。我们不妨将1990年之后30年以来我国学者在史诗文本的编辑翻译、学术专著的出版以及论文发表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做一个统计并进行简要分析。

（一）史诗文本资料的刊布出版

上述《玛纳斯》史诗各种语言唱本的记录本的编辑整理、翻译、刊布、出版大大丰富了《玛纳斯》史诗文本资料，为国内各民族学者深入了解《玛纳斯》史诗并开展多学科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文本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刊布出版的文本不仅有《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的唱本，而且也出版了20世纪60年代在乌恰县发现并搜集记录的著名玛纳斯奇艾什玛特·曼别特居素普唱本和20世纪80年代从北疆特克斯县玛纳斯奇萨特巴勒德·阿勒口中记录的有关玛纳斯先辈的演唱资料。此外，由海鹏彦保存并整理编辑出版的《玛纳斯》文本也是一个新发现的文本，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不同语言的文本资料的出版发行使中国《玛纳斯》史诗的文本资料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第二，《玛纳斯》史诗的文本翻译推广主要集中在居素普·玛玛依唱本上。汉译本包括史诗前四部《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铁克》《凯耐尼木》的内容，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文字译文则均为史诗第一部《玛纳斯》。第三，出现了依据居素普·玛玛依唱本改写的普及读物，为扩大史诗的读者面，拓展史诗内容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第四，居素普·玛玛依经典唱本不仅出现了国家通用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译本，而且出版了史诗第一部的英文和德文本，使中国《玛纳斯》史诗开始比较完整而系统地被翻译成国际主要文字，这大大提高了中国《玛纳斯》史诗的知名度和国际认知度，引起了国际史诗学界的极大关注。总之，居素普·玛玛依、艾什玛特·曼别特居素普等玛纳斯奇的唱本出版，不仅使世代以来以口头形式传唱的史诗走向了文本经典化之路，也为各民族以及各国学者了解和研究《玛纳斯》提供了条件。

在《玛纳斯》史诗的文本资料学建设方面，郎樱的贡献同样占据显著位置。她根据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编写的散文体普及读本《民族英魂玛纳斯》以及她与人合译的艾什玛特·曼别特居素普第一部唱本的汉文翻译著作，语言优美准确，内容丰富，不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具有十分珍贵的资料学价值，是我国各民族读者和史诗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之一。

（二）主要学术专著/论文集的出版

对于一个以口头形式流传了千年而且还在继续延续着自己活形态生命的古老史诗而言，只有数十年的研究历史，学术积累还是略显苍白，研究对象漫长的流传史和刚刚起步的研究非常不对等，这就是世纪之交中国《玛纳斯》学的现状。但是，随着不断涌动的文化发展潮流，国内《玛纳斯》学不断加力，并逐渐走入国外学界视野。从以上统计表格可以看出中国《玛纳斯》学在过去30年中蓬勃发展的轨迹。在国内，用国家通用语言及柯尔克孜语、英文出版的学术著作已经累计有27部，其中论文集10部，专题研究著作7部，综合性研究著作5部，其他著作5部。这些著作中的研究专题全面涵盖了《玛纳斯》学的各种议题，涉及史诗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仅这一点从学术史角度而言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国际《玛纳斯》学坐标系中也能撑起不容忽视的一片天地。

正像我们在本文的开头所论述的那样，《玛纳斯》学虽然包含三个方面，但是从学理上讲，第三个方面，即对与史诗相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才是真正具有学科内涵和理论开拓，夯实学科基础的部分，包括史诗的内容、情节与结构，史诗的产生与历史背景，史诗的主题思想、人物及人民性，史诗的文类特征及结构类型研究，史诗歌手的学艺习得及口头演述及创编活动，史诗歌手的独特艺术性，传承及各种流派的彼此关联，多种唱本变体的特点，史诗的诗学特征、语言特征，史诗演唱的音乐节奏旋律与民族音乐的关系，史诗与民族文化教育，口头演述与书面文本的关联，史诗版本学研究，学术史，史诗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史诗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民族史诗的比较研究等等。而这些研究内容牵涉文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美学、历史学、语言学、神话学、民族学、人类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学甚至天文学、医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是一个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有很大延伸性的综合性学科。上述著作中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有些问题则依然存在争议，需要开展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论证。但无论如何，我国《玛纳斯》学已经呈现出了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

综观1990年以来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路径和取得的成就，各民族学者通过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的形式将《玛纳斯》学推向了高潮，在国际上逐步创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玛纳斯》学科，开始主导甚至引领世界《玛纳斯》学的发展方向。在中国由各民族组成的众多《玛纳斯》学专家中，郎樱的研究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正像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一位学者“研究活动的周期越长久，影响越大，名望越高，整合力越强，最后也可以成为史诗大主题的代名词……一提起郎樱教授等一批学者，就像提居素普·玛玛依等著名艺人的名字一样，我们马上想起《玛纳斯》”。显而易见，从上述表格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郎樱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玛纳斯》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玛纳斯》史诗的第一部研究著作《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出自她之手。此书后来又修订补充，于1995年出版了第二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探讨《玛纳斯》史诗的学术专著，堪称我国“《玛纳斯》学”的奠基之作。全书分为“《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的形成与发展”“玛纳斯奇——史诗的传承者与创作者”“英雄玛纳斯的身世”“《玛纳斯》中的人物形象”“《玛纳斯》的艺术特色”“《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民间文学”“《玛纳斯》与宗教”“《玛纳斯》与东西方史诗”9章。她的这部著作，内容比先前的研究更深入，很多学术观点也更加成熟。比如作者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对听众在史诗传播、保存、发展、变异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为活形态口头史诗研究提供了新视野。而她对史诗美学特征的分析，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玛纳斯》史诗悲剧特征的了解和认识，也使《玛纳斯》史诗区别于东西方英雄史诗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显现，给人以很大启发。在这部著作中，郎樱已经从史诗的主题思想、时代背景、人物特征、历史文化价值等等比较传统的研究视角中摆脱出来，而是运用美学理论分析活形态口头史诗传承的发展规律，这无疑是对我国《玛纳斯》史诗学科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她从《玛纳斯》史诗的民族文化背景入手，分析其产生发展的轨迹，探讨其艺术特色以及它在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评价它在世界史诗中的地位，并通过对史诗内容的深入探索，完整评价了它在柯尔克孜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全书结构严谨，理论扎实，语言流畅，不仅成为我国各族读者了解《玛纳斯》史诗的教材，而且成为各族学者研究史诗的重要参考书，大大提高了我国《玛纳斯》研究水平。

如果说《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是郎樱对《玛纳斯》研究的开山之作，那么她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子课题“《玛纳斯》论析”就是对《玛纳斯》学的进一步拓展；经过多次修订补充之后出版的四十多万字的《玛纳斯论》则是她在《玛纳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堪称我国《玛纳斯》学的里程碑。《玛纳斯论》分为上、中、下三编，每编侧重于论述《玛纳斯》的一个方面。上编主要论述史诗的特点、流传变异情况、它在柯尔克孜族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古代柯尔克孜族的社会生活对史诗产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对史诗产生年代、传承、歌手和听众在史诗传承中的作用等等。中编主要讨论史诗中的人物形象，并通过对人物及其情节内容的分析，总结史诗的美学特征，通过对史诗叙事结构以及它与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的联系的探寻对史诗的叙事方法和特点，史诗中所反映的神话以及柯尔克孜族民间叙事诗、民歌等民间文学与史诗的关系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下编主要是运用比较文化学、比较文学的理论把《玛纳斯》同突厥语族民族史诗以及西方著名史诗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比较，从而总结出《玛纳斯》史诗的特点以及与世界各类史诗的异同。最后在“《玛纳斯》与宗教文化”一章中，她通过对《玛纳斯》史诗中自然崇拜、生灵崇拜以及萨满教的论述，得出了《玛纳斯》是前伊斯兰文化的产物这一令人信服的观点。《玛纳斯论》曾于2001年获得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一等奖。该著是目前中国《玛纳斯》学领域的标志性著作之一，也是该学科具有重要学术指导性的文献。《玛纳斯论》已经把《玛纳斯》研究推上了一个高峰，可以说是世界“《玛纳斯》学”诞生以来一百多年中，对《玛纳斯》史诗论述面最广、分量最重的成果之一，对我国乃至世界《玛纳斯》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郎樱一生执着地开展对《玛纳斯》史诗的研究，最终成为世界有名的《玛纳斯》专家。她从1964年开始与《玛纳斯》史诗结缘，参加史诗的搜集、翻译和研究工作，在数十年的工作实践中，不仅搜集翻译了大量文本资料，在承担国家课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期间又多次奔赴新疆南北广大柯尔克孜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她凭着对《玛纳斯》史诗以及对柯尔克孜族文化的满腔热情，凭着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经过不懈努力和探索，完成了有关《玛纳斯》的系列著作。不仅对《玛纳斯》史诗，她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史诗传统也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2017年，她与仁钦道尔吉合作出版的《中国史诗》一书系统全面地“对中国各民族史诗进行历史性考察，对有共同起源的史诗的发展进程进行纵向研究，揭示出了史诗发展的某些规律”，对各民族的中小型英雄史诗以及我国三大长篇英雄史诗的形成、发展、流传及特点等均加以论述，为我们了解这些英雄史诗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们两位史诗资深专家采用类型研究方法，对中国多民族史诗进行了深入的横向研究，从类型学上对各民族史诗进行整体归纳，为我们认识不同民族、地域史诗的丰富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这部著作以多学科视角，以点带面，对中国史诗进行了综合研究。他们“利用民俗学、文化学、语言学、文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与思路，对中国史诗进行了立体透析”，“吸收了数十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丰富的史诗资源，构建起了中华民族的史诗体系，完成了一次民族集体记忆的梳理，可以看作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集成式巨著。”毋容置疑，郎樱等老一辈学者已经以他们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揭示了中国多样化的史诗传统，向世界宣示着中国史诗学学科的实力。

（三）论文发表统计（1990—2020年）

从上图所提供的信息中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第一，1990年之后各类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极大地提振了中国《玛纳斯》学的学术活力，推动其向前发展。比如1990年、1995年、1998年、2006年、2012年、2014年等都是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或者相关重要活动举办之后一年的时间节点。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玛纳斯》学不断向前发展的步伐，更重要的是证明了各级党政部门的组织安排、国家各级政府部门的扶持是中国《玛纳斯》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玛纳斯》学得以不断迈向高峰的动力。第二，参与《玛纳斯》研究并在学科建设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来自汉族、柯尔克孜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锡伯族、朝鲜族等多个不同民族，证明了《玛纳斯》史诗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广泛的影响力及其深厚的学术研究价值，说明各民族学者共同参与、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才成就了中国《玛纳斯》学不断走向辉煌。第三，中国《玛纳斯》学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理论借鉴、学科交叉、理论开拓等方面不断走向深入，学科基础不断牢固，影响力不断加强。第四，显示出中国的《玛纳斯》学科队伍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多民族学者团结融合，继往开来、富有朝气，面向未来的学术研究队伍。年轻有为的青年后起之秀不断涌现，给《玛纳斯》学注入了活力和希望。

从《玛纳斯》学30年的发展史来看，郎樱毫无疑问是这支学术团队的领头雁。除了上文评述的多部专著之外，她1990年之后所发表的论文也与她1990年之前所发表的论文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引领意义。比如《英雄的再生——突厥语民族英雄入地母题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94年第3期）、《中国三大史诗比较研究》（《西域研究》1994年第3期）、《〈玛纳斯〉与希腊史诗之比较》（《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史诗的神圣性与史诗的神力崇拜》（《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4期）、《史诗的母题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论北方民族史诗》（《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等不仅拓展了中国《玛纳斯》学的研究视野，而且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疆拓土、逐渐完善带来了巨大的启发和促进。

迄今为止，郎樱已经发表了近百篇关于《玛纳斯》史诗的研究论文，有很多论文被翻成英文、日文、土耳其文、吉尔吉斯文等在国外发表，大大提升了中国《玛纳斯》史诗的国际影响力。因在研究柯尔克孜族史诗传统《玛纳斯》作出过突出贡献，她于1990年曾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部门的嘉奖，1991年4月受到国家民委和文化部的嘉奖。由于在《玛纳斯》史诗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她还于2011年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授予“达纳克尔”勋章，以表彰她在推动中吉两国的文化交流，促进柯尔克孜文化的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当然，除了像郎樱这样在《玛纳斯》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之外，中国的老一代学者如胡振华、陶阳、萨坎·玉麦尔、张彦平、贺继宏、尚锡静、张永海、潜明兹、马昌仪、张凤武、张宏超、艾散拜·马提力、奥尔尕勒恰·科德尔拜、诺如孜·玉散阿勒、白多明等都很关注《玛纳斯》，他们潜心研究，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中国的《玛纳斯》学做出了贡献。中青年学者中，值得关注的有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木别特吐尔都、马克莱克·奥木尔拜、托汗·依萨克、梁真惠、托合提汗·司马义、依斯哈别克·别先别克、阿曼吐尔·阿不都拉苏尔、依萨克别克·阿勒、阿力木江·阿布德凯尔姆、贾依肯、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荣四华、李粉华、薛剑莉、古丽巴哈尔·胡吉西、古丽多莱特·库尔班、托合托孙·阿散别克、艾克拜尔·玛木别特、玛木别特·阿马特、陈卫国、王文华、范学新、马丽娟、叶尔扎提·阿地里、钟义彦、王宝龙、马睿、刘慧颖等人的研究。

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玛纳斯》史诗研究得以不断拓展。《玛纳斯》学在中国虽然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崭露头脚，但经过各民族学人四十多年的努力经营和发展，目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长江后浪推前浪，以郎樱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依然活跃在《玛纳斯》学的沃野中辛勤耕耘，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中青年一代学子也在奋发努力。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学者研究成果产出量的不断增多，中国的《玛纳斯》学必将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