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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党对农业农村发展规律科学把握基础上提出的长远发展战略，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唯一一项新的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并列。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表明新时期党站在新的起点上，立足国情，从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三农”问题，不仅突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且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并强调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宏伟蓝图，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内涵丰富，包括经济振兴、社会振兴和文化振兴，对治理体系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也进行了设计。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建设内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面对如何重塑乡村文化的问题。在全球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村空心化严重，乡土中国不断异化、衰微，乡村的民居建筑、街道巷口、古井戏台、生活方式、风土人情、风尚习俗、人生仪礼、俚谚俗语等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都在不断消逝。重塑乡村文化，就必然回溯、回归乡土文化，守护乡土文化的根和魂，并融入时代元素，促其不断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乡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植根于乡土社会，源于乡土文化……尽管中国乡土文化屡次遭受磨难，但其文化精髓并没有丧失，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并在新时期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华文化历经各种危机而赓续绵延至今，源自它强大的自愈机制，在面对危机时，文化传统对未来迷茫困惑，甚至对其传统感到自卑、自否，但自身文化总能守住精髓，维系核心符号，重建自信，回归文化之根，并利用各种契机，融入随机符号，重构认同，渡过危机，获得新的发展。

今天，伴随中国迅速崛起，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工农分割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导致乡村边缘化、空心化日益严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也成为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忧。“三农”问题在新时期进一步凸显，在此背景下，2018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复农业农村部，同意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专属于中国农民的节日的设立，是传统重农固本核心符号的坚守与维系，是传统农本思想的扬弃与升华，是激活文化自愈机制应对“三农”问题的文化举措，有助于调动亿万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提振农业农村发展信心，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中国农民丰收节作为一个新的节日及仪式，融入和承载了乡村文化厚重内涵，凝注了全社会推动乡村振兴的强烈意愿和瞩望。“中国农民丰收节既重视传统文化的延续，更突出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是新时代民俗文化创新的典范。作为一个继承了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同时又赋予了新时代文化内涵的民俗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起到了促进城乡互动融合、凝聚华夏民族智慧、拉动农村新发展的重要作用。”它以节日的形式表明中国的发展着眼于整体，注重城乡融合发展，也表明回归乡村文化，重视乡村发展，厚植中华文化之根，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驱动力和支撑力。在此意义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意义巨大，“有助于宣传展示农耕文化的悠久厚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文化自信心、民众自豪感不是追求文化资本塑造的表面繁荣，而是立足人与自然之间在对垒、碰撞之中微妙地隐含着的和解与互惠，文化和社会相互契合发展状态的自然呈现，旨在建设一个可以回得去的乡村，建设一片可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精神原野。

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之事，作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和一个积极的政治信号，具有突出的丰收寓意、时代内涵，既是对农民职业的重视、农民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农耕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民族文化基因的积极传承。“中华文明的源头正是农耕文化，中华文明的摇篮正是古老的乡村，乡村是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乡村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这就要求我们对乡村文明进行溯源、观照、审视，保护其遗存的文化生态，保存农耕文化记忆，珍视、传承农耕文化遗产。同时，弘扬源自农耕社会的尊老爱幼、敬友亲邻、谦恭礼让、温和仁爱、与人为善、勤劳节俭、精诚敬业、勤劳坚韧等优良传统伦理，传承发展其核心价值和精神内核，或者说传承其核心符号，在社会急剧变革中融入随机符号，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说，在新时代，精心设计并高标准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一种信号、手段、仪式，是重视、重塑乡村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乡风文明的起点、支点和看点，也是推进乡村自我更新、包容发展的一次重要“过渡礼仪”。 

俗话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分，我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万物成熟，农业收获的时令和节气，有很多寓意丰收、收获的习俗，中国农民丰收节选择在秋分这一天，突出了丰收符号、传统习俗和“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是传统节俗文化的创造性利用。

秋分，作为一个节气，是自然现象的社会化、人文化，是古人对于时令、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社会实践和文化生活。“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阳日损而随阴，阴日益而鸿。”秋分之日，日照发生变化，太阳黄经180度，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平分，从此时起阳光直射的位置由赤道向南半球转移，北半球开始昼短夜长，因此，秋分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季三个月被称做三秋：孟秋、仲秋、季秋。秋分正值仲秋，在时间上可能与仲秋（中秋）重合。秋季是收获的季节，而秋分、中秋处在秋季盛时，正是忙碌收获的时候，充满喜庆、圆满的气氛，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形成一种民俗认同。“民俗认同（folkloric identity）指以民俗为核心来构建与维系认同和传承传统的意识与行为。”民俗认同源自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民俗实践。为更好说明民俗传统的传承，张举文认为每一传统内存在对应的两个互动因素，即有效性（validity）与生命力（vitality）。“有效性指的是该传统的实用性，是物质意义上的；生命力是指该传统的文化根基，是精神意义上的。有效性常常因时代而变；生命力因根植于文化核心而不易变。”民俗传统内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决定了其延续或中断，民俗实践表现出稳定性，在于生命力超越其有效性，而前者存在于其核心信仰和价值观，并通过核心符号得以彰显。秋分、中秋是收获的季节，其核心符号就是月神崇拜，寓意丰收、收获，并通过人们代际传承的祭月民俗实践，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并逐步凝成稳定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周朝以来，帝王就沿袭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都城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因中秋月满，秋分拜月、庆祝习俗便“移植”到中秋，“中秋夜迎寒”“中秋献良裘”“秋分夕月（拜月）”的习俗活动便成为古代中秋的重要内容。两宋时期，中秋节得到举国上下的广泛认同，成为民间盛行的一个重要节日。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时螯蟹新出，石榴、楹勃、梨、枣、栗、孛萄、弄色枨桔，皆新上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翫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广大民众在中秋习俗传承的民俗实践中，迎寒、祭月、庆祝等习俗不断发展，而月神崇拜则为其核心符号，这种民俗认同推动了中秋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它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节，又称“月夕”“仲秋节”“八月节”“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可见在人们的民俗实践中，月神崇拜特征鲜明，围绕核心符号，不断衍生出赏月、赏桂花、吃月饼、烧塔等习俗，且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广东潮汕地区有中秋拜月的习俗，对象主要是妇女和小孩。八月十五晚上，皓月初升，妇女们便在院子里、阳台上设案当空祷拜。桌上还摆满刚刚收获的佳果和刚制作的饼食作为祭礼，银烛高燃，香烟缭绕。中秋节当地还流传吃芋头的习俗，潮汕有俗谚：“河溪对嘴，芋仔食到”。八月间，正是芋头的收获时节，当地百姓习惯用芋头来祭拜祖先。广州地区则流传一种“树中秋”的传统习俗。节日前，各家要忙着用竹条扎花果灯、鸟兽灯、鱼虫灯等各种类型的灯彩。中秋晚上，各家各户点起灯笼，绳系在竹竿上，再将竹竿插在平台、屋顶或高树之上。届时，满城灯火，斑斓闪烁，如星星，与明月争辉，以此庆贺中秋，也叫“竖中秋”。江西吉安地区中秋盛行烧塔习俗。老人和孩子拣拾残砖断瓦，在村子开阔场地上，搭建起一个座六边形的瓦塔，月亮升起，人们燃放鞭炮祭拜，并不断往瓦塔灶口塞薪柴，在火势升腾、热闹的场景中庆祝农业丰收、憧憬美好生活。这些拜月、燃灯的习俗，都来自广大民众欢度中秋的民俗实践，其核心符号仍是月神崇拜，蕴含丰收、收获符号，与中国农民丰收节本应有的内涵是十分契合的。

在古代，秋分有时还和秋社日重叠。秋社与春社相对，春社祈年，秋社祈丰收，是农家聚会、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始于汉代，一般为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秋社日有祭祀、赛神、食糕、饮酒、妇女归宁等习俗。关于秋社的习俗，常在文人诗文中出现。唐代韩愈《赛神》：“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人。麦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客观地记录了唐代中期村社赛神习俗。宋代陆游《秋社》：“明朝逢社日，邻曲乐年丰。稻蟹雨中尽，海氛秋后空。不须谀土偶，正可倚天公。酒满银杯绿，相呼一笑中”。诗中对秋社日人们庆祝丰收、饮酒欢乐情景进行了生动描述。对秋社日习俗，《梦粱录》亦有记载：“秋社日，朝廷及州县差官祭社稷于坛，盖春祈而秋报也。秋社日，有士庶家妻女归外家回，皆以新葫芦、枣儿等为遗，俗谚云谓之‘宜良外甥儿’之兆耳。”描绘了南宋时期官方祭祀社稷神及妇女归宁的习俗。更为微妙的是，历史上中秋、秋分、秋社三者合一的现象亦曾出现。宋代刘颁《八月十五日秋分是日又社》载：“秋分当月半，望魄复宵中。难得良辰并，仍将吉戊同。高楼连卜夜，浊酒任治聋。注想乘槎客，何如击壤翁。”此诗生动描绘了人们在中秋、秋分、秋社三者合一这个良辰时刻人们痛饮欢聚的景象。中秋、秋分、秋社重叠的情况，在民俗实践中，秋分又增加了土地神崇拜、谷神崇拜的核心符号，但文化内涵并没有改变，其寓意仍是丰收、收获。

总之，秋分是一个农忙、收获的时令。秋分已过，天气逐渐变冷，昼短夜长，农作物也由绿变黄，处在成熟、收获的最关键时期，农民要忙着做好秋收、秋耕和秋种的“三秋”工作。不同地区“三秋”的工作内容不同，华北地区农谚云“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西北地区农谚云“秋分糜子寒露谷，一过霜冻拔萝卜”；西南地区农谚云“九月白露又秋分，收稻再把麦田耕”，等等。“三秋”是忙碌的时节，农谚有“三秋大忙，全家上场”的说法。“三秋”大忙，要及时、趁早抢收农作物，使其免受霜冻和阴雨等冷冽气候的危害。秋分，融入了“三秋”农事活动，具有收获的象征寓意，是一个丰收符号。这种符号寓意新陈代谢，农民将收获的新鲜农作物祭祀月神、土地神、谷神，期待来年收成满满，生活团团圆圆，也用其来祭奠祖先，让祖先一起来分享新的蔬菜瓜果，分享农业丰收的喜悦，回报神祗祖先，即“秋报”，亦寄托要祖先护佑后代年年丰收，生活越来越美满。

张举文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赓续是因为其独特的传承机制，“其关键是维系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表现为对根植于这个体系的核心符号的强化和不断重构，以及对有效性和随机符号的有机利用。或者说，这是以‘民俗认同’为主线，以‘传统’融合不同文化群体，在‘和而不同’中达到传承传统的目的，进而实现对个人和群体认同的构建”。秋分的核心符号是月神崇拜，在广大民众的民俗实践中，土地神崇拜、谷神崇拜、祖先神崇拜亦不断融入，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汲取时代、区域元素，如观潮、竖中秋、烧塔、饮桂花酒、玩兔儿爷等，这种演变体现了秋分传统的有效性特征及对随机符号的有机利用，增强了民众的民俗认同，也是对个人和群体认同的建构，从而更好促进秋分习俗的传承。中国农民丰收节作为一个新的节日，突出了其丰收寓意，与秋分核心符号深度契合，无疑具有生命力，这个节日同时又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具有指向过去、弘扬传统、不忘本来的意味，体现出对秋分习俗有效性和随机符号的有机利用，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民俗认同，传承秋分习俗，突出丰收、收获寓意，强化节日效应，为农村发展、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中国农民丰收节，基于秋分月神崇拜，并融入土地神崇拜、谷神崇拜、祖先神崇拜，具有丰收、收获寓意，民俗认同基础深厚。为更好提升节日效应，凝聚乡村发展动力，有效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笔者认为，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加大宣传推介，积极构建中国农民丰收节文化符号体系，以推动节日文化发展。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精心设计一套全国性的节日仪式。中国自古代以来就有四时祭祀的习俗，《礼记》载：“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天子要在四时祭祀天地山川，秋分则用成熟的秋谷祭祀。因四时的差别，祭祀对象也不同，秋分则拜月，即“秋夕月”。汉代董仲舒为推崇儒学，对古代四时祭祀习俗进一步阐发，使其与祖先祭祀相联系。“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之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时以奉祭先祖也。过时不祭，则失为人子之道也。”董氏的这种阐发，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曾子固先生有一篇《秋祭》的祭文，“年谷登，所以祀山川鬼神报成也。刺史不敢堕旧典，惟神歆之尚享。”可见，祭祀山川鬼神也是秋祭的内容。秋分前后还有一个办秋社的习俗，即在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此时新谷登场，官府、民间捧新谷祭祀神祗尤其是社稷神以酬谢其护佑。《东京梦华录》对秋社日人们的祭祀饮食、祭祀组织等习俗有详细记载，“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饼、瓜姜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社饭’，请客供养。人家妇女皆归外家，晚归，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儿、枣儿为遗，俗云宜良外甥。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今天，在日本也遗存秋祭习俗，其渊源类似中国古代秋祭习俗，但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其形式、内容与古代中国秋祭有很大不同，它由狭义的农业祈求丰收的寓意，拓展到广义的生产活动、美好生活的祝福。因此，笔者认为，秋分蕴含丰富的传统习俗，为突出其节日仪式感，应精心设计一套全国性的节日仪式，即祭祀社稷神（土地神、谷神）、月神、祖先神的仪式，即便对于各少数民族来说，祭祀土地神、谷神、月神及祖先神都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信仰基础，只是祭祀时间不同而已，尤其是祭祀祖先，我国各民族均有祖先崇拜信仰，群众基础广泛。在清明有踏青习俗，秋分则可看成是辞青习俗，祭奠祖先，让祖先神与土地神、谷神、月神一起歆飨丰收的新鲜农作物。在丰收的祝福中蕴含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社稷升平、百姓安乐之意，对于中国农民丰收节来说，这种节日仪式生产，易为广大农民接受，易于融入其日常生活。“传统节日以习俗的力量让民众自动在同一个时间经历相同的活动，在相同的仪式中体验相同的价值，一个共同的社会就这么让人们高兴地延续下来。这就是传统节日最经济、最有效的生活文化再生产功能。”当然，如果能够放一天公假，结合周末调休，调整出一个三天小长假，对于广大民众（不仅仅限于农民）的仪式参与、节日认同、节日经济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第二，深入挖掘、提炼各地秋分习俗、符号。我国地域辽阔，有五十六个民族，秋分前后有不同的秋祭方式、生活习俗，应该尊重地域、民俗的差异性，积极挖掘各地独特的秋分习俗，尤其是有仪式象征寓意的社稷神崇拜、月神崇拜、祖先崇拜习俗，以丰富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节日内容，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如浙江文成县祭祀明代刘伯温的“太公祭”的秋祭仪式、四川屏山彝族火把节、河北馆陶彭艾开镰节、宁夏平罗威风锣鼓·社火秧歌、内蒙古鄂尔多斯牧民那达慕大会等。同时，在深入挖掘全国各地秋分习俗的基础上，应选择其中具有突出丰收、收获寓意的节日元素，如湖南湘西苗族赶秋节、浙江景宁畲乡农民丰收节、浙江德清敬农节、广东郁南禾楼舞、河南洛阳会盟新米节、云南屏边壮族花米饭节、广东连南瑶族稻田鱼文化节、西藏拉萨藏族望果节、海南琼海潭门赶海节、吉林延边中国朝鲜族农夫节等，对其进行符号提炼，进行合理“嫁接”、整合，将其逐步融入中国农民丰收节，以丰富节日的仪式内容，突出其符号寓意。

第三，整合、利用各种丰收符号。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人论》一书中指出，人具有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与其说人是某种理性的动物，倒不如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唯一能够创造和利用符号创造自己历史的动物。“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像柏拉图著名的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为他开放的。”符号是人的对象性存在，成为人类探求真理和解放自己的羽翼。离开了符号，人类无法沟通、交流甚至生存，文化也失去了遗存的载体，符号往往以隐喻的方式构建起整个文化体系。

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符号体系，应挖掘传统，对接市场，进行符号整合、利用。首先，需要设计并利用一个具有丰收寓意的标志性符号。一个节日必须有标志性符号，它是民俗认同的基础。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发布了以麦穗为主要设计元素的“丰”字主题标识，“标识颜色由中国红和丰收黄组成，是‘农民’和‘丰收’最直观的体现”。标识字体采用古老的隶书，秀美庄重，活泼大方，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当然，这个标识能否成为标志性符号，仍需要时间检验，离不开民俗实践。其次，需要建构并利用一套农村生活符号。“节日的内涵空间包括信仰、仪式、语言、征物、饮食、艺术等基本领域，形成了‘节信’‘节事’‘节语’‘节物’‘节食’和‘节艺’并存同在的结构形态，使节日具有固定而周圆的呈现方式和多路传承的文化张力。”要突出丰富的节日内涵，展现内在的文化张力，离不开寓意多元的文化符号，也就是说，仅有一个标志性符号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到底是怎么过节的？这才是关键。过节作为一种“过渡礼仪”，它由一系列民俗实践或文化符号构成，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包括标志性符号在内的涉及教育、体育、文学、游艺、竞技、饮食、工艺等领域的符号体系，如端午节的龙舟、艾草、菖蒲、粽子、雄黄酒、五色线、钟馗像、风筝等，应深入挖掘并利用稻穗、麦穗、牛头、犁、锄头、镰刀等元素及各种特色饮食符号，展现新时代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积极面貌，加强符号生产，强化节日效应，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最后，需要建构并利用一套农业生产符号。要积极挖掘神农氏、后稷、土地神、谷神等神话资源，加强口头与文字叙事、景观叙事、仪式叙事，突出农业生产的传统性、文化性、景观性，同时结合时代需要，逐步融入并利用“商、养、学、闲、情、奇”新业态符号或随机符号，塑造农业旅游的新型文化符号。推进智慧农业，加强现代农业跨界融合，突出、深化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时代特征、文化特色和节日体验。

第四，全面宣传推介节日习俗、符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作为一个新设立的节日，要真正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传导新时代农民心声、反映其精神面貌的良辰佳节，离不开媒体立体式的宣传推介，尤其是如何将秋分核心符号、丰收寓意有效嫁接、融入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全媒体时代，要积极采用微博、微信、博客、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形式，全方位、多视角、高频率地宣传报道节日，营造节日氛围。同时也要重视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拥有权威性、规范性、深度性等特点，因而可以采播或刊载如专家论秋分习俗、农民企业家座谈、大家话丰收等主题及相关研究论文，深度挖掘节日内涵，传播节日价值，促进全社会对节日习俗、核心符号及随机符号的民俗认同。

第五，认真落实“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办节精神。由于国情、传统因素等原因，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权威力、号召力和组织力，“政府主导”模式具有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在精准扶贫、非遗保护、公共文化建设等方面持续发挥着积极而深入的推动作用。过去两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丰硕成果就可见一斑，其成功举办离不开政府的精密顶层设计、强有力组织及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动。当然，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为农民而设，在展示农业丰收景象、庆祝农业丰收，推动全社会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应立足“农民主体”，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激发农民活力，发挥农民智慧，展现农民过节风貌，也就是说，在节日感受、体验方面，需要自下而上，让农民说话，让农民自觉，让农民全面参与，让农民切实感受、体会节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