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羌族地区很有感情，那是我的第一个“田野”。我在农村长大，从小就“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后来到了都市，在研习史学多年后，发现还有另一种“田野”。研究生期间，我接触过李安宅先生的著作，见其反复倡导“实地研究”和“应用人类学”，才知道人类学家足迹所到之处，都可谓是“田野”。2002年下半年，我在导师杨天宏教授的安排下，开始研究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川康民族地区的边疆服务运动，冬天跑到北京翻了一个月的文献，便动了做“田野”的心思，次年春就跑到汶川、理县盘桓数日，过了一盘“田野”的瘾。

田野中最难忘的除了文化，就是饮食。面对美食，我爱吞咽口水，但真到吃的时候就很费劲。我的牙齿在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不好，导致吃东西“欺软怕硬”。每次吃饭，总比朋友慢几拍。他们在等待中询问：“你在嚼什么啊？”我就自嘲：“ 我这是在咀嚼生活。”那时朋友总结了我在外吃饭的两大特点：一是喜欢吃豆腐，二是喜欢喝奶。于是在一次田野中，一人拉我左臂，呼“吃豆腐好”；一人拉我右臂，呼“吃奶好”；再跳一个美女出来，一锤定音：“还是中西结合好，吃豆腐奶！”

2006年7月1日，第一届羌学研讨会在汶川举行，参会人员都被邀请参加萝卜寨的转山会。附近羌寨的“释比”都来帮忙。阿尔村老释比余明海的孙女余正萍被誉为“羌寨里飞出的凤凰”，我与她在羌族文化论坛上认识。晚饭时桌子上摆满了菜肴，不过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种菜，一是萝卜，二是土豆，用各种方法做出各种花样，吃得我心花怒放。

作者在田野里

同行的调研伙伴

2007年中秋节，我与三位女博士约定国庆探访羌族。余正萍告诉我，她在北京回不来，可以由他的哥哥余正国接待我们。假期来了，我们先去萝卜寨，余正国叫了辆面包车，有他的招呼，我们就不用买门票了。车子在云端弯来绕去，岷江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

当天中午在萝卜寨吃完饭后，余正国便下山了。我们按计划在萝卜寨住一晚。萝卜寨的房屋构造及街巷布局，我在《消失的萝卜寨》中已有介绍。从视觉冲击力来说，萝卜寨在羌寨中算是相当突出的，同时旅游包装的痕迹也是明显的。第二天一早，晨曦微光，我和其中一个高挑的女博士走在街巷上，小雨润如酥。每路过一个坡坎，我便牵手拉上她，又轻轻放下。由于记忆集中在行路，至于吃了什么，倒没有什么印象了。

下午，余正国又带车来接我们去龙溪乡的阿尔村。相对于萝卜寨来说，阿尔村就比较原始了，没有什么陌生人，羌民都会说羌语，普通话和四川话也都能说。这里有山有水，满目皆绿。我们就羌族的信仰和释比的仪式等问题，与余正国做了很多交流。作为最年轻的释比，余正国表示自己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他也非常钟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对于传承和弘扬释比文化，有着强烈的担当感。为此，他放弃了其他的工作机会，专一地学习释比的法术和仪式。

晚餐是在余正国家吃的，非常丰盛。由于当地水草丰茂，蔬菜是不缺的。饭桌上有腊肉，半肥瘦，肥的地方晶莹剔透，瘦的地方纹理严密。我食欲极佳，三碗干饭下去，意犹未尽。女博士们吃得精细，也忍不住流连在腊肉之间。饭后我们到阁楼上，参观了他们作法的羊皮鼓等法器，也看到了从梁上倒垂下来的腊肉，准确地说，或许叫“腊猪”更为贴切：一块从猪脖子一直延伸到猪屁股的肉。我很奇怪，这样猪肉不会坏吗？余正国告诉我，不会的，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山里风大，猪肉上抹上盐，很快就能入味。

2008年汶川大地震，羌区山垮房塌损毁严重。我很快就得知阿尔村并无大碍，只是被判定为不宜人居，要求他们搬家。余正国本已做好外出打工的准备，后来又说可以原地重建或修复，再次坚定了他弘扬羌族文化的信念，据说现在他搞起了释比文化传习基地。一晃已十年过去，那个和我在萝卜寨牵手的女博士早已成为我的夫人，余正国兄妹还一直未能再见。要不是家中老二还没满岁，我明天就想冲上当年的定情羌山，大口吃腊肉、萝卜、土豆了。定个小目标吧，明年国庆，再向羌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