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纪念馆树立的黄道婆雕塑

位于上海徐汇区（原为黄道婆故里松江乌泥泾）的黄道婆纪念馆，是以纪念元末宋初纺织革新家黄道婆以及传播传统手工棉纺织技艺为主题的纪念馆，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5月，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成功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道婆纪念馆成为传承单位。

作为特殊博物馆类别的纪念馆，其人物的叙事必定是基于特定社会建制、国家话语以及群体集体记忆所展开的描述与分析。黄道婆，这位对中国传统棉纺织业有着突出贡献的劳动女性，同时被表述为“衣被天下”的“先棉”，“民族交融”的文化使者，“勇于革新”的女性科学家，在非遗时代更成为“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表征，其形象于不同时代都具有驱动民族和国家永远进步的文化基因。多位学者均指出有关黄道婆的集体记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化媒介树立并传递的，如对黄道婆的学术研究、报纸媒体宣传、科普读物推广、民间故事流传等。探讨不同时段下黄道婆身份记忆的社会建构意涵，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进行诠释。

黄道婆纪念馆对人物形象及其精神建构所采用的民俗叙事方式，具体表现为口头与语言文字、物像与景观、仪式与行为三种叙事策略，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语言叙事文本、物像景观叙事文本以及仪式行为叙事文本，以下将逐一分析不同叙事策略建构的文本差异以及最终所达成的认同建构目标。

（一）纪念馆的语言叙事文本

传统历史博物馆的叙事多聚集于历史史实及事件的“宏大叙事”，其语言叙事材料多取自历史文献、史实资料，强调的是历史真实性，而对于一位700年前史籍中并无更多记载的普通劳动女性，仅籍有限且碎片化的文字记述在博物馆内讲述故事，操作上具有一定的难度，故而黄道婆纪念馆采用了民俗的“细微叙事”视角，大量使用民俗文献来建构语言叙事文本。民俗文献是对民俗事象、民间习俗、社会风貌等的真实记述，不仅是民俗研究必须依赖的工具，更为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如歌谣、竹枝词、民间传说故事等口头文本，这些散落民间的口传资料成为人物形象建构极为有益的补充。

1.黄道婆传说与故事构成基本叙事框架

民间传说故事建构的文化主体，多是由民众通过想象对信仰对象进行文学化、艺术化后所产生的结果。受到民众们崇拜与信仰的人物，不可避免地会被赋予更多生动形象、神奇美幻的故事，借以体现其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秘奇谲的宗教特性。围绕着黄道婆展开的传说故事有着显著的开放性，即不同时代的建构主体，会依据民众尊崇、敬仰的视角，不断为其添加上最为可信的情节，黄道婆形象得以塑造、充盈以及固化。

黄道婆纪念馆展陈叙事，以《上海县志》“人物卷”中《黄道婆传记》的民间传说为底版，以文图并茂的形式叙述了黄道婆充满传奇的一生：贫苦的底层劳动妇女——勇于反抗封建压迫的童养媳——流落海南崖州的难民——潜心学艺的民族使者——返乡传艺的救星——主管棉业的神祇——勇于创新的女性科学家——非遗时代的大国“工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精神的表征。这些充满叙事性的情节折射了不同时期的国家话语，如从勇于反抗包办婚姻到勇于革新的女性纺织科学家所表征的女性话语，建国初期民族交融政策之下民族文化使者的民族话语，非遗时代“中国智慧”“中国自信”大国工匠的非遗话语，以及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家话语。黄道婆时代形象的建构，蕴含了古老中国向现代化转型振兴所需要的历史资源，社会语境将其形象改造成为更适应于当下表述的话语，其时代形象与精神内涵被不断赋能。

2017年，政府《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成为国家精神的核心表述。作为手工棉纺织技艺传承基地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对于黄道婆的科技探索精神、工匠坚守精神以及民本思想内涵的挖掘，成为新时代叙事的焦点以及国家精神认同建构的主题，其精神的多重叙事话语建构，活态地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不仅利于民族情感纽带联接和维系国家统一，更有助于增进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

2.歌谣、竹枝词、楹联充盈叙事材料

民间歌谣由民众或民间艺人口头即兴创作，以通俗朴素的语言、赋比兴的手法、歌曲的韵律，对社会事件、人物或赞颂或针砭并反映种种社会问题，经典作品流传数代而经久不衰。而竹枝词、风土记多由文人、地方精英出于对某一地域的偏爱，将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岁时节庆等民俗事象予以真实的历史性记述。这些将民间口传以书写文本的形式保留下来的重要口头遗产与民俗文献，成为方志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材料。

纪念馆语言叙事文本采用大量民间歌谣、竹枝词，作为黄道婆生平故事的佐证，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民间记忆对黄道婆“自下而上”的人物形塑。如至今传唱于上海各郊县的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上海县竹枝词“吉贝蛮方物，分栽此地多，织成资赤子，取法自黄婆”“乌泥泾庙祀黄婆，标布三林出数多；衣食我民真众母，千秋报赛奏弦歌”。这些歌谣大致勾勒出黄道婆流落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返回故乡乌泥泾后大力改良纺织工具，提升棉纺织工艺造福民众，逝后被尊为“先棉”配享奉祀的人生故事与经历。歌谣与竹枝词是民间经年积累的历史记述与集体记忆，天然地具备民众基础与亲和力，不仅利于历史人物及其核心精神的完整塑造，更与观展者建立了情感交融的通道，有效地产生人物共情。

此外，当代各界名流为纪念馆撰写的楹联与匾额，以装饰性文字成为纪念馆语言叙事文本的有益补充。楹联与匾额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俗载体，不仅有空间装饰的作用，其内容更具规训、警戒、宣讲、抒情、言志等教育作用。如纪念馆展厅正门口楹联为书法家启功撰写，上联为“纬地经天棉植见慈恩一方衣被”，下联为“梯山航海机声垂教泽千载馨香”。展厅内门柱楹联为“一梭穿行宇宙，两手织就云裳”，抱柱联为“功勋永在彰先哲，德泽长盈润后昆”等等，均强化了黄道婆“为民、富民”的德行，其精神应为后世所铭记。纪念馆楹联与匾额以不同的装潢形制、书体，在参观空间的动态路线上，极好地为展厅不同部分的叙事做了分割、转承与过渡。观众在观看展览图文、展品的同时，楹联以视觉符号加凝炼语言的形式，再次强化了黄道婆形象与精神的核心要义，同时将事件与情节串联，达成纪念馆语言叙事的完整性与连贯性。

（二）纪念馆的物像景观叙事文本

让“物”成为可以“讲故事”的叙事景观，是纪念馆叙事的又一有效策略。塞特斯怀特（Jan Satterthwaite）首次提出“叙事景观”的概念，通过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景观设计，可以再现场地历史、唤起人们对相关事物的记忆，即“记忆、视觉参考与体验”。以下两类物质载体共同建构了纪念馆对人物生平叙述性的物像景观：一是纪念性建筑物及其附件、雕像、陵墓、石碑、花木等建筑实体与辅助手段；二是纪念馆馆藏展品，如纺织工具、土布文物、文献资料、数字影像等。

1.纪念性建筑的景观叙事

谭垣依据纪念性建筑的具体形象及精神功能将其分为：纪念堂和纪念馆、陵墓和陵园、纪念门（中国的阙和牌坊）、碑塔类纪念性建筑以及纪念雕塑五大类。黄道婆纪念馆空间上布列的这五类纪念性建筑，成为纪念馆景观叙事建构人物精神的重要语汇。艾利森·布思（Alison Booth）曾将集体英雄人物雕像称为“一部代表了一个集体历史的人物传记”，是参与性的民族遗产，亦是一种在仪式上重构社会的纪念物。纪念性雕塑可被视作物像景观沉默的叙事，具有人物传记的功能。然而，文献中黄道婆形象难以考证，历史中黄道婆庙祠供奉的塑像又几经损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宣传所塑造的若干形象，如教科书、连环画、发行邮票等，在公共传播上并未取得统一，从而使得历史人物虚实未知、扑朔迷离。纪念馆作为人物精神宏扬的场域，黄道婆形象亟待树立。

纪念馆正庭安放的黄道婆塑像，形象为50岁左右汉族女性，身着平民朴素棉布服饰具有宋末元初的时代特征。其左手持纺梭，右手抱纱线，面部线条温和，眉宇充满对民众的深情亦不失科学家的理性与刚毅。黄道婆雕像的树立，将抽象的纺织行业神祇转化成为具象的、有血肉之躯并具人文关怀的国家英雄形象，不仅弥补了历史人物真实视觉符号的缺位，更为其形象升华为国家精神象征提供了物化手段。纪念馆人物雕像凸显视觉化符号成为纪念馆景观叙事的重要语汇，为纪念馆人物精神与爱国主题做了准确的定位。

2.馆藏民俗文物的景观叙事

博物馆因“物”而成立，“物”不仅是收藏、展示品，更是人类行为与社会文化体的塑造品。正如伊琳·胡珀（Eilean Hooper-Greenhill）所述：“物件在博物馆内的意义产生是经由复杂且多层次的博物馆化过程，其中博物馆的目标、收藏的政策、分类的方法、陈列的风格、人工的组合以及文本的构架聚集一堂发言。”纪念馆的展示“物”，更要使之产生对现代人与当代生活的影响与意义，必须让纪念“物”讲述器物背后的造因、存在范畴以及人物社会关系。民俗文物在筛选的过程中，附着的大量历史与文化信息被剥离，呈现出与原有语义情境的脱离与割裂，如何通过民俗之“物”的景观叙事，构建一个与人物精神、国家话语相符的叙事文本，此过程值得仔细的探寻与研究。

黄道婆纪念馆收藏陈列了大量征集于民间的手工棉纺织相关民俗物件，它们承载了丰富的民俗知识，如信仰、仪式、工艺、组织等等，是阐释上海棉纺织历史、人物纪念意义与国家精神的重要物质证据，具体可分为纺织器具与纺织制品两类。

（1）纺织器具。作为传统纺织文化的物质载体，纺织器物具有标本的性质，作为中国纺织技术演进的物证，更折射出对特定时代社会文化制度与社会关系的认知。纪念馆主展厅的展板上是对黄道婆生平故事的图文叙事，正中则摆放了各式弹花机、纺纱机、织布机共30余台，其中，由黄道婆改良的脚踏三锭纺纱车将纺纱效率提升了3倍，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纺织工具。18世纪60年代，英国人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以女儿的名字命名并申请专利为自己带来巨额财富，而黄道婆却默默无闻地以勤劳勇敢的天性和造福一方的赤子之心，无私地贡献了她的才能与智慧。这些来自普通民众家庭的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不仅突出了女性平民科学家改良与革新纺织工具与技艺的壮举，更被放大至中国棉纺织业对经济建设以及国家发展的特殊贡献。

（2）纺织制品。馆藏民间土布（手工棉织布）服饰以可视化的土布纹样符号、服装样式等构成景观叙事文本叙述了中国植棉、制棉的历史演变。黄道婆对纺织工具与技艺的革新大大提升了纺织生产效能，进而催生了江南棉纺织业，为后来市镇经济的形成以及中国近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历史上，上海土布品种繁多、工艺精湛，颇具声名的有紫花布、药斑布、丁娘子布、三林标布、高丽布等，观众从展出的精品棉布中可一窥旧时棉纺技艺的高超与棉纺织业的兴盛，这与当下传统工艺大部分佚失亟待保护的境遇形成强烈反差，继而提升公众的非遗保护意识。

展示的土布用品涵盖了民众生产劳作与日常起居的方方面面，如劳动中使用的头巾、作裙，家居用的床帘、被套，出行用的包袱、车褡等，土布衣饰则展示了江南地区清末至民国的男士、妇女、儿童装束等，以时代脉络叙述了上海地域民间服饰的演变特征。此外，土布景观还叙述了“布衣”阶层的用布习俗，如婚娶、丧葬、生育、安居等。例如，上海土布是“压箱底”的嫁妆布，会织布的“顶价娘子”能带来更多的家庭经济收入，从而影响了家庭结构与女性性别地位；上海土布与纺织工具亦是家庭固定财产，参与至子女遗产分配，从而协调、润滑着家庭关系等。纪念馆“棉”之物像景观叙事的深层含义，实则指向棉纺织对家庭生产关系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通过每一件民俗文物，讲述“棉”之生命史与社会史。

征集于民间的民俗文物不同于传统博物馆锁在橱柜里的珍玩，它们是普通家庭日常使用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劳动者真实生活的见证，器物上可清晰地找寻到每一位个体生产者与使用者的生命印迹，极富故事的叙述性。这些静默的民俗文物，具有语言之外的强烈示范与感染力，将黄道婆遥远的传说故事与社会历史、民众生活联结，由此产生的观展体验与人物情感更为深刻，显现出物像景观叙事产生的共情效能。

（三）纪念馆的仪式行为叙事文本

1.黄道婆民间信仰的仪式行为叙事

涂尔干（Emile Durkheim）曾述“所有人类社会都会在其基本环境中隔出一个特定部分，使之成为神圣的领域，与日常生活空间区隔开来，并借由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与交互作为，而达到建立社会秩序与规范、整合社群的目的。”黄道婆纪念馆聚落的重要组成——黄母祠（今上海植物园内），始建于清雍正年间（1307年），是今幸存不多的黄婆民间信仰空间，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徐汇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享有“先棉”之誉的黄道婆，作为纺织行业神不仅能助棉多产，亦能传授劳动妇女高超的纺织技艺，增加家庭经济收益，民间香火盛极一时。

在民俗叙事中，仪式行为是重要的叙事手段。相关记述如：“婆死，立祠祀之。邑之女红岁时群往拜之，呼之曰‘黄娘娘’。”，“每岁四月，值道婆诞辰，酬神演剧，妇女云集”,“庵祀黄婆，塑老妪像，向来香火最盛，每届秋成，演戏酬神。”农历四月初六“黄道婆诞辰”、七月二十“棉花生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城乡居民常常以集会赛神的方式祭祀先棉，祈佑一年风调雨顺，棉花丰产，保证经济收入。正如万建中所指出：“神庙、祭祀场、竞技场等公共神圣领域，是民间叙事力量释放与叙述表演的主要场所。民众聚集于这些公共场所进行祭祀、讲唱、歌舞、庆贺、表演等叙事，在民间集体仪式上，所有的民众，无论是讲述人还是听众，都是仪式的参与者、建构者。”以固定的信仰空间进行仪式行为，将黄道婆信俗延续，其广泛的民间参与性再次印证了黄道婆人物历史功勋的价值与意义。

2.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的仪式行为叙事

机器大工业的到来无情冲击了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导致黄婆民间信仰与祭祀的式微。在社会化进程中，原有的信仰空间在延续与传递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转化、改写、重塑与再造。黄母祠由昔日的祭祀空间转变成为博物馆性质的公共文化空间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场所，在这一社会化的改造过程当中，宗教信仰活动场所的重置、文物与非遗保护概念的嵌入、人物精神与国家话语的建构以及主题教育活动的建设，每一种类型角色的开创和恢复，均体现了特定社会语境和制度语境的规定性。

正如美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述：“在社会事物中，空间和时间的实践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他们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培育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国家认同的实现前提与条件，如只是借助单纯的标语和简单的口号,以道德训诫和表彰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向民众传播主流价值原则，容易导致价值输出与价值接受的脱节。黄母祠在原有庙宇的遗址上重建，民间信仰空间、博物馆文化空间、爱国主义教育空间三者在同一维度上重叠，民间信仰仪式叙事的原始话语发生改写，“黄道婆精神”作为国家话语的隐喻，其叙事指向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因此，纪念馆通过实施通识教育、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举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等一系列行为叙事策略予以达成。

纪念馆的仪式行为叙事建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路径：一是设计固定的祭扫与纪念仪式；二是举办专题展览与文化活动。

（1）现代祭扫仪式。对“先棉”的祭拜，历史上民众多以祭祀、演戏、酬神等形式竞相报赛。如今，黄道婆的神祇形象被塑造为“民族使者”“女性科学家”“大国工匠”等，相关纪念仪式的设计均与弘扬其国家精神密切相关。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黄道婆纪念馆几乎每个月的特殊的时间节点如清明、冬至、劳动节、妇女节、母亲节、儿童节、建党节等，都会迎来各社会团体、机构单位的党建、团建等主题活动，虽是不同群体的纪念行为，但在同一追思缅怀的精神诉求之下，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固定的现代祭扫仪式。例如祭扫仪式中，在墓园、雕像、纪念碑等纪念性景观敬献中国母亲花萱草，以此烘托“黄母恩泽”的大爱与慈孝主题。祭扫者清扫墓园，擦洗纪念碑，诵读祭词，静默追思人物历史功勋，最后留下“爱家、爱国”与恪守奉献精神的誓言。黄道婆现代祭扫仪式的重塑，是以在纪念性的特殊时空节点进行的行为叙事，凸显与强化对人物精神的认同，进而完成对维系历史、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个人理想信念以及民族团结的国家认同的建构。

（2）主题展览与文化活动。纪念馆临时展厅内，常年展出向社会征集的“礼、仪、仁、孝、义”相关主题艺术作品，并设计系列配套主题活动以深化黄道婆“为民富民”家国精神的理念践行。作为廉政文化教育示范点，黄母祠将黄道婆“民本思想”作为宣传廉政文化的基石，常年为政府“五个一”创作活动提供展示空间，即“创作一批廉政文学作品、创作一品廉政曲艺节目、创作一批廉政动漫、创作一批廉政书法绘画作品、创作一批廉政公益广告”，以强化廉政文化中“心怀民众”“为民谋福”的核心要义。在女性节日里，纪念馆将黄道婆“女性科学家”精神作为活动主题，与妇联、社区等女性社会组织机构合作举办传统女红手作活动，弘扬传统手工棉纺织技艺中所凝结的“自立、自强、自尊”的女性精神，并为传统工艺的传承培养后续力量。

纪念馆仪式行为的叙事文本，将祭扫仪式与“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等传统价值观念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成为新时代黄道婆精神继承与延续的有益实践。通过活态的行为叙事，以实现黄道婆民间信仰至国家信仰的提升，从而有效达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以及国家的认同建构。

（一）馆内导览与社会传播并重

作为非遗传承单位的黄道婆纪念馆，通过非遗展览、教育活动、社区推广等形式，由策展人、讲解员、传承人、手工课程教师等不同人群，共同承担了手工棉纺织技艺社会传播与代际传承的重要工作。从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守墓人到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康新琴，承担了纪念馆的非遗展演、授课培训与社会宣传活动。她将从贫寒生活中磨炼出来的高超纺织技艺，无私传授给众多徒弟与爱好者，如今，她培养的接班人继续在纪念馆担任导览、演示与传授技艺的工作。通过非遗传承人的言传身教，不仅让青年一代了解了纺织对于民生、民计的时代意义，更将黄道婆的纺织精神解读成为对热爱生活与建设家园忠实的守望。

（二）凸显观展体验，传承技艺与精神

纪念馆的叙事不只是基于空间、物像、符号等客体静态的、单维度的再现，更需要将参观者、使用者等多元主体的认知、行为参与以及语境体验纳入其中。黄道婆纪念馆作为非遗传承基地与青少年教育基地，针对目标群体开展了各类手工体验活动。例如，以棉纺织体验为主题，在场馆外辟出的棉田与靛草地，可让参观者亲自播种、观察植物生长过程并体验采摘棉花的乐趣。手工坊的纺车、织机、印染工具，均可供参观者进行纺纱、织布、染织绣等传统技艺，并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进行土布文创的制作。在小剧场内，不仅播放黄道婆的动画片、纺织科普纪录片，还可让小观众以皮影戏、木偶戏的方式进行黄道婆主题的戏剧表演等。

通过以上列举，非遗传承人通过其技艺的传承，体现了“坚守本职工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年轻学子通过非遗课程，习得了“勇于创新、展现中国智慧与中国自信”的精神内涵；都市群体通过手工活动，将传统技艺转化为生活方式，让传统技艺重获生命力等。纪念馆正是通过非遗保护的实践，呈现了对黄道婆精神认同的不同表述。

黄道婆纪念馆以民俗文献与口传资料建构了语言叙事文本，充实丰盈了黄道婆历史人物形象及其时代特征；纪念馆空间物像景观的叙事文本，亦与口头文本产生互文性叙事，对黄道婆生平事迹、杰出贡献、深远影响作出强有力的物证支持；黄道婆民间信仰向爱国主义教育仪式叙事的转化，成为新时期人物精神认同的实践形式。同时，将传统手工棉纺织非遗传播与传承的叙事，纳入至当下建构崇善重德的国家形象与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之中，更成为黄道婆纪念馆认同性实践的重要目标与内容。黄道婆纪念馆通过不同的叙事策略，建构了“心系民众”“为民造福”“创新精神”等国家话语，有效促进了人物精神与国家认同，以此案例可为其他类型纪念馆的认同性建构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