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说唱文学研究史，也是一部国际学术交流史。因为属于“俗文学”的说唱文学，首先是作为了解中国民众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文学形式，通过海外传教士与汉学家的传播，进入海外传统汉学的研究视野。民国初期，受到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学术思潮影响，俗文学研究在中国成为一个专门学科。1949年之后，世界汉学的研究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外学者在说唱文学领域保持互动、分享与合作，以下从学人交往、海外汉籍、研究方法三个角度分别述之。

1950-1980年代的海外说唱文学研究者，大多有着中国生活经验。司格林1931年出生于北京，16岁才回苏联，1980年代之后频繁来华访问侯宝林、杨立德等艺术家，1986年出版《中国俗文学：说唱体裁》（苏联科学院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吉川幸次郎和仓石武四郎曾于1928-1930年间留学北京，1954-1975年之间曾三度访华，与孙楷第、傅惜华等旧友切磋学问。波兰学者日比科夫斯基曾于1956-1957年、1966-1970年在北京学习工作，1974年他出版英语世界第一部南戏研究著作《南宋早期南戏研究》（Wydawnictwa University Press 1977年版），揭示说唱文学与早期南戏的密切关系。法国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 1964年留学中国，受教于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吴晓铃，回国后编纂《歌者、讲故事者与武术艺术家》（Centre de Publication Asie Orientale 1978年版）等中国说唱文学专著。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情谊，在他们的学生身上得到延续。1930年代，吴梅与青木正儿多有往还，1965年，青木的学生田中谦二到广州，将青木主持的《元曲选释》二集赠与吴梅的学生王季思，王先生赋诗：“霜崖曲学旧无双，青木先生堪雁行。后起田中曾一面，愧无半璧答双璜”（王季思著，《王季思诗词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1966年之后的十几年间，欧美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大多赴京都大学深造，日后成为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研究主将的伊维德(Wilt L. Idema），1968年就曾在田中谦二门下留学两年。

七十年的中国说唱文学研究，最能体现国际协作和开放精神的领域，一是敦煌俗文学研究，二是子弟书和木鱼书研究，三是海外说唱文献的发现与传布。

1954年，大英博物馆将所藏全部敦煌写本摄成胶卷对外公开，1971-1976年，旅法学者左景权“从英法所藏写本内发现歌辞，在海外发表了有关论著，邮归国内，以广研讨，五年如一日，收效甚著”（任半塘编著，《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敦煌歌辞文献研究在1970-1980年代呈现国际性论辩往还的热闹景象，饶宗颐、潘重规、任半塘与法国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陈祚龙，日本的入矢义高、金冈照光、波多野太郎等多有合作与论争。1976年，波多野太郎将敦煌歌辞相关研究资料寄与任半塘，1981年任先生写成《敦煌歌辞研究在国外》一文（《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96页），对海外敦煌学之得失评骘甚详。波多野太郎也是较早进行子弟书、木鱼书整理和国际刊布的海外学者，从1967年开始在《横浜市立大学纪要》连载《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考证》《论木鱼、南音及粤讴》等专论，后将双红堂文库、仓石文库等所藏及自藏子弟书汇集影印出版《子弟书集》（横浜市立大学1975年版，1977年台湾东方文化书局择选编为《红楼梦子弟书》）。波多野太郎从1978年之后几乎每年访华，与钱南扬、赵景深、谭正璧、程千帆等学者论学谈曲。胡文彬曾说，“我编《红楼梦子弟书》是受到波多野太郎教授送我的《红楼梦子弟书》启发”（胡文彬著，《梦里梦外红楼缘》，中国书店2000年版，第113页）。

20世纪初，董康、郑振铎、向达、孙楷第、傅芸子、王古鲁等学者赴海外访求孤本奇书，对于俗文学文献的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中断了二十多年之后，对于彼存我佚、彼全我残的海外说唱文献之查访、编目与影印整理，成为新时期说唱文学研究的一大亮点。著名汉学家龙彼得(Piet van de Loon)从1960年开始对欧洲各大图书馆的中文藏书进行系统查检，着意发掘闽南语说唱文学文献。他将英国、德国、奥地利的发现先后结集为《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在中国出版。俄国汉学家李福清在丹麦、奥地利的访书所得汇集为《海外孤本晚明戏曲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又编有《俄罗斯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汉学研究》第12卷1期，1994年)《德国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汉学研究》第13卷1期，1995年)等目录，对庋藏于国内外的广东木鱼书作了比较详尽的叙录。稻叶明子、金文京和渡边浩司合编的《木鱼书目录》（东京好文出版社1995年版），共收录世界各地馆藏木鱼书3874种。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共著录国内外公私收藏宝卷1585种，其中一部分书目来自于海外学者的分享。

毕生致力于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俄国科学院院士

李福清先生（1932—2012）

新时期被推介回到中国的海外说唱文献，并非“横空出世”，其发现史体现了世界各地学者长时间的学术合作——海外学者早着先鞭，率先传布海外珍本的版本与内容，中国学者根据线索，再加精细研究，最后在有心人的不懈努力之下，海外孤本得以在中国影印和整理出版。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天壤间孤本”《风月锦囊》的发现与研究。这本现存最早的杂曲摘汇选刻本，仅存于西班牙皇家图书馆，早在1929年，法国的伯希和就在《T’oung Pao》的文章中加以简要介绍，1934年，戴望舒在西班牙做过短期古籍调查，回国之后撰文简介，并多次与西班牙通函交涉影印一事，但因摄影索价过昂而未果。1952年，台湾大学教授方豪获得此书胶卷，夏威夷大学的罗锦堂据此撰文传布。1976年，香港大学教授刘若愚从马德里国立图书馆得到更清晰的全文影印本，1987年，王秋桂将之收入他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首次公开影印出版，此后孙崇涛、黄仕忠、高国藩、彭飞、俞为民等内地学者利用此影印本进行研究。1994年，孙崇涛专程前往西班牙校核全书，终令《风月锦囊》有了通行可读的笺校本出版。

早期到中国访学的海外学者，如长泽规矩也、仓石武四郎、泽田瑞穗、滨一卫、韩南等，长期致力于购藏中国俗文学文献，他们或在战后经济窘迫时、或在1990年代去世之后，将所藏图书出让或捐赠给各大学或公共藏书机构，成立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文库。因此进入21世纪，对于这些名家文库所藏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成为说唱文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热点。

东京大学获得长泽规矩也出让藏书后成立了“双红堂文库”，于1961年出版《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是年十月访问北京的波多野太郎将该目录赠与吴晓铃，吴氏在《1962年访书读曲记》一文中摘抄双红堂书目以备检（《吴晓铃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192页）。双红堂作为海外搜藏中国说唱文学数量第一的文库，在世界汉学界名声虽著，然而截至2001年，国内只有胡文彬《红楼梦子弟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仇江、刘烈茂、郭精锐等人的车王府曲本研究，利用了该库部分资料。2001年之后，黄仕忠陆续为双红堂编写4种唱本专目，2003-2010年中国学界的3篇双红堂所藏曲本研究均来自黄仕忠及其学生。2010年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网上公开双红堂文库全文影像，同年出版的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为研究者提供赴日访书指南；2013年，双红堂文库稀见中国曲本首次影印出版（黄仕忠、大木康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经过此轮传布，利用双红堂说唱文献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加，从2011至2019年，CNKI共收录36篇以文库所藏京调曲本、丝弦本、四川俗曲唱本等说唱本为中心的研究论文。

类似的海外俗文学文库还有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泽田瑞穗“风陵文库”。作为宝卷研究的先驱者，泽田瑞穗《宝卷研究》（国书刊行会1963年初版，1975年增补本）率先提出佛教唱导文学是诸宫调、弹词等通俗说唱的源头一说，并收录自家及日本公私所藏宝卷共209种；他还撰有《大鼓书私录》长文（《天理大学学报》第34、36、37辑，1961-1962年），介绍其所收近三百个版本的大鼓书。2010年，早稻田大学将风陵文库藏书制作成全文影像库对外开放。2010年以后，在网络上公开的说唱文献还有日本国会图书馆，以及法国国立图书馆的敦煌全文图像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宝卷，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南藏书、齐如山藏书，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中国俗文学资料库，中国国家图书馆“西谛藏书”。

由于说唱文学研究从20世纪初才起步，早期的文献研究主要依托研究者个人收藏，公共藏书机构并无说唱文学的专门收集，这导致研究者的研究水平与治学特色直接受制于个人所藏所见。进入21世纪，旧时学者的个人收藏纷纷被纳入公共领域，并随着网络共享时代的到来而变得唾手可得。研究文献从零散流布到藏书汇聚，再到网络联通，这种资料聚合给专业研究带来的冲击，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尤其以说唱文学最为强烈。

全文影像资料的公开刊布，使研究者得以超越传统书目和提要的局限，直接目验海外孤本的全貌与细节。职是之故，近十年来，说唱文学的个案研究空前繁荣，从地方文艺工作者、初入门的研究生到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大家应接不暇地追逐与介绍 “新出”文献，研究精细的同时也带来碎片化风险，搁置了对于说唱文学本质、艺术特征等整体研究的关注。

七十年中国说唱文学研究出现的三个研究转向，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海外研究的刺激与影响。

一、多学科方法的浸入。以宝卷研究为例，1928年郑振铎《佛曲叙录》将宝卷纳入俗文学研究领域，195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宗教研究被中国学者视作禁区，宝卷的搜集和研究主力在海外。日本的泽田瑞穗、吉冈义丰、大渊忍尔、酒井忠夫，加拿大的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美国的姜士彬(David G. Johnson)，英国的杜德桥( Glen Dudbridge)等人的研究，在1980年代末期介绍到中国，宝卷研究迅速成为热门话题。海外学者的宝卷研究普遍受到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比较注重“教派宝卷”及其教义特征与仪式传统，这给宝卷研究增加了生成环境、社会功能、仪式文化等多重维度。

二、走向田野的研究转向。改革开放之后，国外学者被允许与中国同行合作进行田野调查，1990年代之后，在各地的傩戏、宣卷、香会活动中，常常可以看到中外学者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直至近年，在太湖流域和浙江绍兴的宣卷仪式之中，经常可见小南一郎、矶部祐子、上田望等日本学者的身影。走向田野的研究范式对于海外中国学本是题中之义，一个文化他者，为了读懂异文化的古代说唱文本，了解中国的民众生活与情感逻辑，就必须具有“个中人”的田野体验。这种深入田野的做法让中国学者意识到，就算是本土研究者，也应该“回到现场”去体验说唱文学的鲜活生命力。

三、性别研究视野的拓展。20世纪90年代，北美学者的东方女性文学研究逐渐升温，明清时期的女性作品被选译出版，比如《书写帝制中国晚期的女性》（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年版）和《彤管：中华帝国时期的妇女文学》（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年版），选译并研究了《天雨花》《再生缘》等弹词说唱。1983年，湖南江永一带发现一种由女性书写、女性传唱的“江永女书”，经谢志民《江永女书之谜》(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注音、翻译成汉文后被推介至海外，引起较大关注，远藤织枝《中国的女文字》(三一书房1996年版)、伊维德《江永的女诗人》（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年版）可视为海外女书译介的集大成者。孙康宜、魏爱莲(Ellen Widmer)、苏珊曼（Susan Mann） 、李惠仪、马兰安（Anne E. McLaren）、管佩达( Beata Grant) 、李果等海外学者着意发掘女性在说唱文学创作、传播、阅读接受过程中的主动性,在帮助西方学界丰富和重建文学、历史与性别研究理论的同时，也影响了之后的中国说唱文学研究范式。

绝大多数古代说唱文学的作者和创作或初次刊刻的时间地点难以确定，因此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编年体”中国文学史中，说唱文学因其作者及年代的不确定性，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难有单独章节书写的待遇。21世纪以来，至少有两种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将说唱文学提升为与传统诗文并驾齐驱的独立文体（genre）。《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年版）第7编“民间及周边文学”，由马兰安、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等人执笔，着重介绍了口头程式表演（说唱词话、弹词以及口头仪式）。孙康宜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年版），全书按照时代顺序编排，但由伊维德执笔的下卷第五章“说唱文学”却打破“作家作品论”的叙述模式，根据说唱文学的体裁和内容重新书写。虽然两种文学史各有侧重，仍可从中窥见海外学者将说唱文学与文人雅文学同等对待的思想原则。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主编梅维恒(Victor H．Mair)长期关注口头传承的“讲故事传统”（oral tradition of storytelling），因此该书的说唱文学史更注重 “帕里-洛德”口头诗学理论的介绍与运用。1970年代以降，口头诗学理论从欧洲古典学渐及口头文学研究，这种重视语体、现场、讲述人的研究方法，结合各地的口头表演实践，生发出不少别开生面的论著。1974年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的《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首次将口头诗学理论应用于先秦文学研究。丹麦学者易德波（Vibeke Børdahl）运用该方法研究扬州评话，专著《扬州评话探讨》（Curzon Press 1996年版）与《武松打虎：中国小说、戏曲、说唱中的口传与书写传统的互动关系》（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年版），侧重探讨口头传承与书写传统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关于《再生缘》的博士论文以及 《梅与竹：中国的苏州弹词传统》（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年版），强调文学阅读与演出现场的互动关系。

上述欧美学者的中国说唱文学研究成果已经验证了口头诗学理论的普适性、多相性和开放性，不过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这一理论首先要说服学者放下“重案头而轻场上”的研究惯性。中国说唱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程式套语”的普遍存在，高度相似的景物人物描写、历史感叹、说唱留文，不断地重现于不同主题、不同时代和不同作者的文本之中。可以预见，随着类似“中国俗文库”实现逐字检索的全文数据库之研发与普及，研究者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找出说唱文学的套语技巧、程式结构、叙事模式，进而探讨说唱文学生成的内在知识。进入大数据时代，已经在西方史诗研究中显示出强大解释力的口头诗学理论，如能深入结合中国说唱文学的文本实际与表演语境，可能会成为未来说唱文学研究贡献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特色理论话语和理论工具。

柯润璞的散曲研究《上都乐府续》（Song-Poems from Xanadu,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