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旨不是提倡建立一门新都市民俗学，而是通过讨论民俗学的都市研究，探讨民俗学的学科转型及其相关问题。关于都市民俗学研究的问题，有必要讨论以下三点。首先，对于民俗学而言，“都市”意味着什么？有关都市民俗学的会议讨论的内容，大多数是传说、非遗、庙会等以往民俗学的研究内容，都市只不过是研究地点。关于都市民俗学这一研究领域本身，却还没有充分讨论。对于我们的学科而言，都市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其次，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每位学者根据自己的方法、维度和范式来讨论都市民俗学，所以虽然内容丰富多彩，但专门讨论都市民俗学的研究目的、目标及研究方法的却并不多见。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发现新的方向，并讨论怎样把握都市空间，怎样了解都市背景下的市民的日常生活。再次，以“都市民俗”为对象的研究即为都市民俗学吗？在现代化语境下，民俗学所面临的，不仅是研究对象的转向，更是研究范式的转变。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探讨民俗学式的都市研究。

首先，经济高速发展是都市民俗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比如，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私家车等逐渐进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并得到普及。物质水平的提高，充分反映到民众的生活层面。与此同时，随着物质生活的提升，不仅是饮食习惯，休闲方式和生活观念与规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次，农村人口和都市人口比例的逆转，也是都市民俗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日本国总务省统计局《国势调查》的结果，1940年城市人口为总人口的38%，1955年超过50%，经济高速增长末期的 1970年达到了72%，2005年上升至86%，2019年达到了91.7%。由于农村逐渐都市化，人口流动（移到都市）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日本民俗学者认为民俗本身变化了，研究领域也缩小了， 继而让他们觉得产生一种危机感，由此开始关注都市民俗。这些是日本都市民俗学兴起的主要原因。

日本都市民俗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都市里发现民俗（1970年代），这里的民俗所指的是从农村传过来的民俗事象。第二阶段是都市形成了特有的民俗（1980年代），第三阶段是都市形成了新的民俗（1980年代后期）。这两个阶段看起来有点像，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在日本，传统城市叫做“城下町”。在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各个诸侯建立了城池，周围有商人 街，武士、商人及从村落过来的农民在城下町进行交易与交流，因此，第二个阶段就是原本只在都市里传承的民俗。第三个是新建的都市里的新民俗。第四个阶段就是现代民俗学（1990年代至今）。都市民俗学为什么变成现代民俗学？现代化覆盖了整个社会，都市与农村之间没什么区别了，因此，可以说当今社会是现代的逻辑下的社会，没有必要提都市与农村之分。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研究都市民俗的学者们，就陆续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其中大致有五本经典著作。比如仓石忠彦对公寓住宅区的研究，探讨了在公寓内存在最多的是以女性为主体传承的民俗，以衣食生活方面的主题尤为瞩目。以男性为主体的民俗则比较少。其原因是由于城市市民“职住分离”的特点。留守在家的主妇和儿童便成为公寓住宅区民俗生活的主要参加者、组织者和民俗生产者。此外，还有祭礼研究，祭礼除了祭祀活动之外，还包括艺术表演的成分和观看者。另外，自布鲁范德的《消失的搭车客》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以后，日本的民俗学者开始关注都市传说，成为热门一时的研究主题之一。

福田亚细男按照具体的研究内容，将日本都市民俗学分为四个类型，即在都市发现民俗、都市形成了特有的民俗、传统都市中的民俗事象、都市形成了新的民俗。

第一到第三类型有共同点，研究对象是近代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民俗事象，调查地点是都市（包括传统都市），理论支撑是柳田国男所说的“城乡连续体论”。除了这三个类型之外，还有第四类型，就是口头传承文艺应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新类型，就是对“现在”的讲述，比如学校流行的怪谈、“世间话”（有关事象百态的闲聊）等。

接下来，还有两位学者对日本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分类。大月隆宽提到“都市”还是“变化”的观点。他说有些学者过于看重都市及其空间，在他们看来，都市是与村落迥然不同的空间，在其空间里是否存在民俗？这是他们的关注点。另外，还有些学者注重于都市空间里的社会变化，如何变化、变化什么，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具体而言，都市市民的生活规范，社会观念如何变化，等等。对此，岩本通弥也提到了两个分类。其一是所谓以往的民俗学研究，就是从都市发生的各种现象来把握民俗，其目的是探讨民俗事象的原型和变迁。另一个，是把在都市发生的各种现象和都市社会、都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特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一点与大月教授提到的“变化”观点有相似之处。

在日本民俗学的学术脉络中，都市民俗学严格来说只是一个热潮，而不是一个研究方向。其原因究竟在哪里？高桑守史认为，首先，民俗学者对都市社会的特征、结构等把握不足。虽然有些学者参照美国学者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提出的“民俗社会”（folk society），却很少人提到都市社会学的研究， 比如罗伯特·帕克、路易斯·沃思等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还有曼纽尔·卡斯泰尔等人的研究。这导致民俗学对都市研究的视角狭窄，继而对都市社会的把握不足。

其次，都市民俗学者在研究都市时延续了以往以村落为对象的民俗学的概念与方法的局限性。如果按照以往的方法和范式，那就只能关注都市社会中的与村落社会相同的民俗事象。所以，高桑教授认为需要关注当下社会的现代性侧面，有必要通过观察传承的创造过程、结构及领域，阐明作为都市市民的现代日本人的日常行为模式或者生活状况。这应该是都市民俗学的未来走向之一。

大月隆宽也提到一些问题，即在日本民俗学界“都市”“都市民俗”的“乱用”导致都市民俗学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所以都市民俗学的问题，不仅仅是都市民俗学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问题，也是整个日本民俗学的学科属性的问题，其背后有即将丧失学科属性的危机感。因此，大月教授指出我们还要回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作为现代科学的日本民俗学的学科特性何在？

此外，岩本通弥也对都市民俗学研究提到了自己的观点。岩本教授认为只是在都市进行研究，并不是都市民俗学，而是要立志于搞清楚与都市的特性、现状有关系的东西。都市民俗学不是关注民俗事象本身，而是探讨其背后的都市市民的实际生活及其生活目的。

日本都市民俗学虽然1970年代至1990年代掀起了一股热潮，学者们关注都市里的（新）民俗、都市化的民俗及都市市民的生活，但以往的研究范式已经失去了解释力，所以需要以新的研究方法、维度及解释框架来探究都市民俗的问题。如果我们重新讨论都市民俗学的话，需要改变思维，从都市民俗学转到民俗学的都市研究。民俗学的都市研究不仅包括研究都市里的民俗，也应包含都市市民的家庭观念、生活观念与规范等。

我认为今后值得我们学人借鉴和学习的民俗学式的都市研究有六个方向。第一是岩本通弥所说的都市里的个体及其生活经验，主要借用生活史、个人史等方法，关注个体在都市里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活动（心意）。岩本教授一直关注“亲子心中”（亲子殉死或亲子结伴寻死）。这是20世纪初数量急剧增加的，并主要在都市里发生的现象。这个现象通过媒体被故事化（即“家庭崩溃”），不断产生现实与“现实感”之间的距离。他通过分析媒体上的“亲子心中”及其背后的时代背景，从而论述了媒体报道、都市里的核心家庭（化）与“不能给别人添麻烦”这一社会规范是“亲子心中”增加的主要原因。

第二是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的研究。2014年出版的《面向“人”的民俗学》，是日本新一代民俗学者撰写的论文集，研究者们试图摆脱以往的研究范式，提倡关注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和生活经验的学问。他们的理论探讨与个案研究是值得参考的。

第三是个人生活史（life history）的应用，中野纪和用个人生活史的方法，以地方都市的祭礼为个案，探讨参与者是如何把有关祭礼的规范内在化，并通过口述将其外在化的？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了解参与者共同体内部的复杂性，并且共同体内部的多重记忆不断地被建构，通过揭示这些过程，有助于促使人们对民俗学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反思。

第四是口述史方法的跨学科应用。这是我这几年一直推进的研究方法，作为方法的口述史主要关注普通人对历史及历史事件的经历与记忆，从而揭示历史及其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因此，依靠口述史方法与记忆理论，通过面向（民俗载体的）普通人并了解其日常生活，阐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背后的生活观念与心态，就是现代民俗学的目的之一。

第五是今和次郎的考现学，考现学通过街道上的观察调查，依靠数量化与统计方法，主要关注点落在都市日常层面上，试图把握都市居民的生活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研究领域与都市民俗学有着密切关系。

第六是“Third Place”（第三场所），这是美国社会学家雷·欧登伯格（Ray Oldenburg）提出的概念，第一场所是家庭，第二场所是工作地点，第三个场所就是如酒吧、咖啡厅、公园等都在都市中心的闹市区出现的空间。第三场所是让人们将压力释放出来并感觉舒服的空间，并且在那里人们的关系是自由和平等的，没有职场的上下等级意识，也没有家庭里各种角色的束缚。

我最近开始关注居酒屋与日本人的饮酒习惯。当今社会，居酒屋往往是在都市里的闹市区，其建筑仍然保留着江户时代的风格。那么，都市市民为什么在这样的传统空间里喝酒呢? 为了释放自己还是什么? 居酒屋是治愈的空间吗? 饮酒文化本来是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那么，当代都市市民在都市空间里，尤其是如居酒屋等第三场所里，通过酒和饮酒习惯怎样建构人际关系呢? 在他们的都市生活中，饮酒习惯、第三场所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是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进入现代社会，城镇化、信息化、商业化等现象全面展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下，中国社会城镇化率不断提升，这不仅意味着大量村落开始城市化进程，而且意味着大量农民被“市民化”，一些新的都市空间与都市文化也因此诞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通过讨论民俗学式的都市研究，如关注都市里的个体及其生活体验、个人生活史与口述史方法的应用，以及考现学的观察与视角等，进而超越以往研究范式并探寻新的范式、理论与方法，探讨民俗学的转型及其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是民俗学学科发展与转型的“实验室”，也是民俗学转型的关键。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