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彼岸会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日本延历二十五年（806）。《日本后纪》卷六载：“延历二十五年二月官符，应五畿七道诸国转读金刚般若经云云，宜使国分僧春秋二中，月别七日存心奉读之云云，（是为崇道天皇也）信景云。春秋二仲，一七日佛事，盖和俗彼岸会权舆欤，读金刚般若菠萝密多，按菠萝密译到彼岸则彼岸会名依般若经能起乎，然延历二十五年春分（中日也）彼岸会之始也”。这则史料的背景是恒武天皇病重，大臣上奏建议为崇道天皇转读金刚般若经。同年，大同元年三月辛巳条记载“奉为崇道天皇，令诸国国分寺僧春秋二仲月别七日，读金刚般若经”。这条史料的背景则是恒武天皇逝去，即位的平城天皇开始为崇道天皇转读金刚般若经。这两则史料不仅记载了彼岸会开始的时间，也记载了彼岸会开始的原因与做法，即为了崇道天皇，这一天要奉读金刚般若经。

崇道天皇原来的身份为早良亲王，奈良末期的皇族，日本第49代天皇光仁天皇之子。早良亲王11岁出家入佛门，21岁正式成为僧侣，公元770年，其父光仁天皇即位，他享受亲王待遇，其后，其兄长即位为恒武天皇，早良亲王被立为皇太子。其实，光仁天皇让位恒武天皇的条件就是立早良亲王为皇太子。然而，恒武天皇是个独裁者，随后的政治渐渐演化成恒武天皇（近臣藤原种继握有实权）与早良亲王（支持者大伴家持）各有势力的局面。彼时桓武天皇厌恶平城京（奈良）各寺佛教强大的影响力，于784年接受藤原种继建议，决定迁都位于日本京都盆地西南部的长冈京，并由藤原种继负责推进迁都事宜。与此同时，早良亲王的支持者大伴家持被左迁东北，并于785年死于东北。大伴家持死后不久，藤原种继被暗杀，大伴家持被牵连其中，其尸骨被处流刑。早良亲王亦被牵涉其中，以谋反罪被废黜太子之位后流放至淡路岛（日本濑户内海中最大岛屿）。早良亲王自诉清白，绝食抗议，在被押送淡路岛的途中死去，享年36岁，遗体被埋葬在淡路岛。早良亲王死后不久，恒武天皇之子即皇太子安殿亲王生病，恒武天皇的生母、一个皇子及两个妃子相继死去，全国疫病流行，洪水爆发，间发大地震和富士山喷火。在古代，天灾人祸都被当做是天皇无德的证据，桓武天皇怕被民众认为自己不具备天皇的资格，仅仅在10年后的794年，由长冈京再迁都到了平安京（京都），据说此地符合五行、阴阳之说，与四神相应。同时，为安抚早良亲王灵魂的怨愤，恒武天皇遣人到淡路岛向早良亲王的遗骨谢罪。公元800年，又追封早良亲王为崇道天皇，迁其遗骨至大和国安葬，随后在周边建神社供奉。806年，恒武天皇死去，其子安殿亲王即位为平城天皇，也在三年后死去。就在恒武天皇死去不久，即位的平城天皇为供养早良亲王，令诸国国分寺僧在每年的春分与秋分为中心的前后七日为其诵读金刚般若经，是为彼岸会起因与最初所见。

恒武天皇晚期发生的威胁人生死的天灾、疫病等灾祸，被看成是早良亲王因冤屈而非正常死亡的“怨灵”作祟所致，为了免除灾祸，消除恐怖，生者要采取平息怨灵的“御灵”仪式，进行镇魂或慰灵。这种“怨灵恐惧”逐渐生成怨灵信仰，最终转为御灵信仰，862年御灵会开始。《三代实录》贞观五年（862）五月二十日条：“近代以来，疫病频发，死亡甚重，天下以为，此灾御灵之所生也，始自京畿爰及外国，每至夏天秋节修御灵会”。这一年在神泉苑为崇道天皇、伊予亲王、橘逸势举行御灵会，平安京（京都）的平民也自由参加，说明这不单单是朝廷的祭祀仪式，换而言之，是民间的祭祀仪式被朝廷采用而已。早良亲王作为日本有名的四大怨灵最早的一位，最终被追称为崇道天皇，供奉为神，并得专修神社祭祀。公元806年春分开始的国分寺僧人诵读金刚般若经超度早良亲王（即崇道天皇），被看成是彼岸会开始的时间，而怨灵信仰则催化其逐渐定型。由此可见，彼岸会的形成是日本民间信仰、神道、佛教等本土与外来宗教交织的结果，这个混血习俗最终落到中国二十四节气春分与秋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增加了一层混合的成分，究其核心动力无非在于生者禳灾避祸的观念驱动使然。

一般认为彼岸会的开始就是彼岸节日的形成，然而，九世纪关于“彼岸”的记载几乎不见，直到平安时代中期的十世纪前期，《延喜式》二十六主税中出现了彼岸的内容：“凡诸国春秋二仲月各一七日，于金光明寺，请部内众僧，转读金刚般若经，基布施三宝绵十屯，僧各布一端，但供养用本寺物，若无国分寺，及部内无物寺者，并用正税”。由此所见春秋二仲月各一七日转读金刚般若经未变，并伴有布施等内容。十世纪中期左右，“彼岸”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女流日记或物语文学中。如十世纪中期的《蜻蛉日记》、十一世纪初期的《源氏物语》、十一世纪中期的《更级日记》等均出现了“彼岸”的记载。不过，这些记载并没有过多描述彼岸的内容，只是说彼岸是个很好的日子，是斋戒修行的日子。这说明彼岸虽然已经作为一个与佛教有关的日子延续下来，但在这些贵族女性的生活中，并没有作为非常特别的日子。从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中期，一些男性贵族的日记也逐渐出现对彼岸情形的描述。如《中右记》中记载了“彼岸始，或‘参谒春日社’，或‘（寺）院御忏法始’”等内容。可知这个时期彼岸参谒地点不限于寺院，也有神社。从《中右记》四条记载来看，都集中在八月，说明这个时期比较注重秋彼岸。至平安后期，彼岸“御忏法”已成为恒例。如《兵范记》载“仁平三年二月念三日壬午，彼岸初也。高阳院于北川御所被行恒例御忏法，下官（平信范）奉行，寝殿中央母屋敷锦地舗，立大坛安御経筥，在天盖、基东间奉居釈迦三尊，大坛西间立七宝御経，大坛前立前机，礼盘声台等如常，南庇敷僧座帖三枚，立经机六前，他事如例，未及委记。”不过，与彼岸零零散散的一些记载相比，同时期的盂兰盆节相关记载不胜枚举，可以看出古代日本人比较重视盂兰盆的祭祀仪式，暗示了祖先祭祀习俗并非在彼岸，而是在盂兰盆节。从平安时代的贵族日记记载中，可知彼岸并没有重要的祭祀习俗观念，平安贵族间举行的春秋彼岸习俗，无论是彼岸始，还是彼岸终，都是请寺僧念佛读经，贵族或参列或参拜其中而已。

彼岸延续至镰仓与室町时代的中世，演化为在自家念佛诵经，这样的变化可以从这一时期的公家或武家日记中了解。九条兼实《玉叶》中治承五年（1181）八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雨降，时时日景见，彼岸竟也。午刻，念诵数遍满了”。彼岸念诵经文的习俗未变，但是如平安时期在“在某某寺”“在某某院”这样的地点不见，可以推定应该是在自家中。《平户记》宽永二年（1244）“三时听闻忏法，又日日勤六万遍念佛，彼岸之间恒例之勤也”。这一则史料则说明彼岸念佛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的恒例。也有忏法结束，请僧布施，一如平安时代的恒例。如《吾妻鏡》建長六年（1254）八月十一日辛巳条载“今日彼岸忏法之结愿。导师左大臣法印花山院中将、尾张少将、中御门少将，各取唱导布施，那波左近大夫政茂、能登右近蔵人仲时等，役请僧布施。”至十三世纪末期，彼岸斋会法被认为是吉祥之时，此时修功德者所愿成就。《拾芥抄》永仁2年（1294）载“八月彼岸，欲到诸佛浄土者，二八月，八王尧会时，修到彼岸斋会法，是云吉祥之时。又云浄满也，此时修功徳者，所愿成就，凡万事相协不灭失云々。”至此，彼岸由最初的皇族慰灵已经逐步演化成为修行而达成愿望之日。至十五世纪前期，彼岸习俗除了“持斋”恒例不变，还增加了“写经”的内容。参见室町时代皇族日记《看闻御记》中彼岸几例：应永二十七年（1420）八月九日“彼岸初日也。持斋如例，法安寺二参，时正中每日可听闻之由存者也。”应永二十九年（1422）九月七日“时正结愿也。七日间精进写经勤行，抑河原施恶鬼事劝进，野僧为张行”。应永三十二年（1426）八月五日“时正初日也，持斋如例”。同年八月八日“时正中日也。斋食男女取孔子，予。”同年八月十一日“时正结愿也，持斋如例。即成院二参念佛中，前宰相以下召具”。从中世文献记载来看，彼岸时间基本都在八月或九月，说明这个时期更注重秋季彼岸。从内容来看，中世公家或武家彼岸会继承了一直以来的持斋念佛习俗以外，又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有所变化。总体而言，核心仪式基本与彼岸会开始一致，以佛事为中心。不过，从十五世纪前半记载的文献来看，“施饿鬼”“野僧”等事项开始出现，意味着彼岸会已经显露出承担祖先祭祀功能的端倪。

前述所见彼岸会开始与发展均与皇族、贵族或公家、武家有关，那么，彼岸会什么时候出现在民众生活之中，节日的状况如何？由于正史缺乏记载，而民众也没有像公卿或武家那样留下日记，只能从现有的捐赠史料以及金石文史料等方面寻找蛛丝马迹。文永四年（1267）四月十日摄津国胜尾寺一封捐赠书里记载如下：“可为摄津国胜尾寺二季彼岸僧馔用途”，明确了田地捐赠的用途为二季彼岸僧馔所用。从这封捐赠书来看，说明十三世纪中后期，已有民众（从具有捐赠能力来看，应该是富裕层农民）关注彼岸的活动。随后从十四世纪初期药师寺七重塔基铭文立塔缘由中记载了“每年彼岸，忌日并时忌盂兰盆晦日，阿弥陀经奉，诵读可访尊”的内容。说明十四世纪前半期，日本民众彼岸习俗中已经有了与忌日、盂兰盆节同样的祖先祭祀形态，主要为奉经、诵读、访尊。

15世纪中期应仁之乱之后，日本开始了大名割据的战国时代，武家势力逐渐超越皇家贵族，确立了由战国大名（武士政权）分国统治的封建制度，武士文化的主体地位逐渐形成。由于社会动乱，公家没落，旧佛教由鼎盛而至衰微。唯有禅宗因武士的归仰及其“明心见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战祸中盛行于社会各阶层，也因此产生了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剑道等多种艺术文化。此外，净土系佛教逐渐渗透到农民阶层，佛教大众化倾向明显。净土系主张“厌离秽土，欣求净土，正修念佛”而深入人心，特别是法然提倡“专修念佛”即可死后往生净土，其简单的修行方式迅速被大众所接受。随着净土思想在民众间的渗透，面对西沉的太阳，想象西方极乐净土的“日想观”修行盛行。这与彼岸期间的太阳运行有着密切的关联，也许这也正是最初的彼岸会选择落脚在春分与秋分这两个节点的原因。随着净土信仰在大众之间普及，佛事活动也渐渐被民众所熟知。15世纪后期的彼岸活动增加了“参笼”的习俗，即闲居在神社或寺院中斋戒祈祷。圆成寺明应四年（1495）与明应六年（1497）铭文均记载了“彼岸中参笼祈后生善处者也”。继平安时代文化以贵族为核心，室町时代除了以武士文化活动为主轴以外，最大的特色是庶民文化倾向与向地方传播普及，彼岸习俗在僧佛的积极参与与城乡民众的接受及传播中逐渐发展起来。

至近世江户时代，贞享历（1685年）将春分与秋分这一天算起的第三天确定为彼岸开始，共七天。之后的宝历历和宽政历虽然日期的前后有些差别，但都规定为七天。正式确定春秋彼岸为七天从贞享历，同时说明此前的彼岸天数与季节都是不定的。确定为七天因佛教认为到达菠萝密多（彼岸）需要修完六德，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彼岸中日（最中间的一天）感谢先祖，其余前后各三天，每一天修行一德并实践，就能达到涅槃的境地。七天彼岸在历法中的确定，加之江户时代庶民文化渐至高潮，民间彼岸的记载逐渐增多。佛事有关活动主要参拜六阿弥陀，如《江户年中行事》中记载了《江府年中行事》“二月彼岸中日，六阿弥陀参”、《增补年中行事》“八月彼岸，所所寺院并六阿弥陀参诣，如同二月”、《东都游览年中行事》“春彼岸，诸所寺院举行法会，作行基菩萨，到安置一根木头上雕刻有六体阿弥陀的寺院去参拜，称之为参诣六阿弥陀”（随文列出安置六阿弥陀寺院名单）与“秋彼岸一如二月（春彼岸），彼岸中日增上寺、浅草寺、上野山门大开”等江户（东京）彼岸举行的具体内容。《守贞漫稿》则记载了大阪彼岸活动中诸人去四天王寺参诣，妇人着美服等内容。四天王寺彼岸法会在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平安时代曾作为京都公家的参诣之地兴起，至江户时代，法会上最有名的是将故去亲人的法名写在薄木片上顺水飘走、灵前供水等祭奠先祖的祭祀活动。这个时期，由佛教的彼岸会到民间彼岸仪式，祭祖的成分日趋明显。《日次紀事》则记载了京都民间彼岸的盛况：“凡京师俗，彼岸中偶逢亲戚之忌日，则供茶菓能祭之，以基祭余之菓互相赠，或请亲戚朋友能飨茶菓。彼岸中称菓子曰茶子，点茶曰立茶，食麸烧曰读经，倭俗彼岸中专作佛事，民间请能野比丘尼，使説极乐地狱图，是谓掲画，又请巫女代死人使说所思，是謂寄口也。或念佛讲中，男女毎夜聚头人宅，掲弥陀像，鸣钲高声唱弥陀号，基终高揚音急唱之，是谓责念佛。”彼岸祖先祭祀特征已经凸显，茶菓互赠、“揭画”“寄口”、念佛信者集会、鸣钲弥陀号等活动或仪式盛行，内容丰富多彩。

江户时代的佛教日趋世俗化，逐渐渗透到一般庶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现世利益的根本是消灾，主要表现在疾病治疗与商卖繁盛上。灾厄的原因是怨灵、恶灵所致，这样的认知对于日本人来说愈加强烈，因此，为求现世安稳，施饿鬼、“念佛讲”等佛教相关活动也迅速普及开来。江户这样的大都市意外死亡非常多，如明历大火之后各家都搭建祭棚祭祀孤魂野鬼，并举行祖灵祭祀。农业生产方面，祈祷念佛还与除虫害、求雨等农耕活动关联结合在一起。传承至现在的彼岸习俗就是在这一时期因佛事日常化而形成，扫墓祭祖、春彼岸吃“ぼたもち（牡丹餅）”、秋彼岸吃“おはぎ（御萩）”等仪式活动逐渐固定下来。“牡丹餅”与“御萩”都是中间加糯米团、外层用小豆拌上砂糖团成球状的食品。春季是牡丹花开的季节，“牡丹餅”的小豆保留粒状，供奉在神佛和先祖的神位与牌位前，像盛开的牡丹；秋天是萩花开放的季节，“御萩”的小豆做成豆沙，像开放的萩花。“牡丹餅”与“御萩”都是因其形与色而得名。江户时代，糯米与砂糖都是极为珍贵的食材，入手很难，只有在节日或待客时才能吃到，用这样的食材做成“牡丹餅”与“御萩”，供奉神佛或祖先，分给寺院、亲戚或近邻，可知人们的虔诚与敬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都寄托在这些食物上了。

现世利益与佛教世俗化，使得祖先祭祀在民众的彼岸中逐渐固定下来。特别是感谢先祖的彼岸主题在贞享历中被标示出来，第一次在官方的时间体系中得以正式确立，则推动了彼岸祭祖规范化、普及化、社会化与大众化的发展。贞享历作为第一本“和历”，规定并规范了二十四节气以外的杂节，其意义重大。江户幕府在正月与盂兰盆节之间各设置一个彼岸节，作为祭祀祖先的时间，同时也设定为休息的日子，时间的节律分布均匀，民间习俗与官方法定节日体系高度一致。至今，正月、盂兰盆节、五节供、彼岸等节日核心内容与活动大多仍传承着江户时代的传统。

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化转折时期的标志，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扫除旧制度，建立新秩序”的目标，即扫除旧的藩制和建立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其实践随着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发展而展开，并把天皇崇拜作为国民国家精神根基而实施。为此，明治政府排斥弱化佛教，汲取作为明治维新原动力的国学体系为核心精神，树立国家神道，并推行国民教化政策。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战败的八十年间，国家神道的影响渗透进国民生活、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领域内。明治5年（1872），明治政府废除太阴历，采用太阳历，并在11月15日太政官布告以太阳历领行相对应的神武天皇即位日定位为国家纪元，明治6年（1873）使用太阳历，同时建立了一整套以皇家为中心的“祝祭日”体系，春分与秋分分别被确定为春季皇灵祭和秋季皇灵祭。这样的设置，使得传承了一千多年的原本以佛事活动为中心的彼岸在以天皇家为中心的祝祭日体系中被神不知鬼不觉地置换成了与神道密切关联的祭祀活动，其意图不言而喻，即欲将民众的家庭祖先祭祀改换成国家级天皇家祭祀，以强化天皇崇拜，显示了极为鲜明的国家立场。

然而，明治时期的民间仍然自承传统的节日体系，彼岸基本延续了江户时代的习俗。比较《明治年中行事》中所列节日条目和内容，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官方规定的祝祭日和东京百姓实际举行的节日有很大的不同，说明以天皇为中心的节日体系并没有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为，以祖先崇拜和田神祭祀为背景，与四季变化和稻作周期相吻合传承下来的年中行事体系中，植入完全异质的天皇崇拜，对于国民而言，在实际生活的操作层面上不具有指导意义，在精神层面上也难以接受。因此，对于节日传承，人们除了保持一定的传统以外，主要遵循日常生活的变化而加以创新。

昭和二十三年（1948）7月20日，日本公布了“国民祝日法”，并即日实施，代替了旧有的“皇家祝祭日”体系。春季皇灵祭和秋季皇灵祭分别改称为春分日与秋分日，位列“国民祝日法”最初法定的九个节日之中。春分日主题定为“歌颂自然，热爱生物”，秋分日主题定为“尊重祖先，向逝去的亲人哀悼”。由此可知，在国家法定节日中，春分日不再承担春彼岸祭祀祖先的功能，而秋分日仍然承载着旧有的彼岸祭祀祖先的习俗。修改春分主题在于国家考量节日设定时必须尽可能地做到全面与均衡，沿用秋分彼岸祭祖习俗则与历史流动中人们一直重视秋彼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此同时，民间春秋彼岸依然传承着旧有的习俗。东京的春秋彼岸前一天要进行墓地扫除，在彼岸中间的那天要带上花、米、水、线香去墓地祭祀先祖。春彼岸做“牡丹饼”供奉佛祖，分给寺院、亲戚、近邻。秋彼岸做年糕、“御萩”送给近邻。日本民间还有“暑さ寒さも彼岸まで（残暑残寒彼岸止）”这样的惯用句，彼岸作为气候转换的时间节点，这个时期正好气温适宜，适合扫墓并野外游玩，因此，人们在彼岸追思先祖的同时，又增加了郊游的娱乐性质。

那么，进入新世纪，日本的彼岸实施如何？2010―2012年，KCSF生活者意识报告调查了全国男女720人，根据对他们在小学时举行的、现在举行的和希望下一代留下的年中行事调查进行了排序，可以看出传统节日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视程度、变化，以及对未来留存的希望。其中，彼岸的排序变化反映了所处位置的变化。

从这个排序可以看出日本传统节日近些年的举行情况与未来的发展趋势。过去举行的和现在举行的，排在前六位的几乎没有变动，贺年片、圣诞节、大扫除、初次参拜、节分、盂兰盆节，前五个行事主要围绕年末年始举行的一些活动，说明正月在日本人心中受重视的程度；盂兰盆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排在第六位，说明盂兰盆节在日本人心中是仅次于正月的一个节日。小学时代举行的排名第七、第八的是雏祭（女孩节）和儿童节（男孩节、端午节），说明以儿童为中心的节日在儿童时代是比较受日本人重视的节日，毕竟希求儿童健康成长是任何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愿望。小学时代举行的第九、十、十一、十二分别是母亲节、彼岸（春分与秋分）、父亲节、七夕，说明以家庭为中心的父亲和母亲受到孩子尊重和重视；彼岸（春分与秋分）是祭祖的日子，也是季节转换的节点，包括下面的暑伏和冬至，都体现了对季节节点的重视；七夕是孩子祈求愿望的节日，接下来是赏月赏花这类的休闲优雅的活动，也是从孩童时代开始培养情操和美感的活动。后面的几个如万圣节、情人节、愚人节等，体现了近些年全球化的影响。

希望下一代留下来的前十位是：初次参拜、盂兰盆节、节分、贺年片、雏祭（女孩节）、大扫除、彼岸（春分与秋分）、圣诞节、母亲节、七夕，圣诞节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前几位基本都是日本传承比较久的传统节日，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性，并开始注重传统，希望传承下去。彼岸的排序变化：由十到十一，再到七，说明这个节日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以及未来走向的提升。传承传统不代表固守传统，日本自古以来的文化吸收与体验，使得日本人在文化的传承中加以创新，或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要素，愉快地度过每一个特殊的时间。也许，这才是社会变动中传承文化最好的姿态。

2016年8月15日，日本一款AR扫墓的APP“Spot message”（Android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款APP由贩卖墓石石材的良心石材公司开发，与“Pokemon Go”的装置相同，采取会员制登录。逝者亲属在扫墓祭祀时，通过APP就能在手机屏幕里看见活灵活现地站在墓前的逝者，还可以一起回忆求婚、旅行等难忘的场景。这是AR技术首次与祭祀习俗的结合，尽管目前人们对这种方式的认可度争论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创新形式在科技发展足够成熟时，会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各个领域中。AR将计算机形成的图像图形无缝覆盖到现实生活中，新媒体＋可以推出的花样也各有不同。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项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开发，能让生者与逝者深层互动。假若如此，每当彼岸花开时节，人们就可以和逝去的亲人开茶话会了。当眼泪变成欢笑，生与死安然一处，或许才能真正达到涅槃，渡彼岸而不生不灭吧。

日本彼岸的形成是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外来时间体系混合的结果。在日本神道与民间俗信的杂糅世界中，御灵信仰（怨灵信仰）有着非常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早良亲王（崇德天皇）因政治斗争遭贬谪忧愤而死，因此成为威力强大的怨灵，进而升华成神。日本统治阶层对其慰灵的手段采用了佛教读金刚般若经的方式，而时间的选择则固定在二十四节气中昼夜等分的春秋分时间节点上。

日本彼岸的发展经历了由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流动的过程。以皇族慰灵或镇魂为起始的彼岸会，经历了平安时代贵族的（寺）院（神）社参谒，镰仓与室町时代的武士归仰，中世纪末在民间以祖先祭祀的形式出现，最终在近世江户时代以平民化的祭祖形式固定下来，并成为全民性的彼岸节日，传承至今。

日本彼岸节的传承使得祖先祭祀时间分布均匀。从时间的布局来看，彼岸正好处于日本正月与盂兰盆节两大节日的中间点上。由此一来，日本的祖先祭祀恰好分布在正月、盂兰盆节、春彼岸、秋彼岸这四个时间节点上，节律均匀，很好地避开了因时间太长容易淡忘与时间过于密集容易趋于日常的两个弊端。

日本近代国家利用与战后国民祝日法实施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家、民众与节日传承的关系。近代国家以法定节日体系来强化国家神道信仰和国民天皇崇拜，目的是对国民进行精神、思想统治，以供其驱使。然而，民众面对明治初年改历和“皇统观念”的祝祭日并没有顺从，而是自承节日传统。民众对国家的“抵抗”，凸显了“合理”与“合法”的矛盾，体现了传统与政治的较量。战后国民祝日法的实施则顺应了社会需要与国民需求，确立了以国民为核心的祝日体系。日本文化立国方略值得借鉴。更注重传统，回归传统，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是日本传统节日当代传承呈现的基本趋势与走向。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