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Muller（1823—1900）被译为麦克斯·缪勒、马科斯·缪勒等，是伟大的宗教学家、语言学家，是得到学界公认的近代西方宗教学的奠基人和比较宗教学的创建人。中国学界多从宗教学角度介绍、研究缪勒，而他作为神话学家的一面往往被低估、被忽视。在他的众多神话学论著中，仅有《比较神话学》和《宗教学导论》被翻译成中文，而且关于缪勒神话思想的研究屈指可数，并往往聚焦于被夸大的不足，而种种创见往往被忽略。

早在20世纪初，随着中国神话学的兴起与发展，缪勒及其神话研究就已被介绍到中国。由于受古典进化论学派影响较大，周作人虽曾介绍过缪勒，但主要批评其不足：一是语言疾病说并非在世界范围普遍适用，二是并非所有的神话都是太阳神话。在《文学》一百一十三期介绍希腊神话的文章中，郑振铎曾简短提过缪勒的神话研究：“这故事是叙写太阳对于露点的现象。阿波罗是日神，达芬是露水之神。太阳为露点的美丽所惑，欲迫近她，露点惧怕她的热烈的爱人，逃遁了。当太阳的热息接触着她的时候，她消灭了，仅留一绿点在消去的那个地方。希腊神话大部分都具有如此解释自然现象的意义的。”周作人仍然表示反对，“对于这个本文我别无什么意见，但见篇末的说明觉得有点不很妥当”。1927年黄石在“言语学派的解释”中，以缪勒为例介绍语言学派的神话研究，评述缪勒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观点和不足，在批评中充满欣赏，较为客观和公允，但仍缺少对其创见的介绍。1928年谢六逸在《中国神话ABC》中简要介绍缪勒的生平及主要观点，是当时较为详细的评述。直至1989年，《比较神话学》才由金泽翻译成中文。自此之后，关于缪勒神话研究的论文逐渐增多，如刘魁立的《刘魁立民俗学论集》，孟慧英的《西方民俗学史》和《比较语言学派与民俗研究》，王倩、尹虎彬的《从语义比较到文明探源——论比较神话学的近代转向》，何源远的《读缪勒〈比较神话学〉》等。但总体而言，研究者大都从否定立场来批判缪勒的神话研究。除了国内的著述，翻译成中文的国外著述也屡屡提及缪勒的神话研究，如《神话学入门》《神话的诗学》《世界民俗学》等，但限于篇幅，前两者篇幅短小，内容简短，也往往把缪勒与其他比较神话研究学者合而共论，难以窥见其神话研究全貌。在《世界民俗学》中，多尔森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太阳神话学派与安德鲁·兰的论战过程、太阳学派成员的观点，几乎涵盖了缪勒神话研究的全部著述。

中国对缪勒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料不足。关于缪勒的研究与评价，中国学界往往仅根据成书较早的《比较神话学》，较少以提及《宗教学导论》，只有个别学者参考了前苏联关于语言学派的研究成果，而其他包含着缪勒不断发展的神话研究的著作几乎被忽略，如《来自德国工场的碎屑》《麦克斯·缪勒的生活和书信》《语言学的讲演》《自然的宗教》《精神的宗教》《人类学的宗教》《语言、神话和宗教学论文集》《献给神话学》等。二是缺少专业研究者。在现有研究者中，少有专门研究神话者，多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难以深入。三是缺乏对原著的理解。现有研究较少注重对原著的深读与思考，缺少具体论述，多是泛泛而论，言之不详，且多集中于语言疾病与太阳学说。因而中国学界对缪勒神话著述的研究不仅数量少，而且多集中于语言疾病和太阳学说的绝对化，而较少以积极的眼光审视其全貌和创见。欧美也有类似情形：“我们今天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嘲笑那些太阳神话学家们。连一贯谨严的学者，如史蒂斯·汤普森，提到这个过去的学派，也冠之以‘荒谬’‘异想天开’‘可笑’之类的词。这对现代读者的明智判断力是会带来危险的。”简单而否定的批评不利于真正了解缪勒的神话研究。

客观而论，缪勒神话研究的创见与不足并存。他以希腊神话的“不合理”内容为研究对象，以比较语言学为基本方法，以语言疾病为基本观点，以太阳学说为主要内容。语言疾病和太阳学说是缪勒神话研究的两个著名而声名狼藉的标签，既是其研究成果的结晶，又是理论不足的重要体现，充满了极大争议。支持者赞其具有开创性意义，如郑振铎、黄石、多尔森，却寥寥无几；反对者则斥其荒谬可笑，如绝大多数现代研究者。在解释神话变化时，语言疾病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被绝对化之后，弊端迅速彰显，反而掩盖了自身的光辉。

现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缪勒的神话研究？多尔森的话也许更为中肯：“即使我们瞧不起那些严阵以待的学者们弄错了的理论，但也让我们记住：他们曾经有过理论，这些理论建立在博学基础之上，并且以优美典雅的语言来表述，它吸引了每一个有文化、有理性的公民，使他们对人类的早期思想，表现出狂热的兴趣。”饱受诟病的缪勒神话研究为什么能够吸引人们对古代文化产生强烈兴趣？如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评价它？我们现在又能从中学到什么？刘魁立说：“人文科学似乎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以现实作为支点，面向未来，然而它总是要不断地反顾历史，对历史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批判，并且从中涉及一切可能得到的启示、灵感，乃至力量。”作为普通的流派尚有不断回顾的必要，更何况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作为19世纪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太阳神话学有着很光荣的地位。它专心致志的努力，为民俗学领域的新发展贡献了酵素，并且引起了许多传统叙事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在论战的硝烟消散前，这种有关神话的起源的尖刻争辩，极大地扩展了民俗学学术研究的基础。”以缪勒为代表的比较神话学派不仅为神话研究提供了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促进了古典进化论学派从习俗、文化角度研究神话，丰富了神话学乃至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甚至缪勒的最大对手安德鲁·兰本人也承认：“没有他们（太阳学派）的挑战，兰和他的民俗学战友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实质问题”。作为比较神话学派的代表，缪勒的神话研究在神话研究史、民俗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仍有必要进行客观介绍、研究。

在目前情况下，全面论述、评价缪勒的神话研究，为时尚早。因此本文尽可能依据现有资料而减少主观性阐发，管窥缪勒的神话研究思想、理论和方法，尽力还原其神话研究的真实面貌，并做简短评述，不使其光辉被语言疾病与太阳学说的阴影遮蔽。

神话研究是缪勒整个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微小却璀璨夺目的明珠，与其宗教研究、语言研究并称于世。缪勒的神话研究既不同于智者派，也不同于苏格拉底。智者派以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来臆测和解释远古神话，就像孔子解释“夔一足”“黄帝四面”等，而不顾神话的原义，这也正是苏格拉底在《斐德诺》中所批评的。苏格拉底强调“冥思静观”自身来理解人类，缪勒主张审视他人而了解自我，客观而严肃地对待神话。缪勒以过去为参照，对比当下，力图解释神话产生的原因与过程，还原神话原义。因此缪勒的神话研究具有现代神话研究的实证性和严谨性，拒斥神话研究的主观性与神秘性。就已翻译成中文的著作而言，缪勒的神话研究集中体现在《比较神话学》中，也分散在《宗教学导论》《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中，大致可以分为研究的目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内容等部分。

解释希腊神话“不合理”是缪勒研究神话的主要目的。缪勒喜欢神话，撰写了众多的论著，并与古典进化论学派进行了史诗般的论战。缪勒研究神话的时间很长，若从1856年《比较神话学》出版算起，到1873年，也近二十年。而实际上，缪勒研究神话应该早于1856年，在1873年之后虽减少了，但也不意味着结束了。在1873年后，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典籍的翻译上，“有这些工作摆在我面前，我看不大可能有很多时间来进行我喜欢从事的对古代语言、神话学和宗教的研究了”。《比较神话学》较为系统展现了缪勒的神话研究，也表明了他写作本书的目的：解释希腊神话中的不合理因素。在热情赞美希腊文明优雅与发达的同时，缪勒也注意到希腊神话充满不合理的因素：“尽管后来的诗人会使某些虚构的传说增添美的魅力，但要回避下述事实却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古代神话，无论就其自身内在的、还是其文字的意义而言，都是荒谬可笑的、非理性的，而且经常是和思维、宗教、道德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希腊神话存在诸多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内容，如克洛诺斯吞噬自己的子女，宙斯杀死自己的父亲、四处偷情、生下诸多私生子等等。希腊神话的不合理之处让缪勒困惑不已：“人们不可能相信：一个思想幼稚的民族，会产生像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这样的伟人；而这种思想幼稚的民族却是由一些闲暇无聊的讲故事的人组成的，他们生活的年代仅仅早于那些贤哲不过二、三百年。”这种貌似荒唐的思想既然不是希腊文化的源头，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缪勒认为这种思想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严肃回答：“真正的困难首先在于：人类思维是如何引导到这类想象上来的？——这些名称和传说是如何产生的？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答，否则，我们的坚定信念，即认为贯穿各个时代和所有国度的人类思维和适合规律的前后连贯的发展过程的信念，肯定会被当作一个错误的理论抛弃掉。”因此缪勒神话研究的目的是以理性方法解释希腊神话中“不合理”因素。

概而言之，缪勒神话研究的主要目标如下：

一是维护人类的理性和一致性。“作为19世纪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缪勒的神话研究肯定神话的存在，否定神学的观点：“如果我们像格罗特先生那样，认为神话只是‘一个从未出现的过去’，无疑是对迫在眉睫的困难退避三舍；而若认为蛮族世界的那些神话都不过是对一个神圣启示的以讹传讹，或误解的片段而已，（这个神圣启示曾给予整个人类——这是基督教神学家经常宣扬的观点之一），那么这种看法不免有点亵渎神圣的味道。”缪勒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人类社会中也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我们相信历史和自然中没有什么不合理东西，也相信人类思维生来要认识和崇敬‘神圣力量’在历史和自然中的种种现象”。为了维护19世纪来之不易且如日中天的理性，缪勒力图用比较语言学来解释神话的“不合理”。

二是探索神话规律。比较语言学在当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语言学中没有无规则的东西，这已被比较语言学所证明了，以前我们曾认为在词尾变化和动词变化中无规则的东西，现在却被看作最有规则和最基本的构成语言。我希望，同样的结局也会在神话学中出现。”在比较语言学的鼓舞下，缪勒希望攻克通往理性之路的重要障碍——希腊神话的“不合理”，并且寻找出它的规律性，把它变为理性的有力证明。

缪勒所提出的希腊神话的“不合理”——神话的断裂，事关神话的早期形态、功能、思维和心理，是神话演变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今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缪勒所提出的规律性，至今仍是神话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结构主义神话学、心理学派、符号学派等等。若将几种理论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相互印证，或许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神话的某些规律。

作为比较语言学家，缪勒对语言性质、功能和变化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的神话研究理论和方法就是建立在比较语言学之上。

缪勒神话研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神话产生，二是神话内容。缪勒力图通过神话的产生来解释希腊神话中的“不合理”，即语言疾病说。神话内容则是神话产生的进一步发展，认为希腊神话的内容大多源自太阳，即太阳学说。这两者虽包含着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往往因绝对化而被误解和低估。

神话的产生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神话产生的时间，二是神话产生的原因。缪勒认为神话产生于神话期。缪勒发现希腊神话存在一些“不合理”：“人类思维在这一阶段产生了一些神和英雄的故事，——以及丑陋可怕的女人和怪物的故事——都是非人类眼力所能及和人类清醒时不能获知，这类事实如何阐释说明白？”他确认这些文化与现代并不相同，具有独特的性质：“神话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把所有的事物人格化，而且把所有的关系都变成拟人化的行为——十分独特，因而我们必须承认，它的成长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期。”缪勒将这个时期称为“神话期”，并认为“神话期”挑战着人类的理性：“在人类思维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时期或许是难理解的，而且很有可能动摇我们所持有的关于人类理智发展史合乎规律的信念……但在这个两个阶段中间，有一道鸿沟，任何哲学要想在它上面架一座飞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把它称为‘神话期’（Mythic Period）”从语言演变的角度，缪勒把人类语言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词的形成期、方言期、神话期和民族语言期，并进一步确定了神话期的出现时间：“这些神话，都是特定历史时期中人的产物，产生这些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缪勒认为在神话期雅利安人创造了神话，“在这个时期里，尚未分化的雅利安民族——我们这里所谈的，主要是他们的事情——创造了自己的神话”。

1.作为雅利安思想文化遗留的《吠陀》。在确定了神话产生的时间之后，缪勒力图通过分析神话期语言的特点来阐释神话产生的原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就词的构成做些初步的评论。这或许显得冗长乏味，但我们相信，由于进行这种思考，神话学方面的迷雾将逐渐消退，使人看到思想和语言黎明时期的浮云背后，长期隐而不露的神话学的真谛”。凭借比较语言学的丰硕成果和对雅利安文化的熟知，缪勒认为《吠陀》视为雅利安思想文化的遗留物，“雅利安的宗教、思想、语言、神话之谜，皆可能由《吠陀》来解开”，是雅利安民族的真正神谱，只有通过它才能理解雅利安的思想、思维和神话，“《吠陀》是雅利安种族的真正神谱，而赫西俄德的《神谱》则是原初形象之变态的漫画。如果我们想了解充满对神圣力量怀有朴素仪式的人类思维、如何被语言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亦适于超自然和抽象的观念）必然而又不可免地操纵着，那我们就必须读《吠陀》；如果我们想让印度人明白，他们所崇拜的东西，只是自然现象的不同名称，它们是逐渐模糊、人格化的神化的，也必须让他们读《吠陀》。”因此缪勒把《吠陀》作为研究希腊神话的参照，“整个原始的、自然的、可以理解的神话世界，保存在《吠陀》之中”《吠陀》神话对语境比较神话学的意义，有如过去以来梵语对比较语法所起的作用”，并进一步强调没有《吠陀》比较神话学也就没有可靠的依据，“没有《吠陀》为助，达佛涅的名字及其有关的传说就永远是个不解之谜，因为后来的梵语也就没有为这个名字提供答案”这也表明《吠陀》对比较神话学之目标的价值所在，这门科学，若离开《吠陀》，就只能是猜测性的工作，既没有固定的原则，也没有可靠的基础”。因此，缪勒的神话研究便在《吠陀》研究的基础上，以比较的视野展开。

2.雅利安语言的特点。根据比较语言学的成果，缪勒归纳了神话期语言特点。一是感官性。他认为早期语言是感官获得的印象，“因此，我们只能给那个早期时代的语言做下述定义：它是用声音表达的意识，又是所有感官获得的印象”。二是拟人化。早期语言具有拟人化的特征，“自从人们用语言思维以来，人们在说早、晚、春、冬时，不使这些概念带有个体性、主动性、性别及人格这些特性是不可能的”，不同于现在抽象化的语言，“对我们来说，抽象名词如此熟悉，致使我们难以意识到，人们在创造它们时所经历的困难”。因此缪勒认为：“雅利安共同语中的每一个单词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一则神话。三是多名多义。在神话期，每个词都具有丰富的含义和不同的名称，“在创造神话的那个时代，每个词，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都有其充分的原生功用，每个词都是笨重和复杂的，它们的内涵非常丰富，远远超出它们所应所说的东西”，缪勒将这种特征归纳为：“多名同义（Synonymy）和一名多义（Polyonymy）”。四是助动词实意性。神话期的助动词也具有实在的意义，“在神话学的语言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什么纯粹的助动词”，只不过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实在意义正在减少，甚至消失，“现在，我们考察古代语言的另一共同的特征——助动词。它们像各种实体中的抽象名词一样，在动词中占有同样的位置”它们形成较晚，而且最初全部都具有较具体的和较有表达力的性质”这些助动词在变成枯萎的、较少生气的形式——以便适于人们的抽象的散文要求——之前，必定经过一系列的变迁。”通过比较，缪勒归纳了神话期语言的四大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神话产生的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神话期语言也不断变化，主要趋势是词汇数量的减少，如词意的单一化、助动词的萎缩、抽象词汇的盛行等。“在时间的进程里，这些名称大部分变得毫无用处，而且，它们大都在文学语言里由一个固定的名称取代了，而这一固定名称则被称作这类事物的专有名称。越是古代的语言，在同义词方面就越富有。其次，如果经常运用同义词，必定自然引起同音异义词数量的增长。”有时词汇也会增加，如不同的名称被分离开来，并指代不同的事物，“再次，在一个事物有两个名字的情况下，将会有这两个名字化为两个人物，而且这两个不同的故事同样可以流传千古，他们或者被描绘为兄弟姐妹，或者被说成父母儿女”。神话期语言的原义被遗忘，而新义被填充进来，“在词汇的语源真意被忘却之后，经常是一种新意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在现代语言里依然存在的语源学本能”，以致产生了各种误解，“这种误解是各种途径造成的。或者是某个词的根本意义忘记了，它们本来是统称的，或者某个词就其词源意义来说，已经萎缩为仅仅一个声音——即现代意义的名词”。误解往往意味着新义与原义的断裂，“这些隐喻一旦被忘记，或者后来词汇赖以派生的词根原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改变了，那么这些词当中自然会有许多失去其诗情画意、及根本性的原意”。语言与思想的断裂导致了神话的产生，语言原义被遗忘，而当后人以自己的思想观念重新解释神话期的语言时，神话便产生了，如阿波罗与达芙妮、克发洛斯与普洛克莉丝、乌伐斯、亚当肋骨造夏娃等。因此在流传至今的神话中，有些名称是难以理解的，通过比较，原义就会逐渐清晰起来，“这种认识对神话的名称研究特别有用。而要进行神话学的研究，又必须使原属于某种语言的特定名称的本意变得模糊不清，以致忘掉。在一种语言里是神话的东西，在另一种语言里常常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因此可以通过语言比较，进而理解神话名称及其原义，“希腊神话中的某些人物用希腊语保存了可以理解的名称时，我们就能够很好揭示其本来的神话意义”。

神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缪勒认为在一些民族和神话中太阳是主要内容，甚至是其他神话的原型，即太阳学说。太阳学说本是缪勒研究的重要成果，但往往被变形、绝对化，成为诟病他的依据，其合理性被忽视。在相关著述中，缪勒和其他成员可能说过太阳是一切神话的源头，“而我则相信，它们（神）的原初概念总是太阳”，并认为在有的神话中最高神的名字与太阳有关：“我只是想提醒你们回顾古代的语言档案。再把它们汇总以后，我们发现无论在印度、希腊，还是德意志的神话中，都有最高的神的名字。它们不只是词语，它们把人类以往的事实十分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看到雅利安族的祖先大约在荷马诗和吠陀经以前一千年的时候，就崇拜一个不可见的神，它们用同一个名称称呼他，这是他们在自己的语汇中所能找到的最好、最崇高的名称，那就是‘光亮’和‘天空’。”埃及神话也是如此，“埃及神话所肯定的几种力量大多可以溯源于太阳”。关于神话的主要内容，缪勒虽然认为在一些民族中太阳是神话的主要内容，但也并没否认其它事物，“我们注视着日出与日落，昼夜交替，光明与黑暗之争；太阳就像一幕戏剧，每日，每月，每年都在上演。成为早期神话的主要对象”，因此缪勒清楚认识到太阳可能是主要对象，但并非唯一的。许多事物也是神话的重要内容，如月亮、星辰、风等自然现象，“埃及人的神话和雅利安人的一样，它的内容起初是代表自然法则的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的升起和没落，因为埃及宗教的思想基础就是认为世界万物都有规律和秩序。”因此，若以太阳学说来概括缪勒关于神话主要内容的观点，不仅遮蔽了太阳在神话中的合理地位和作用，而且忽视了其他事物在神话中的表现，还会忽略缪勒对神话内容丰富性的认识。

在强调神话主要内容为自然现象的同时，缪勒不否认抽象事物的作用：“神话尽管主要地和自然相联系，其次和那些显示规律、法则、力量，以及智慧特征的证明，（神迹）联系在一起，但神话对所有一切都是适用的。”并且认为抽象事物未必就是次要的，“我们在研究神学时一定不可以冒然地把具有抽象或哲理的事物看成次要的事物。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事物可能是次要的，但绝非必然如此。……只有把天空、太阳、月亮、黄昏、风看做一切事物的赐与者和创造者以后，人们才想往前越进一步，进而在脑海中形成较抽象的权力观点。”缪勒进而认为神是从物质现象逐渐过渡到精神现象，亦即从自然现象过渡到抽象事物，“神的名称，从物质意义升华到精神含义（从表示‘体力’‘光明’或‘纯洁’逐渐转变为表示‘伟大’‘善良’或‘神圣’），一些术语如‘祭祀’‘祭坛’‘祈祷’‘道德’‘罪恶’‘身体’‘精神’等。”缪勒关于神话内容的观点，不仅关注太阳，而且注意到其他自然现象，如月亮、星辰等，还关注抽象的事物，并简述了神名从自然现象到精神现象的转化，因而他的观点具有丰富性与深刻性，不能仅仅用太阳学说来概括。关于神话的主要内容，可能会因民族、地区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但关于太阳在神话中的重要地位、关于物质现象与精神想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思维问题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现今的研究往往把目光紧紧停留在太阳上。

在人文社科领域，至今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理论，将来也不可能有，因为完美意味着前进的停滞和探索的终止。任何一个理论都具有优势与不足，这些优势与不足既源于研究者自身，也源于历史。缪勒的神话研究同样如此，充满了创造性与缺憾，而这些似乎不是语言疾病和太阳学说可以概括的，细读原著，我们仍可以得到诸多启发。

缪勒的神话研究在具有创造性的同时，也具有种种缺憾。这些缺憾既体现了缪勒的专业的局限和精力的有限，也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复杂性和时代的局限。与神话研究的价值一样，缪勒研究的缺憾也能启发后人思考。缺憾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缪勒神话研究具有鲜明的创造与缺憾，但在绝对化了的语言疾病和太阳学说的笼罩下，其合理之处往往被忽略，而其创见又富有启发性。缪勒的比较神话学与中国的训诂学有诸多相似之处，并且在神话研究中屡有成效。周作人、郑振铎、顾颉刚等学者，具有深厚的语言学知识，信手拈来，往往成效显著。语言确实是研究神话的一条路径，但这条路径对于目前门可罗雀且学科单一的中国神话学界而言，正如六脉神剑，功力不足而勉强运用，不仅难有成效，反受其害。缪勒在提出太阳学说的同时，也指出了作为神话内容的自然事物和抽象事物，并力图阐释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仍能丰富对神话内容的理解。回顾缪勒具有创造性和矛盾性的神话研究，可以较为真实地了解缪勒的神话研究，或有益于当下神话研究。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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