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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研究，美国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步发展起来。相应的，美国藏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也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随着美国人在中国活动范围的扩展，不少探险家、商人、学者等从中国西藏、青海、四川、内蒙古等藏人集中的区域收购了大量中国藏族民族文物带回美国。此后，1959年西藏叛乱，大批中国藏族民族文物又随着藏人的脚步被辗转带到美国。

经笔者整理，目前美国39个博物馆或机构中都收藏有中国藏族民族文物。其中，21个博物馆或机构已完成了文物的数字化工作。笔者在各博物馆官网的数据库中检索“Tibet/Tibetan”，统计其馆藏的中国藏族民族文物数量及类型如表1。暂未建设数据库或数据库未对外开放、但收藏有中国藏族民族文物的博物馆和机构18个，详见表2。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收藏中国藏族民族文物的博物馆几乎遍布全美，总数量在万余件以上。这些藏品以可移动文物为主，时间主要集中在18到20世纪。从博物馆的数据库来看，大部分文物都有详细的名称（英语、梵语和藏语）、年代、材质、尺寸、用途、来源地、收藏者/购买者、高清图片等基本信息。在这些中国藏族民族文物中，最为突出的是佛像、唐卡、仪式用具、生活用具和饰品。美国博物馆中所藏唐卡以绘画唐卡为主，内容多表现宗教题材，即“德唐”；一些博物馆中也藏有体现中国藏族医药知识的“曼唐”。仪式用具则以各种样式的转经筒为主，另外还有金刚杵、喇叭、鼓等。生活用具同为其中的一大类，涉及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类器具，如碗、碟、柜子、首饰盒、皮包等。此外，在博物馆的藏品中，中国藏族丰富的饰品也占据了较大比重，包括头饰、耳饰、首饰、衣饰等等。

无论是从藏品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均为其中的佼佼者，这两座博物馆的藏品均来自德裔美籍汉学家劳费尔的收藏。据统计，劳费尔收集了大约4000件中国藏族世俗和宗教物品，“大部分来自北京和四川西部藏语区，时间上从17世纪到19世纪。这些藏品当中的精品包括：1000多部传统藏语书籍（版木印刷本和手抄本）；850件服装和私人饰件；800件青铜礼器和肖像作品；350幅西藏宗教绘画。”下文中，笔者将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公开的数据库为基础，介绍其馆藏中重要的中国藏族民族文物，同时考察劳费尔的收藏对今日的中国藏族物质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意义。

德裔美籍人类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一生致力于人类学、语言学、艺术学、博物馆学，同时他还精通中文、日文、梵文、藏文、蒙古文等其他东方语言，是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汉学家，与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及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人齐名。

1893年，劳费尔在柏林大学师从顾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学习汉学。后者精通汉语、满语、蒙语，对中国民俗和民间信仰颇有研究，著有《关于北京的民俗》（Zur Pekinger Volkskunde）、《中国皮影戏》（Chinesische Schattenspiele，1915，与汉学家夏礼辅（Emil Krebs，1867-1930）合著）等。在德国期间，劳费尔选修了闪语、波斯语、梵语、满语、藏语、汉语、日语等多种东方语言，系统接受了语言学、人类学及考古学的训练，这为其以后的汉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98年，受德裔美籍人类学家、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的邀请，劳费尔从德国来到美国发展，至此开启了他的汉学生涯。从1898年劳费尔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始，他在中亚、东亚地区进行过四次探险，前后共计十年。

1898年到1899年，劳费尔参与了博厄斯发起并主持的“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在萨哈林岛（库页岛）及东西伯利亚的阿穆尔（黑龙江）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这是劳费尔的第一次中国考察。从1901年开始，劳费尔亲自带队在中国进行了三次考察。第二次是1901年至1904年，劳费尔率领“雅各布·H. 希夫考察”（Jacob H. Schiff Expedition），以搜集人类学实物资料为主，足迹遍布上海、江苏、浙江、北京、承德、南京、武汉、西安、天津、山东等地。此行的藏品后来主要收藏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共计10000余件。在1904年7月8日劳费尔与博厄斯的通信中，可以明确看到劳费尔计划收集“中国北方地区喇嘛教碑文”拓片和“喇嘛教面具”。1908年至1910年，劳费尔开始了第三次中国考察。这次考察名为“布莱斯通汉藏考察”（Blackstone Chineseand Tibetan Expedition），主要区域集中在西藏、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四川及新疆等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劳费尔辗转两次入藏失败，最后在其他省份的藏人生活区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物与民族文物，后来藏于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中。1923年，劳费尔再次率“马歇尔·菲尔德探险队”（The Marshall Field Expedition）来华。这次他的首要目的是在上海、北京等地为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购古董。

除此以外，在这四次探险中，劳费尔沿途还拍摄了不少影像、录制了大量中国藏族音乐、戏曲。就笔者目前所见，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馆藏了105张由劳费尔拍摄的与中国藏族相关的照片。这些照片主要拍摄于20世纪初的北京，其中部分涉及雍和宫里的场景、喇嘛、萨满、藏戏等，可在博物馆的数据库中检索。而音频资料名为“劳弗特藏”（Berthold Laufer Collection. 1901-1902），现藏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馆（Archives of Traditional Music）中，该馆目前正在开展资料的数字化及研究工作。

劳费尔到达美国后先后担任过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文化学助理（1904-1906）、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和东亚语言讲师（1905-1907）、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人类学助理馆长（1908）、菲尔德亚洲人类学联系馆长（1911）、人类学馆长（1915）等。1900年，劳费尔还成为美国东方学会会员，1903到1931年则成为会长。可以说，劳费尔的中国探险活动直接受到了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的支持与鼓励。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还藏有劳费尔与博厄斯的通信。而劳费尔的收藏、研究及博物馆建设活动也直接与博厄斯所倡导的文化相对主义密切相关。

资助方东亚委员会曾直言，希望劳费尔的藏品能“以反映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物品为主要收集对象。除了已经收集到的编织品、刺绣、篮子以及木雕等外，还应该多搜集一些织布、绳线、丝绣、染料等。当然，如果有农业、木工、金属、皮革以及漆器等样例，那将再好不过了。”因此，可以发现劳费尔四次中国之行所收购的文物以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藏品居多，其次才是历史文物。

劳费尔四次中国之行收藏了数量庞大的中国文物。目前已知在美国各类机构中共有约19000件藏品，这些藏品“时间跨度从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1890年，这其中包括：约1500件织品；5000件石刻摹拓本；2000件考古物品；10000件18-20世纪的实用和装饰品。一些著名的东西包括：约400个石质和玻璃鼻烟壶；130个犀牛角杯；500个木偶；1000个玉雕；30件早期铸铁物品；500件5-17世纪道教与佛教雕塑；400件汉代陶瓷制品；230件锡蜡制品；300多件印刷品和招贴；300件宠物用具，主要是养鸽子和蛐蛐的东西。”这些藏品主要分布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博物馆已对大部分文物进行了编目及基本数据采集，并完成了数字化工作，目前可在数据库中查找。

（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藏中国藏族民族文物

目前已知“雅各布·H. 希夫考察”的文物主要藏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该馆将藏品按内容分为日常生活、农业、民间宗教、民间乐器、民间游戏、皮影、秧歌戏、医药、印刷装订以及各类工艺实践（木工、搪瓷、陶瓷、漆器等）等。

目前，博物馆已对其中6549件文物进行了数字化，收录在名为“劳费尔中国之行（1901-1904）”（Laufer China Expedition（1901-1904））的数据库中并向公众开放。其中又按“文化归属”将藏品分为“汉人”（Chinese）与“藏人”（Tibetan）两大类。其中，“汉人”条目下包含文物6393件，“藏人”条目下包含文物156件。据笔者统计，“藏人”藏品共涉及唐卡69件、面具33件、帽子23件、扇子9件、邦提克（thunderbold）6件、雕像6件、木块3件、布片2件、版画2件、粘土浮雕2件及药材1件。

在这些文物中，唐卡与面具所占数量最多。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藏400余幅唐卡，数据库中只公布了69件。这69件唐卡以布面为材料，内容以佛像居多，没有标注出具体时代。依据唐卡的内容，这些唐卡分别是：

释迦牟尼（Gautama Buddha）11幅；阿弥陀佛（Amitayus/Amitabha）6幅；绿度母（Syamatara）、白度母（Sitatara）、药师佛（Bhaishajyaguru）及坛城（Mandala）各3幅；观世音（Avalokiteshvara）、宗喀巴（Tsong Khapa）、战神（War God）、关帝（Kuan Ti）、拉姆（Lhamo）、阎罗王（Yama）、大黑天（Mahakala）、生肖（Sridpa’i Korlo）、白哈尔（Pehar）、金刚手菩萨（Vahrapani）、Dam Can及未知各2幅；佛顶尊胜（Usnisavijaya）、尊胜佛母（Ushnishavijaya）、大白伞盖佛母（Sitatapatra）、大威德金刚（Yamantaka）、俱毗罗（Kubera）、马头金刚（Hayagriva）、文殊师利菩萨（Manjusri）、龙尊王佛（Nagesvararaja）、财神（Jambhala）、一对老夫妻（Aa Old Couple）、老人（Old Man）、张仙（Chang Hsien）、尸陀林主（Citipati）、宗喀巴皈依境（Tsong Khapa Assembly Tree）、空行母（Dakinis）及韦陀（Wei-to）各1幅。

此外，数据库中还公开了33件面具。根据数据库提供的信息及劳费尔的考证，这些面具包括：大和尚、黄天王、红天王、蝴蝶麻、怒面、七爪面、六欲童子、鹿面、红牛面、蓝牛面、罗刹面、夜叉面、花白鬼套、白猿、和尚头、美人头、狗熊等等，每一类名称劳费尔都给出汉字、拼音及藏文三种写法。

针对丰富的中国藏族民族文物，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过各类展览及研究活动。1991年10月至11月，博物馆曾举办过“保护藏族文化：僧侣示范的现代工艺（藏族玩偶）”（To Preserve Tibetan Culture：Monks Demonstrate a Mordern Craft（Tibetian Dolls））展，共展出23件中国藏族文物；2011年1月25日至7月17日，博物馆举办了“身体与精神：藏族医药画，说明医学知识与手术的唐卡藏品”（Body and Spirit：Tibetan Medical Paintings，A Collection of Tangkas Illustrating Medical Knowledge and Procedures），共展出87件藏医药文物。

（二）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馆藏中国藏族民族文物

1908年开始，劳费尔开始担任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民族学部馆长，该馆主要藏有劳费尔“布莱斯通汉藏探险”藏品。“布莱斯通汉藏探险”原计划主要考察西藏地区，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府限制外国人入藏，因此劳费尔无法前往西藏实地考察。但此行劳费尔仍然搜集到了不少中国藏族民族文物。

从已建成的“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特藏”（Berthold Laufer Collections）数据库来看，该馆已数字化8530件藏品。笔者以“劳费尔”（Laufer）和“藏人”（Tibetan）为关键词，共检索到785件藏品。这些文物主要来自北京、青海、甘肃、四川、陕西等地，包括面具、藏族服饰、日常器具（如餐具、绳子、木板、枪、剑、皮包、荷包、皮箱）、仪式用具（鼓、杵）、雕塑（木雕、青铜像）、画像（唐卡、木版画等）、饰品（吊坠、耳环、发饰、腰带、手镯）、护身符、手稿、生物地质（如狮子遗骨、粘土、石膏模具）等等。

在以上收藏中，面具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共有151件。博物馆将面具分为“藏戏面具”（theatrical mask）、“古代面具”（ancient mask）、“面具”（mask）和“鬼面具”（devil mask）四种。其中藏戏面具72件，面具70件，均是在北京地区所得。古代面具2件、鬼面具7件，均来自四川。

从博物馆提供的部分图像来看，“藏戏面具”可分为人物面具和动物面具两大类。人物面具包括的形象有绿天王（Green Heavenly King Maharaja）、白色的金刚（White Kin-kang）、财神（Kubera）、黄色的罗刹（Yellow Rakshasa）、小丑（Atsara）以及拉姆的侍从等；动物面具有：白色的猴子、黑色的狗、深棕色的骡子以及渡鸦等。“面具”类则包括大黑天（Mahakala）、拉姆（Lha-mo）、普贤菩萨（Samantabhadra）、遮文荼（Camunda）、多罗菩萨（Tara）等多种形象。

民族文物承载着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把流失海外的中国藏族民族文物重新介绍给中国学界，既能唤起学界对这部分文物的重视，也能重新建立起这部分文物与藏族之间的连接。可以发现，在美国各大博物馆及机构中藏有丰富的中国藏族民族文物，但中国学界对此却所之甚少，并且缺乏针对性的研究。而作为著名汉学家，劳费尔及其藏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文物更是其中的代表。将该批散落在海外的中国藏族民族文物重新介绍给中国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收藏于美国各大博物馆或机构中的中国藏族民族文物，可以与文献同时作为基础性资料，填补中国藏学研究中的不足。劳费尔先后在北京、四川、青海、甘肃、陕西等地收集近千件中国藏族文物，包括藏戏面具、服饰、日常器具、雕塑、画像、吉祥纹饰、护身符等等。这些文物一方面可以视为中国藏族文化在实物方面的珍贵记录，另一方面也可为今日的中国藏族研究开拓新资料。

其次，以劳费尔的中国藏族民族文物藏品为例，可以发现其中涉及中国藏族民间艺术、民间手工、宗教信仰、民间娱乐、民间医药等多个方面，而每一件文物往往又涉及民族史、服饰史、艺术史、宗教史、民间社会生活史等。因此，整理美国博物馆所藏的中国藏族民族文物，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藏族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等方面的研究资料，有助于加强跨学科合作。

最后，美国博物馆对中国藏族民族文物的收藏及研究是海外藏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借助劳费尔对中国藏族民族文物的收集与研究，一方面可以考察早期美国藏学的研究历史，另一方面还可以考察在“他者”视域中，中国藏族的物质文化是如何被呈现、展示及诠释的。这对于我们今天塑造中华民族中藏族的地方形象与地方美感，向世界传播中国藏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