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以来，“英雄”的文化内涵始终处于不断被修改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之中。运河流域英雄人物传说在适应于地方及时代需求的改编和创制中，赋予了民众一种新的主体意识想象。本文通过梳理运河流域英雄人物传说的建构路径，探讨其产生、发展及流变中对“革命性”与“人民性”的建构；英雄人物传说的在地化生产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核心，在强调传说“地方性”的同时，也建构起运河之于革命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运河流域；英雄人物传说；革命记忆；在地化生产

19、20世纪之交，在国族主义的风潮鼓荡下，晚清知识分子为了“唤起国魂”“振兴民族”，建构了一套有着特定“框架、声音与叙事策略”的论述策略。以晚清为滥觞，中国“民族英雄”系谱逐渐得以建构，“英雄”被当作是凝聚近代中国国族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择取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以武德著闻于太史者”“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焉”。1905年，蒋智由在《论中国人崇拜岳飞之心理》一文中即指出：英雄之“复活”，实为教育观者，使“国人发生英雄心”。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谈及“英雄者，历史之产出物也；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亦历史家之责任，且国民之分应尔焉”。于是，晚清诸人埋首于故纸堆，务以“本国英雄”为模范，“染我神圣学生军”。此外，陈去病的《明遗民录》、马叙伦的《啸天庐搜幽访奇录》、刘师培的《刊故拾遗》等笔记杂志，记载了宋明时期英雄人物之烈行。这些原本存在于地域民俗记忆中的英雄人物被提升到国家层面，他们在历史叙事中脱离原先所附着的时空场域，成为全中国歌颂与表彰的对象。

“每一次历史断裂，每一个新的主人能指的到来，都回溯性地改变了一切传统所具有的意义，重构了对过去的叙述，使其以另外一种新方式具有可读性。”从1918年的歌谣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创作风潮，再到1958年文艺领域出现了“全党全民办文艺”浪潮，英雄人物传说在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感召下，从晚清时期“同质化”“整体性”叙述中被解放，以“革命”的昂扬姿态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重构。与晚清时期自上而下的政治解读和文人想象不同，延安时期强调客观地搜集整理英雄人物传说并予以意识形态化的改写、重塑及创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样式与实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英雄人物传说被纳入“革命中国”的构建中。从历史叙述到民间传说，在英雄人物传说的更迭过程中，它凭借着“革命性”及“人民性”的文化表征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流域”作为人—地—水交叉互动的复合系统，同时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承载单元。民间传说在运河流域传播的过程，也是重新塑造连接自我—他人、地方—世界的多重关联网络的过程。流动的运河为传说的“认同”提供了一种物质表征和真实存在，而传说的“在地化””(Localization)又将物质现实转化为身分认同的代表性符号。

运河流域的英雄人物传说以其明显的历史感与解释性，演述着人们的欲望、动机、观念、情感与策略。“人物传说主要是关于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劳动人民对各种人物都有自己的评价。在传说中他们对革命领袖和劳动英雄、民族英雄进行歌颂，记载他们的丰功伟绩，对暴君、国贼进行鞭笞和咒骂。”流传于运河流域的英雄人物传说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古代英雄人物传说、义和团传说、抗日战争传说、解放战争传说等。

以义和团传说为例，此类英雄人物传说原本以义和团运动为本事，通过对那些具备英雄想象价值的主体形象的塑造与深描，在“层累”演变中做出了适应于地方及时代需求的改编和创制。19世纪末，义和团开始在近畿一带活动。1900年春，北京临近州县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内及近郊，南郊的黄村镇和庞各庄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带。4月，宛平县齐家司马兰村的坎字义和团发出“晓谕”揭帖，旨在“扶清灭洋，替天行道”。6月，冀中和顺天府属各州县的义和团，也陆续进入北京。当时，有一篇名为《关帝鸾语》的揭帖盛赞义和团运动之意义：

四海风云驾海潮，争权争教又争朝。西风未尽南风起，兵火相连野火烧。天下各省谁为主，满天星斗与妖孽。生灵到底归何处？只见明灯路一条。

面对发展势头强劲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于5月5日批准《禁拳章程》，后又派遣武卫中军将领孙万林、同知林绍清会同地方官员到长辛店、良乡、涿州等地，对义和团“晓以大义，反复开导”。据吏部尚书刚毅所述，自卢沟桥以南，“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在良乡县境内，“各村乡镇，均设有拳厂，声言灭洋”；在琉璃河左近，“聚集甚伙”。凡此种种，实言此时义和团运动之盛。当时，“北运河沿岸共有87个村庄，其中有75个有了义和团组织，几乎是村村立坛口，个个都练拳”。从这一时期开始，关于义和团“繁赜多变”“众声喧哗”的历史逐渐在论争、对抗和位移的过程中，不断厘定界域，并被赋予新的意义。据阿英搜集整理的《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关于庚子事变的文学》一文所述，20世纪初反映义和团运动的文学作品，比各方面都比过去的对外战役多。书中分为“诗词”“小说”“说唱”“散文”四卷，“说唱”一卷记录汪孝侬的《时调唱歌》（北调）、无名氏的《庚子纪略》（牌子曲）、洪寿山的《时事誌略》（三十八段）、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林纾的《蜀鹃啼传奇》、陈季衡的《武陵春传奇》等。其中，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初载《繁华报》辛丑（一九〇一年）至壬寅（一九〇二年）刊完。“是年冬，由报馆刊成单本六册”。李伯元在自序中谈及其创作初衷：

殊不知我们中国的人心，是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乐，便忘了昨朝的苦楚。所以在下要把这拳匪闹事的情形，从新演说一遍。其事近而可稽，人人不至忘记，又编为七言俚句，庶大众易于明白，妇孺一览便知，无非叫他们安不忘记危，痛定思痛的意思。

1924年，以陈独秀发表《我们对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有计划、系统性地重构有关义和团的历史叙事，肯定其民族反抗精神。1933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报》专门撰文介绍新时代史地丛书之一《义和团运动史》，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运动史上的划时代运动”。义和团运动“领导中国民众运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路线”，其在中国近代史上之地位，不言可知。《义和团运动史》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义和团运动革命史，描写和分析了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此书绪论部分亦谈到“义和团者，殆帝国主义压迫之反动，吾国民族主义运动之雏形也。论者责其方法不善可已；至其反抗压迫之精深，则正中国民族性之表现也。”

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围绕着义和团的历史叙事仍处于一个不断调整、发展的状态中，“深受时势演变和革命进程的双重影响”，但这一时期记录、搜集、整理的义和团故事、歌谣、趣史等实可视为运河流域义和团传说之先声。

如1931年《北大学生周刊》刊载《义和团叛变中的故事》，谈及小时候夏天乘凉时母亲讲述的义和团故事，虽然也谈及义和团勾结乡里无赖“诈财”之恶行，但其中亦谈及邻人之妻在遇到义和团追赶之时，恰逢她的婆婆赶了上去，才得以脱困。原因竟是因为“义和团们，都是她婆婆的娘家村里的和她婆婆全认识”。后来“义和团们”逃到了穆山，首领苏老坚带着徒子徒孙们竖起了“扶清灭洋”“为国牺牲”的大旗，并在穆山上和“鬼子们”进行了激烈的战争。

1936年，《歌谣周刊》刊载一则“塞北歌謠”《义和团》，其后特别注明此为形容清末义和团闹乱的情形：

义和团，红灯罩，

　　一心要灭天主教。

　　拆洋楼，拉铁道，

　　电信杆子全不要。

1940年儿童刊物《小主人》刊载《故事：义和团的趣史》，以戏谑的口吻介绍了义和团的“拳法”和“咒语”，侧重描写义和团战斗时的可笑举动：他们面对敌人的枪炮，念起“左青龙，右白虎”“北方洞天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

这些以“义和团运动”为内容的通俗文艺创作，一方面有利于义和团传说的产生及跨地域传播，义和团传说“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解放”的开创意义逐渐凸显；另一方面又使本地民众能够深入了解义和团传说及反抗外辱的故事，加深了传说的地方性。相似的民间传说流传于天津武清县、河北廊坊安次县及北京良乡、长辛店一带，并沿着运河水系延伸，故事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景观呈现出某种“结构性的相似”。

当前由于风高物燥，不仅居民住宅要小心防火，各工厂、集贸市场、批发市场、餐厅等更要警惕，一旦失火，极易火烧连营，火势迅速蔓延，后果严重。

运河将“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自然体和人类群体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内部凝结着共同价值、经验、期望和理解的意义体系。作为一种与运河的“流动”紧密相关的文化模式，运河流域英雄人物传说通过对运河记忆的重述及共有文化符号的认同，增强了运河文化的交流、交融及和谐。

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理念，再到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为人民”话语的确立，文艺领域逐步形成了“文艺为人民”的新的话语体系，这“决定性地影响到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由于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发生了非“文字”为中心的“文艺转向”，从而造就了“人民文艺”的繁荣。

围绕运河流域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展开。以1930年10月13日出生于河北省安次县（现廊坊市）董常甫村的张士杰对义和团传说的搜集整理为例，据他自己回忆，幼年时期开始，他就特别喜爱听当地的老人回忆义和团痛打洋毛子的故事，也时常讲给一起去龙河岸边打草拾柴的小伙伴听。1952年，他从廊坊简师毕业之后，先后到熊营、东张务、淘河等村任教。这一时期，他开始对运河流域的民间传说进行调查、搜集、整理。1957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刊物《民间文学》第12期首次刊登了张士杰搜集整理的《灶王爷》《通天塔》《无梁寺》《金沙滩》《逆水行船》《烧画》《腊八粥》共7篇民间故事。1958年2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士杰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西瓜女》，同年5月，《龙河故事集》出版。1958年4月开始，《民间文学》陆续发表《红缨大刀》《托塔李天王》《铁金刚》《宗老路》《渔童》等11篇民间故事。顾颉刚和汪曾祺均专门撰文讨论他对于义和团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其后，张士杰陆续出版了《金沙滩》《托塔李天王》《张绍桓包打西什库义和团传说故事》《洪大海义和团的故事》等故事集。

汪曾祺曾表示“义和团的传说故事是真实的人民的历史……刘老爹、张头和李头、铁金刚、宗老路等这些人未必可以查考，但是它却能比较真切地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当时运动的情况，其可靠程度是超过许多官方和私家的记载的。”如《“秃和尚”吓退了何瘸子》《洪大海》《白母鸡》《战落垡》《梁三霸团》》等民间传说中，尤为强调那些能够表征与满足意识形态诉求，促进集体文化记忆形成的英雄话语的生成与建构。以《“秃和尚”吓退了何瘸子》为例，其中提到永清县的义和团“大师兄”叫“秃和尚”，他领着大家，在永清县里杀恶霸、砸财主、拿二毛子、捉洋毛子、烧教堂、打官兵、砸赌局、宰收税的……张士杰在《民间流传着的义和团的有关资料》中也提到了这位带着大家进行斗争的大师兄，他最终“到底是被害了”，人们送葬的时候，还糊了纸人、纸马、纸枪、纸刀，一齐烧掉，但是谁也不许哭——如果一伤心，就不灵了；如果不哭，过一个时期大师兄还会活。这种文本建构无疑达成了一种历史与记忆的共识。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过去作为一个连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的。“当下”社会赋予“义和团运动”这一段革命记忆以新的选择性、重要性和价值性，进一步强调那些与集体命运相关的记忆内容，给生活在运河流域的大众带来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义和团传说展现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罪恶行径的英勇壮烈精神”与运河流域流传的抗日战争传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同样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但其“特质和结局”却截然不同。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由这场伟大战役中孕育而出的英雄人物传说，以其辉煌色彩和感人魅力流传于世。如饭仓照平教授在他的《现代中国民间故事中看到的日本》一文中引述了三十则中国军民抗击外辱的传说，涉及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东江纵队及华北平原游击队、白洋淀雁翎队的抗日斗争。如河北滦县的《豆腐炮大楼》、北京平谷的《一百颗炮仗》、北京顺义的《西瓜计》、河北定县的《标语牌子》、河北白洋淀的《苇塘大戏》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占领北运河两岸的诸多村落。北运河东部的宜兴埠、小淀、刘安庄、小贺庄、刘快庄、潘庄，西部的青光、双口、陈嘴、王庆坨和北部的屈家店闸、双街等地，建满了炮楼和据点，国民党抓兵抢粮，欺压百姓，妄图做最后的挣扎。运河流域也由此形成一条联络冀中和冀东两大革命根据地“生命线”。民间传说《秘密交通线》即源自1947年彭真同志“借道武津，跨过运河”去晋察冀边区开展工作的真实故事。“秘密交通线”指的就是“从安次县的得胜口经武清县的西肖庄、陈嘴、马家口过津北郊的小街、高庄、韩盛庄到宁河县的大龙湾”这一经过北运河及永定河之线路。

此外，还有很多讲述民间的“奇人异士”参与革命的传说，如《杨村好汉沙铁杆》讲的是清末民初的摔跤能手沙长旭（沙昶旭）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北运河岸边一个普通的摔跤手在经历“受辱长志”“初试锋芒”“威震张五霸”“擂台抖威风”“脚踩日本兵”之后，最终成长为一个革命英雄。当地亦有诗赞曰：

　国破山河在，虎瘦有雄风。

　　铁杆爱国志，乡民传美名。

当前由于风高物燥，不仅居民住宅要小心防火，各工厂、集贸市场、批发市场、餐厅等更要警惕，一旦失火，极易火烧连营，火势迅速蔓延，后果严重。

运河流域英雄人物传说的传承与传播始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共享的运河文化亦成为不同群体互动和新传统形成的驱动力。新时期以来，围绕“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所展开的民间文学普查，大量收录英雄人物传说的故事集、连环画、资料汇编等陆续出版，这些经过整理的英雄人物传说又反向流向民间，民众将其与运河文化交融，在涵化与合成中完成了传说的在地化生产。运河流域的革命记忆与历史叙事相互呼应，在特有的文化想象中形塑了人们对传说的感知机制，亦获得了一套相对固定的文化符码。

新世纪以来，“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的内涵和类型渐趋丰富。文化遗产中的活形态表现形式（living expressions）被凸显，如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以及制作传统手工艺的知识和技能。2006年，我国开始推行三级非遗保护体系，设置国家级、省级、区级非遗名录，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在国家管理体系中逐步开展。沧州武术（劈挂拳、燕青拳、孟村八极拳、六合拳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河西务血战八国联军》《护送彭真过运河》《黄金祥献计北仓之战》《河西务走出的杨家将》《杨村好汉沙铁杆》《北运河畔穆家军》《温世霖母子办女学》《陈立夫与天津桃花堤》《赵老大怒杀盖易思》等传说通过革命记忆与历史叙事的叠加，逐渐建构起一个运河文化的表意体系。

英雄人物传说的生产，起初乃是“民族解放意识”召唤下的产物，如《张头和李头》讲述了“洋人威逼人民修铁道”的故事，面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张头、李头发出了“我们该听我们自己的啦”之感慨，揭示了中国人民最为可贵的觉醒意识。在传说的结尾，人民一同脱下脚上的鞋子，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顿鞋底子”，单是鞋上附着的泥土就把他们埋葬起来了。这种豪迈、乐观的话语表述，体现了“集体主义名义”之下人民群众的斗争形态。

近年来，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流动与变迁，“遗产通过传递支撑身份认同的永恒价值观及完整血脉而为人类提供存在意义”。通过“记忆的建构”与“认同的缔造”，英雄人物传说的在地化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构建运河文化网络的演进形式。《拳匪纪闻》《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义和团运动史》中对通州、北仓和河西务等几个运河周边地区爆发的大规模反帝斗争描述颇为详尽。英雄人物传说借助于对围攻贾家瞳（法国天主教所在地）、焚毁南地、南仓教堂和牧师住宅等诸多事件的重述，试图表达出更具普遍性的文化政治意涵。如《黄金祥献计北仓之战》中侧重展现的是黄金祥的过人智慧，他所献三条妙计（引水东灌、修筑工事、以工代赈）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村、北仓等处布置之周密，“诚出于列国意料之外”。香河一带的民间传说《痛杀洋毛兵》则提到“洋毛子”在河西务同义和团爆发的大规模战争，战势之惨烈，甚至染红了运河水。

此外，还有张德成、黄莲圣母、曹福田、刘十九、韩以礼、杨寿臣、刘德胜、王荫荣等英雄人物的传说。他们在人们的想象中逐渐成为一种神化的“象征符号”。以张德成为例，据“天下第一团”的旗手李振德老人回忆，1900年6月，张德成率领团民顺运河下天津，两岸百姓夹道欢迎：

　　“张德成所率团民至小稍直口，在福寿宫等处，休息一日。第二天裕禄亲自带领人马，携带绿色八抬大轿迎接张德成。张德成坐在轿中，裕禄扶着轿杆，御河沿岸的天津街坊的人民都焚香跪迎，嘴里不断喊着：‘张活神仙来了，咱们天津卫有救了’。”

在传说中，这些带领群众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大多出身平凡且从事的职业多与运河相关，如张德成家为船户，以操船为业，他常和三弟一起操“大木头”“二木头”两船，沿大清河，子牙河、御河（南运河）往来于胜芳、独流，王家口、杨柳青等集镇以及天津一带，为铺面运送白灰（石灰），煤等货物；刘十九原为山东人，因受其排挤和逼拿，于庚子年春天随其父从山东老家迁到河北静海境的二堡地方，住在一个给地主扛活的老乡李财源的家里；黄莲圣母原本为运河船夫李有的女儿，后在“侯家后归贾胡同口”的南运河岸边成立红灯照，以传授医术为名，配合义和团的抗击活动；韩以礼原藉山东武城人，居住于天津县西城西南之大南河村，由于每年春天孵鸡出卖，因而外号又叫“韩倒蛋”。传说在演述中直接触及运河沿岸的历史与现实，运河意象与地方感的建构在英雄人物传说的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开掘。

需要指出的是，北运河流域还流传着许多“群像性”的英雄人物传说，传说主体被设定为“老大爷”“老大娘”“某村人”等，他们的抗争，被赋予了一种新的主体意识想象，这样一种非中心的底层视角，加固了国家、群体或个人的群体认同，为英雄人物传说的在地化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意义支撑。如《火烧洋教堂》中香河县城北的“一老一少爷孙俩”坚决不把“红靛颏”卖给黄头发，绿眼睛，鹰钩鼻子的外国传教士。爷爷因此被传教士踹了一脚，口吐鲜血，扑倒在地，最终不治身亡，孙子小金水在埋葬了爷爷之后抱着给爷爷报仇的志向，投奔了义和团。《水灌洋耗子》《炮轰魁星楼》《痛杀洋毛兵》《铜菩萨》《火神爷》中运用“帮狗吃屎”“主子的二毛子”“跟在屁股后面的”“无赖”等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体现了人们对“二毛子”的深恶痛绝。在兼顾其“幻想性”与“民间性”的同时，运河流域英雄人物传说努力展现革命战争的壮丽图景与革命英雄的成长道路，革命的神圣、伟大与崇高被凸显与强化。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