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中，教育都是重中之重。随着非遗保护的深入开展，中国高校领域是否有必要设立相关学科以培养专门人才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一议题背景下，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不失为一条有益的路径。韩国是开展非遗保护较早的国家之一，不仅有专门机构负责，而且教育项目多种多样。单从类别和规模来看，这些非遗教育分别针对传承人和社会两大群体，内容覆盖各种非遗事象门类，教育活动有体系、成规模，且正规化程度较高。那么，在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这个高度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又有哪些问题需要反思？本文简单回顾韩国非遗教育的发展历程，针对其中高等教育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以下简称“非遗学科”）的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从理论基础、教育目标、教学体系和人才出路等角度，审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一、非遗教育中的学校教育体系

在韩国，传授教育是国家非遗传承的重要制度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起，韩国开始重视保护传承人，推出传承保有者认定制度，随后在1982年建立重要无形文化财传授教育馆，开展以指定传承人为中心的传授教育。这样的教育馆按地区设若干分馆，成为韩国非遗传承教育的主要机构。长期以来，除非正式、非常规培训和普及教育外，教育馆一直是韩国政府主导下唯一的非遗传承专门教育机构，直至无形遗产院的建立。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诞生后，韩国积极参与，并于2006年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2006年，韩国议定成立亚太无形遗产殿堂，在公约的框架下，代表韩国政府施行非遗保护工作，这个机构2012年更名为国立无形遗产院，2013年正式启动工作。作为专门承担非遗工作的综合行政机构，无形遗产院不仅负责非遗的展示、公演、调查和研究，而且开展相关教育活动，安排各种资助项目。其中，推进传承教育是该院四大核心课题之一。目前这里的教育项目分专业培训和社会教育两大块，在课程设置和学员召集上实现了常规化，部分专业培训还颁发结业证书。这里成为了韩国非遗保护中的新兴正规教育机构。

随着无形遗产院工作的推进，韩国高中和大学内的非遗教育也有所发展。2015年，韩国政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全及振兴相关法律》（2016年3月28日实施，以下简称“非遗法”），其中规定传授教育是“保有者及保有团体、传授教育学校实施的教育”。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次出现了以前非遗相关法律中看不到的“传授教育学校”这一用语，专指在高中、大学内开设国家非遗项目相关传授教育课程，学生在3学年内修满21个学分后，可以取得参加传授进修资格证考试的资格。这一制度是针对以前传授教育馆封闭式师徒继承模式的对策，后者仅限于保有者和保有团体，重点围绕艺能和技能的传授。而这一新教育范畴的主管单位就是无形遗产院，其宗旨是创造将非遗师徒传承与学校教育优点相结合的新的传授教育模式，开拓非遗传承体系多元化的局面，提供引导新生代进入传统文化传承的途径，以此激活非遗传承，培养年轻优秀的传承者。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金胜源议员在2020年12月的文化财厅国政监查中曾提议，通过扩大传授教育，保护因传授教育断代而面临危机的无形文化遗产，其方案就是扩大“传授教育学校”。

不过，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很多难题。非遗法（2016年12月20日修订，2018年12月24日实施）第30条中虽然包括了高中，但是运营传授教育学校需要开设3年的课程，同时安排保有者、传授教育助教和进修生的实习教育，这实际上很难嵌入目前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高中体系，除非是艺术类专门高中。高等教育领域不太一样，除传授教育以外，开始有部分院校开设非遗相关科目，培养包括技艺传承人在内的专门人才。截至2020年，本科开设非遗类课程的有韩国传统文化大学、安东大学、忠北大学等3所国立大学，另外高丽大学、中央大学、东国大学和全北大学等则开设了相关研究生课程。下面就以这些院校为中心，看看高等教育中非遗相关专业的学科设置情况。

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非遗学科和课程

首先来看高校本科教育中的情况。韩国传统文化大学是目前韩国最专门的培养文化财相关人才的高校，创建于2000年，隶属文化财厅。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两个专科学院和两个研究生院的高等院校，包括技术科学学院（传统建筑学系、传统造景专业、文化遗产保存科学专业）和文化遗产学院（传统美术工艺学系、非物质遗产学系、文化遗产管理专业、融合考古专业），以及普通研究生院（传统建筑专业、传统美术工艺专业、文化遗产融合专业）和文化遗产专业研究生院（文化遗产修理技术专业、文化遗产产业专业）。其中，文化遗产学院的非遗系是2017年新设的学科，以培养和引导非遗领域专门人才为目的，是国内唯一全面关涉非遗的学科。这个系没有设在技术类的学院和专业当中表明，它并不是以培养非遗项目（技艺）传承人为目标，而是培养相关的理论人才、教育人才和管理人才，等等。这一点也反映在该系的课程设置上，如下表所示。

表1 文化遗产大学非遗系科目

续表

由上表可知，该系课程主要分为知识和理论两类，范畴涉及工艺、美术史、音乐、民俗和传统材料等方面的专业学识。全部34个科目中与非遗直接相关的有16个，接近半数。非遗类课程实践和理论并重。从实践来看，诸如非遗记录化实习、非遗法、非遗政策论和非遗展示企划论等课程，主要培养非遗管理和保护工作方面的实际工作能力。从理论来看，有三类课程共同搭建起“非遗”这个学科对象的理论框架，一是认识非遗和传统文化事象门类的关系，如工艺和非遗、传统表演艺术类型遗产分析研究、物质文化与非遗；二是非遗事象的系统介绍，如世界非遗、非遗和地区文化；三是有关非遗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研习，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以下简称“非遗学”）研习、非遗实地调查方法论、非遗批评、非遗史料讲读和非遗学研讨会。这里可以发现，标志着学科独立性的“非遗学”尚不成熟，不仅放在选修课程当中，而且两门课都是研讨性质，还没有成型的概论。另外，在相关学科领域，该系的课程设置偏重传统工艺和美术。实际上，该系现有专任教职也仅限于美术史和哲学专业的两名教授，其他科目均需另聘兼职或临时教职人员；而且纳入必修科目的只有美术史（1，2）和工艺与非遗等3门课程，难免被误解为美术史专业教授赶造出来的专业。

而安东大学和忠北大学是在特定院系中设置非遗项目的传授教育科目，比如安东大学服装学系的“麻布织造”和忠北大学木材纸科学系的“韩纸匠”都是传授教育课程。当然，韩国传统文化大学美术工艺学系也开设有“韩山苎麻织造”“丹青匠”“瓷器匠”“木雕”等传授教育科目。这类课程一般是在现有学科的课程基础上，并行保有者、传授教育助教、进修生的实际技能操作教育。这种在大学里通过理论教育和实习获得参加传授进修资格证考试的机会是非常理想的，但实际上由于教育实习时间不足，即便是这里的大学生也很难通过进修考试。2020年这类高校的传授教育培养出的进修者只有1名，便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从科目和非遗项目的关系来看，这类大学的传授教育偏重于比艺能更脆弱的工艺技能项目，这有利于强化非遗的传承。但是，只有与国家非遗项目挂钩的学科，才能得到国家财政的资助，否则高校自身很难运营此类传授教育。因此，目前高校现有的传授教育项目主要以丹青匠、木雕匠、瓷器匠等所谓“具有商品价值的”项目为主，顾及不到那些亟待扩大运营的濒临消亡项目。而且，文化财厅的资助金额每年只有1亿～1亿5千元韩币，难以推进更加深入、细致、持续的传授教育，不能满足培养此类人才的需要。

研究生教育阶段的非遗学科设置更为模糊，尤其是几乎缺失对非遗学科自身理论独立性的定位和学科体系的建立，这可能是开辟新专业的起步阶段不可避免的难关和过程。虽然这些研究生院尚不成熟，但毕竟体现出了各自努力的方向。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本校原有的优势学科基础上进行专业融合，面向文化遗产和非遗培养专门人才，比如高丽大学、中央大学和东国大学；另一类是围绕培养非遗人才这个核心，在一个极为广泛的跨学科融合基础上，设计不同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代表是全北大学。

具体来看，高丽大学开设的是文化遗产联合课程，是一个旨在培养文化遗产方面专门人才的研究生课程，教学队伍囊括了民俗学、建筑学、地理学、美术史和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最为强调的两个学科是博物馆学和民俗学。前者侧重文化遗产保存和展示等实际业务的专门知识和能力；后者尤为强调民俗学实地调查对各类民俗事象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基础人文学科中历史、哲学、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形成一个体系化、专业化、综合性的文化遗产学科。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保存、继承和弘扬文化遗产的理论基石，探索如何创造性地传承文化遗产，致力于推动文化遗产学的发展，培养面向21世纪的文化遗产高级专门人才。研究的领域包括有关保存文化遗产生产过程和生产背景的科技理论，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当代意义的开发进行多元化的深入研究。全部课程分基础共同科目和专业领域科目两类。基础共同科目共五个，分别是：民俗学概论、博物馆学研究、文化财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和韩国美术史。专业领域又分民俗学和博物馆学两个方向，各开设32门课程，均为两个学科的基本科目，并没有文化遗产或非遗领域的专门科目。中央大学的情况与此类似。该研究生院设有文化财专业，分文化财专业方向和比较民俗专业方向。文化财专业方向侧重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复原的科学技术，以如何延长文化遗产的寿命为主旨。比较民俗专业方向是在该校撤销民俗学系后，原有教授团队负责的研究生教育，内部又分民俗学和博物馆学两类课程。严格来讲，高丽和中央两校的学科设置是以文化遗产整体为对象，没有特别区别出非遗领域；教学队伍以原有的人文学科为基础组成，实力雄厚，但是没有开设非遗专门课程，仅限于现有专业科目的简单加法。

东国大学的情况略有不同，该校文化艺术研究生院的佛教艺术文化系开设有文化财专业，偏重于佛教艺术相关文化遗产的教育，其中涉及非遗对象。该系的课程设置如下表所示：

表2 东国大学研究生院佛教艺术文化系课表

续表

由上表可见，与非遗相关的科目包括无形文化遗产研究和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法）这两门理论课程，另外，丹青、工艺和民画这三个艺术门类相关科目也和非遗教育有关。从整个课程设置的规模来看，不如高丽大学和中央大学的体系庞大，但是专设有非遗类科目，而且在绘画和工艺两个领域独有专攻。

更为专门且直接针对非遗教育的是全北大学研究生院开设的无形遗产信息专业。该专业的设置背景是随着非遗热的升温，针对非遗保护和开发进行研究、制定政策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相关专门人才缺口很大，为此有必要培养硕博级的非遗专门人才，以面向未来时代的文化建设需要。具体目标是培养具有综合能力的非遗专门人才，构架囊括非遗调查、保存、管理、信息处理和再创造的诸般理论，传授非遗调查、保存、管理和信息处理的知识和能力，研究和开发利用非遗进行再创造的各种应用科学，培养非遗的教育者和管理者。课程设计也相当宏大，致力于建起一个囊括人文、艺术和工学领域的跨学科课程体系，包括以下领域：文创应用领域，分析理论领域(民俗学、饮食和大众文化领域、音乐和工艺领域),调查和保护（人类学、地区理论和实地调查领域），ICT领域（信息工学领域）。

很难想象有任何学生可以修完这么广博的课程体系。实际上，该专业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一个大口进小口出的考量。即，在专业设置上尽量拓宽预备生源领域，让包括传承人、文化行政机构工作人员、文化企业单位从业人员、有志于非遗领域工作的应届生，以及对非遗产生浓厚兴趣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这个专业当中找到自己深造的机会，在学习非遗专业共同课程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学识基础、特长和兴趣，选择特定方向进行素养和能力的培养与强化，以成为这个方面的专门人才。简单来讲，这里可能培养出非遗技术专家，也可能培养出非遗数字化人才，还可能培养出非遗管理人才、文创人才，以及非遗教育人才和研究人才等等。前面高校的实践也表明跨学科是非遗学科教育的基本特点，而这个研究生专业更为广泛地将相关学科组合在一起，形成具有综合性的独立专业，让学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专长。这种博而专的学科设置理念，是建立在明确的非遗专门人才培养意识上的。下面就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对韩国非遗学科教育的经验做一个全面考量。

三、非遗学科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的类型

从历时发展的角度来看，韩国的非遗教育经历了从保护精英到扩大传承人共同体的变化，具体来讲教育对象从局限于技艺保有者群体，到面向社会培养管理人才、教育人才和研究人才，教育形式包括以保有者为核心的传授教育，以相关行政机构、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从业人员为主体的专门教育，以及面向全社会的普及教育。其中高校领域的学科教育属于专门教育，虽然发展较迟，普及和深入的程度都还很有限，但是学科设置上具有鲜明的面向新时代进行文化传承的建设和发展意识，尤其是在人才培养上针对性非常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传授教育的扩展和升华。

如前所述，传授教育指的是以非遗项目的指定传承人为中心的一种教育模式。韩国的非遗教育起步于此，其代表性教育机构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创建的传授教育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非遗保护的观念还局限于申遗成功的项目，保护政策完全倾向于指定传承人和团体。这一做法很快出现了利益不均衡、权力集中化等问题，这些也直接体现在了传授教育馆的人才培养模式上。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传授教育馆在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学历式的学制体系，如图所示。

图1 传授教育馆学制示意图

(庞建春制图)

进修生、屡修生和助教的学习年限依次为3年、15年和20年，这也是他们获得国家教育资助的等级标准。保有者是终生制，技艺的传授和审定都由保有者或保有团体来承担。仅从学制来看，这是一个模拟传统师徒授艺的教学体系，只要经费充足就能保障教学的正常进行。但如学者指出，问题在于教育馆的设立和运营仅限于国家指定的传承人，这样大大打击了同门类的其他活动者，凭空制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给非指定者带来更大的生存危机。再者，依靠机构选拨的升级制度和相应补助、奖励制度，很容易导致为资格学习，而不是为传承学习的倾向，诱发机构内的政治斗争，给技艺传承带来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这个带有鲜明金字塔特征的教育体系，建立的初衷是再现传统师徒相承、技艺精益求精的传承模式，保护濒危非遗项目。但是，因为直接和利益、权力分配挂钩，这种教育体系实际运营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反传承的副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形遗产院的教育项目拓宽了“传承人”的范畴，修订和弥补了传授馆金字塔教育模式在人才培养上的局限性，将教育项目分为专业培训和社会教育两大块，其中专业培训以培养非遗的传承人、开发者、管理者、研究者和教员为目标，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教育课程，全面扩大了非遗“传承人”的范畴。这样无形遗产院专业培训的对象不再仅以保有者为中心，而是把原本纵向竞争关系的“进修生—履修生—助教—保有者”作为一个联合的整体来培养，力图打造一个实力雄厚、富有影响力的核心传承人集体。这个新的传承精英培养理念实际上也体现在了政府创办韩国传统文化大学的举措上。而前面提到的若干高校开设非遗相关课程，也是一种扩展和提升传承精英集团的手段。

具体来讲，现有教育体系一方面延续原有的师徒传授教育，继续发扬其培养精准掌握技艺能力的优点，强调传授的“匠人精神”；另一方面，通过新开设专业培训和学校教育，强化对传授助教的培养，为其提供进入传承人团体高层核心的渠道。这个目标体现在课程设置中包括有关非遗基础理论和相关法规理论的课程，以及非遗文创项目开发课程，有意识地强化助教的组织领导意识、团队沟通能力，以及开展行政业务的能力和素养，旨在培养技艺传授领域的新生代领导人。同时，还扩展履修生和进修生参与非遗传承活动的平台。比如，无形遗产院面向他们开设3-5天的培训课程，专门讲解非遗传承资助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规，同时培养他们的授课能力，特别是将非遗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象的设计和授业能力。另外还有八九个月的长期专业培训，集中进行项目开发，如工艺类的“复原经典”和“创意工坊”,致力于开发出高质量、有前景的作品，以期今后应用到传授教育馆的教学当中。除此以外，还开设提升公演和展览策划能力和专业能力的课程。这些教育活动和高校开设的非遗相关课程已经或者正在接轨，比如全北大学的无形遗产信息专业中，有一类人才培养对象就是针对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教育课程，包括保有者、助教和屡修生。而且前面提到，国家已制定法律，规定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这个渠道进入传授教育馆的师徒学习系统。

由此一来，从传授教育馆到无形遗产院，到高校的学科教育体系，韩国目前正在完成传统师徒教育模式和当代学校教育模式的接轨，以形成非遗的双轨制教育模式。对于原狭义的传授教育领域而言，高校非遗学科教育的辅助职能是，推动助教、屡修生和传授生的现代化转型，促成他们发展为兼具传统技艺和现代文化传承素养及能力的群体，成为当代国家文化发展的主力军，推动非遗传承从“抢救式”保护走向新时代的文化新生。

第二，非遗学科教育对象的专门化。

如前所述，目前韩国高校中设立非遗课程并不普遍，专设非遗学科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是先行设置课程的实践包含着强烈的非遗人才培养意识，值得重视。从韩国的情况来看，高校增设非遗课程，甚至新设非遗学科教育，并不是单纯在数量和规模上扩大非遗教育的领域和影响，而是代表着一种人才培养方向的转变，即把振兴非遗传承视为未来国家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有意识、有策略地培养新型人才以适应时代的新需求。除了上面的传授教育之外，培养专门的管理人才，投入到相关的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产业当中；培养专门的教育人才，为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在内的学历教育体系提供高素质的非遗教员，为普及社会教育和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专门教员；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加强和提升非遗的基础理论和理论应用的学科实力。这些需求都体现在了现有各高校的非遗学科课程设置中。

从整体上来看，各个高校创建和发展非遗学科教育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跨学科的融合。不仅包括了人文学科领域的传统科目文学、史学、哲学，还有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类学、民俗学，以及艺术类、理工类、管理类课程。而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各高校实际上又根据自身的学科基础和特长，分别有所侧重，以培养不同领域的非遗专门人才。他们的培养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四大类型。

第一类是以技艺传授为基石，辅以非遗相关理论建构，培养兼具理论和管理能力的技艺传承人，以韩国传统文化大学为代表。该校是目前韩国唯一一所国家指定培养文化遗产领域专门人才的高校，成立初衷是以传统文化的技能和艺能传授为中心，类似于传授教育馆，不过采取了学校教育制度。随着文化遗产观念的拓展，该校的学科建设转向于加强相关理论建设，强化研究实力。非遗系的创建就是一个表现。虽然目前这个系在师资力量上还很薄弱，但是课程设置中体现出了对非遗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思考，既有非遗认识论方面的课程，也有培养研究能力的方法论课程。

第二类是在本校传统学科基础上，培养具有跨学科融合素养的研究型人才，以高丽大学的文化遗产联合研究生课程和中央大学研究生院的文化财专业为代表。这两个专业虽然没有专门开设非遗课程，但是有意识地以跨学科的理念培养文化遗产方面的专门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尤其是把民俗学和博物馆学两个领域作为基础学科，显示出扎实而雄厚的学科理论和研究基础，而这两门学科正是目前非遗理论建设中参与较多的领域，可以期待这里培养出非遗方面的研究型人才和博物馆界专门人才。

第三类是依托本校的原有优势学科，增添非遗类课程，发展新的专业方向，培养兼具非遗学识的专门人才。最典型的是东国大学研究生院佛教文化艺术系的文化财专业，基本学术框架为佛教文化艺术研究体系，在其中开设非遗基础理论课程，针对丹青、工艺和民画开设与非遗相关的科目，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另外，安东大学服装学系的“麻布织造”传授课程和忠北大学木材纸科学系的“韩纸匠”传授课程也属于这一类型。

第四类是在全方位的跨学科基础上，培养非遗的各类应用型人才。最具代表性的是全北大学研究生院设立的无形遗产信息专业。不同于高丽大学和中央大学侧重于研究的倾向，他们的培养目标是能够胜任不同类型非遗文化传承工作的人才。具体的培养目标有五个：1)学生在原有专业基础上，接受50%以上的跨学科课程；2)针对非遗传承人(保有者、助教和屡修生)开设专门课程；3)培养接受人文、艺术和工学综合课程的学生；4)鼓励学生选修传媒学和社会学课程，利用大众媒体开发非遗文创产业，提升非遗的社会影响力；5)鼓励学生选修具有个性化的课程，开发从事非遗工作的个性。

以上就是韩国非遗学科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形成的几个模式。归纳起来，各高校在考虑本校本专业的学科传统和优势的基础上，对非遗学科的人才培养兼顾理论、技能和工作能力等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训练，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精英教育和应用型人才培养。

四、非遗学科教育的启示和改进方案

上面介绍了韩国非遗学科教育的现状。总体来看，虽然已经起步，但是韩国不仅开设非遗学科的高校不多，相比较于政府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力度，以及重视非遗保护工作的专门性而言，非遗的学科教育重视程度不高，学界对这个话题也没有讨论。笔者认为，这固然和当前韩国政府轻视人文学科发展的大趋势有关，更大的问题是学术界对建立和发展非遗学科教育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着质疑，更倾向于把非遗仅仅视为一个保护实践的工作概念。

从学界来看，非遗学在理论上能否独立是一个关键，关键中的关键是非遗作为学术概念的独立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韩国的情况都表明，“非遗”这个概念从一般文化遗产中独立出来，的确来自保护实践的需要。而且随着实践中对非遗文化属性和特征认识的加深，这一概念不断得到修订，大大推进了非遗工作的开展，甚至是更新性的发展，显示出理论的巨大推动力。韩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如前所述，韩国较早就建立起非遗概念，称之为无形文化财，针对传统艺能和技能进行保护。但这个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学界的批评，“反传承”是最为严厉的指责。以后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非遗”概念，被认为是顺应时势，给韩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改革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和世界级的平台，全面革新的结果在教育上体现为上面提到的双轨制教育体系和高校非遗学科的起步。也就是说，一个来自实践的工作概念，在逐步理论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成熟，反过来引导和推动了工作的进程。这不正是学术发展的理想轨迹吗?!

实践已经表明，非遗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从学理上来看，虽然非遗概念和以往其他学科的认识有关联，但是非物质和遗产两个概念的结合，提供的是一个新的阐释和分析的视角。尤其是这里的“遗产”概念，不是面向过去的、死亡的含义，而是包含着财富和传承两个重要意义。即，作为非遗的遗产是一种积累下来的有传承价值的财富，需要通过了解、管理和应用使这笔财富得以传承下去，并实现增值。这也是韩国把“无形文化财”概念改为“无形遗产”概念的理由所在，强调文化财富的传承。因此，完全可能且有必要从学术理论上厘清和界定非遗这一概念，建立起作为学术概念的非遗学科体系。

从实践来看，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价值依托于人，非遗最脆弱的部分是传承群体的萎缩，强调群体传承的延续性。那么，作为一种教育手段，非遗教育绝不仅仅是对非遗项目和指定传承人的抢救式保护，而是面向民众全体的文化传统传承教育，以期通过这个教育实现传统文化的二次传承。以此为目标来看，高校的非遗学科教育势在必行。韩国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

韩国的非遗教育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从单一扶植指定传承人的传授活动，转变为构建综合性的文化传承教育体系。这一变化可以模拟为下面这个示意图，表现为金字塔模式向铁三角关系的转变。

图2 韩国非遗教育方式转变示意图

(庞建春制图)

图中左边的金字塔代表的是传授教育馆从进修生到履修生到助教的教育模式，囿限于保有者的单传，实行淘汰机制，这样做不仅导致其发展和社会发生断裂，而且也带来内部的分裂。相比之下，新的多元化教育体系把原有的金字塔模式改变为铁三角关系，传授教育群体是铁三角中的一个顶点，另外两个点分别是高等教育和其他社会教育（包括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大学生、普通成人和外国人等等），他们共同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教育磁场，托起新时代非遗传承的平台。其中的高等教育承担了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是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理论基石，第二是培养从事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专门人才。也就是说，只要是把非遗保护视为未来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那么就必须发展高校的非遗学科教育，以培养必需的人才队伍和高精尖人才。

然而如前所述，由于在高校领域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的非遗学科尚存质疑；即便开设学科，对于如何制定学科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等等，也还需要经过认真而深入的讨论。这些都造成韩国高校非遗学科发展的滞后，而那些先行一步建学科、开课程的尝试所提供的经验就尤其宝贵。

从实践经验来看，高校非遗学科教育是保证非遗传承教育“双轨制”不可缺少的一环。目前，韩国的非遗传授教育仍然将以保有者为中心的师徒传承作为主体，这个方式能够保证非遗的技艺传承经过10年以上的熟练过程，这是现有学校教育体系无法完成的。与此同时，高校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补充和提升作用也就显得非常重要，可以提供专门的理论人才、管理人才、研究人才和其他应用型人才。笔者将高校的学科教育列为非遗教育铁三角关系中的一个端点，理由正在于此。不过，作为一个尚不成熟、还在摸索中的学科体系，需要强化、补充和修正的部分还很多。有鉴于此，针对上面介绍的韩国非遗学科教育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改进方案。

1.根据非遗定义和分类，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开设本专业的系列理论课程。

就高校非遗学科教育而言，非遗学在理论上的独立是一个关键前提。在工作实践中建立起来的非遗定义和分类体系，还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完善，包括与原有学科概念和分类体系厘清关系。通过界定非遗的学科概念，划分学科门类体系，建立起一个理论上独立的非遗学，在这个框架下，开设非遗学的系列专业基础理论。不能停留于开设打着非遗旗号，实际上讲授原有科目内容的做法；更不能以跨学科为由，实行的却是简单的科目加法。

2.根据非遗保护的特点，加强非遗教学中实践活动的比重。

非遗是一个来自实践的观念，应该注意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实践性特点，学科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知识灌输，而应该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囊括教育、展示和文创等内容的新型教育方式。现有的高校非遗科目中已经有不少和实践密切相关的课程，但这还不够。设置非遗学科的学院或学校，有条件的应该建立博物馆，或者与相关博物馆建立常规化的交流关系，或者定期举办展示会，为学生提供实践和展示的舞台。另外，应该设置能直接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课程，实现从设计、创作到展示或销售的无缝衔接，提升非遗学科教育的应用性。

3.在遵循非遗教育跨学科性质的基础上，培养特定方向的专门人才。

现有非遗学科的尝试已经表明，这个学科具有非常鲜明的跨学科性质。为了避免流于简单的多学科加法，除了上面第一条提到的建立明确的非遗学理论体系外，各个学校根据自身基础和优势，在非遗学科内部设置相应的专业方向，兼顾科目间的交叉联系。科目还应该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和教育阶段，开设多元化课程，提供便于科目链接的选课系统，以便面对更为多元的学习需求，既不流于空泛，又不故步自封。

4.鉴于非遗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资金上的扶助。

学科建设离不开政策导向和资金上的助力，尤其是起步期。从韩国经验来看，在人才选拔和出路上应该兼具开放性和专业性。开放性指的是降低入学门槛，避免单纯因为技艺或者文化知识上的不足，而限制学生进入这个专业领域。专业性指的是将非遗视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在打好学科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为学生成为该领域的特定专门人才，提供专门的教育。具体来讲，选拔学生时，适当倾向于包括保有者在内的拥有非遗技艺的人才，为其提供理论学习的机会，培养新型的非遗传承人。在毕业条件上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允许提交非遗创作或文创成果作为毕业作品。再者，还要加强经济上的扶植力度，提供更多的奖学金，以期获得更多优秀生源，帮助他们。另外，相应的文化机构、宣传机构、教育机构和观光行业等等，招聘职员时对非遗专业的毕业生应有政策上的倾斜。

总之，从韩国的经验来看，重视非遗保护和非遗教育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高校领域建立非遗学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同度仍然不高。目前高校非遗学科教育实践才刚步入萌芽期，他们的经验显示出了非遗学科教育的重要性和理论特点，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加强非遗学的学科独立性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培养在非遗方面素养和能力更为全面的人才，提升非遗研究的实力。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