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环境看，北非的尼罗河是南北走向，西亚的两河、南亚的印度河则是北南走向。而中国的黄河与长江都是东西走向。这是因为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了有关这一地势特征的神话故事，说古代的共工氏与颛顼氏两个部落争夺天下共主。共工氏失败了，就怒撞天柱，结果“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今天我们看到的黄河由西北急流而下，进入中原大地之后就变为平缓流淌。但由于东部泰沂山脉的阻挡，到了河南开封一带，河水便出现两种可能的流向：或折向东北方向经河北平原“北线”入渤海，或折向东南方向经淮北平原“南线”入黄海。这两种流向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19世纪以前我们是无法认知的。20世纪以来，由于地理科学与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才有可能使黄河改道的许多神话传说变为真实可识的历史。

地理学方面，赵希涛、顾家裕等先生通过对河北平原与淮北平原的沿海贝壳堤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黄河南北改道的相关结论。贝壳堤是地质学专门术语，因黄河南北改道而形成。当黄河通过北线由河北平原入海时，黄河会携带大量淤积物注入渤海西岸，使西海岸不断向大海延伸。而当黄河改道由淮北平原入海后，渤海西海岸的内沉淤积物便会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大量细粒物被海水带走，而贝壳等粗粒物则受海水顶托的影响，继续留积在海岸高潮地段，从而形成贝壳堤。当黄河再次改道，重新回到河北平原北线入海后，渤海西海岸因淤积物增多而再向海内延伸，贝壳堤消失，而淮北平原东部的黄河西海岸又形成了新的贝壳堤。

地质学家们从渤海西岸与黄海西岸因黄河改道而交替出现的贝壳堤中分别提取碳14测年样品，获得了相应的年代数据；据此分析了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至夏商周三代的黄河改道情况，结果得出了如下三个变化阶段：

1、距今6500年－4600年间，黄河由河北平原入渤海（北线）

2、距今4600年—4000年间，黄河由淮北平原入黄海（南线）

3、距今4000年—2220年间，黄河由河北平原入渤海（北线）

至于距今6500年以前的情况，由于没有在渤海、黄海西海岸发现贝壳堤，因而无法进行相应的测年。但根据浦庆余、韩嘉谷等先生的介绍，大约在距今25000年至距今10000年间，由于海水下降，天津东部渤海底下曾经留下黄河古道遗迹。通过对渤海底的黄河古道河边提供的沼泽泥碳样进行测定，可推测在距今6500年以前黄河是由河北平原走北线入渤海。

而距今2220年以后，即秦汉至今的情况，据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等先生的研究可知，黄河一直走北线经河北平原入渤海。从秦汉至清咸丰五年（1855），其具体线路为：经安阳、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地，最后由天津市入渤海。这期间，黄河一直不流经山东地区。当时，鲁西北地区最大的河流是济水。后来，黄河在河北平原逐渐南移，入海口也由天津而南移至沧州，这样就慢慢向山东西北境靠近。直到1855年，黄河终于与济水合并，而经山东东营入海了。

以上地质学方面通过贝壳堤研究所获得的距今6500年至距今2220年间的黄河三次南北改道的结论，可以得到考古学方面的印证。

在考古学上，距今6500年至距今4600年间，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为仰韶文化，而海岱地区为大汶口文化。距今4600年至距今4000年间，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河南龙山文化，海岱地区为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000年至距今3600年，中原地区为夏代夏族的二里头文化，海岱地区为夏代东夷族的岳石文化，太行山以东的豫北冀南一线为夏代商族的先商文化。距今3600年至距今2220年间，中原、海岱、河北、淮北等地均为商周青铜文化。

考古学家们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布局、交流与发展变化情况的分析，可以对黄河的南北改道做出相应的推测，其结论与上述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大致相符。其中，山东大学王青教授的系列考古研究论证最为完整严密，为认识黄河改道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以下即以王青的研究成果为主要依据，再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略作介绍。

概括起来讲，在距今6500年至距今4600年间，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主要是通过豫东、鲁西南及淮北地区进行交流。在这些地区，两种文化相互渗透，连成整体，几乎没有间断空隙。考古学上甚至提出了大汶口文化的颍水类型。这说明，当时的黄河没有走南线，因而没有出现因河水泛滥而造成的文化空白地带。

相反，距今4600年以前，由于黄河走北线经河北平原从天津口入渤海，阻断了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向西北、北方的发展。这期间，大汶口文化在鲁西北地区只发展到聊城东部的茌平、东阿一线。靠近河北的冠县、临清一带便成了大汶口文化的空白区。在河北平原，从邢台、石家庄、保定、沧州一线，既没有见到大汶口文化踪迹，也没有见到仰韶文化的分布，从而造成了文化遗址的空白区。王青认为：“在河北平原中部形成遗址空白区的原因，很可能是这一地域的河流泛滥所致，而能造成如此影响的河流只有黄河。”

到了距今4600年至距今4000年间，黄河不走北线，改由淮北平原南线入黄海，所以海岱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山东龙山文化便明显呈现出由鲁中南、鲁东南向鲁西北、鲁北方向发展的态势。在鲁北、鲁西北地区，由东而西出现了寿光边线王、临淄桐林、邹平丁公、章丘城子崖、茌平教场铺、阳谷景阳岗等典型而密集的龙山文化城址。沿这条龙山文化城文化带再往北、西北方向，在山东东营、滨州、聊城三地区的无棣、阳信、惠民、乐陵、商河、禹城、武城等县，还有大量的龙山文化遗址出现。甚至在河北的沧州市、任丘市等地还出现了大批龙山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彻底弥补了此前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在河北平原中部的空白区。

而且，在鲁西北、豫北、冀南地区，山东龙山文化还与河南龙山文化开始出现整体性的交往布局。“如在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河南汤阴白营、安阳后岗、河北磁县下潘汪、永年台口等遗址中都出土了较多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特征的遗物，如鸟首足鼎、鬶、太平底盆、瓦足鼎、高柄豆、圈足盘及各式器盖等；同时，茌平尚庄等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具有河南龙山文化特征的白灰面房址、陶斝及大量的方格纹、绳纹陶片等。甚至在河北平原北部的唐山地区，也发现了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特征的遗物……河北平原的南北两边能在龙山文化时期发生文化交流，只能通过河北平原陆路实现。如果当时河北平原中部尚有大河存在，这种交流显然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说明当时的黄河下游是不走河北平原入海的。”

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又出现了第三次具有重大影响的改道。正是这次改道，促成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

距今4000年左右，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正是五帝时期中华文明起源的完成，夏商周三代中华早期文明开始的关节点。有关这一时期的洪水泛滥与黄河下游各部族集团联合治水，并使黄河南北改道的波澜壮阔的场景，在传世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

《尚书·尧典》：“帝（尧）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

《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

《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

《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

《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丰殖谷，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具体分析以上材料，我们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黄河改道的原因具有综合性。

黄河上游为青藏高山，水流湍急。到了甘、宁、陕、晋中游，黄河便携带黄土高原上大量的泥沙而下。进入河南及淮北或河北平原后，由于地势平坦，从黄土高原携带下来的泥沙开始慢慢沉积，因而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善淤、善决、善徙”特征。因为泥沙“善淤”，就容易决口，即所谓“善决”。决口多了，就造成洪水泛滥，最终导致河水向不同的方向流窜，即所谓“善徙”。前文讨论的距今4600年左右的黄河由北线走改成由南线走，可能就是这样导致的。

而距今4000年左右的这次黄河改道，泥沙淤积造成河水泛滥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当时气候变暖而造成的洪水暴发。《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天问》：“羿焉毕日，乌焉解羽？”（《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而《庄子·逍遥游》亦称当时的情景是“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造成了“洪水滔天”“洪水横流”“荡荡洪水方割”“荡荡环山襄陵”等场景。

总之，我们分析当时的洪水泛滥与黄河改道，首先应该分析其多方面的原因。

其二，时间跨度长，空间场面大。

当时的洪水泛滥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文献记载经历了尧、舜、鲧、禹四代。如以25年为一代，其前后也应该有百年左右。

而且，这场洪水泛滥的地域大致包括淮北流域以及整个河北平原。《孟子·滕文公》记载其涉及的河流，南边有“汝”“汉”“淮”“泗”等，北边有“济”“漯”“九河”等。

史前黄河下游泛滥区

其三，治水的方法由“堵”而“疏”。

大概在淮北平原与河北平原的所有河流都像黄河一样，有“淤”的现象。当洪水泛滥时，自然会到处出现决口。而初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堵”这些决口。《国语·周语下》所记的共工便是用堵的办法。所谓“堕高堙庳”，就是把高地的土运到低处，把低处堵塞起来以防决口。这种办法在当时大概是普遍采用的，所以到了鲧的时代仍然继承了共工的办法。《国语·周语下》说“伯鲧称遂共工之过”。韦昭注：“称，举也。举遂共工之过者，谓鄣洪水也。”关于鲧用堵的办法治水，在古文献里有较多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书·洪范》记载，“鲧堙洪水”。

实践永远是最好的导师。由于共工、伯鲧用堵的方法治水不奏效，所以到了大禹的时代，人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改用“疏”的办法治水。“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决汩九川……合通四海。”此外，《尚书·益稷》《论语·泰伯》《荀子·成相篇》《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等都有关于大禹治水采用疏通的办法取得成功的记载。正如《孟子·离娄下》所言：“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杨伯峻解释说：禹的治理水患，就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

其四，治水总趋势是先淮北后河北，并使黄河由南线入海改为由北线入海。

尧舜鲧禹时期河水泛滥成灾，各地都积极治水。但开始的时候大概是部族各自为阵，缺乏统一组织，因而没有什么成效。至大禹时，开始有了总体组织，并有轻重缓急的战略思考。

首先，治水的主战场在淮北地区。

因为距今4600年至距今4000年之间，黄河通过淮北平原南线入海，所以治水工程首先从这里开始。《山海经·海内经》《尚书·尧典》《楚辞·天问》《国语·晋语》《韩非子·外储说》等书都记载，禹的父亲鲧用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之后，被“殛之于羽山之野”。这羽山，据《汉书·地理志》等记载可知，就在江苏连云港的东海县境内，或在山东南部的郯城县境内。这正好说明当时黄河是从淮北地区入海，所以鲧在这里治水。

禹也是从这里开始尝试疏的办法治水。《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浮于淮、泗，达于河。”孔《传》：“顺流曰浮。”这说明经过治理，淮河、泗水都畅通了。“达于河”的“河”，专指黄河，这说明黄河也通达了。现今的废黄河古道由西而东经过河南的商丘、砀山以及苏北的徐州、宿阳、宿迁、响水一线，可见淮水在废黄河的南面。推测“泗水”也应该在废黄河的南面，即蚌埠东向的“泗县”“泗洪”“泗阳”一带。而这里也正是大禹联合涂山氏治水的区域。

《孟子·滕文公上》还说，大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这里的“淮”“泗”即《禹贡》所说的“浮于淮、泗”。而“汝水”又在淮河的上游，即今天河南东南方向的汝水、颍水流域。“汉水”则又在汝水、颍水的西南方向。这些都说明当时大禹治水是从淮河流域开始的。

其次，大禹治水移到了鲁西、豫东地区。

鲁西地区的皋陶部族积极配合大禹治水。《尚书·益稷》记载：“禹曰：洪水滔天，浩浩环山襄陵……予决九川，距四海……皋陶曰：俞！师汝昌言。”《论语·颜渊》云：“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史记·夏本纪》记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可见，皋陶参与了舜禹的治水活动。而皋陶部族的活动中心就在鲁西地区。《帝王世纪》记载，“皋陶生于曲阜”。

鲁西地区还有伯益部族，也积极响应。《孟子·滕文公上》说：“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尚书·舜典》《史记·秦本纪》都说伯益佐舜调驯鸟兽。总之，伯益焚烧山林草木，驱散禽兽，也是治理洪水活动的一个方面。徐旭生先生指出，由于洪水泛滥，“平地全成了沼泽或沮洳，自不免有“草木茂畅”的情形。想疏导壅塞，减少它的沼泽，排干它的沮洳，焚薙草木也实在是一种不可少的工作”。《史记·秦本纪》还说大费“与禹平水土”，“大费”即伯益。又说大禹与益“决九川，距四海”。伯益的活动中心也在鲁西地区，因为伯益乃皋陶之后，也是嬴姓。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伯翳嬴姓。”

鲁西豫东地区，《尚书·禹贡》称之为兖州。徐旭生先生认为“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各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

最后，治水工作移到了鲁西北、豫北、冀南一带，并使黄河流经河北平原，由天津入海。

《孟子·滕文公上》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汉代以后，这“九河”已不能完全考定。清代胡渭《禹贡锥指》说：“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成平在今天河北省邯郸地区的成安与广平之间。胡苏在今河北沧州地区的东光县境。鬲津在今山东德州的北面。郑玄《诗谱》认为九河在“河间”。徐旭生先生认为汉代的河间国属于四个县，“东到今东光县界，西南今武强县界。大致这些地方平衍卑塞，水流散漫，为九河流经的地方，所以得到河间这个名字”。

孟子所说的“济”，就是济水，源出河南济源县，流经河南北部的武陟、封丘、山东的菏泽、济南北，由东营入海。而大禹疏通后的黄河则远在济水之北。“漯”据徐旭生先生考证，在今天的德州武阳县与高唐县境内。《尚书·禹贡》说禹治理洪水，“浮于济、漯，达于河”，正是指经过大禹疏通之后，济水、漯水可以通船了，黄河也通达了。

总之，大禹治水以疏通的办法，由南而北，使得淮北平原、河北平原的各支流都畅通无阻；一些较大的河流如淮河、济水都使其自行入海。而最大的黄河经过治理之后，便由北线入海，沿途各小支流也都汇入黄河。这些就是《国语·周语下》所说的“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

我们之所以判断大禹治水使得黄河由北线经河北平原入渤海，还有许多其它文献证据。

《山海经·海内西经》：“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入渤海……”

《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河、济所入，海北注焉。”

《史记·河渠书》：“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北载之高地……”

《汉书·沟渠志》解释“北载之高地”说：“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黎阳，即今河南滑县。徐旭生先生说：“大致可知的，是黄河出山之后所行道比今日的行道略为偏北。从新乡、汲县境东北去，过浚、滑二县境，近濮阳，就往北转，几成一南北线，略由今日的滏阳河道、子牙河道，至天津附近入渤海。”

在黄河北行的沿途各地，还有许多支流汇入黄河。1978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发表《〈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有详细考证。如《山海经·北次三经》：“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古代的沁水在今天河南武陟县，东南流入黄河。《北次三经》又说：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淇水由今天的河南俊县南入黄河。《北次三经》又说：“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漳水出于河北的邯郸涉县，东流到武安境内而汇入黄河。

谭其骧先生又于1981年作《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指出夏商周三代直至汉代的“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黄河下游河道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有二条：一《禹贡》河，二《山经》河。这二条河道自宿胥口北流走《水经注》的‘宿胥故渎’，至内黄会洹水，又北流走《汉志》的邺东‘故大河’，至曲周会漳水，又北流走《水经》漳水至今深县南，二河相同；自此以下，《禹贡》河走《水经》漳水东北流经交河青县至天津市东南入海，《山经》河北流走《汉志》滱水经高阳、安新折东经霸县至天津市东北入海。”

过去，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距今4000年左右尧舜鲧禹治水的成败得失、教训与经验。其结论为：共工、伯鲧等用“堵”的方法治水失败；大禹、皋陶、伯益等用“疏”的办法治水成功。由此引申到政治方面，便是要广开言路，疏通民意。其中最经典的总结是《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弥谤时所指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几乎成了历代开明君主的治政纲要，也是典型的中国经验，值得继承弘扬。

然而，这场治理洪水、改道黄河的伟大工程还有另一层更重大的意义却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这就是它的文明史意义。

一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用大量实物材料从时间的系统性与空间的全面性等方面，充分证明了中国一万年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农业区的连续发展，证明了五千多年来在这两大农业文明区内的“八大文明区”差不多同时独立起源。这“八大文明区”包括：

黄河流域的海岱文明区、中原文明区、甘青文明区。

长江流域的江浙文明区、江汉文明区、巴蜀文明区。

黄河以北的河套文明区、燕辽文明区。

在先秦秦汉文献中，关于海岱文明区、中原文明区、江汉文明区内的古族古国的记载较多。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与徐旭生因此将它们总结为“三大集团”：河洛地区的华夏集团、海岱地区的东夷集团、江汉地区的苗蛮集团。

到了五帝时代中晚期，这三大集团中以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与黄河下游的东夷集团交流最为密切频繁。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因此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东西说”。这一特殊阶段的历史表现便是，华夏部族集团与东夷部族集团之间实行“夷夏二头政权联盟禅让民主制”。这些历史学上的总结，已经得到了考古学上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交流、渗透、融合等等方面的印证。

然而，据文献记载，五帝时代晚期的“夷夏二头政权联盟禅让的民主制”最后却变成了以“夏部族一头政权世袭的专权制”。考古学上也出现了中原龙山文化持续发展为更为先进的代表夏代夏族的二里头文化，而海岱龙山文化则衰变为落后于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夏代东夷族的岳石文化。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变化呢？

过去，历史学上解释为夏禹与夏启父子采取军事政变阴谋篡权。古本《竹书纪年》说“后启杀益”，《天问》说“启代益作后”。此外，《韩非子·外储说》则叙述得更为详细：

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

考古学上则将夷衰而夏兴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认为这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那场大洪水造成了夷夏格局的变化。正如俞伟超先生所指出，“在4000至5000年以前的我国的文明曙光时代，以东方的龙山和东南的良渚文化的光芒最亮，同时期黄河中游的龙山阶段诸文化，其发展水平还不到这个高度。然而，接近距今4000年之时，情况忽然大变。龙山文化突变为岳石文化，良渚文化突变为马桥、湖熟等文化”。“4000多年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当洪水泛滥时，大河大江流域所遭灾难，必以下游为重”。“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的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场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

现在看来，以上意见虽然是促进夏王朝建立的若干因素，但肯定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的因素还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社会政治学角度去分析把握。本文认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治理洪水并使黄河改道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工程中，以夏禹为代表的夏部族发挥了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从而使夏部族成为黄河中下游众多部落联盟的共主，并由此催化了中华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

前文讨论时指出，在距今4000年左右洪水没有发生之前，海岱地区东夷先民所创造的山东龙山文化比中原地区河洛先民创造的河南龙山文化要先进。当洪水发生后，首先遭殃的是海岱地区。按常理，组织这场抗击洪水并使黄河改道的主体者应该是东夷各部族。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场人与自然的伟大斗争过程中，东夷各部族没有站起来担当历史使命，反而是夏部族发挥了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

《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荀子·成相篇》：“禹有功……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

《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绎史》卷十二引《随巢子》：“禹娶涂山，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涂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

由以上材料可知，大禹治水曾经在淮河中上游“涂山”这个地方召开过动员大会。如今安徽省蚌埠市淮远县的淮水南岸仍有“涂山”；在其南麓，还有“禹会村”。这些山名、村名应该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流传记忆。禹在这里娶涂山女，实际上是联合当地的涂山部族共同治水。

在整个治理洪水、改道黄河的过程中，参与的氏族、部族众多，所以文献说“执玉帛者万国”。而涂山氏、皋陶氏、伯益氏、横革氏、直成氏、共工之从孙四岳等，仅仅是其中比较著名的部族而已。治水的范围遍及豫东、鲁西、淮北、河北等广大区域，已述之于上。

夏部族在原有“夷夏二头政权联盟禅让民主制”基础上，联合上述广大区域内的所有氏族、部族共同治水，团结一致，增强凝聚力。又分层管理、分工协作、合理调配人力与物资。在总结以往因“堵”而失败的教训基础上，根据高高下下的地势地貌，改用“疏”“导”“决”“排”“注”等方法治理洪水，既丰富了治水经验，又提高了管理水平。最后，洪水终于治理成功，夏部族也在夷夏联盟集团中树立了空前的威信。夏禹夏启父子如同领导治水时因势利导一样，在社会管理方面也因势利导，实行改革，变“夷夏二头政权联盟禅让民主制”为“夏族一头政权世袭专权制”。

夏部族还在此基础上，南征三苗部族、北屈先商部族、西连先周部族，建立起以中原夏部族为核心的更大范围的“部落联盟共主制”，从而开启了夏商周三代中华早期文明的新征程。《尚书·大禹谟》记载了大舜主持下，大禹在人神共同拥护的基础上接受天下共主的过程：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

禹拜稽首，固辞。

帝曰：“毋！惟汝谐。”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这说明，夏部族成为天下部落联盟共主乃是人心所向，历史必然。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治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虽然，大禹治水、改道黄河这个伟大的工程，开始是由于黄河泛滥这一自然灾难引起的，而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主动进行。但在这个工程中，夏部族确实起到了“政府干预”“中央集权”的作用。如果没有这场治水活动，那么中华早期文明也许不会如期形成；如果在这场治水活动中，夏部族首领大禹没有主动联合各部族，“会诸侯于涂山”，那么，中华早期文明也许不会由夏族开启；如果大禹的领导组织工作由皋陶、伯益等来担任，那么，中华早期文明也许会由东夷部族来生成；如果夏部族与东夷部族都没有积极联合治水，任由洪水泛滥，黄河呈凶，那么，中华早期文明的步伐可能还要推迟；如果当时黄河没有改道由北线入海，那么，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也许是另一种格局。

这就是大禹治水、黄河改道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

不仅如此，研究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我们还需要在分析夏族大禹在治理洪水、改道黄河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总结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与效果。这就是“平定水土，划定九州”，开启以中原夏族为核心的整个天下多部族共同联合体的农耕文明管理模式以及形成华夏文化的同化力、融合力。事实上，古代文献对此早有高度评价。

《左传》：“茫茫禹绩，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

《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墨子·尚贤中》：“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而《尚书·禹贡》对夏禹划定九州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总结：“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然后叙述其所划定的九州为：

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就“九州”的分布范围看，实际上以黄河中游中原大地的冀州为中心，而以黄河下游海岱地区为重心，间及长江中下游、黄河上游。这与考古学上所划定的八大文明圈大致相当。最后，《禹贡》又总结说：“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结果，“九州攸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尚书·禹贡》是有关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一篇重要文献。我们应当根据考古新资料，结合相关理论，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明史的角度做出新的阐释，做出规律性的总结，从而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依据。

总之，夏部族领导的治理洪水、改道黄河与平定水土、划定九州等两项伟大工程，开启了中华早期文明的新时代，意义是多元而深远的。它标志着中华文明由起源形成向早期文明的提升；标志着中华文化由五帝时代“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向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大地上众多氏族、部族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第一次大团结、大融合，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以六经传承、诸子争鸣为特征的轴心文明诞生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远古文化基石。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