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杂记》作者吕希哲“食相门之德，既目击旧礼，又身历外官，四方风俗，皆得周知”，其著保存了许多重要的节日生活史料。“非日常”节日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高度凝现，《岁时杂记》聚焦节日生活细节，关注具体而有趣的节俗、节物及节物的精美制作流程，这些微观生活叙述视角体现了宋人的节日审美与节日生活情趣。吕希哲对节日生活的记录与书写，既有文人诗词的雅致表达，又用世俗俚言俗语、谚语、咒语、俗说、世传等民间语言来讲述民俗事象与民俗活动，使节日生活富有趣味性。

《岁时杂记》；节日生活；

微观叙述；雅俗兼备

回忆作为一种储存在大脑中的意识，随着时间及回忆主体的主观条件变化，其回忆的内容会产生很大差异。回忆是遗忘与忆起、片段与接续、失去与拾零等交织重构的过程，回忆也随着回忆者个人（包括家族）经历及社会的沧桑变化，面对现实及未来的设想而影响回忆内容的组织与重构，在回忆中所流逝的时间不仅是自然时间，也是社会时间。相对来说，短时回忆则是回忆者在基本接近或近似接近当时人物、事件及社会生活状态下进行的回忆性记录与书写，比较接近生活的真实与事实的真实，是对其当下生活及状态的接续，虽然也有回忆者情绪的波动，但这基本不会影响事实的表达。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梁启超将这种“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的史料，看作是“第一等史料”。钟敬文亦指出“中国古代的民俗文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回忆的角度来记录民俗”，北宋文人吕希哲的《岁时杂记》就属一部短时回忆的杂记作品，其回忆是建立在吕希哲个人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对过去所亲历见闻的岁时生活的追忆，“在历阳时与子孙讲诵，遇节日则休学者，杂记风俗之旧，然后团坐饮酒以为乐，久而成编”。透过其文本书写，我们可以领略到北宋民众的节日生活风貌。

《岁时杂记》作为一部杂记岁时民俗的文献，践行了“笔记之文，不论记人、记物、记事，皆为客观之叙写”，文本所记为吕希哲亲历的第一手资料，注入了作者的情感与思想。《岁时杂记》的记述比较接近生活的真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北宋节日生活状貌。纵观吕希哲的一生，在东京（今河南开封一带）生活了五十余年，对东京生活比较熟悉，再加上他多年位居卑职，身处外郡，了解社会中下层民众生活，这些人生经历使他所叙的京师内外节日生活更为细致、具体、真实。《岁时杂记》是一部以岁时专题形式，客观记录北宋岁时民俗与民众节日生活的重要民俗文献。

吕希哲将自己的主体角色直接纳入《岁时杂记》的文本记述中，如《岁时杂记》载南北两地的“寒食禁火”习俗之差异：“元丰初，官镇阳，镇阳距太原数百里，寒食禁火甚严。有辄犯者，闾里记其姓名，忽遇风雹伤稼，则造其家，众口交遍谪之，殆不能自容，以是相率不敢犯。绍圣年来，江淮之南，寂无此风，闻二浙民俗，以养火蚕，亦于寒食日火云。”这里记述了在元丰初，吕希哲为官镇阳时亲历当地“寒食禁火”习俗之严及民众对禁火习俗的崇奉，这与绍圣党争后作者在江南的寒食习俗形成对照，江南无寒食禁火之俗，只有寒食日养火蚕的生产习俗。再如《岁时杂记》叙四月八日佛生日时引《宿愿果报经》中佛教所尊称的四月八日浴佛节后，又记叙：“今但南方皆用此日，北人专用腊月八日，近岁因圆照禅师来慧林，始用此日，行摩诃利头经法，自是稍稍遵。”吕希哲亲历了南北两地佛生日与灌佛的差异，并记录圆照禅师对佛教的带动。作者将自己的经历、见闻直接纳入文本叙述中，增添了记述资料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岁时杂记》如宋时许多笔记一样，叙私人生活中的琐事、感想，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载嘉佑八年（1063）上元夜时聚饮之乐事。

宋代出现了一些留意地方人事、风俗、风光、物产等细小门类的作品，《岁时杂记》就是专记东京及外郡等地岁时民俗，以记录岁时节日生活中的琐细民俗事象及民众节日生活为主，将“人人知之，若不必记”的“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记录殆尽。吕希哲将过去人们或忽视或熟知，似不必记的生活化的、普遍性的，贴近人们生活的内容纳入记录与书写的范围，体现出《岁时杂记》内容与当时民众岁时生活与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北宋繁华节日生活的文字记录留存在宋人的生活记忆中，靖康之乱后，南渡的宋人仍深深地沉浸在北宋热闹繁华的欢乐节日生活中，仿佛这些节日生活仍鲜活存在，恍如昨日。南渡宋人通过回忆与阅读，似将历史的幕布重新在读者面前拉开，以抒睹物感慨之情。

吕希哲的记录基本上是以时间为序，以岁时节日生活为主导，融入了民众在不同时序中的生活内容，涉及饮食、服饰、游戏、医药、技艺、信仰、文学等多方面，是“神、艺、货、祀”等岁时节日中的集中呈现，体现了民众节日生活的丰富与繁华，向我们再现了当时节日生活的活态存在，深为民众喜爱，仿佛再现了当时的节日情景。吕希哲将这些民众习以为常，浸染已久的节俗活动记录于笔下，保其事实，留存后世，避免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的遗憾。

《岁时杂记》以其随笔杂记的特点，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如社会上层帝王官员的节日巡幸、节日朝贺、进献节日诗词、休假休务、节日赏赐、节日特赦、节日官民同乐、撰节日贴等；也有中下层民众的节日交易、节日饮食、服饰、信仰、技艺、制药等；既有节日诗词作品收录，更有民间俚语、谚语、咒语等通俗口语；既有庄严的节日仪式与活动，也有卖懵懂、卖口吃、送穷、百事糕等活泼有趣的节俗活动；既有宗教的神圣，也有民间信仰的虔诚；既有达官贵家的奢华与铺张，也有士庶百姓的洁净与朴素；既有京城的繁华与热闹，也有外郡他乡的乡土风情；既有历史的沿袭，也有当时的变革；既有城市繁华便利的惊瞥，也有家庭（家族）生活的团聚温情，而这些节日生活的细小方面恰恰构成了生活的真实。《岁时杂记》运用民间工艺知识，对节物的形制及制作过程进行细致描写，节日制药则具备了医药与方术的内容，节日驱灾避邪与禁忌则揉合了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成分，节日消费与节日娱乐则呈现了都市经济与文化发展，官员与民同乐的繁华与热闹则表现了社会上下阶层对节日的喜爱与积极参与的热情。

吕希哲在记述中将自己的经历、生活、想法与观点融入杂记当中，使笔记成为主客观兼融的写作。《岁时杂记》内容虽随意记录，或出于闲暇之备览，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使他们在作品中往往裨劝戒，寓教化。如四库馆臣评王栐《燕翼诒谋录》“其书大旨，采成宪之可为世守者……并详及其兴革得失之由，以着为鉴戒。”吕希哲通过博杂式的记录，在书写中渴望着一些和平盛世下的岁时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与塑造。

《岁时杂记》对岁时民俗事象与岁时民俗生活的记录与书写，有其历史根源的追溯，也有当时的现实记录，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考证还是鲜活的生活现实，都使民俗事象成为有根之源。《岁时杂记》一方面挖掘了岁时民俗文化的历史之根，另一方面也对当时岁时民俗文化与生活提供资料支撑，对当时节日生活进行了古今比较与对照。《岁时杂记》的实录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奚如谷（Stephen H. West）曾言：“文本如相机一样，聚焦在越来越小的细节上，叙述者越熟悉的地方，叙述就越具体”，生活细节描述恰恰体现了作者对这些生活内容的关注与熟悉。《岁时杂记》就是以这种微观具体的叙述视角，描写了节日生活的细节。张紫晨认为《岁时杂记》作为一部杂记岁时的民俗文献，能记他人所未详记，发掘他人之所未能发的内容。刘子健（James T. C. Liu）认为12世纪史学的进步是多方面的，他从七个方面概述了12世纪中国史学的总趋势：

第一，是从官修到私撰的转变以及私人着史势头的不断增长。第二，各种非正式的故事、笔记、小说的数量超过了正式的史书。第三，同宏观概览相比，人们越来越偏爱更细微、更具操作性的题目。第四，越来越多的人抛开整个帝国，将注意力放在区域研究上，最明显的是方志的繁荣和空前细致的地方风物记载。第五，一些著者专门将大门类中的某些方面抽出来，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前有洛阳名园的专著，后有洛阳牡丹的专史）。第六，人们努力研究那些意义重大的未知问题，希望藉以补充历史认识。第七，12世纪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学科必须利用其他学术分支的知识，例如军事科学、历史地理、艺术史、建筑学、医书等等。

12世纪以来，宋代史学趋向私撰，视角转变为微观化，题目趋向可操作性，注重区域研究和某些方面的细致深入研究。其实，不但在史学，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宋代笔记此时大量出现，他们的视角更为细腻，注重细小的门类或方面，将书写的内容放在区域化或生活化方面，关注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同时注重与其他分支门类知识的关联，将普遍的、日常的内容纳入作者记录与描述范围之内。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评及宋代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时说：（宋人）“注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过去的诗人所忽视的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或者事情本身不应被忽视，但因为是普遍的、日常的和人们太贴近的生活内容，因而没有作为诗的素材，这些宋人都大量地写成诗歌。所以诗比起过去的诗，与生活结合得远为紧密。”宋词与绘画更是如此，许多词作与绘画作品中呈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超越了宫庭词、宫庭画的局限，更加贴近生活实际。

吕希哲对某些节俗的记述是极为细致翔实的，这正是源于作者微观视角下的细雕详述，如上元竹槊灯的制作方法：“上元灯槊之制，以竹一本，其上破之为二十条，或十六条；每二条以麻合系其梢，而弯屈其中，以纸糊之，则成莲花一叶；每二叶相压，则成莲花盛开之状。热灯其中，旁插蒲，捧荷叶剪刀草于花之下，唯都人能为。近瓯浙间亦有效之者，今禁城上团团皆植灯槊，犹用此制。”包括材料、制法、形状、装饰等，似乎据此我们亦可制作一盏精美的“竹槊灯”。再如记都人上元制“纸飞蛾”翩翩若飞，“都人上元以白纸为飞蛾，长竹梗标之。命从卒插头上，昼日视之，殊非佳物。至夜，稠人列炬中，纸轻竹弱，纷纷若飞焉。又作宜男蝉，状如纸蛾，而稍加文饰，又有菩提叶、蜂儿之类。”以白纸为飞蛾，粘于条竹杆上，插于从卒头上，白天看似不佳，但至夜晚的灯火下，纸轻竹弱，似飞起来一样。另做“宜男蝉”，加以装饰以后像菩提叶上的蜜蜂般飞舞。记端午粽子的形制及名品，有角粽、锥粽、菱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等，并详述粽内所添加食物，如枣、糖、松栗、胡桃、姜桂、麝香，有的烧艾灰淋汁煮粽，粽的颜色如金。再如端午做道理袋、赤白囊、蚌粉铃、色纱罩、钗头符等，皆详述其制作过程、佩饰方式及其功用，其中“都人端五作罩子，以木为骨，用色纱糊之，以罩食。又为小儿睡罩，有甚华者。”端五正进入炎热季节，蚊蝇等害虫大量出现，为健康卫生考虑制成这种用来罩食的色纱罩，又据此原理制作的用于小儿防蚊的睡罩，起了很大的安神与疾病预防作用，这种罩食的色纱罩及睡罩沿用至今。宋代节物的精美制作工艺与宋代发达的手工技艺及在生活中对美的追求密切相关，这些手工艺依赖社会语境生存，文化语境受制于社会语境，受社会语境影响，同时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语境的发展。

再如七夕乞巧节，有祭牛女、小儿乞“聪明”、女子“乞巧”之俗，“七夕，京师诸小儿各置笔砚纸墨于牵牛位前，书曰：某乞聪明。诸女子致针线箱笥于织女位前，书曰：某乞巧”，以表乞求诚意。七夕时人们设“祭牛女”仪式：“京师人祭牛女时，其案上先铺楝叶，乃设果馔等物，街市唱卖铺陈楝叶。”宋代其俗与中元祭父母仪式相同，“人家大率即享祭父母祖先，用瓜果、楝叶、生花、花盆、米食，略与七夕祭牛女同。”乞巧除了祭牛女仪式外，还有设乞巧棚、穿七孔针，生花盆，制作煎饼、巧果供牛女及相馈赠，“京师人七夕以竹或木或麻秸，编而为棚，剪五色彩为层楼，又为仙楼，刻牛女像及仙从等于上，以乞巧，或只以一木剪纸为仙桥，于其中为牛女仙，从列两傍焉。”“今人月下穿针，实不可用。其状编如篦子，为七孔，特欲度线尔。”“ 京师每前七夕十日，以水渍绿豆或豌豆，日一二回易水，芽渐长，至五六寸许，其苗能自立，则置小盆中，至乞巧，可长尺许，谓之生花盆儿，亦可以为菹。”“七夕，京师人家亦有造煎饼供牛女及食之者。”“京师人以糖面为果食，如僧食，但至七夕，有为人物之形者，以相饷遗”等，叙述可谓详尽备至。对宋代岁时节日的细致描写，一方面源自宋代民众对节日物品制作的精致与细微，另一方面也源自吕希哲等宋代文人观察视角趋微观细腻，注重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观察与记录，从生活的细微处构建理想的社会生活秩序，这些生活化的记录与描写也与宋代“杂记”文体的微观记述视角一脉相承。国家的统一局面、南北经济的交融也促进了各地区节日风俗的交融，科学的发展又为节日风俗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岁时杂记》经常在记节俗节物时引用相关的文人诗词，除了那些应制的节日诗词外，这些文人创作的节日诗、节日词与当时的节物、节俗一起被记录下来，一方面补充说明了各个节俗的普遍性及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也使节日增添了文学的雅趣。尤其在宋代，节日诗、节日词盛行，对这些节日诗、词的引用体现了节日为文人所看重，乐于吟咏，节日也通过文人的吟诵增添了节日气氛。古代的元日即今之春节，换挂新桃符辞旧岁迎新年，也寄寓着人们对新年驱灾避邪、平平安安的期盼，引王安石诗：“总把新桃换旧符”，苏轼诗句“退闲拟学旧桃符”，文人诗扩大了元日挂桃符的文化影响力。宋时不仅挂桃符，还在桃符上画神像、题春词、书祝语，《宋史·世家二·西蜀孟氏》记孟昶在蜀地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上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再如人日造面茧以探官位高低，引欧阳修诗：“来时擘茧正探官”，人日有送穷习俗，过去老百姓在贫穷中度日，他们希望生活好起来，于是产生送穷的习俗，历来即有许多送穷诗文，如韩愈的《送穷》、段成式的《留穷辞》、唐庚的《留穷》、蒋士铨的《题迎穷图》、元好问的《送穷》等。吕希哲在记送穷这一习俗时引了石曼卿《送穷》诗：“世人贪利意非均，交送穷愁与底人。穷鬼无归于我去，我心忧道为忧贫。”诸如此类的文人诗词引用在《岁时杂记》中多处出现，据笔者初步统计，约有五十处。结合金盈之《醉翁谈录》对《岁时杂记》的抄录情况来看，《岁时杂记》确实引用并保存了一些前人及当时文人诗词创作。当然，由于《岁时杂记》主要是从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中辑录出来，《岁时广记》本来具有辑录前代书籍、诗、词、文的特点，所以在判定《岁时杂记》诗词引用时还需进一步考证确认。

吕希哲在《岁时杂记》中除了喜欢引用文人的节日诗词以外，还注重引用俚言俗语、谚语、咒语、俗说、世传等民间语言来述民俗事象与民俗活动，这些来自民众通俗的言语，一方面体现了《岁时杂记》的记录内容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节日生活，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这些节俗已经深入到社会中下层民众，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准则与信仰。

这些俗语、俚谚及谚语的使用，使《岁时杂记》这部文本的记录与阅读增添了生活化色彩。俗语、谚语、俗说、俗传等是民间语言的凝练，是民间的通俗化知识，体现了民众的普遍认识。有些民间语言表达了民众的节日生活与节日信仰，如念咒语“蛇行则病行，黑豆生则病行，鸡子生则病行，咒毕，遂掩埋之”，来表达京师人元日钉面蛇、炒黑豆、煮鸡蛋，用三姓人掘地，以铁钉钉三物以祈求祛病驱邪、健康平安的目的；以谚语“懒妇思正月”的诙谐语气表达了元日的忌针线之俗，京师妇女盼着元日到来，可以停做针线，尽情休息玩耍；以“俗说立春日食飱者，至纳妇拜门日，腰间有声如嚼然，皆以为戒”，表示民间立春日忌食飱，否则新娶妇拜门日会出现腰间有声如咀嚼声，故此日戒食飱，此俗与社日忌食虀俗相同；俚谚“好男勿鞭春，好女勿看灯”指立春日鞭完春牛这个模拟春耕的巫术行为后，春牛被当场打碎，瞬间瓜分完毕，甚至出现争抢，以至毁伤身体，年年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民间信仰中得到牛肉的人，他家的蚕收成好，且可用于治病。而上元观灯之时，常有无赖泼皮出现在观灯夜调戏良家妇女等行为，故有“好女勿看灯”俚谚；因俗有“是日（社日）不废业，令人懵懂”之俗，故社日学生给假、幼女辍女工；谚语“寒食十八顿”之说及“馋妇思寒食”等语，均表示遵寒食禁火之俗，故京都人家于寒食节前备办下丰盛的食物，这与正月忌女工俗相似；“世传中秋月圆则兔多，阴则兔少”，来表现养兔人凭中秋夜月亮的圆缺来判断兔子生殖能力强弱；谚语“肥冬瘦年”表示宋代都城市民及民间对冬至的重视，宋代将寒食、冬至、元日作为三大节，到了冬至人们互相拜问馈赠，往往出现到了元日大节，有的人家已无财力置办年节；再如民间熟知的“九九词”，以通俗的语言记下自冬至的第二天算起，开始数九，共九九八十一天，因“九九词”的内容及语言趋向民间，吕希哲在《岁时杂记》称其为“鄙俗”，“鄙俗自冬至之次日，数九，凡九九八十一日。里巷多作九九词。又云：九尽寒尽，伏尽热尽。”陈元靓《岁时广记》在注解中标为：“九九词乃《望江南》，今行在（南宋临安——笔者按）修文巷有印本，言语鄙俚不录。”由此可见“九九词”的语言是俚俗的，其内容似有被吕希哲、陈元靓轻视之意，但不可否认，“九九词”已为里巷民间所熟知，以此作为“九尽寒尽”的物候认知方式；又如以俗语“冬馄饨年馎饦”与东京谚语“新节已故，皮鞋底破，大捏馄饨，一口一个”，两者以生动活泼的笔调讲述了北宋东京人家冬至多食馄饨之情景；谚语“交年日扫屋，不生尘埃”，表示北宋东京腊月二十四交年日重扫屋，且无禁忌，不需择吉日吉辰；俗语“守冬爷长命，守岁娘长命”，体现了岁除夜小儿女通宵不睡欢快地守夜习俗。这些节日谚语、俗语使节日生活更为生动、活泼、有趣，使节俗活动更贴近民众的真实生活，也使民众的声音为人所听，体现了民众主体在社会生活舞台上拥有了一定的地位。吕希哲作为北宋时期的士大夫官员，其关注视角开始放眼社会中下层民众，使这些普通民众与皇宫后院、达官贵族、京师贵家等社会上层群体共同构成了北宋岁时生活的风貌，这是《岁时杂记》这部民俗文献的重要价值所在。

这些俚言俗语的使用，反映了宋代俗语风气之盛，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亦曾说及“此录语言鄙俚”，伊永文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从宋明文人著述发现陈师道《后山诗话》、吴聿《观林诗话》等书“均记宋语言鄙俚者，可证《东京梦华录》诚非偶然，乃宋之俗语大盛风气而成”，俚言俗语中散发着浓厚的市井气息。

除了引用谚语、俗语等内容外，《岁时杂记》还包括一些以谐音来寄寓美好祝愿的节俗内容，如“重九日天欲明时，以片糕搭小儿头上，乳保祝祷云：百事皆高。”以“糕”谐“高”，寓意百事皆高，步步高升；“民间九日作糕，每糕上置小鹿子数枚，曰食禄糕。”以“鹿”谐“禄”，寄寓升官位增俸禄，在仕途上一帆顺。

再如送穷、卖懵懂等这种人人避之不及，却以“卖”或“送”的方式卖给或赠与他人，如《岁时杂记》载“卖懵懂”之俗：“元日五更初，猛呼他人，他人应之，即告之曰：卖与尔懵懂，卖口吃亦然。”即在除夕夜沿街呼卖，希望把懵懂卖掉，若有人答应即可将懵懂卖与他人，自己则会在来年变得聪明。“卖懵懂”本需弃之，却以商业买卖方式卖与他人，具有强烈的活泼戏谑意味，也突显了宋代买卖影像。南宋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序》云：“分岁罢，小儿绕街呼叫云：‘卖汝痴，卖汝痴！’世传吴人多呆，故儿辈讳之，欲贾其余，益可笑。”其《卖痴呆词》：“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滞钝迎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侬乃有余。巷南巷北卖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栎翁块坐重帘下，独要买添令问价。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赊痴呆千百年！”这种风俗到元代仍然保留，元人高德基《平江纪事》云：“吴人自相呼为呆子，又谓之苏州呆。每岁除夕，群儿绕街呼叫云：‘卖痴呆，千贯卖汝痴，万贯卖汝呆，见卖尽多送，要赊随我来。’”；“卖口吃”“卖痴呆”似“卖懵懂”。南宋陆游《乙丑元日》诗：“惟思买春困，熟睡过花时。自注云：俗有卖春困者，予老惫思睡，故欲买之。然则宋时又有所谓卖春困者。”“卖春困”亦与“卖懵懂”相似，俞越按注为“今人知有卖痴呆之语，不知宋时谓之卖蒙懂，至卖口吃则罕有知者矣。”

人们还认为“穷鬼”控制着人类的贫穷，固有“送穷鬼”之俗，《岁时杂记》载：“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前引一些送穷文、诗、词等，皆表达民众希望摆脱贫穷，使生活有些改善的希望和愿望。

一些节日游戏也体现了节日生活的活泼娱乐趣味，如做元日“探官茧”占卜官位，寒食以花球棒为“击球戏”，端五“解粽叶”以长短定输赢，岁除日作面具驱傩蔽面为小儿戏等，皆使节日活动带有很强的娱乐趣味色彩，在嬉闹中欢乐过节。总而言之，《岁时杂记》对琐细岁时生活的记载语言是简洁的，记事、记人是真实的，作者吕希哲没有像孟元老那样经历金灭北宋的“靖康之乱”，没有对北宋东京的留恋与回想，没有对南宋偏安一隅的苦闷与不满，没有对未来的期盼与设想。因此吕希哲对过去东京及外郡岁时生活的描述是相对客观的、真实的，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见闻记录。吕希哲后半生遭遇多次政治打击，有南北多地不同的生活经历，且处于城市经济、经济消费与文化娱乐快速发展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因此他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不可避免地有意趋向社会中下层人群，这就使他的文本记录中有社会上中下多个阶层的生活影像，也使《岁时杂记》呈现出宋代相对全面、真实而丰富的岁时民俗事象与民俗生活全貌，并与《东京梦华录》《春明退朝录》及《醉翁谈录》等书共同构成北宋东京研究的重要史料，尤其在北宋东京及外郡的岁时民俗生活方面，更是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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